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小说理论批评

当时系统的小说理论批评仍当推梁启超，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深入论证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形成其系统的改良主义小说观。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以“新民”“新政治”为目标的小说价值论。从小说的社会政治功利价值着眼，他把小说推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小说具有影响支配社会一切方面的功力。《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又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其中又尤以政治小说的作用更为突出，他以外国为例，“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0]总之小说的功用可以归到“新民”与“新政治”上来，进一步则可以归到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功用上来，这在当时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是建立在人性人情基础上的小说特性论。小说为何可以“新民”和“新政治”呢？这是因为小说具有特别易于入人、感人的特点。又为何小说特别易入人心呢？是因为小说契合“人之情”，即契合人之普遍特性。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具体分析了小说特性与人之性的契合关系。从表层看，人们嗜读小说，是“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即通俗而富有趣味。而更深入一层来看，即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凡人之性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人往往不以现实境界为满足，倾向于好奇求异“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如理想派小说）；其二是人对于现实生活有所认识体验，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心有所感而不能自传，小说则把这种人人心中所有之人生感受体验，以神妙之技传达出来，感人至深（如写实派小说）。总之，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欲求和扩大生活视野、传达人们的人生感受体验这两个方面，没有哪种文体可与小说相比，因此可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11]。

三是“熏、浸、刺、提”的小说功能论。这里是从小说作用于人的具体方式来看小说的功能特点。小说怎么会特别入人、感人呢？在他看来，主要是通过四种基本的作用力来达到的：“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为其所染。”这是说小说对读者的熏陶感染作用。“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熏、浸都是讲小说的感染力，只不过“熏”侧重在说明外部的感染与熏陶，而“浸”侧重在指出小说如何使读者入迷和陶醉，入之于内心。“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觉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觉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这说的是小说对读者情感的激发作用，指心灵情感在阅读的当时便受到强刺激而被深深打动。“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这里的“提”，是指提升或升华，即读者读了小说，深受感动，感同身受，使心灵情感和人格精神得到升华与超越，是前三种力的递进作用或综合作用所达到的结果。正由于小说具有上述特性与功能，因而易于入人、感人，最适合于做“新民”的工具，所以梁启超的结论就是：“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2]

可见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批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系统，而其理论的核心则是改良主义的功利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