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

俄罗斯政治转型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在俄罗斯国内和西方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在总结俄罗斯社会变迁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式与分析框架。笔者力图在吸收借鉴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特点分析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一 政治转型的进展与矛盾

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实质在于政权建设基本原则的根本改变。以西方政治理念为终极目标和核心的政治变革使俄罗斯出现了三权分立、代议民主、言论自由、多党竞争、定期选举等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容，单纯从表象上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从许多方面都类似于西方的制度。多年来俄罗斯民主化进程取得的进展在于：

第一，以1993年宪法为核心的宪政体制逐渐确立，尽管存在着各种不足，但相对稳定的宪政制度确立了以联邦制为核心的国家结构和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1]多年的实际运转证明，这一体制在实现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同时基本避免了俄罗斯社会激烈的政治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二，政治多元化、利益集团和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对派获得了表达自己观点的合法可能，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成分和系统性因素，政治生活不再是一种力量的一统天下。同样重要的是，公开的冲突和政治斗争长期以来第一次成为政治生活的形式，而“冲突及其解决——正是社会向民主迈进的必要前提”。

第三，社会功能的逐渐培育与发展使俄罗斯社会第一次开始摆脱国家机器的长期束缚，权力制衡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专制主义的发展和寡头统治的巩固。中央与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经常性现象，并成为社会对国家方针施加影响的方式和权力精英重组的重要渠道。

第四，计划经济的终结和市场关系的逐渐确立对政治进程产生着积极影响。它一方面促进了独立“政治人”的出现及对国家依赖的弱化，另一方面加强了经济利益在政治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第五，超级大国角色的终结促进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救世情节”已经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整合社会的工具，尽管这些因素有时还在俄罗斯一些政治家的对外政策演说中表现出来，但它们已不再主宰着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已经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了。

但与此同时，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一些旧有消极因素仍然保留，随着转型进程而出现的社会分化加剧和政治失序等新的消极因素不断滋生并且迅速蔓延。新旧消极因素交织使系统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两难境地。这些消极现象在当时主要表现为：

首先，大部分旧执政阶层仍然当权，旧的政治行为和传统仍然延续。波兰社会学家雅泽克·瓦西列夫斯基在分析1988—1993年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精英组成时得出结论：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官员中，有1/3是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旧有精英。在一些部门这一比例更高，比如，50.7%的经济精英、48.2%的政治精英和40.8%的文化精英都是旧有人物（具体参见本章第一节）。在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权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当代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使人们很难将其与苏联时代的党政干部区别开来。“缺乏责任感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存在于政治结构的各个层面。”^[2]

其次，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超级总统制”并未保证有效的国家管理。1993年宪法是在叶利钦“炮打白宫”之后产生的，“它记录着一种政治力量在缺乏政治一致情况下以武力取得的胜利”。^[3]尽管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但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划分并不均衡，总统在“93体制”中处于绝对优势，很少受到制衡。人格化政权的保留以及权力向领袖手中的集中使总统拥有无限的权力。^[4]但是，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能够有效行使权力，权力既是巨大的政治资源也是沉重的政治负担，缺乏相应机制保障的巨大权力重负即使超人般的总统也无力承负，遑论体弱多病的叶利钦？总统不能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导致大权旁落和“影子政治”，必然导致管理的混乱。在体系结构失衡、系统功能弱化的政治体制中，总统自身也不得不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随机应变、左右平衡。他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很难集中全部精力来顾及国家利益，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的无组织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的混乱。

再次，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虽然大大减少了，但因此而出现的真空却没有功能健全的自治机构和相应的社会组织来填补。在传统管理手段失效、新的管理手段尚未建立或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国家无力完成保障社会正常生活的职能。而在国家及其机构弱化的同时，一些影子集团则借机侵蚀国家的权力和职能。^[5]

最后，政治民主化进程扭曲变形。俄罗斯社会转型进程的重要后果就是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民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中产阶级在俄罗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不能成为所有权的真正主体和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础。尽管政治多元化造就了俄罗斯的多党制，但大规模、全局性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生活状况恶化使大多数居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冷漠，难有一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具备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政党或政治运动很难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选民阶层的利益，这反过来又使社会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普通公民对政党日益失望。可以说，俄罗斯的大部分政党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机制，而是一少部分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集团。决定政治形势的不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主张和社会政策取向，而是对现实权力中心的态度。政党体制的漏洞使本已在现行政治体制中处于弱势的俄罗斯议会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威望。结果，政策往往是“领袖”意志的反映，而决策过程常常局限于部门之间和精英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这种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的政治分歧，而且阻碍了它的民主化进程。

在经过短暂的充分出版自由后，俄罗斯大众传媒不是倒向国家政权，就是投入垄断财团的怀抱。相当部分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寡头集团的传声筒，“党派化”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损害自由威信的因素。

在缺乏相应监督制衡机制的条件下，选举本身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选举的胜利往往意味着当选者将对选民承诺弃之脑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当代俄罗斯，选举只不过是执政阶级自卫和保存权力的手段”。^[6]

强力部门实际上不是服从于国家，而是服从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成为它们活动的基本原则。这就导致了军队、警察和特工机关的政治化和把它们运用于政治斗争的可能。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专家谢夫佐娃曾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包含着专制主义、民主原则、寡头统治等许多从根本上相互排斥的趋势和原则。^[7]确实，俄罗斯的政治现实呈现出政权与社会的矛盾、俄罗斯传统与西方经验的冲突、专制制度与宪政民主的背离。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与政治取向的背离导致了俄罗斯国家的“混合性质”。

二 超级总统制与管理失效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社会转型进程是近代以来的普遍现象，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当代俄罗斯政治进程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笔者试图在借鉴国际学术界有关转型进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俄罗斯的实际，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类型进行具体和历史的分析。

由民主程序与总统集权相结合而产生的俄罗斯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类似奥多尼尔所说的“委托民主制”。这种“制度的基础依靠这样一种原则——谁赢得了总统选举，谁就可以为所欲为”。^[9]在这种制度下，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或行政首脑，还是民族的化身和国家利益的体现。一般情况下，总统在赢得大选后，都会压制政党或政治运动。立法与司法机关经常被视为多余之物，它们的正当权限被视为实现总统权力的障碍。“委托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一些特征，但与这种制度“社会成为欣赏总统表演的被动观众”的根本特征所不同，俄罗斯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社会多元化进程还不至于让总统为所欲为。

奥多尼尔在分析拉美社会转型进程时还提出了“官僚专制国家”的概念。官僚专制国家的实质在于：寡头资产阶级是整个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基石，其主要政治目标在于通过消除居民的“政治激进”和实现经济的“规范化”而恢复秩序，消除曾在民主化上升阶段起过积极作用的居民集团。^[10]随着俄罗斯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和以七大财团为代表的金融工业集团政治作用的增强，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与这一模式相类似，但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决定了俄罗斯的商业精英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强大到把官僚体系甚至国家首脑和强力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1]

西方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定义。林茨和斯蒂芬将其概括为“后专制主义制度”。^[12]麦克福尔将其定性为“选举民主制”。^[13]扎卡利亚将俄罗斯政治制度称作“非自由的民主制度”。^[14]而萨克瓦则将俄罗斯的制度定义为“专制民主制”，强调“专制与民主的混杂既是这种制度的矛盾，也是这种制度的特点”。^[15]

俄罗斯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俄罗斯社会政治的转型进程。谢夫佐娃和克拉姆金曾把俄罗斯制度定义为“选举君主制”，认为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实质在于“专制主义传统利用民主程序的外衣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建立在经全民选举而产生的个人统治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无法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这两位学者认为，如果“政治系统可以理解为能够自行维持自我运转并且以严格和公认的游戏规则来约束任何一个官员的机构、机制和程序的统一体的话，可以说，目前在俄罗斯根本就不存在政治系统”。尽管俄罗斯存在着总统也必须遵守的宪法，但宪法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生活的有序：首先，宪法是以武力结束政治斗争的产物，并没有达成各种政治力量的一致。这迫使当权者不得不“经常而又徒劳无益地”在宪法之外寻找维系统治的方法。其次，宪法所赋予国家元首“君王”般的权力无法在当代俄罗斯得以完全的实现。中央层次的权力集中性和联邦层次上的单一性只能以对地方的让步和由他们自己选举地方权力机构为代价。这种情况导致地方政权经常处于宪法范围之外，总统缺乏相应政治资源来实现自己手中的权力。^[16]

克拉姆金和谢夫佐娃还曾用“系统外制度”的概念来揭示叶利钦制度的特点，认为在社会系统之外形成的现实权力结构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真正的作用并被赋予了系统化的特征。^[17]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出有关当代俄罗斯政治制度功能和特征的完整概念。要想搞清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实质，必须对其政治体制十年来的演变进行阶级、历史和辩证的分析。

首先，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阶级分化和新阶级产生的过程，社会阶级基础决定了俄罗斯政权的本质属性。俄罗斯资产阶级是在短短的几年中产生的。它不是社会生产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苏联的权贵与官僚阶层借制度变迁与国家解体之机在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滋生的。

苏联解体后，官僚阶层是俄罗斯政权的主要社会支持力量之一。政权更迭、时代转换和制度变迁并没有停止俄罗斯官僚阶层的生息繁衍。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1995年，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增长了1.5倍，人数达到125万人。他们不仅“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大部分无力胜任所担负的管理工作”。^[18]根据1993年12月22日公布的第2267号总统令，国家官员可以享受从财政、医疗到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优惠与补贴。自1993年12月成立后，总统事务管理局就承担了为国家所有政治精英服务的责任，它精心照料着1.2万名包括部长、议员、高级法官、审计署领导和其他国家高级公务人员在内的高级官僚。^[19]

更为严重的是，转型阶段中俄罗斯官僚阶层凭借手中的权力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实际上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把国家管理机关变成了自己盈利的工具。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官僚阶层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权与私人资本的结合已经成为俄罗斯官僚体制在转型时期的重点特征。

与此相适应，与官僚集团相勾结、借私有化之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成为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得以迅速发展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区别在于，企业的效率与发展潜力不是取决于经营活动，而是取决于与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国家官员的特殊关系。政权与私人资本的结合使俄罗斯的政治过程变成了基于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幕后交易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在俄罗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影子政治”和“影子意识形态”。它们成为官方结构与犯罪结构相互勾结往来的最佳场所，国家公职成为利润丰厚的投机资本。

缺乏广泛支持的权力集团寻求的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期政策。借私有化之机兴起的“部族”竞相对总统施加影响，因为他掌握着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杠杆。这些部族竞相接近总统，以获得国家财产中最诱人的部分。他们相互倾轧，以图把其他竞争者排挤出局。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利益描绘成国家利益。而叶利钦则一方面鼓励这种倾轧以保持自己“仲裁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让任何一个集团在争斗中占据绝对上风。在叶利钦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寡头专制制度以超级总统制的形式得以定型。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被强大的金融寡头集团所阻滞。

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为俄罗斯的现行体制创造了阶级基础，“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主体——金融工业集团一开始就具有寡头官僚资本的属性”。^[20]可以说，当代俄罗斯的统治阶级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的突出特点是“寡头”性质。当权的政治家、高级官僚、金融工业巨头、御用文人、地方首脑形成了俄罗斯寡头政治的骨干，现行的俄罗斯政治制度也正是依靠新阶级与统治阶层的支持才得以维系政权的。掌握最高权力的总统与寡头集团相互利用。叶利钦给了许多有能力却又尚未崭露头角的人迅速致富而且成为不可动摇的新秩序的保证人的机会。他把社会上层人物从责任与组织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他们则对叶利钦个人和政治的缺点视而不见。他为这些人提供保护伞，而这些人则成为他的权力支柱。他们共同建立了一种权力系统，这种系统可以维持现状，却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

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官僚寡头性质决定了政治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倾向。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是在自由民主改革的旗号下建立的是“总统的垂直领导体系”——专制性的、直接服从于国家首脑的管理体制。“自诩为自由民主代表、致力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执行权力机关实际上已拒绝把民主化的思想深入下去。叶利钦及其助手们所宣扬的‘金字塔式的总统权力结构’其实意味着转向自由专制主义。”^[21]

其次，制度衰落与国家解体双重危机的不均衡性导致了旧的权力结构、管理模式与政治文化的延续。俄罗斯的制度变迁经历了制度衰落与国家解体双重危机，在国家面临全面瓦解的危局下，尽管旧的集权制度遭到了重创，但它仍作为一种防止社会全面崩溃的政治机制部分保存下来，并导致许多旧的权力结构、管理模式得以延续。“如果说其他转型国家的常见现象是国家的继承性的话，在俄罗斯看到的则是制度的继承性。”^[22]这种制度的延续性导致了当代俄罗斯政治体系外表与内容的相互脱节。在民主体制外衣的掩盖下，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幕后关系，与此相适应，表面组织决策的严格性无法掩盖实际政治进程的无序。

最后，宪法矛盾加剧了当代俄罗斯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倾向。现行俄罗斯宪法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民主与专制因素同时并存：在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将俄罗斯联邦的权力据为己有”的同时，又规定总统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从而使其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限制；在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相分立的基础上行使”的同时，却又规定总统“保障国家权力机关协调地行使职能并相互协作”，从而使总统凌驾于三权之上，无法受到有效制衡。在1993年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平衡的政治体系更容易使人联想起单一制政权，而不是现代民主。就连曾经参与现行宪法起草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马萨尔斯基也慨叹“俄罗斯总统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是沙皇、总书记和总统的混合物”。^[23]

转型过程中“权威主义”倡导者的理论依据就是“政治权威”，甚至一定程度上的集权可以确保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公正。但俄罗斯十年转型的实际进程却表明，权威主义并没有完成其预期的目标。在表面上拥有无限权力的同时，总统却很难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力并保证国家管理的有效性。^[24]造成管理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人格化政治制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功能健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的确立与发展，政治结构的不稳与低效导致了当代俄罗斯国家管理的无组织性。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是虚弱的。这是由于俄罗斯转型阶段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由总统及其“近臣系统”建立起来的，缺乏严密的结构机制基础。俄罗斯政治体系中任何一个成分的故障都会导致没有结构机制基础的整个制度的动摇。如果说，现行的政治制度能够得以维系，那只是由于在虚弱的外部结构后面支撑着发达的幕后独裁机制，这种机制的功能是分配资源和调解冲突。但幕后的独裁与保障机制同时也削弱了政治体系的基础，增加了它的贪污，使其统治合法性大打折扣，调解冲突的能力受到削弱。

第二，转型期的结构性冲突动摇着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当代俄罗斯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聚合体：总统垂直机构与联邦主体之间的矛盾、精英统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矛盾、国家功能弱化与过于庞大的国家机器的矛盾、权威主义与政权非中央集权化之间的矛盾、国家衰弱与大国情节的矛盾。但体系面临的最重大威胁在于扭曲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畸形的经济自由化之间的矛盾。俄罗斯转型中一度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扭曲的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使真正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面临困难，而畸形经济自由化的持续又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复活。因为所谓的经济自由化是昔日的国有财产在寡头之间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过程，寡头势力的膨胀可能导致专制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增强。

第三，总统的影响力被与其有各种联系的寡头集团所限制。总统的广泛权力吸引着借私有化之机兴起的寡头集团竞相对总统施加影响，以获得政治经济利益。他们相互倾轧，以图把其他竞争者排挤出局。寡头们接近上层政权只是为了获得政治经济利益，一旦摆脱了叶利钦的控制，他们就会试图强化自己的地位并成为独立的势力。寡头集团之间为分配和重新分配财产与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引发了俄罗斯政坛的多次危机。^[25]而叶利钦则一方面鼓励这种竞争以保持自己“仲裁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让任何一个集团在争斗中占据绝对上风。可以说，当代俄罗斯的寡头专制制度以超级总统制的形式得以定型，经济的复兴和民主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大的官僚寡头统治所阻滞。

第四，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使“理论上总统的强大权力换来的却是实际中的虚弱”。^[26]由于叶利钦所推行的方针得到的政治支持有限，这就使超级总统制的弱点暴露得更加突出。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有掌权、财政、大众传媒和西方的公开支持等各种优势，但叶利钦赢得还是非常困难。总统及其亲信不惜破坏法律，赢得国家机构和私人资本的支持。政府的工作完全围绕着选举进程运转。尽管国库空虚，但为了赢得支持，政府不惜以高利从商业银行借款以支付工资和预算欠款。1996年，国家内债增加200亿美元。^[27]叶利钦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纳税人负担加重上面。据前财政部长利夫希茨透露，1996—1997财年的秋冬，政府财政开支的主要内容是偿还选举之前所借的债务，当时的支出是财政预算的180%。^[28]1996年总统选举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叶利钦的制度与大金融资本的公开结合，叶利钦的第二届任期成为“七大银行家”的幕后政治体系。^[29]超级总统制社会政治功能的弱化使其在俄罗斯公众中的威信一度下降（参见表2-1）。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总统制已经成为俄罗斯从苏维埃的过去向方向不明的未来痛苦转变的核心焦点”。^[30]

表2-1 政治机构在俄罗斯公民中的信任度（%）

“俄罗斯政治结构中总统的突出地位是急剧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现状的必然产物，它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31]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俄罗斯有一种赶超发展的紧迫感，加快国民经济、政治体制、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任务要求动员精神和物质资源、集中政治意志，要求有强有力的政权。但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所体现的“权威主义”和单纯的权力集中并没有提高管理效率。这是由于政治体制的性质不仅决定着公民的自由程度，还影响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类型。在总统共和制的面目下形成的专制寡头体制带来的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极端不公、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资本的寄生性和社会紧张的加剧。政治体制的涣散和系统功能的弱化导致总统的广泛权力缺乏有效的工具，导致提高管理效率的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寻找一种符合俄罗斯现实的分权与制衡体系，建立宪法保障以促进政治机制的良性运转仍是俄罗斯转型进程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 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模式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体制毫无疑问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俄罗斯制度变迁和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要求从多角度和多侧面研究政治体制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

制度理论。制度理论把政策视为依照一定法律程序运作的重要国家机构和政党自身功能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一假设出发，制度理论着重研究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功能特点、法律权限及其相互关系。制度理论强调在首先区分总统制与议会制两种体制的区别。一般而言，民主条件下纯粹的议会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系统：最高执行权力应具有立法权力机关的多数支持，在立法机构提出不信任案应该辞职；执行权力有权解散立法机构并确定新的立法机关选举。而民主条件下的总统制则是相互独立的系统：立法机关和执行权力机关拥有各自的选举委任和合法性的来源。^[32]在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下，总统和议会拥有各自独立的合法性来源，而权力划分失衡和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成为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激烈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的政策制定就是总统和议会在发挥各自权力职能的同时，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

“部族系统”理论。“部族系统”理论强调，俄罗斯的政策主要是在由相互竞争的集团（“部族”）组成的“精英阶层”中制定的。“政治集团、利益集团、院外集团和‘部族’是围绕着对政权和政府机构的控制而进行斗争的关键组织。”^[33]转型时期俄罗斯的“部族系统”一方面是苏联时期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的延续与变种。过去苏联的国家机器是在许多强大的部门机构或者地方院外活动集团影响下发挥功能的，这些院外集团存在并运行于国家治理结构，首先是党和国家高层结构中。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昔日的压力集团或院外集团成了完全独立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部族系统”也是俄罗斯法律规范和国家治理程序薄弱的结果，这种法律的薄弱符合部族在侵吞国有资产中的利益。

这些“部族”的影响和自身的内部组织差别很大。它们围绕财产与权力分配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以一个部族不会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为限。这种系统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位于所有“部族”之上的“仲裁者”的存在与效率。这种仲裁者的作用是解决部族之间的冲突、维持部族之间的平衡并在总体上实现“精英”的利益。

这一系统的重要原则在于：“部族”在仲裁者不偏袒任何一个“部族”并能保证绝大多数“部族利益”的条件下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仲裁者也必须不让任何一个“部族”脱颖而出，否则他本身的作用就会下降，并成为某一部族的傀儡。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这一仲裁者的角色自然非总统莫属。总统掌握着调节精英活动的必要权力，负责划分物质资源的政府也掌握着作用于精英的有力杠杆，而他们的权力来自各种“精英部族”的授权。

“部族系统”有着其自身的功能特点。“从表面上看，俄罗斯的政治系统生硬而变形——既没有有效的司法机构，也没有公民社会，无力的立法机关更容易使人想起政治清谈馆，而不是立法议会。还是在表象之后，无论是在执行权力内部，但是在政府之外，却都存在着‘部族’网络。他们驯服了一定院外集团和政治机构的傲慢，使专制统治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叶利钦在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下发挥稳定作用，他周旋于各种集团之间，不让其中的任何一个集团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34]在各种部族相互竞争的条件下，“总统——仲裁者”的存在无疑将起到某种稳定作用。为了防止一个部族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总统一方面要在这些部族之间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要在精英中间保持利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总统在进行国家治理时必须受到寡头集团的重大影响。有关民间调查显示，在影响叶利钦进行决策的因素中，国家利益相当落后，而那些有影响、有势力的寡头集团和近臣们的意见却十分有影响（参见表2-2）。

表2-2 影响叶利钦决策的因素

在总统扮演“部族系统”仲裁人的情况下，议会发挥着其他的功能：首先，议会成为维持政权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平衡的一种机制。可以视为“部族”整体的精英阶层本身基本也需要这种平衡，因为这种平衡是政治稳定的前提。精英阶层需要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的利益、能够对执行权力的活动进行批评（尽管不能完全左右其政策方针）的机制。其次，议会是限制与平衡执行权力、防止专制主义复活的平衡机制。专制主义一般并不维护精英的权力平衡，而是会导致一个或几个部族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专制主义也不符合大多数部族乃至整个部族系统的功能逻辑。最后，议会还是部族向作为仲裁人的最高执行权力施加影响的重要渠道。

尽管“部族系统”具有平衡专制主义的功能，但却不能完全排除专制主义的复活。专制主义的复活有可能因仲裁人活动的中断、他被某一部族控制、国内紧张局势超过一定界限、部族之间无法维持利益平衡等因素而发生。对于深入理解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功能特点来说，“部族系统”理论很有益处。

大利益集团模式。“部族系统”的逻辑起点在于认为所有部族的利益都是同一的：他们为了控制经济利益、为了影响掌握资源划分的国家机构而相互竞争。但在当代俄罗斯的实际政治生活中，部族和集团按照经济利益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相互区别。但这一点并没有在“部族系统”理论中有所体现。

“大利益集团模式”弥补了“部族系统理论”的不足，它认为，精英阶层通常由一方面相互竞争而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共同利益和由此产生的相同或类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念的集团组成。这种理论把与一定的经济系统成分相联系的，包括从上层精英到平民大众在内的俄罗斯社会整合起来，揭示了部族或利益集团行为动机的区别。

这种理论模式认为，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围绕财产划分与权力分配所进行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大的社会集团的冲突。一部分集团希望加快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转型进程，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活动（包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的自由化。这些集团包括商业资本、迅速发展的服务业、大的矿产资源部门（首先是石油、天然气部门）、那些可以在经济开放条件下获得订货的工业生产部门，以及与上述行业相联系的银行——金融系统。在政治领域，这些集团与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党（首先是俄罗斯民主选择）或大众传媒相呼应。在政府中，这些集团则与盖达尔、丘拜斯、乌林松、利夫希茨等主张俄罗斯走欧洲或者大西洋文明之路的人相联系。

另一个对俄罗斯政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集团是由工业或农业企业的领导人组成的“经理集团”。对于这一集团来说，与外部世界对抗的停止、国内市场的开放和国家支持的削弱将导致大部分机器生产，首先是军工生产和许多高技术生产、消费品生产企业以及大部分农业经济在市场条件下无法生存。没有融入市场机制的企业和部门的经理层，首先是军工和农业院外活动集团及与其相关的联邦部门、中央官僚和地方精英反对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自由主义现代化，并成为专制主义的拥护者。这一集团以在上述领域中工作的人员为群众基础。这一集团没有国家的支持就无法存在。这些利益集团以被称为“中央集权”者或公开赞成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和运动，以及以不同形式支持对外政策方针中的强国思想和“新帝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为基础。这些集团还包括很大一部分军事部门领导人，他们担心，消除与西方的对抗将使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战略核武库的必要性成为疑问。

这两个主要社会力量集团的斗争焦点是经济改革和对外政策战略方针。前者主要把经济自由化和财政稳定作为克服经济危机的基础。他们认为降低通货膨胀率十分重要，因为这将促进集中在服务业和银行中的资金注入具有效率和潜在效率的工业生产部门并刺激它们的发展。而财政稳定要求大量削减无效的财政预算、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削减军费开支。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些集团主张与当代世界的主要大国进行合作，至少是不要与它们冲突。

后一集团则主张加强国家对工业的支持、减慢市场经济改革速度、在国家的监控下进行市场改革、拒绝对无效企业的整顿、主张在对外经济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实行一种理论上把国有资产置于集体控制下，实际上置于经理阶层控制下的私有化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对外政策领域，某种形式的“有限对抗”符合此类集团特别是其中军工综合体和强硬派军人的利益。

大利益集团模式认为，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已经超过单纯经济改革方针的范围。它不仅决定着俄罗斯政治斗争的方向，而且涉及俄罗斯现代化的性质。第一类集团希望改革的目标是走向现代化的“开放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并希望俄罗斯成为当代“民主世界”平等和忠实的伙伴。第二类集团主张实行专制型国家的现代化，在后苏联空间发挥领袖作用，并充当与西方国家对抗的老大。俄罗斯学者科瓦廖夫对此评论道：“强国思想完全不是有力和有效的国家政权的同义语。这是对国家作为超然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在之物’的亚细亚式的崇拜。在俄罗斯国家官僚结构中强国思想正日益浓厚。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官僚结构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软弱：在无力在民主监督的条件下有效工作的情况下，它只能用空想的强国来代表国家的宪法目标。”^[35]

上述三种理论模式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不过，还需要全面、综合而客观地对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科学的总结。总结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历史，借鉴上述理论模式的合理内核，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俄罗斯总统是国家治理机制的核心。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首脑，有权决定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使总统垄断着决定国家命运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权力。总统掌握着巨大的执行权和执行命令权。他不仅是议会立法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还可以以总统令的方式进行立法活动。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总统相比，俄罗斯总统还拥有一系列其他实现权力的手段，他可以运用干部任免的权力把立法和执行权力同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导致宪法规定的立法机关特别是执行权力机关的独立性很成问题。这些权力甚至可以使总统超越宪法范围，因为总统是“宪法的保障”。俄罗斯总统还利用宪法中有关权力机关权限划分的缺陷来扩展自己的权力。比如，在长期与政府平行的同时，总统办公厅、安全会议和其他一些总统机构实际上凌驾于政府之上发挥作用。总统还力图擅自判定议会立法活动的合理性，以在此基础上不签署议会通过的法律。在国家杜马1996年和1997年两年通过的500项法律中，总统只签署了305项。而在1998年春季杜马通过的150多项法律中，总统只签署了不到80项。^[36]杜马在调节社会生活方面的立法活动的不足导致这些社会关系只能由总统令来加以调节。^[37]

第二，俄罗斯议会在国家治理机制发挥着一定的制衡作用。无论是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还是作为集团和民众利益的代表机制，议会都在国家治理机制中发挥着相应的制衡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它是重要的决策主体，也体现在它是决策取得合法性的一个途径。此外，议会还负有重要的监督职能。对政府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质询权”，1994年国家杜马的质询有40次，1995年172次，1996年约600次。在1997年春季的951次质询中，537件质询针对政府，167件质询针对总检察院，195件质询针对联邦部门的领导。在政府对质询的答复中有70%都由总理或副总理亲自签署。^[38]

第三，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过程渗透着明显的集团利益因素，利益集团在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总统和议会作为重要支柱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转型的宏观体系中运行的，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就是利益集团的膨胀。可以说现政权的阶级基础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寡头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和维护既得的利益，寡头集团利用院外活动、直接入阁、操纵新闻媒体、提供决策咨询等手段对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进行影响。

可以说社会体制变迁中俄罗斯形成了以总统为核心、以议会为平衡力量、受利益集团等社会因素重要影响的国家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