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二天早晨，老警长凭着一定的经验，等待着一些麻烦的降临，他是这样称道与鲁茨的摩擦的。“人人都知道过星期六，”当他穿过阿尔滕贝格桥时冲着自己说，“这时，官员们只是闷着良心龇牙咧嘴，他们整个星期都不干一点人事。”他当然身着一身黑装，施密特的葬礼定在十点举行。他不能逃避葬礼，这正是让他感到恼火的事。

封·施文迪刚过八点就来访，但不是造访贝尔拉赫，而是鲁茨，钱兹向他报告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封·施文迪和鲁茨一样，属于同一党派，也就是自由社会主义独立者联盟。他热忱地提携过鲁茨。他们参加过一次亲密的理事会，接着共同进餐，从此以后，他们就彼此以你相称，尽管鲁茨没有被选上议会议员。在伯尔尼，封·施文迪解释说，一个名叫卢修斯的人民代表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真是岂有此理，”那肥胖的身体刚一出现在门口，就听到他开始叨叨起来，“你们这些伯尔尼警察干的什么好事啊，尊敬的鲁茨。开枪打死我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的狗，一条稀有的南美种狗，还打断了文艺演出，安纳托尔·克劳斯哈尔-拉法里，举世闻名的钢琴家。瑞士人真没教养，闭关自守，没有一丝欧洲人的思想。要对付这一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当上三年兵。”

这位党内同志的出现让鲁茨顿感十分尴尬，他也害怕这家伙没完没了地喋喋不休，便立刻请封·施文迪坐下。

“我们陷入一个十分艰难的侦查案件中，”他胆怯地说道，“你自己也明明知道，以瑞士的标准来看，那个主要承担侦查工作的年轻警察完全可以被视为才华出众，而参与其中的老警长已经不中用了，我不瞒你说。我为这样一条稀有的南美种狗的死亡深表遗憾，我自己也养狗，也爱狗。我同样将会对此进行特别严厉的调查。恰恰在刑事犯罪方面，人们简直一无所知。”

他停顿了片刻，惊愕地发现，封·施文迪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然后接着说，却一副完全神不守舍的样子，他要明白，这个被害的施密特星期三去过他的当事人加斯特曼那里，出于一些确切的理由，警察局一定会这样推测。

“亲爱的鲁茨，”上校回答道，“我们打开窗子说亮话，你们这些警察局的人简直是无所不知；我毕竟对我的兄弟们了如指掌。”

“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国会议员先生？”鲁茨慌乱地问道，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以您相称；他从来都没有觉得以你相称会舒服些。

封·施文迪将身子往后一靠，两手抱在胸前，咬牙切齿，摆出一副身兼上校和议员的人理所当然应有的架势。

“可爱的博士先生，”他说，“现在，我真的非要弄个一清二楚不可，你们为什么要把施密特被害案强加到安分守己的加斯特曼头上呢？在汝拉山区那边发生的事，到底管你们警察屁事呢？我们早就没有什么盖世太保了。”

鲁茨一头雾水，不知所措。“我们怎么会把施密特被害案强加在这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当事人的头上呢？”他无助地问道，“而一个凶杀案怎么会跟我们毫不相干呢？”

“施密特化名普兰特尔博士，以在慕尼黑教授美国文化史的编外讲师的身份参加了加斯特曼在他的拉姆波因家里举行的社交活动，如果你们对此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整个警察局都必须由于在刑事侦查方面的一无所知而无条件地引咎辞职算了。”封·施文迪边说边用右手在鲁茨的办公桌上激动地敲着。

“对此我们确实一无所知，亲爱的奥斯卡，”鲁茨说，如释重负，因为他在这个时刻才想起了国会议员那个让他久久寻思的名字。“我刚刚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新线索。”

“啊哈！”封·施文迪干巴巴地应了一声后就沉默了。这时，鲁茨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处于下风，预感到，无论上校试图要在他这里得到什么，他只有步步退让的份儿。他无助地望着特拉弗莱特的绘画，望着行进的士兵，望着飘扬的瑞士国旗，望着骑在马上的将军。国会议员怀着某种胜利的喜悦看到了预审法官的狼狈相，并且给他的“啊哈”添加了一句，同时也要说明它的用意：

“如果说警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新线索，这也就是说，警察又是一无所知了。”

无论气氛多么难堪，无论封·施文迪肆无忌惮的行为使他的处境多么不可忍受，预审法官不得不承认，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既不是公务，警察局也不知道他去拉姆波因造访。施密特这样做纯属个人行为，鲁茨这样结束了他尴尬的解释。当然，施密特为什么要化名，他当下觉得这还是个谜。

封·施文迪向前弯起身子，用一双布满血丝和红肿的眼睛注视着鲁茨。“这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说道，“施密特在为外国势力充当间谍。”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鲁茨比之前更加无助地问道。

“我是说，”国会议员说，“警察局现在首先必须调查，施密特是出于什么原因去加斯特曼家的。”

“警察局首先要了解加斯特曼的情况，亲爱的奥斯卡。”鲁茨反驳说。

“加斯特曼对警察局毫无危险，”封·施文迪回应道，“我也不愿意看到你或者警察局任何人与他纠缠不休。这是他的愿望，他是我的当事人，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他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种放肆的回敬令鲁茨如此沮丧，他一时压根儿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他点起一根烟，慌乱中也没有递给封·施文迪一根。然后他才正襟危坐在座椅里回应道：

“很遗憾，施密特去过加斯特曼那里，这个事实必然会使警察局来调查你的当事人的情况，亲爱的奥斯卡。”

封·施文迪毫不退让。“这个事实首先迫使警察局来给我找事，因为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说道，“鲁茨，你遇见了我，你应当感到高兴才是；我不仅要帮加斯特曼，也要帮你。当然，整个事件闹得我的当事人很不愉快。但是，这事让你感到更为尴尬，因为警察局迄今依然一无所获。其实我心存怀疑，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呢？”

“警察局，”鲁茨回应道，“几乎把每个凶杀案都破了，这是有据可查的。我承认，在施密特案件中，我们陷入了某些困境，不过我们毕竟也已经——”他有点结结巴巴——“能够拿出一些客观的结果。因此，我们自然就考虑到加斯特曼，况且这毕竟也是加斯特曼派你来我们这里的原因。现在有麻烦的是加斯特曼，而不是我们；他必须就施密特案件表明态度，而不是我们。施密特去过他那里，哪怕化名也罢。恰恰这个事实才使得警察局揪住加斯特曼不放，因为被害人的反常行为的确首先让加斯特曼脱不了干系。我们必须审问加斯特曼；只有你能够完全确凿无疑地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施密特化名去你的当事人那里做客，况且我们断定不止一次，而是多次，这样我们才能予以排除。”

“那好吧，”封·施文迪说，“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地说吧。你走着瞧，不是我要就加斯特曼的情况提供说明，而是你们必须向我们说明，施密特在拉姆波因要寻找什么呢。你们在这里是被告，而不是我们，亲爱的鲁茨。”

伴随着这番话，他掏出一张白纸，一大张纸，摊开后放在预审法官的办公桌上。

“这就是那些与好心的加斯特曼来往过的人员名单，”他说道，“这是全部名单。我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我们可以排除，你对这类人不会感兴趣，他们是些艺术家。当然，对克劳斯哈尔-拉斐尔里也无可指责，他是外国人。不，我说的是本国人，那些来自乌岑多夫和梅尔里根的人。他们要么写关于莫嘉顿战役以及尼克劳斯·马努埃尔的戏剧，要么尽画些山水风景。第二类是工业家。你看看这些名字吧，都是些有名望的人，我把他们看成是瑞士社会最优秀的精英。我直言不讳地这样讲，尽管我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了农民的血统。”

“那么拜访加斯特曼的第三类人呢？”鲁茨问道，因为国会议员突然沉默不语了，以他的镇定自若使得预审法官惶惶不安，这当然就是封·施文迪的用意所在。

“这第三类人嘛，”封·施文迪终于接着说下去，“我承认，他们让施密特事件变得令人不快，无论是对你，还是对那些工业家而言都是如此。我现在必须要说出一些事情，它们本来是要对警察局严格保密的。然而，由于你们这些来自伯尔尼警察局的警察不会放过追踪加斯特曼，又因为现在尴尬地表明，施密特去过拉姆波因，所以，那些工业家迫不得已地委托我向警察局说明情况，只要对施密特案件有必要。对我们来说，令人不快的东西在于我们必须披露一些意义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可对你们而言，令人不快的东西则是，你们对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瑞士人和非瑞士籍人所拥有的权力对第三类人使不上。”

“你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鲁茨说。

“你恰恰向来对政治绝对一窍不通，亲爱的鲁茨，”封·施文迪回应道，“第三类人牵扯的是一个外国使团的成员，他们所看重的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某个工业家阶层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