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凝神静思乌克兰

2014年春，全球的目光似乎都聚焦于乌克兰，这个曾经美丽、富庶、宁静，而今却是政治阴云密布、命运前途未卜的欧洲国度。这一年的前几个月来，这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悲喜剧，不仅反映了乌克兰国内的重重矛盾，也折射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变化的复杂光谱。信息化时代，大家都喜欢“热议”“围观”，但要想真正搞清楚问题的实质，还需要屏气凝神，冷静思考一下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林林总总。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来，乌克兰进入了全面的社会转型期。政治上，它需要由一个昔日的“加盟共和国”实现向主权、独立国家的转变，并完成国家政治体系的构建；经济上，它一方面要完成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要挣脱昔日封闭的“经互会”和苏联经济体系的束缚，以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科技和人力资源的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对外政策上，它需要考虑世界格局变化和地缘政治现实，在传统的伙伴俄罗斯以及不断扩大的欧盟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 长期困扰国家发展的“病灶”

不可否认，二十多年来乌克兰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一些“病灶”的长期存在始终困扰着它，并间歇性地使它“发高烧”“打摆子”。政治上，乌克兰始终没有形成一套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又适应自身国情特点的治国模式。宪法数度修改，政体在总统制、议会制、议会总统制间不停转换，而决定这种变化的不是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和民众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占据了政治斗争上风的政治集团的好恶。2004年“橙色革命”期间，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主导修改宪法，从总统制改为议会—总统制。而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胜出后，又反其道而行之，回归1996年宪法，再次恢复了总统制并不断扩大总统职权。

与国家政体频繁变动如影随形的是，乌克兰绝大多数政党发育不健全，它们不仅没有成为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反而被寡头掌控，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来自顿涅茨克、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的不同企业所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事实上操纵着这个国家。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聚集了乌克兰国内众多富豪，艾哈迈托夫集团、季吉普科集团、博伊科集团之间既相互合作，也相互倾轧。而季莫申科本人就是一个超级寡头，这位“天然气公主”的公司仅在天然气贸易中的年营业额就曾一度超过100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大多数政党并没有清晰完整的意识形态，它们参与政治、谋求执政的目的不是实现国强民富而是“政治分肥”。在这种体制之下，政治人物的贪腐行为司空见惯，已经成为乌克兰社会肌体难以根治的“毒瘤”。亚努科维奇的长子亚历山大因在国家采购项目中屡屡中标而迅速跻身亿万富裕行列，2013年个人资产达到5.1亿美元，其旗下的19家公司涉足金融、地产、能源等多个行业。

政治失范必然导致社会失序，二十多年来乌克兰的政治文化基调不是包容、对话和平等共处，而是敌视、斗争和政治清算。在上层，“要么我来干，要么谁都别干”成了政治生活的游戏规则，得势者不是不断扩大自身势力，就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欲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失势者不是在议会中采取“不合作态度”，就是大搞“街头政治”甚至“颜色革命”。在下层，民众缺乏表达政治经济诉求和维护正当权益的正规途径，因此只能诉诸于民粹主义，将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化，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过度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无论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还是此次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我们看到的都是民粹主义的极度膨胀。在大规模的政治冲突中，“群体无意识”效应和特定政治势力的鼓动使民众的行动往往从最初的“抗议专制的法律”走向漠视法律和无政府状态。对于乌克兰民众来说，最大的悲哀在于“打破旧世界易如反掌，建立新世界难上加难”。2005年年底，乌克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的乌克兰人认为，革命时许下的“橙色诺言”没有得到兑现，“新领导人还是遵循他们前任的老路子”。

可以说，二十多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困局加剧了乌克兰社会既有的历史、宗教、文化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经济发展道路之争和政治民主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又最终演化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仍将长期困扰着乌克兰。

二 “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带”

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人们关注最多的还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确，俄、美、欧在乌克兰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对俄罗斯来说，基辅是其文明发祥地，乌克兰是其西部重要的安全屏障和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支点。普京总统复任后，加速推进欧亚一体化建设，而乌克兰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俄美战略力量对比加速失衡、俄欧政治矛盾日益凸显之际，乌克兰的西倾将是俄难以接受的损失。因此，俄罗斯要千方百计地影响乌的国内政治进程和对外政策走向。美欧也异常看重乌克兰的战略价值。布热津斯基曾直言，“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其地缘战略选择将受到极大限制”。随着近年来俄经济形势恶化，美欧以为“如今的俄罗斯经济弱小、落后、贫穷，已不可能进行境外干预”，因而更加有恃无恐地干涉乌国内事务。

在大国地缘政治角逐的背后，乌克兰危机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欧洲安全面临的困境。众所周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以来，西方阵营一度沉醉于“冷战的胜利”，在“历史已经终结”的乐观情绪刺激下，它们已完全将“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有关战后边界不可更改的规定置于脑后，并背弃了北约与华约一起解散的承诺。不仅如此，西方阵营还置俄罗斯的利益与反对于不顾，持续推动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的战略空间，这不仅让人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对于德国的压制与盘剥。2008年的“俄格冲突”突出反映出这种“胜利者—失败者”式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其实，早在2008年6月梅德韦杰夫出席俄欧首脑峰会时，就警告北约并不能保证欧洲安全，呼吁与欧洲国家签订新的欧洲安全条约。2009年年底，俄向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发送了由俄方起草的新的“欧洲安全条约草案”，提出在“相互平等而不可分割”的原则基础上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建立统一政治军事安全空间。然而，美欧对俄的倡议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可以说，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安全带来的巨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美欧这种“高傲”“冷漠”和“自以为是”导致的结果。

美欧俄各大势力在围绕乌克兰的未来走向上都跃跃欲试，各施拳脚，舆论战、心理战、经济战同时开打，热闹非凡。但如果拨开重重迷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美欧俄在乌克兰问题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美国固守“民主和平论”和“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思想藩篱，一味鼓动乌克兰“民主革命”，但实际上毫不顾及乌克兰的地缘环境、历史传统、民众心理和现实利益。在俄罗斯武力示强后，美国实际上色厉内荏，不可能为乌克兰而与俄罗斯大打出手；欧盟尽管因其发展水平、治理模式、生活方式等“软实力”而对乌克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内部问题缠身、决策过程复杂以及同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经济、安全关系让它在乌克兰问题上瞻前顾后，无所作为，“根本无意为了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不足以强大到加入欧盟的国家而与俄对抗”；俄罗斯虽然战略意志坚定，且善于利用军事优势、经济和传统人文联系对乌“一剑封喉”，但“硬实力太硬，软实力太软”、发展模式缺乏吸引力等诸多弱点确实很难让大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心向往之。这些大国的两难困境叠加的结果，很可能使乌克兰始终处于难堪的夹缝当中，美貌如花时会是大家竞相追捧、追求的骄子，但一旦花容失色就很可能会沦为无人问津的弃儿。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乌克兰局势形成的僵局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无极世界”和“零国集团”的风险。在这样的世界里，不会再有影响力超群的力量中心，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不同力量角色控制的世界，很有可能变成一口“沸滚大锅”，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联盟拥有政治和经济实力来推动一项国际议程。

乌克兰的未来，取决于各大国的理性与妥协，更取决于乌克兰政治体制的健全、经济发展的成就、精英治国水平的提高、民众顺畅的政治参与和国家认同的逐渐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纪念。当年的萨拉热窝一声枪响导致了欧洲大陆满目疮痍、千万民众生灵涂炭。我们衷心期待，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