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梅、欧与苏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将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的是宋人，并对宋人平淡诗美观的产生及其内涵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文章。^[1]而笔者以为尚有未说透之处。平淡诗美观表面看与文人的“野逸兴趣”“闲适情调”^[2]相关，李商隐也说，“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3]，但这“野逸”“闲适”的背后，更为本质的是处穷与受挫，是不为时用。宋代最受推重的野逸诗人林逋，即“终老而不得施用于时”^[4]，而“可作这野逸诗派之先辈的王禹偁”^[5]，也是平生三次被贬，曾作《三黜赋》以明志。至若由“逋峭雄直之气”转入“深婉不迫之趣”的王安石，亦两度罢相，晚岁退居金陵，心境才趋于闲适安逸。又如，推崇“平淡”之美的理学大家朱熹，登第50年，“历仕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6]。宋之前追求平淡诗风的诗人陶、王、韦、柳等，大抵如此。可见，“不得施用于时”是其深层原因。但不得施用于时又未必能平淡，譬如初唐王、杨、卢、骆，中唐孟郊、贾岛，所作则多穷愁不平之鸣。所以，处穷而能超然淡泊，不为时用而能心境平和，才有可能成就平淡诗美或推崇平淡诗美（处富而自愿淡泊者绝少）。梅、欧与苏轼，皆倡导平淡诗美观，其内蕴实质，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它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故对有宋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