前言原版

一

1992年9月的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一本叫作《管理的前沿》的书，作者是彼得·F.德鲁克。读着这本书，我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这是一本讨论经济和管理问题的论文集。然而，它与我读过的任何经济学或管理学著作都大不相同。它谈论的话题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复杂，但在作者眼中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此清晰，好像它们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以前未曾看到的，我从未想到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它的语言是那么自信优雅，没有生僻的概念术语，甚至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注释。同时，我心中又产生了巨大的疑惑。

这本书的开篇是记者里奇曼采访德鲁克之后写成的“访问记”，其中德鲁克说了这样一段话：“30年前，我出版了《管理的实践》，那本书使人们能够学会怎样进行管理。当时，人们认为管理是少数天才能做的事。我坐下来，使它成为一门学科。”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然而，当时国内的《管理学》教科书几乎没有提到过《管理的实践》这本书，也没有一个教授谈到是德鲁克创立了管理学。无论如何，《管理的前沿》一书让我睁开了眼睛，我这才发现几乎在各种管理类书籍中都能找到德鲁克的名字。德鲁克的管理学的确与众不同，它不仅为实践者提供了管理知识，它还具有一种力量，一种触动人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激发起人们的责任感和勇气去创造一个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我确信这才是管理学。

一

德鲁克20世纪初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7年去往美国，到2005年辞世，他见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在管理学领域辛勤耕耘60余载，成为研究20世纪西方管理学演变的一个重要线索。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经济的变迁紧密相关。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鲁克就预见到希特勒终将失败，西方国家将进入一个新的工业社会时期。1943年，在反法西斯联盟逐步扭转战争初期被动局面，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时期，德鲁克走进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8个月之后，《公司的概念》一书出版，这是一部从多个视角来研究大型工业企业的著作，也是德鲁克的研究从政治学领域转向管理学领域的标志。《公司的概念》一书提出的组织理论激发了西方大企业以分权化为标志的改组浪潮。20世纪50—70年代，西方经济经历了战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德鲁克管理思想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发展成熟，《管理的实践》（1954年）一书标志着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形成，其倡导的目标管理思想在管理热潮中受到追捧。《管理：使命、责任、实务》（1973年）一书则可以视为这个时期管理思想的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开始步入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这个时期德鲁克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对创新和创业的研究以及对知识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研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1985年）和《非营利组织管理》（1992年）可称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革之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创业时代的管理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而《非营利组织管理》则将视野从企业管理扩展到了公共管理。如果将德鲁克思想比喻为一条大河，上面提到的这些著作只是这条河流的几个拐点，它还有水草丰美的源头，纵横交错的支流，并与管理学其他流派交汇融通，是了解西方现代管理学发展的一把钥匙。

二

福莱特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思想分门别类……我们不会想到这是经济学原理而那是伦理学原理。在我们所有的思想背后，必然有一些根本的基础的东西，而那正是用来解决一切难题的。

那么，德鲁克管理思想最为根本的源头是什么？德鲁克在《管理的前沿》一书中曾经说过，“我对管理的兴趣，并非始于企业……是从我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开始的。”实际上，理解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要从他的社会理论开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文中，他构想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社会，这可以视为理解德鲁克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功能社会，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找到自己明确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社会。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是为其功能社会理想服务的。在德鲁克看来，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的任何类型和形式，都取决于该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终极成就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都是选择性定义的，不同的选择形成不同的基本价值观。人的本质可视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平等的或不平等的，善的或恶的，完美的、可臻于完美的或是无法臻于完美的。终极成就可以视为是在现世或来世，是在于灵魂不朽或是灵魂最终寂灭，是在于和平或战争，是在于经济成功或子孙满堂。关于人的本质的信念决定着社会的意志；关于终极成就的信念，则决定着对实现这一意志的追求。在德鲁克看来，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平等的，同时也是无法臻于完美的，这表明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能够完全理解组织的复杂性并完全驾驭它。

人类的终极成就在于和平相处，而经济成功则是功能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这些价值观是从美国社会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基本信念衍生而来，是传统价值观在工业社会的新阐释。人在本质上的不完美是组织必须采取分权原则的根本依据，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并对选择导致的结果负起责任。德鲁克认为，通过改善管理，现代企业可以在遵循和发扬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持续发展。管理者的使命就是要创造并实践与这些价值和信仰相协调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技术。只有这样，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和现代社会才能有效运转下去。他一再强调，组织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超越自我。工商企业，最终的目的是经济；医院，最终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大学，最终的目的是教书育人并从事研究工作。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所谓的管理，这一独特的现代发明，把人类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并建立起社会组织。德鲁克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文中谈到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企业的创新活动时指出，创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持和提升企业的赢利能力，更重要的是创新促成了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自我更新，社会组织只有通过鼓励创新精神和激励创业才能避免革命和流血，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德鲁克在晚年之所以特别关注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的管理，是因为他看到了知识社会具有与工业社会不同的性质和结构，社会功能的分化需要以新的组织形式为载体，只有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一起合作，才有可能减少冲突和动荡，实现西方国家向知识社会的成功转型。

由此可知，德鲁克研究管理学的出发点在于，通过组织和管理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

三

德鲁克的思想看似平易实则艰深。

德鲁克的著作行文优美似散文，尤其是管理类的著作和文章，行文妙语连珠，说理平易，多用例子和比喻。但是，要真正理解与接受这些思想和方法却实属不易。目标管理已经成为最为普遍使用的管理技术，尽管德鲁克强调目标管理重点不在目标而在管理，但是大多数管理者眼中仍然只有目标而不见管理。关于利润，德鲁克说它只不过是投资于未来的成本，然而，鼠目寸光、见利忘义者比比皆是。复杂的商业环境有其潜在的观念模式和行为体系，不仅普通人难以真正有勇气实践德鲁克的想法，即便是斯隆也对自己的管理哲学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德鲁克的“工厂社区”之说。如果不是日本人首先拜德鲁克为师，并且取得了令西方瞠目结舌的成功，将美国式管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写为多元化格局，恐怕韦尔奇、盖茨以及戴尔都不会虚心就教于德鲁克，并且如此重视他的意见。

即使对于学界而言，德鲁克也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理解。事实上，学界对德鲁克的认同主要是源于实践者对德鲁克的重视。对学科日益趋向细分化的学术界来说，德鲁克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者本身就是异端。他每隔两三年就研究一个新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因此，他精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熟悉医学、文学、教育学和日本艺术。他不遵从流行的学术规范，在追求客观定量分析的科学范式居于至尊地位的时候，他坚持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学科，坚持管理真正重要的方面是不可能量化的。他试图了解每一种新事物的来龙去脉，直至找出它的本来面目。他在文中肆意地旁征博引，有意在文章中避免使用公式和图表，笔锋锐利，语气斩钉截铁。尽管他的思想所及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知识面，但他却赢得了最为广大的读者群。尽管任何学者都难以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对德鲁克做出全面的评价，但背景不同的读者都从德鲁克的论述中发现了有关本学科的真知灼见。

四

德鲁克之所以被认为是经验学派的代表，是由于他极大地发展了经验研究的方法。经验研究者往往要采用已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处理经验形成理论。但德鲁克不同，他自己发明新的概念，提出新的理论，他既是经验主义者，又是预言家。他提出或重新阐释了工厂社区、目标管理、重新民营化、创新、企业家精神、团队工作、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社会等概念，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管理改革浪潮。这些概念诞生之时，它们似乎与现实距离遥远，甚至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然而，这些概念却又是如此平实自然，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管理术语中，同时也悄悄融入日常语汇之中，好像它们本来就存在着，而并非得益于某人的创见。

也有一些研究者称德鲁克管理思想为“大师（guru）理论”，而没有沿袭孔茨将德鲁克归入经验学派的说法。英国学者胡克金斯基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教科书的观点，按照市场接受性（著作销售量）、争议性（与传统思想的对立性）、独特性（可为管理者提供大量有趣的议题）和作者声望四个标准来确认哪些管理思想最受欢迎，并将这些最受欢迎的作者称为“大师”。按照这个排名，德鲁克排名第三，居于法约尔和麦格雷戈之后。大师是印度教中的精神和灵魂传教者；在美国，这个词指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它表明管理者准备按照他们喜爱的大师的建议和指导采取行动，有时甚至是不加批评地采取行动。

这两种观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德鲁克。何谓学派？一般而言，如果一些理论之间存在着充分的相似性，它们或者持有相似的观点，或者采用类似的方法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有继承有批判有发展，而又未脱离某种范式，研究者往往将它们视为一个流派。因此，孔茨的经验学派之说，将德鲁克与戴尔、纽曼等人放在一起，因为德鲁克和戴尔都曾仔细研究过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等企业的经验，得出过类似的观点，戴尔还在《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对经验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做了叙述。学派的说法，意义在于找出不同学者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并说明这个学术群体的传承渊源与未来发展。显然，大师理论要简单得多，它并不理会这些复杂的关系，它只是强调这些大师不同凡响，本身代表一座高峰，如果放在流派之中，难免淹没了大师个人的卓越贡献，因此大师不适合集体照，称其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如直接称之为“彼得·德鲁克”。

五

本书根据我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我尽力避免使用生僻的学术术语，避免因为过于学术化而使本书成为对读者来说面目可憎的概念迷宫。德鲁克钻研过那些最为晦涩的哲学著作，而他文风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想他也一定不会赞同研究者把他清楚明白的道理说得云里雾里冒充高深。

谨以此文纪念彼得·德鲁克先生！

张远凤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