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目前国内外的周敦颐研究状况_周敦颐与宋明理学-QQ阅读男生都市网

书名：周敦颐与宋明理学
作者名：周建刚
本章字数：9199字
更新时间：2021-03-30 05:10:45

第三节目前国内外的周敦颐研究状况

周敦颐的历史地位，是从北宋到南宋逐渐形成的。在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学术声望并不算太高，但随着二程“洛学”的兴起，周敦颐作为二程之师，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陈来先生说：“周敦颐的地位和受关注的程度是和南宋前期程氏学主要是伊川学的命运相联系的。”[26]这一论断是有依据的。程门学者依据二程的言论，将周敦颐归为道学的先导者，同时《太极图》的传承，最早也是在程门弟子中进行的。南宋绍兴年间，湖湘学者胡宏在《周子通书序》中说“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可说是代表了程门学者的共识。此外，绍兴年间由一无名学者编成的《诸儒鸣道集》，其中也以周敦颐的《通书》为首。由此可见，周敦颐作为道学的首创者，在南宋初期已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所接受。

朱熹学于李侗，为二程“洛学”南传后形成的“道南学派”之传人，在成学过程中，又与以张南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道南学派”与“湖湘学派”均为洛学的分支，与周敦颐学术有深刻的关系。朱熹在构筑其理学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地运用了周敦颐思想学术的元素，不但多次整理周敦颐的著作，同时还对周敦颐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在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中，周敦颐被列为“北宋五子”之首。元代编撰的《宋史》特列《道学传》，以周敦颐为首。由此，周敦颐被正式确立为“道学宗主”，享有宋明理学开山之祖的盛誉。

周敦颐的思想，见于《太极图说》和《通书》，言简意赅，为宋明理学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周敦颐的思想，脱胎于《易传》和《中庸》，同时也凝聚了他本人深刻的生命体验，他教导二程“寻孔颜乐处”，即为宋代的儒学复兴指出了明确的生命方向。从中晚唐的韩愈、李翱到北宋初年的胡瑗、石介、孙复“宋初三先生”，儒门中人一直在为儒学复兴而奋斗呼号，希望回到先秦孔孟时期的儒家原典，从中汲取“源头活水”式的生命智慧，从而为惨淡的现实世界寻求光明和方向。至周敦颐“挺生南服”,“不由师传，默契道妙”，儒学复兴的大业始有了最初的曙光；而作为“儒学哲学化”形态的宋明道学或宋明理学，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不与周敦颐的思想密切相关。

从宋代到清代，是周敦颐研究的“古典时期”。在此期间，围绕着周敦颐其人其学的争议，是和理学势力的消长分不开的。大致以清代初年为界限，对于周敦颐学术的评论可截然分为两个阶段。在清初以前的宋、元、明时期，是理学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历代理学家对周敦颐的著作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分析和考评，其中以朱熹的《太极解义》和《通书解义》最为重要。朱熹以“理本体论”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无形而有理”。朱熹的诠释方法奠定了宋明理学家理解周敦颐思想的基本范式，元明时期的理学家如吴澄、曹端等人在细节上有所修正，但并没有越出其范围。此外，陆九渊与朱熹就“无极太极”有过重要论辩，明代心学中人继承陆九渊的路线，从“心本体论”的角度理解周敦颐的“太极”，并产生了“心极”的概念。罗钦顺、王廷相则从“气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将“太极”诠释为“理气合一”或“元气”。凡此种种，都属于理学内部的争议，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周敦颐的历史地位。

清代初年，理学开始式微，顾亭林、黄宗羲诸大儒或倡经学，或倡史学，学术开始由抽象思辨而走向实测考证。在考据学初兴的思潮之中，清初学者对宋代易学中的“河图洛书”等“图书之学”进行了批判，火力所及，无意中也涉及了周敦颐的《太极图》。清初关于《太极图》的考据文章和著作，重要的有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黄宗炎的《太极图说辩》、朱彝尊的《太极图授受考》，其中毛奇龄和黄宗炎的言论尤其值得注意，在近代学者的论著中被反复引用，几乎视为定论，其影响所及，关乎到对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毛奇龄和黄宗炎的主要论点，是周敦颐的《太极图》来源不明，可能是出自道教人士陈抟，或者历史上的佛教高僧。《太极图》既然源流不明，那么周敦颐的思想中就可能也掺入了“二氏”的因素。联系到毛奇龄与黄宗炎均有陆王心学的背景，则这一考证可以上溯到历史上的“朱陆之争”，在表面上冷静、客观考据的背后，隐含的是学派之争的冲动。但在整个理学式微的背景下，毛奇龄、黄宗炎的言论以其表面精确的“考据”而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在黄宗羲等人编著的《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上篇列《通书》，下篇列《太极图说》，这一次序明显与朱熹编撰的周敦颐著作不同，实际上就表示了对朱熹观点的颠覆。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进入了现代学术分科的时期，周敦颐研究也相应地进入了新的时期。近现代学术界的周敦颐研究成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周敦颐著作的整理发掘

周敦颐的著作包括《太极图说》和《通书》，以及一些诗文杂著。自朱熹搜罗整理并结集成编以后，很少有新的发现。清代的董榕和邓显鹤分别编撰过《周子全书》，其中邓显鹤的九卷本《周子全书》内容最为全面。但目前通行的周敦颐著作，大都为明清以后版本，宋代原始面貌的周敦颐著作，一直不为世人所知。2006年，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从北京图书馆取得了宋版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并予以点校整理，重刊面世。此版本大约刊于南宋咸淳年间，内容有十三卷，是目前所见的周敦颐著作最早刻本，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历代地方志中有一种名为《濂溪志》的著作，实际上也是周敦颐著作及相关史料的汇编。《濂溪志》比较少见，其中有些内容可补传世的《周濂溪集》《周子全书》之不足。2013年，湖南科技学院王晚霞博士搜罗了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八种，并予以点校整理，出版《濂溪志八种汇编》，可补周子研究文献之不足。

（二）周敦颐年谱的补充编撰

南宋时朱熹的弟子度正曾在广泛调查文献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撰周敦颐的年谱，宋刊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附录此谱，名为《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清代学者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亦节录此谱，名为《周濂溪年谱》。钟明立曾据道光乙亥爱莲堂藏版《濂溪志》点校整理此谱，题名为《周敦颐年谱》，发表于《九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在度正《年谱》的基础上，现代学者许毓峰广泛搜罗文献，考证辑佚，于1943年撰成《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1980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许毓峰是钱穆的弟子，他的学术观点受到钱穆的很大影响，年谱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替周敦颐“辩诬”。许毓峰之“辩诬”，要点约有四：“（一）先生（指周敦颐，下同）非隐士。（二）先生图说非传自方外。（三）先生思想主干，纯为儒家，所论‘静’‘无欲’非同于佛老。（四）二程从学先生非仅一次。”（《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序》）许毓峰此谱每条分“正文”和“考证”，引用书目自正史、文集、方志、金石录、佛道藏经乃至近人著作，材料丰富，考据精确，是研究周敦颐生平和思想的重要参考著作。

（三）周敦颐生平和思想研究的通论性著作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的思想一直引人注目，但由于生平记载简略，作品数量不多，以近现代的学术方法对周敦颐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一定难度。比起二程、朱熹等人，周敦颐研究的专题著作数量可算稀少，但近年来也有所增加。简略统计，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陈郁夫的《周敦颐》、梁绍辉的《周敦颐评传》、杨柱才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周忠生的《道学宗师周敦颐》、毛宽伟的《周濂溪学说发微》、周建刚的《周敦颐研究著作述要》、王立新的《理学开山周敦颐》等，日文著作则有荻原扩的《周濂溪的哲学》。

在这些著作中，梁绍辉的《周敦颐评传》和杨柱才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影响较大。这两部书的特点都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功力。梁著的考据主要集中在周敦颐的生平和著作方面，对于《太极图》的源流亦以较大篇幅进行分析和论证；杨著的考据则主要集中在《太极图》源流方面，对宋代到清代有关《太极图》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力图推翻清人毛奇龄等人的论断。在思想义理方面，梁著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研究范式，而杨著则受近现代西方哲学影响较深。对周敦颐“太极”的理解，梁著持“元气论”立场；杨著则解释为“宇宙论”和“价值形而上学”的贯通，而“价值形而上学”表述的是无形但可感的意义世界。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在传统学术中都可以找到痕迹，朱熹认为“太极是”“无形而有理”的形上之“理”，明人王廷相则坚持认为“太极”就是混沌未辟的“元气”，这是“理学派”和“气学派”的对立。梁著近于明清“气学”派的立场，杨著则有回归朱熹“理学”的趋势。

（四）关于周敦颐《太极图》的研究

在周敦颐研究中，《太极图》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激发学者研究兴趣的领域。

在周敦颐的著作中，本以《通书》为代表，《太极图》或如陆九渊所说，是“周子少时所作”，或如牟宗三所云，是周敦颐偶然兴会之作，总之并不能以一幅简略的《太极图》代表周敦颐的学术成就。但自朱熹刻意表彰、渲染之后，《太极图》遂成为蕴藏理学全部奥秘的神圣作品，这一结果，应该是周敦颐本人始料未及的。但《太极图》既然有此崇高的地位，也就必然成为反理学人士的首要打击目标。清初考据学家毛奇龄等人从“考据”的角度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进行攻击，认为《太极图》并非周敦颐的创作，而是从道教学者或是佛教高僧那里接受而来。毛奇龄等人关于《太极图》的结论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流传甚广，近代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方东美的《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都一致接受了这一观点。

但近现代学者中也有质疑这一结论的。钱穆在1942年4月第1卷第7期的《学思》杂志上发表《论太极图与先天图之传授》一文，力言毛奇龄等人考证之谬，认为《太极图》应为周敦颐本人自作无疑。钱穆的观点为他的弟子许毓峰所继承，在许撰《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中，亦花了很大的篇幅辩论“先生（指周敦颐）图说非传自方外”。但钱、许二人并没有提出新的史料，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尚未能找到突破口。

《太极图》考证的突破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毛奇龄关于周敦颐《太极图》的考证，有一重看起来很过硬的证据，他在《道藏》中发现了题为唐代作品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形状一致，由此他证明周敦颐的《太极图》即攘窃《道藏》中的《真元妙经图》。钱穆尽管也怀疑《道藏》素来充斥着伪托的著作，毛奇龄此说可能有误，但却并没有进一步深究此事。[27]20世纪90年代，学者李申对《道藏》中的《真元妙经图》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并结合道教学者王卡等人的观点，确证《真元妙经图》不是唐代作品，应在周敦颐以后形成，由此一举摧破了毛奇龄等人的观点。李申在1991年第1期的《周易研究》上发表论文《太极图渊源辩》,1992年又出版《话说太极图——〈易图明辨〉补》，对此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李申之外，对于《太极图》考证有实际贡献的还有日本学者吾妻重二的论文《〈太极图〉之形成——围绕儒释道三教的再检讨》[28]。吾妻重二对于宋代学者朱震《进周易表》中有关周敦颐学术源流的说法进行考证，并对历史上流传的各种与周敦颐《太极图》相关的图像进行分析，结论是《太极图》非周敦颐自作莫属。吾妻重二的观点在日本汉学界有重大影响，近年来也逐渐被中国学者所了解。

关于周敦颐《太极图》的近人著作和论文，还有中国台湾学者周学武的著作《周濂溪太极图说考辨》[29]、郑吉雄的长篇论文《周敦颐〈太极图〉及其相关诠释问题》[30]。中国大陆学者束景南、陈寒鸣、任俊华等也有一些相关的争议文章。这些文章和著作集中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将“周敦颐《太极图》”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基本上推翻了清代毛奇龄等人关于“周子《太极图》源自佛道二氏”的传统观点。

（五）关于“周程授受”问题的研究

在周敦颐研究领域中，“周程授受”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南宋学者汪应辰，他在与朱熹的书信中提出，二程之于周敦颐，就如同张载之于范仲淹，仅仅是受到启示，并未及门受学，二者在学术上并无先后继承的关系。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卷首的案语中肯定了汪应辰的见解，但在其后的《周程学统论》中又有所修正，认为：“然则谓二程子虽少师周子，而长而能得不传之秘者，不尽由于周子可也；谓周子竟非其师则过也。”[31]

近现代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也截然分为两个阵营，即“肯定派”和“否定派”，从发表的论文、著作数量来看，“否定派”略占上风。

在否定意见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有邓广铭的《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32]和陈植锷的《周程授受辨》[33]；国外学者的论文则有英国学者葛瑞汉的《周敦颐与早期新儒学思想家》[34]，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周程授受再考》[35]。

邓广铭等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周敦颐在北宋时期学术地位不高，二程仅是少年时得到他的一些指点和启发，并无实质性的师承关系，“周程授受”是朱熹为了理学“道统”的连贯性编造的“神话”。这些观点的实质意义是要将周敦颐学术与二程之后形成的理学思潮脱钩，如邓广铭认为理学的实际开创者只能是二程和张载，周敦颐在北宋时的实际学术地位很低；葛瑞汉认为周敦颐的思想应当归属于刘牧、邵雍这一群“儒道合流”的“象数论”群体；土田健次郎认为周敦颐的实际历史定位应该是北宋古文家。

在肯定意见中，许毓峰、杨柱才等人的观点值得注意。许毓峰在《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中，考证二程从学周敦颐非仅一次，在南安军问学之后，二程还在郴县继续从学于周敦颐，时间跨度达四年之久。这一考证结果，有力地回击了全祖望《周程学统论》中“二程子之所以未尽其蕴者，盖在问学在庆历六年，周子即以是岁迁秩而去，追随不甚久也”[36]的说法。杨柱才的《二程师事周敦颐考论》在二程师事周敦颐的时间问题上得出了与许毓峰同样的结论，并更为细致地分析了二程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和修正。[37]

“周程授受”问题的实质，是周敦颐学术地位、历史地位的认定。周敦颐著作不多，他之所以被称为“道学宗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二程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弟子。“肯定派”的意见是从理学传承的精神脉络着眼，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在著作数量的多少和学术地位的高低，而是在于他的思想为北宋儒学注入了一股活力和生命，二程即在“孔颜乐处”这种活生生的智慧引领之下进入了儒学的门庭，从而掀起了北宋儒学复兴的大潮。“否定派”的意见则着眼于客观的历史层面，认为周敦颐在北宋时的学术地位远远不能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相比，朱熹推崇周敦颐为“道学宗主”有其个人的主观意图，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这两种观点的差异，反映了研究者对周敦颐历史地位定位以及北宋理学思潮实质内涵的不同看法，这种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下去。

（六）周敦颐与宏观的宋明理学研究

周敦颐的历史定位是“道学宗主”，尽管研究者对此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周敦颐研究是宋明理学史研究的一部分，这却是无人能够否定的事实。在近现代的学术研究中，宋明理学研究也经历了重重波折，并影响到了对于周敦颐哲学性质和内涵的认识。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开端，“中国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在一些中国哲学史的通论性著作中，通常会有论述宋明理学的专门章节。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以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明理学的研究进入低潮，但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还是有专门章节对宋明理学进行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宋明理学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出现了侯外庐等人主编的专史类通论著作《宋明理学史》，以及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陈来的《宋明理学》等。冯友兰晚年的精心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近年以来，杨立华的《宋明理学十五讲》虽以讲稿的形式出现，但也反映了学术界对于宋明理学的最新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逐渐形成了名为“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群体。“现代新儒家”以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为诉求，其成员普遍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的牟宗三一系更以“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对宋明理学尤为关注。“现代新儒家”在宋明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戢山》、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教原论篇——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台湾地区的其他学者，如方东美的《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劳思光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也对宋明理学有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总结这些宋明理学的成果，可以发现：一，民国时期的宋明理学研究，开始初步尝试结合西方哲学，如冯友兰对宋明理学的诠释，和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是分不开的，这种研究思路，甚至一直渗透到他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二，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的宋明理学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影响，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过分简单之嫌，如以“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为标签对宋明理学进行简单分类，将大部分宋明理学家划归为“唯心主义者”进行批判；三，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现代新儒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有重大的贡献，特别是牟宗三建立在文献分析之上的“宋明理学三系”说，是前人所未有的创说，对宋明理学研究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逐步摆脱过去的“唯物”“唯心”框架，放弃政治性的批判，深入文献，探讨学理，注重吸收西方哲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的长处，在对话基础上对宋明理学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良好趋势还在进行之中。

由宋明理学研究联系到周敦颐，实际上，在每一部有关宋明理学的通史、通论著作中，周敦颐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1949年以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大都将周敦颐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就认为，周敦颐思想是“很清楚的唯心主义”。[38]在“现代新儒家”群体中，周敦颐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创始人物，受到很高的评价，如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将周敦颐思想总结为“道德意识之豁醒”“天道性命之贯通”，周敦颐哲学与程颢、张载的哲学同为宋明理学中最为接近先秦儒家古义的系统。近年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界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周敦颐的思想受到了更多关注，他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如杨立华在《宋明理学十五讲》中说：“周敦颐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那样，以注疏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他的哲学著作是以原创的形态出现的。《太极图说》和《通书》里闪耀出的那种朴素、明达、理性的光芒对后来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因此将周敦颐视为宋明道学的奠基者。至此，从中晚唐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了更为确定而明晰的方向。”[39]

[1]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整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93页。

[3]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整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93页。

[4]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宋元学案》（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页。

[5]实际上“破暗”一词有着强烈的佛教意味。在天台宗创始者智的《摩诃止观》中，有这样的比喻：“若能修定，如密室中灯，能破巨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