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知识社会理论
在经历了战后近3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发达国家渡过了工业社会的盛年期，进入了所谓的后资本主义时期。德鲁克发现，没有一个后时期是持久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西方历史上，每隔几百年，社会就会出现急剧转变，短短几十年里，社会重建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政治结构以及人文学科的主要体系，50年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40]。目前，西方社会在这样的转变中，那个全新的社会就是知识社会。在德鲁克看来，知识社会仍将是一个多元社会，西方知识社会的构建仍将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原则，知识社会的秩序将建立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解体和英法等国重新私有化，都意味着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它重新强调个体、强调人，它甚至可能导致个人责任的恢复[41]。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非营利组织将成为知识社会中个人承担责任的又一个重要载体。
一、知识社会的难题
知识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群体将划分为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也不是经理和工人。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在同一个家庭里，有可能既有服务工作者又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42]。然而，由于知识工作的流动性，知识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参见第6章）。德鲁克曾经提出建立工厂社区来解决工业社会的矛盾，但是，工厂社区在过去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现在更难以依靠它来解决知识社会的难题。
德鲁克曾经提出通过建立工厂社区来调和工业社会的矛盾，融合不同的群体。然而，这个设想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几乎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一些成功采取了这一理念的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陷入困境。IBM公司就是德鲁克工厂社区理想的实践者。几十年来，IBM公司一直实行稳定就业和保障收入的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陷入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了亏损的极限。1993年新上任的CEO郭士纳（Louis Gerstner）迫不得已放弃了对员工的就业保障承诺，一举裁员上万名。IBM的经历表明，德鲁克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工厂社区理想20年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德鲁克一向认为日本企业是自己最好的学生，然而日本企业在20世纪末也陷入了困境。2004年，支撑到最后的松下公司也不得不宣布放弃终生雇佣制度。
德鲁克晚年对“工厂社区”理论进行了反思。“40年前，我想工厂社区将在工作场所中出现，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1949《新社会》和1954《管理的实践》中，我称之为赋予个人地位、作用和自治责任的地方。这正是日本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的事情。但即使在日本，工厂社区也不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至少对知识工作者来说是如此，日本工厂社区与其说是建立于归属感之上，不如说是建立于害怕被工厂社区抛弃的恐惧之上。工厂社区在西方则从未扎根。我仍然坚持认为，雇员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责任和自治。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43]1995年德鲁克在与日本学者中内切谈话时说道：“我大约在1940年开始对管理产生兴趣，因为我观察到大企业将成为一种新的整合社会的单位。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倡雇佣制度的稳定性、年薪保障，以及在工厂中组成自治社团，将员工社会层面的生活和工作也纳入管理考虑的对象。这些概念在西方未曾得到很大的回响，然而，日本却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大步迈进……然而即便如此，今天的企业组织显然也无法做到我50年前所寄望的。因为对于知识工作者而言，企业组织并不能取代家庭和社区的地位。”[44]
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社区不能适应创业型经济的要求。在稳定的企业社区中难以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在一个新老产业地位迅速变化的时代，企业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大的调整。抛弃老的产品和老的生产线，意味着为老产品和老生产服务的工作岗位不再需要，这些岗位上的人也只能离开。显然，战略转型中的企业再也没有能力保障每一个现有员工的工作和薪水。
可见，工厂社区理想与事业理论一样有其特定的产生条件和适用范围。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长期动荡之后，大型制造业企业成为社会的主导机构，蓝领工人成为主要就业群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产业结构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德鲁克提出工厂社区概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基本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由服务业和信息业以及知识工作者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转变，产业升级加速，企业的平均寿命缩短，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同时，各种非营利组织大量涌现。这样一来，工厂社区理论的假设条件就不复存在了。
如同德鲁克一贯坚持的那样，是主动抛弃昨天的时候了。这一时期，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潮流，各类组织从战略到组织开始了全面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期，哈梅尔和普拉哈拉德等学者提出了公司再造理论，克林顿上台以后提出政府再造战略。德鲁克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企业再造是不够的，必须以个人再造为起点，实现企业再造、社会再造和政府再造，即整个社会的全面再造。再造的目标很明确：个人再造主要是指知识工作者必须学会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并承担起社会责任。德鲁克指出，工业化国家的管理者有责任向员工灌输这种个人再造的观念，将他们转变成社会的贡献者，企业必须通过再造克服持续成功的障碍，政府通过再造建立小而强的政府。社会通过再造依靠非营利组织重建社区。在知识社会，个人将凭借社会部门取得公民身份。社会需要在两个领域得以发展，它们将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慈善事业的领域里发展，它们还将在改变社区和改变人的服务方面发展。促使社会部门的自治社区组织的发展，是使政府转向并使之重新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步[45]。这样，“自治社区”取代“工厂社区”成为德鲁克社会理论的新的核心概念。
二、非营利组织的功能
德鲁克看到，知识社会将是一个比工业社会更为多元化的社会，社会部门将在其中扮演前所未有的主要角色。工厂社区未能做到的，社会部门将能够做到，人们将凭借社会部门而不是企业中的工厂社区取得公民身份。不同社会和国家肯定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建其社会部门，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自治社区将依托非营利组织来实现其整合社会的任务。在知识社会中，社会服务的供给将不会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商品的需求与供给通过市场来实现，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不是商品的需求而是精神的安全感，市场在这个方面显示出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此，它的给予与需求将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非营利组织，这个部门的运作规则也将与市场机制大不相同（参见第6章）。
尽管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这个共同名称之下集合各种各样规模结构使命各不相同的组织，但这些机构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人。在美国，这些非营利组织中的志愿者正在成为劳动大军中的最大部分，其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独特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的社会奉献，正在塑造着积极进取与卓有成效的个人品德[46]。
在德鲁克看来，美国第三部门机构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新纽带，成为知识工作者和其他人群之间的桥梁。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类组织是它的不同器官，只有这些器官有效地完成各自的功能，一个社会才能健康运转。知识社会需要培育非营利组织这样一个新型器官，并且必须以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方式承担起社会功能。政府制定并执行规则，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期望获得回报；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社会部门，它的宗旨在于改造人，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非营利组织关心个人的精神需要，特别是知识工作者的精神需要，并帮助其成员获得精神力量面对种种新问题带来的压力[47]。由于政府的规模与复杂性，使得人们直接参与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商业部门经理，特别是中层管理人员，在非营利组织中作为管理者发挥决策作用。他们成了主动的公民，这可能是第三部门的最大贡献[48]。
正如德鲁克所说，管理只有几个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条件下以不同面貌出现，但问题的性质并未改变。在知识社会里，组织仍然是社会的器官，管理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确保这些器官发挥功能，以维护社会信仰保持社会和谐。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的混沌中，德鲁克希望通过改善大型企业组织的管理使它们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观点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萨缪尔逊在其主编的著名《经济学》教科书中宜称：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在这个新时期，德鲁克在继续对关注企业的生产力，同时将目光投向非营利组织，认为非营利组织将承担起他原来寄希望于大型企业而未能实现的理想，充当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在60多年的管理学生涯中，德鲁克的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然而，德鲁克的管理思想除了变化之外，同时也具有某种一致性。正如邓正来对于哈耶克的评价，哈耶克的终身问题是对“一种整体社会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的追问和考察。哈耶克的这种连续性或终身问题意味着，尽管他的思想经历了诸多变化或转换，但在这些变化或转换的深处，哈耶克同时也具有某种基本的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只不过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他对这个一以贯之的基本问题所诉诸的解决方式或途径不同而已[49]。如果说哈耶克的终身问题是求解一种整体社会秩序的形成，那么，德鲁克则试图通过组织和管理来实现它。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明确指出，他所设想的以通用汽车为典型并对其加以改良的现代企业内部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纲要”，尽管后来德鲁克对这个纲要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调整，但通过组织与个人的融合来创造一个功能社会的理想始终是他研究管理学的原动力。
从其功能社会的理想可以看出，德鲁克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希望和平地建立并维护和谐的工业社会新秩序。尽管时代变迁，社会在变化，德鲁克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成果也不断发展，但是他对社会和组织的基本信念却未曾改变。可以说，德鲁克管理思想是为其功能社会理想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