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画艺人口述史和制作群体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众多，在开封市主要有博物馆年画室的郭太运及其徒弟们，书店街的任鹤林，刘子云的后代刘广祥等；在朱仙镇主要有“木版年画研究会”的姚敬堂，“天义德老店”的张廷旭，“天成老店”的尹辅礼、尹国法、尹国全，“万同老店”张继中，“曹家老店”的曹新年，“德源恒老店”的陈华等。由于艺人数量较多，而且有些艺人的从艺经历比较相似，故分类简要叙述。

其中朱仙镇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郭太运从新中国成立前便开始学徒弟[1]，并且有着非同一般的从艺经历，故可单独来谈。姚敬堂、任鹤林和张继中三人均是从年画出版社或年画社的管理者发展为制作者或研究者，其中姚敬堂在朱仙镇上年画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中功不可没，掌握丰富的年画资料；任鹤林美术专业出身，对年画有着执着的热爱，多年来在年画的制作、创新和研究中作出了一定贡献；张继中由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年画的从业者和研究者，也值得一书，近年来他在年画的创新和推广方面所作的贡献值得关注。张廷旭、尹辅礼、尹国法、尹国全、曹新年等都是朱仙镇上的著名年画艺人，其中张廷旭是名正言顺的家传出师，得到了父亲和伯父的悉心教导，掌握了相当不错的雕刻和刷印技艺，而且具有年画制作和销售的聪明才智，近年来在年画生意上收获颇丰，并且把技艺很好地传给了下一代；尹辅礼、尹国全、曹新年等均采取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目前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他们在年画技艺的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刘广祥作为刘子云的后代，本身对艺术尤其是篆刻非常热爱，也曾刻印过朱仙镇木版年画，不过这种刻印多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他并不像有些艺人那样把刻印年画当作专门的生意来做。陈华是我们调查时最年轻的木版年画从业者，他是一个美术爱好者，在自己家里开有年画作坊，楼下印刷，楼上装裱，雇用了三四个妇女做工，他有着年轻人的创新精神，自己开发了一些以年画为题材的工艺品等，把年画生意做得有滋有味，生活水平也因此提高。传统的年画制作技艺之所以能够顺利传承，与这众多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普通艺人们的辛勤付出关系密切。

一 “玩儿纸”的老人

今年（指2012年）88岁依旧精神矍铄的郭太运老先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年画从艺经历，13岁开始入当时著名的门神作坊“云记”学徒，从此与木版年画结下深深的情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依然没有离开纸张行业，新中国成立之后郭太运从事的行业也一直与纸张有关，用老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玩纸”。截至2012年，郭太运老人从事年画行业已经70多年了，在这7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不论年画的兴与衰，老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年画的那份深沉的热爱之情。现在博物馆“上班”的老人依然每天风雨无阻地来年画室“报到”，年画室的年画时刻召唤着老人的到来，老人的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年画的牵挂，所以除了休息日以外，老人每天都不会停止到博物馆上班，有时坐公交车，有时骑自行车，老人每天早上和上班族一起穿梭在开封市的古老街巷。身老心不老的郭太运要发挥全部的能量与青年人一起为古老而现代的开封城歌唱，老人的歌声通过传统木版年画的传承与保护传播到开封乃至世界的角角落落。

（一）小学徒“云记”学年画

郭太运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出生于开封，籍贯是开封县曲兴集。其父亲排行老六，成家以后来到开封营街。原本在开封卖京货和布匹，后来因战乱和时局动荡而逃荒到许昌，后来在那里病逝。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母亲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到庙里领了一口薄棺材把父亲下葬，父亲去世时大概52岁，当时的郭太运年仅10多岁。之后，郭太运的母亲带着两男两女回到开封，不到50岁的母亲以卖针头线脑等维持生计。为了将来能成家和养家糊口，仅13岁的郭太运便来到“云记”学徒，成为当时“云记”年龄最小的学徒。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学徒弟的孩子一般是十五六岁，而郭太运当时因为家庭突遭变故，才得以经大姐的介绍来到了大姐夫家的“云记”，也就是从那时起，郭太运的一生便与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88岁的老人依然每天为年画忙碌着，不论刮风下雨，老人依然每天上午（除去周一休息日）准时来到开封市博物馆“报到”，从汴京公园到博物馆的路上留下了老人勤勤恳恳的足迹及与对年画的挚爱之情。据老人回忆，当时的学徒一般只能学一门手艺，要么只学雕刻，要么只学印画，要么只学刷红纸，但由于郭太运在“云记”学徒弟和效劳时间较长，所以他基本上掌握了门神作坊所有门类的主要技能，尤其擅长印画。年少时的郭太运在前前后后百十个师兄弟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佼佼者，同在“云记”做过学徒的张幼心等人也对郭太运的印画手艺持赞赏态度，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用秒表计算过，年近八十的郭太运的印画速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达到了一张画只需要三秒钟的速度。郭太运之所以对门神作坊制作年画的每一个环节基本都通晓，这跟他少年时代便对周围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的天性分不开，他原本被掌柜的分到了印画作坊，但为何他对刷红纸和雕刻技艺也比较清楚呢，主要是因为每当雕刻师傅刚一离开工作台去办别的事情时，少年郭太运就趁机拿起刻刀刻几下，由于他的聪明伶俐很招师傅的喜爱，所以即使刻版师傅看到他私自动刀，不仅不批评而且还会悉心指导，于是在多位师傅的指教和郭太运本人的细心观察和认真琢磨之下，他熟悉了门神作坊的几乎所有运作程序，尤其是年画制作的工艺流程，其中最擅长的就是年画的刷印，这也是最让老人引以为骄傲之处。

过去要到门神作坊当学徒绝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通常来说，首先需要有可靠中间人的介绍，其次最好看起来聪明伶俐且有培养潜力，只有这样的男孩子才会受到掌柜的喜爱，掌柜的会先让这些男孩子到作坊屋试工，试工表现不佳的徒弟大概在两三个月左右就被打发走了，若试工通过则可成为正式的徒弟，几乎每年都有新徒弟的到来，几乎每年也都有学成出的师徒弟离开。13岁便进入门神作坊学习的郭太运一定不会是资质特别差的孩子，从郭太运少年时的照片里便可看出他神情中流露出的聪慧与帅气，这种聪慧睿智的精神面貌依然停留在这位88岁老人的身上，老人洪亮的声音、慈祥的笑容与善良的言行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中。过去门神作坊的收徒弟一般没有什么拜师仪式，据老艺人回忆，“云记”收了新学徒之后，一般不会指定徒弟跟着具体哪一个“老师儿”（方言，意为“师傅”），即没有明确的师徒关系。大致的分配是这样的：掌柜的根据新学徒的资质和特点进行分配，有的被分到雕刻上，有的被分到印画上，有的被分到刷红纸上，若发现分配的不合适，掌柜的会及时进行调整。一旦成为正式学徒，基本上是全年都在掌柜家里吃住，年下时（即过年时）虽然放假，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家，师傅和徒弟都在掌柜家里过年，过年时的门神作坊特别热闹。年下时，掌柜的给“一年的徒弟”（即学徒弟时间在一年之内的徒弟）买一个帽头儿（即帽子），帽头儿顶上有个疙瘩儿（这种帽子很像瓜皮帽），给两年的徒弟买一件大衫儿和一个帽头儿，徒弟们会在年下时穿着大衫儿（一般的大衫儿外面需要罩上棉袍）得意洋洋地到街上转转，过年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郭太运说，过去过年十分热闹，街上大部分做生意的都停止营业，大家都上街玩乐，除了戏园儿是一个好去处之外，另外还有说书的、唱戏的、唱坠子的、耍把式卖艺的，还有拉洋片儿的，这些都受到男女老少的热烈欢迎。在年下时，学徒们一起到街上转一圈儿，看看各式各样的玩意儿，感到疲劳和饥饿之后就回家去，那时的门神作坊就像是他们的家。

学徒至少需要在门神作坊干四年，三年可以出师，另外再效劳一年。所谓效劳，就是为掌柜的无偿劳动一年。不过，郭太运在“云记”的时间较长，大约五六年时间的学徒生涯使他对门神作坊的运作情况十分了解。

（二）新出师做拼份掌柜

19岁左右离开“云记”之后郭太运，与长他七八岁的谢和彬合作开起了“背作（即偏僻的小作坊）”，二人开始当起了拼份儿掌柜。因二人都是刚出师不久的“云记”学徒，资金十分缺乏，故掌柜刘子云以“云记”柜仙儿李天福为中人，拿出100令连四纸的资金“资助”他们，实际上按照“本六人四”的规矩，郭、谢二人需要把一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拿给掌柜。郭太运主要在“云记”的后作（相对于前边柜上的后坐，即指刻版、印画、刷红纸等）学习，对刻印十分熟悉，尤其擅长刷印年画，而谢和彬则在“云记”的前作即柜上学习，虽然也能刷红纸和印年画，但相对而言他对销售等更为清楚，于是郭谢二人一个负责内务（刻印）一个负责外交（销售），他们这个小家儿红红火火地开业了。郭、谢二人先是购买一部分旧版刷印，后来又补充一部分新版，由于资金有限，他们不能像大家儿那样二月二即开作，而是到八九月份才开始刷印年画，但也是到阴历的十一月十五开始售卖，就这样，郭谢二人很快就捞到了第一桶金并把掌柜的本钱归还。他们两个大概合作了两年左右，为了有更多收入，于是郭、谢分开各自又开了小作坊，谢和彬迁到省府西街，郭太运还在大南门里，为自己的门神作坊取名为“泰盛”。在过去，门神作坊的字号里常常含有主人的名字，另外再取用“盛”、“昌”、“隆”、“恒”等象征吉祥寓意的字样，组合而成为门神作坊字号。

郭太运自己开门神作坊“泰盛”时，作坊设在勤农街自己家中，开业之后先从朱仙镇买了20多套旧版，修修补补之后自己又刻了一些新版，就这样，郭太运自己的门神作坊逐渐发展壮大。他的门市（即门面房）租在繁华街道上，他的师兄弟李自新、二姐丈以及连襟都曾在作坊里做过活。“泰盛”基本上是八九月份开始刷印年画，平常则刷一些扎社火用的纸张，一般有大红、二红、绿色、黄色等颜色。当时两三个月刷印年画的收入足可购买全家五六口人一年的口粮。那时郭家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吃上了一般人家吃不上的杂面花卷，当时开封的大部分人家只能吃窝窝头。所以说，开门神作坊的投入大但利润也特别大，即使是平常，也能赚一倍多，到过年前的几天利润更是成倍增长。另外，因为过去家家户户在过年时都要贴年画，一般是家里有几合门就要买几合门的年画，即使是叫花子在过年时也要买一张年画贴在背篓上，所以年画的销售一直很顺利，只要能印出来，就有顾客来买。当时郭太运在勤农街的街坊邻居们都以为郭家刷印并销售年画赚了不少钱，邻居们常说：“哎，你看人家卖油的总是来郭家送成缸的油，卖馍的也是到他门口来送。”而郭太运说事实上家里并不是很有钱，但是生活还过得去，他说那时他家是“门口挂纱灯，外明里头空”。街坊邻居之所以这样说，也与郭太运年轻时的穿衣打扮很讲究有关，邻居们在背地里都称郭太运为“一身白”，因其浑身上下只穿白色衣服（一般的，夏天穿一身白，冬天除外），几乎不穿其他颜色的衣服。用郭太运的话来说即是：“要穿杭纺就是一身杭纺，要穿粗布就是一身粗布，要穿横罗（音同，即为绫罗的一种）就是一身横罗，夏天完全没有穿过颜色衣服。”虽然平时常与颜色打交道，做的是颜色活，但是郭太运的身上几乎没有见过颜色污点，一身白就这样被邻居们明里暗里地叫开了。郭太运挣到钱以后，就在勤农街上那块用六十多石麦买来的四分四厘地皮上盖了五间房。年轻时的郭太运劲头十足，正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突然迎来全国解放，当时的政府到1953年前后时开始对年画采取打压的态度，极高的税收使年画作坊无法继续经营，故郭太运大干年画和在勤农街盖四合院的美梦破灭了，因此说，郭太运自己开店铺干年画作坊仅仅三四年左右，在那几年里，郭太运从一个小学徒真正成长为年画作坊的年轻掌柜。直到今天，郭太运依然很为自己的这段奋斗时光感到骄傲，他经常会说：我19岁就已经开始养家了，现在的小孩儿嘛也不嘛（注：意思是“现在的小孩19岁时还不具备成家立业的条件和能力”）。

郭太运说他从“云记”出师之后，本来打算鼓足劲头大干年画生意，在他看来刷印年画是不错的生财之道，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他的美梦破灭了，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一句俗语：“打算不到，不能住庙。”的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命运就这样在时局的变换中被改变着，有时顺畅，有是坎坷，有时兴盛，有时衰落，不是开封朱仙镇年画艺人不为年画做打算，而是再精密的计划也很难赶得上变化，又有多少人能逆时代的潮流而动呢？

（三）新中国成立前夕跑行商

新中国成立前，郭太运为了养家糊口，曾到上海、徐州等地跑行商。郭太运常在徐州买布匹（当时有种布匹的牌子叫海昌蓝，郭太运多次购买这种布匹），回到开封以后在相国寺摆摊销售，除了买卖布匹之外，郭太运后来做过文具等小买卖。他在1953左右参加工作之前，做过很多小生意养活妻儿老小。作为九个孩子的父亲，郭太运的一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已经88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战争、自然灾害以及政治运动等重大变故，生活的艰辛磨炼了老人的意志，岁月的风霜使老人看淡了是是非非，老人的心态变得十分平和，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也许就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

（四）“打压”时期转战印刷厂

郭太运从13岁进“云记”学徒弟开始，刷印年画一直到1953年。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门神就被列为迷信品，从1953起国家对年画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年画的生产，但是要对年画从业者征收高额税收，这与民国时期做小生意不用交税的区别很大，因此给年画从业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传统年画的生产被迫停止。于是年画从业者分流到各个文化部门，郭太运则被分到了开封市科技印刷厂，从1953年到1961年他一直在印刷厂工作，虽然不再刷印年画，但是他依然没有脱离与纸的联系。

郭太运在“云记”学徒弟时就做得一手好活，速度快质量高，在“云记”当时前前后后百十个徒弟中，郭太运刷印年画的确是佼佼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出以后，郭太运曾经到郑州参加查纸比赛，喜得第一名。因为从小就与纸打交道，自从开始学印年画至今，一直在“玩纸”，郭太运对纸的熟悉程度几乎无人能比。无论多乱的纸，只要到了郭太运的手里，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推得整整齐齐。查纸时他不是一张一张地数，而是一推五张，速度之快、数字之准无人可敌。过去刷红纸和年画时，郭太运随便掐起一打纸便可以凭经验和手感说出纸的张数，误差最多在五张上下。由于长期与纸打交道，郭太运对不同纸张的厚薄非常熟悉。

（五）年画社里显身手

1962年正式成立“开封市朱仙镇年画生产合作社”（艺人们通常简称为“年画社”），隶属开封市手工业管理局。当时的副市长王子珍直接负责年画工作，河南大学刘铁华教授在民间年画的调研中作出很大贡献。年画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方针是取缔旧年画，创造新年画，即用新年画代替旧年画。当时的郭太运在年画社主要负责年画的刷印，1961年的年画社里大概有一二十个人，郭太运、李广亮、朱鸿欣、朱永敬等老艺人均被吸收到年画生产合作社，有专门刻版的，有专门刷印的，也有负责行政管理的，刷印上也收了几个徒弟，郭太运那时收的徒弟，现在已有60余岁，他们离开年画社以后基本都改了行。年画生产合作社时期，艺人们创作了一些新题材，这些新题材的年画被称为“新年画”，例如《参军光荣》、《支援前线》、《抗美援朝》、《大丰收》、《夫妻学习》、《劳动光荣》等。年画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为了销售这些新年画，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拉着架子车赶会去卖，老百姓很不喜欢新年画，有人说：“这灶爷坐那儿咋像个民兵啊？灶爷不像灶爷，门神不像门神，四不像这是。”由于新年画不被群众认可，年画社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后来国家不再拨款之后，便于1963年停办了。停办以后，年画社的工作人员有的被分到了戏装社，有的被分到了文化用品公司，有的被分到了印刷厂，郭太运则被分到开封市龙亭区委工作，后来他又返回到原来的科技印刷厂，继续着自己的纸张情缘。

（六）年画出版社里宝刀不老

郭太运在科技印刷厂工作到1979年前后，当时的印刷厂业务繁多，负责印刷各种表册、书籍、信封、信纸、档案袋等，直到1980年前后，开封市与开封地区未合并之前共同申请的“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被批准成立，此时，郭太运又在组织的派遣下于1981年前后来年画出版社任古版研究室主任，负责古版的搜集整理以及年画的刷印等工作。刚成立的年画出版社简直是一无所有，郭太运调过来之后，专门到全国各地搜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旧样稿，在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个人手中搜集到了不少朱仙镇年画的传统样稿，尤其是在上海鲁迅博物馆找到了珍贵的画样，南京、天津、烟台等地也留下了郭太运和同事们的寻访足迹。郭太运与同事们一起把这些搜集到的画稿或年画成品通过翻拍、刻印等方法复原，然后再根据原图上色，若遇到黑坯[2]，则根据老艺人们对传统年画色彩的回忆来上色。年画出版社历时15年左右，1995年前后停办。因为当时河南省的出版社较多，故从五家出版社里砍去了三个，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因此停办。

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的主导原则是“以胶印年画养木版年画”，故年画出版社一开始就大量印刷胶印年画，而且印的大多是红底年画（从此以后群众逐渐接受并习惯了红底年画，反而对过去那种白底年画不再十分接受）。那时的胶印年画是每年6月前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稿，风格不完全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风格。胶印年画虽然也有秦琼敬德等传统内容，但这些传统人物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胶印年画与传统木版年画还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可以说胶印年画其实就是传统年画的变异。年画出版社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征来的稿件中有一个活灵活现的可爱娃娃图像很受出版社审稿人员的喜爱，大多数人赞同大量刻印，唯独郭太运反对，他认为娃娃图固然好看，但不一定好销售。后来这个娃娃图大量印刷之后在安阳的订货会上几乎无人问津，群众说它没有年画味。对此，郭太运指出：年画不能是光看着美，它还得跟春节结合得紧密才行。

当时年画出版社里水平较高的刻版师傅是苏建成，他以前曾专门在报社补字，不过他刻人物的水平也很高，郭太运甚至认为，苏建成的水平要高于60年代年画社时的刻版师傅朱永敬。年画出版社时期刻的版先是存放在开封市老博物馆（在南京巷），后来转移到图书馆存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收藏位于包公湖畔的新博物馆（新博物馆也有30多年了）。

（七）退休不成被逼刷画

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停办以后，工作人员又被分流，那时的郭太运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从年画出版社调到大众电影院以后，郭太运便开始申请退休，但因为当时的大众电影院效益不佳，相关领导强烈要求郭太运留下抓生产促创收，郭太运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带着大众影院的一些员工开始刷印并销售年画，于是郭太运在退休年龄到来之后又在大众电影院刷印了几年年画，直到刷印年画的房子到期之后才罢休，这时郭太运终于有机会再次提出退休的申请，老人退休回家的心愿终于达成。

（八）退休后继续搞印刷

按照常理，从大众影院退休之后的郭太运本该尽享天伦之乐了，可是一直干劲儿十足的老人精神依然不减当年，也是因为对纸的熟悉与热爱促使他继续着自己的纸张情缘。于是他和老伴毫不犹豫地开起了印刷厂，两位老人又不知疲倦地干了几年个人印刷厂，借钱买了机器等。郭太运的印刷厂印刷品种比较多样，例如稿纸、信纸、各种表册、作业本等。就这样，退休之后的郭太运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一如既往地继续着自己“玩儿纸”的爱好。

（九）“年画泰斗”出山

2002年，冯骥才在开封市东京大饭店召开木版年画相关会议时，特别邀请郭太运参加，并请郭太运就年画问题发表意见。郭太运在参会之前压根就没有做会议发言的打算，他认为冯骥才等人只是大致了解一下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情况，并没有想到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一事的发生，更没有料到年画会有今天的蓬勃发展，再加上以前年画被当作迷信品而受到严重打压，这也是郭太运不愿意发言的重要因素之一。后来这位“年画泰斗”在冯骥才的一再要求之下，郭太运才谈了年画的历史、兴衰等情况。也就是从那时起，郭太运又回到了深爱的年画行业，老人的年画生命又一次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

（十）八十岁的“上班族”

在开封市委和开封市博物馆的邀约之下，郭太运于2004年来到了开封市博物馆年画室负责年画的印刷及宣传等，并推出了“泰运”标识的木版年画。随着博物馆年画室的发展，郭太运老人收了三个关门弟子：郑海涛、蔡瑞勇、谷莉。收徒仪式十分隆重，河南省文化厅和开封市的领导及很多年画专家都来道贺。在收徒仪式上，郭太运赠给他们每人一套雕刻工具，工具是日本进口的，不再是传统的自制工具。收徒仪式之后，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山东的几个大学生在看到《大河报》上对郭太运收徒的新闻报道之后，以为郭太运要开始收徒弟了，于是就来到开封非要拜郭太运为师学习木版年画制作技艺，郭太运虽很赞赏他们对年画的喜爱，但是客气地拒绝了他们。郭太运对几个徒弟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论是雕刻还是印刷，甚至在做年画室的其他事情上，郭太运都要求徒弟要踏踏实实做事，老人还时常教导徒弟们要做光明磊落的人。尽管三个正式徒弟已经跟随老人学习了几年，基本上掌握了传统年画的制作技艺，年画室其他工作人员的技术也不差，但是郭太运依然对他们的技术不太满意，不过，老人也只是心里不甚满意而已，他不会因此经常批评徒弟使他们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老人很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教授徒弟上，而且表现在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上面。老人经常跟我们说，他刷印年画速度快质量高，并且印出来的年画人物非常有精神，而且脸部很瓷，甚至有向外凸出的趋势。郭太运说自己从年轻时就在技术上不让人，绝对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做得差，他追求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早早当起了学徒，为了将来能养家糊口，他从小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年画这门手艺，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促使郭太运很小就成为众多学徒中的佼佼者。

如今88岁的郭太运几乎每天都要到博物馆上班，平时主要做一些年画生产的安排工作，根据品种的销售和库存量来安排：哪个品种印多少，哪个品种裱多少，这些事情郭太运一般会在每个月月初就在用废弃宣纸制作的小本子上写下一个月的生产计划。除了做以上这些生产的安排之外，郭太运从来不把自己看成高龄老人，而是和年画室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每天都要找点事情来做，比如说查纸、制作印画工具和包装袋等。我们在访谈中曾多次看到老人一次次忙碌在年画室原本不大的空间，有时是认真而快速地查纸和搬运一摞摞沉沉的宣纸（看起来有50厘米厚度，重量不会轻）；有时是耐心地调配颜色，不厌其烦地用宣纸条来测试；有时是拿着剪刀等制作印画的刷子等工具。虽然年事已高，虽然是国家级传承人，虽然是师傅，但是郭太运从来没有摆过什么架子，他总是耐心地给每一个热爱年画和关心年画的人讲述年画，他忙忙碌碌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博物馆年画室的角角落落。生命在于运动，的确，也许这也是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从2004年郭太运来到开封市博物馆开始，主要负责年画室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老人依旧在与年画打着交道，一辈子都从事着与纸有关的工作，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玩儿了一辈子纸”，“我打了一辈子的工，到现在还是打工”，“八十八岁的人多了，八十八岁的打工的人不多啊”。的确，老人的一生与年画和纸结下了不解之缘，年画在老人的生命里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只要一提到年画，老人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聊上几天几夜压根儿就难不倒他。

至今依然为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努力着的郭太运，是近代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变化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太运的年画作品曾在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展出，并被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收藏。郭太运还曾到美国、新加坡等地举办年画展销，大大宣传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技艺，扩大了中国年画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十一）“玩儿纸”老人如是说

1.我只是一个门神匠

朱仙镇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郭太运于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实早在1995年，郭太运就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家”称号，2006年先后被河南省和国家命名为民间艺术杰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郭太运老人对国家给予的这些荣誉表示衷心感谢，并且一再表示自己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门神匠，面对国家赋予自己的这些荣誉，他没有理由不把这门手艺好好传承下去。自从年画被重视和成为“非遗”之后，郭太运也成了名人，来访问他的学者和记者不计其数，来看望他的领导每年都有很多，来找他合影的人也不计其数，以至于老人拿起自己家里的一大堆照片时，很多时候都不认识跟自己合影的是谁。自从老人成为年画的见证人和传承人之后，为了宣传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他在政府的组织下，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老人的见识比以前广多了。其实青年时代的郭太运就是一个跑过行商的能人，那时的他能把开封到徐州的火车沿途停靠的大小站名一个一个全部背下来，老人对地理和历史很有兴趣，直到现在，他空闲时还是特别喜欢看一些历史和人生哲学方面的书籍，老人还是一个十分关心社会问题和时事新闻的潮人，有事没事总是喜欢与人谈论一下社会问题。

近几年专家学者纷纷把年画当作年文化的一种大肆宣传，年画的地位很快得到大大提高，朱仙镇木版年画成为“非遗”项目之后，引来更多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与之前传统木版年画被看成迷信品和旧文化的观点大不相同。用郭太运的话来说即是：“老百姓是跟着国家的，国家说啥，老百姓都跟着上。国家一压制，老百姓跟着走；国家提倡，老百姓也跟着走。”老人朴素的话语里透露出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国家政策的密切关系。

郭太运认为对待“非遗”传承人，不能只在经济上重视，当我们提到日本和韩国的相关做法时，郭太运说：“有差距……咱是摸索的，才起步没几年。……2002年冯骥才才提这个问题……政府才重视。”郭太运平时十分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每天早上到博物馆年画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当天的报纸，老人对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申请“世遗”的事情也十分关心，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他认为申报“世遗”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地年画的差异太大，老人十分希望中国传统的木版年画能够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

郭太运国家级传承人的申报和批准与后来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省级和市级）的申报和批准并不完全相同，因为郭太运是第一批，而且是资历比较老、技术比较好的老艺人，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写申请，我不用。……这个不是申请的事儿，（上边）给你要材料，或者要哪一方面的材料……”郭太运提到申报国家级传承人时，特别强调申报的不容易，而且对自己获得的荣誉和证书等，他基本都能记起什么部门何时颁发的，老人还拿出一些证书给我们看：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河南省文化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美术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部门和协会颁发的。

2012年8月，我们在开封做田野作业时，郭太运的两个徒弟郑海涛和蔡瑞勇正在忙着做申报河南省木版年画传承人的材料，这件事情本来令郭太运十分高兴，但是老人一直感到不开心的是另一个女徒弟谷莉没有申报的名额，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老人多次表示了遗憾。

郭太运对传统木版年画的观点依然是这样的：“那东西说实在话，都是古老的制作方法，其实现在没啥用。”他认为国家现在下大力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无非就是为后代保留一些资料而已。他在跟此前的文化部官员交谈时也曾经谈到木版年画在若干年以后要进博物馆的看法，他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消极的，相反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民间老艺人对木版年画的未来深切关怀和缜密思考的表达。不过，老人在教导徒弟时依然要求他们要认认真真学习年画技艺，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论年画将来的前途如何，既然身在博物馆，既然是他郭太运的徒弟，现在必须要努力学好这门手艺，做好该做的工作。

2.叫啥名字无所谓

郭太运说，从1961年才有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朱仙镇木版年画”这个名称，那时年画社的宗旨是“以胶印年画养木版年画”，当时的河南大学教授刘铁华为了区别传统木版年画与胶印年画，于是就使用了“朱仙镇年画”和“新年画”这两个名称。那时创作了一些新年画，有“大丰收”、“支援前线”、“参军光荣”等；另外一个称为“朱仙镇年画”的原因是，朱仙镇在清末曾是开封重要的码头，而且那时朱仙镇上年画的生产和销售非常繁华，历史上朱仙镇年画曾有过十分辉煌的时期，因此“朱仙镇年画”的名称广为流传。

至于现在为部分年画研究者力争的“开封年画”一名，郭太运老人一方面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争年画的名称没有必要，老人说年画“事实上是起源还是开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东京梦华录》上说得很清楚”[3]，他认为叫“朱仙镇年画”还是“开封年画”都无关紧要，争论年画的名称意义不大，认认真真做好年画才最关键。另外老人还讲道：既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名字，那么遵循大多数人的习惯还是很有必要的。

3.中药颜色是胡说

当我们提到有人宣传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颜料配制使用的是中药材时，郭太运的嗓门突然提高了，他略微生气地说道：“中药颜色，胡说八道”，“这十八个药都是啥？……不能故弄玄虚，不能这个劲儿，那是欺骗人，欺骗历史”。郭太运认真地告诉我们：“这将来要是写成书了，不能胡说是十八个中药。如果说植物和矿物，这个没错，矿物用啥炮制，植物用啥炮制，这是真的；但是（只）有一个槐米是中药，其别的颜色没有中药了，另外，颜色上，你不能说（用）十八个中药调制颜色。”老人耿直的性格在访谈者的面前毫不掩饰，他敢于讲真话、敢于揭露不良风气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另外，郭太运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朱仙镇年画不是大红大绿”，老人的解释是，虽然朱仙镇木版年画主要使用了“黄、红、绿、紫”等色彩比较鲜艳的颜色，但是经过老艺人精心炮制的颜色却变得比较沉稳，这一点与我们通常见到的民间工艺品那种比较炫目和耀眼的颜色有所不同。

4.不伦不类的年画创新

郭太运一直不是特别赞同年画在体裁和题材上的创新，他认为必须十分恰当地把新思想、新思路与传统年画相糅合才行，否则新创作出来的年画就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因此说，与开封朱仙镇其他年画艺人相比，郭太运在这方面是较为保守的一个，他不会轻易地允许自己和徒弟们创新，但这并不是他思想顽固的表现，在缜密设计和条件许可之后，郭太运指导徒弟蔡瑞勇创作了“包公”，这幅比大毛略小的作品悬挂在年画室里十分醒目，销售情况也不错。在谈到为何创作“包公”时，郭太运说：首先因为包公是北宋人，与开封的关系密切；其次因为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形象。关于包公的创作，郭太运还讲到：如果按照文字记载，包拯其实并不是黑脸，而是净脸，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如果把包公的形象创作成白脸，老百姓看后不知道这是谁，像现在这样创作成黑脸，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包公，因此博物馆的“包公”是按照民间的心意（郭太运的原话是“心情”）来创作的。也许这才是千百年来老百姓之所以喜爱传统年画的缘由吧，年画中的民间心意与民众的心灵之间产生了共鸣。在我们访谈期间，郭太运正在创作一个小长卷，样品已经出来了，预计2012年底这幅新作品可以面世。

5.免费签名

郭太运有一支专门用来签字的笔，因为来买年画的游客和爱好者都希望得到郭老先生的亲笔签名，原本馆里希望郭太运每签一次名就要加收五元的费用，但是郭太运一直不主张收费的做法，现在他都是免费签名，有一次因为短时间内签名太多而致使胳膊酸痛了很久。郭太运心地善良，有一次听到工作人员向游客要价要的高了一些，就低声对我说：“呵呵，可，可狠。”在老人的眼里，年画从来就不是一种暴利赚钱的手段，尽管在旧社会年画的利润较高，但是在中原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和生活的郭太运老人的身上一直散发着淳朴与善良的气息，即使面对金钱至上的浮躁社会，老先生固执的淳朴依然闪耀着恒久的光芒。

据郭太运说，开封市博物馆曾同意深圳一家年画销售商悬挂他的肖像作为宣传，但是后来发现深圳还有另外几家也开始悬挂他的照片，虽然知道这是侵权问题，但是博物馆和郭太运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跟我们这些访谈者说说而已。其实，在民间艺人的观念里，法律意识一直比较淡薄，法律在民间这个充满人情味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无力。

6.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

每逢提到一些研究年画的专家教授来郭太运这里访谈或请教时，郭太运就很开心，老人甚至能如数家珍地将一些年画学者的名字和单位一一道来，老人还专门从家里拿来70多张照片给我们看，并且耐心地讲解拍摄照片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但是，郭太运从来就没有认为记者和学者的访问是对他生活的一种打扰，他对待来访者的态度一直很真诚、热心，不论是记者还是学生，不管是记录还是拍照，老人总是这样认为：“人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咱得支持，肯定得支持。给人家方便，人家想要哪方面的材料，咱尽可能得给人家谈，谈透彻，我就是这个态度。”老人完全是出于对年画的热爱才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个来访者讲解年画，用年画室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郭老师一说到年画劲儿头可大”，用郭太运儿子的话来说就是：“俺爹一说年画，那就没头儿了”（意为郭太运一讲到年画就说个没完没了），老人的热心和耐心完全出于对传统木版年画的一腔热情，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在工作上如此，在生活上亦然，老人不止一次跟我们讲，他不喜欢别人给他带礼物过来，尤其是我们这些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们。

7.认真接待领导参观

经常会有领导来博物馆参观或检查工作，来到之后有时需要郭太运亲自讲解和示范，有时十几二十分钟，有时半个小时，这些所谓的工作检查或多或少给年画室的正常工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一次，年画室李晓东师傅正在认认真真按部就班地刷印年画，这时博物馆领导带着一群所谓的专家和领导来到年画室参观，李师傅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刷子，让出坡儿，让郭太运为专家和领导示范，不论参观时间的长短，这样的领导参观或工作检查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年画室的正常工作，甚至会影响到一个月的生产。另外还有比较特殊的领导参观，那就是本来通知要来年画室，年画室的工作人员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准备接待，结果忙活了大半天，又接到领导行程改变的通知，这种浪费时间的事件时有发生，给博物馆年画室的工作带了一定的困扰。

8.学问不能掺假

尽管郭太运学历不高，但老人可称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他平时喜欢看书，文学、历史、人生哲学等都有涉猎，老人平时还比较关注时事新闻和社会问题等，并且还对文章的好坏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呢，他说：“有些东西人家写得就是好，有味道，但是有的就是那淡不差的（方言，意为‘淡，没味道’），可是我总觉得，我是总这样感觉。我是自己没事儿的时候，自己琢磨：同样一件事儿，（为啥）人家写出来又生动，（又）可有感染力；你写出来，看着给（意为‘像’）那吃那鳖孙白菜啊，淡不差的。这就是还是人家的文化程度高，人家（写出来的）就不一样。”暂且不论郭太运说的是否有道理，老人的这种善于思考的精神十分值得肯定。

郭太运经常向我们强调这样一句话：“手艺不能掺假，学问不能掺假。”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写文章，要把事实搞清楚再写。在我们访谈即将结束时，郭太运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们说，在以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具体的年画问题，尽管联系他和他的徒弟，他一定会耐心地回答。

9.对个别研究不满意

郭太运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不太满意，对一些出版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这样评价一本跟他有关的年画艺人口述史著作：“其实她那个书写得非常乱，我非常不满意”，“有的是望风捕影，有的是囫囵吞枣”[4]，老人很想找到作者说说这件事情，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原因，老人一直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老人的批评给我们这些年画爱好者和研究者敲响了警钟，老人的话语时刻鞭策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可为了世俗的利益而使心灵蒙受屈辱。

10.人品第一

访谈中，郭太运最常谈的是人品问题，他说自己交友的原则就是人品一定要好。在日常生活中，郭太运经常告诫子女们：不管在集体企业还是在个体企业工作，都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才中。在博物馆里，郭太运也经常这样教导徒弟们：一定要“光光明明做事，磊磊落落做人”，老人说一个人即使再有钱或者再有才，如果没有人品，也是白搭，这样的人会被别人看不起，“坚决不能损失人格”。

11.师徒情谊深

郭太运每次出去参加展览或开会时，博物馆馆长都会安排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和郭太运的一个子女全程陪同，每当提到此事时，郭太运就非常感谢博物馆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郭太运说外出参展参会时，大多数由徒弟郑海涛陪同，他在很多次访谈中都提到海涛的忠厚和可靠，说海涛有时甚至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周到。其实，郭太运与自己这几个徒弟的关系都非常融洽，逢年过节甚至是平时，徒弟们都会登门看望老人，加上每个工作日的相处，师徒之间的亲情可想而知。郭太运特别向我们提到，以后的各种展览和会议他不太愿意再去参加了，一个是因为年纪大了，再一个是因为他很想把自己的徒弟们推向前台，给徒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老人对自己的徒弟们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12.花不完的钱

老人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他经常说自己有花不完的钱，而且非常感谢国家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他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门神匠，但是由于自己的运气好，赶上了现在的好政策和好时光。老人的经济来源共有三个渠道：一是来自大众影院的退休金；二是博物馆的工资；三是国家级传承人的补贴。虽然每一种渠道的收入都不多，但是加起来足够老人在开封的日常花销。老人的一生经历了饥饿与战争，经历了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经历了这些坎坷的老人更加懂得生活的真谛，所以他从来不把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也从来不与别人在经济上进行攀比，老人从年轻时就始终保持一颗淡泊之心，从来不刻意去争取名利，恐怕这也是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13.老人的心愿

郭太运一直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把传统炮制颜色的方法教授给徒弟，并把制作方法拍摄、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资料等；另一个是在88岁时举办个人的全国年画展，准备印88个品种，共88套。其中第一个心愿是郭太运现在最大的心愿，老人一心扑在年画上，心中只有年画。这两个想法都得到了博物馆的支持，可惜的是至今没有实现。不过郭太运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而且他的实际年龄还不到88岁，他平时说的88岁是按照民间传统的虚岁习俗来说的，所以我们相信郭老先生的心愿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二 “玩儿纸”老人的生活

1.老人的一天

郭太运一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般而言，他每天早上四点五十起床，洗脸刷牙之后开始做饭。他的早饭非常丰富，用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早饭吃饭可杂。”老人做早饭的第一步是先把两个火打开，一个火上烧水，一个火上馏馍（有时顺便馏一些山药、红枣和花生，馏好以后的红枣等放在冰箱里可以吃几天）。吃早饭时先喝鸡蛋水，最后再喝奶。老人特别强调了鸡蛋水的做法：“鸡蛋打好以后，小磨油倒里头，芝麻油啊，可不能用花生油，稍微晾一会，不太热了再放蜂蜜”，老人的鸡蛋水里竟藏有“玄机”。鸡蛋水喝过以后先吃一片药（老人有轻微的高血压），然后是正式吃饭，一般会吃半个馍或者两个包子（一素一肉），再吃两节山药、五颗红枣，有时吃花生、黄豆等。早饭后郭太运便很快地收拾锅碗，在家里稍事停留之后，老人就提着自己的黑色手提包去博物馆上班，手提包里通常会装有一个眼镜盒，一个钱包，一盒药。

一般的，老人不会一出门就坐上直达博物馆的四路公交车，而是先步行至汴京公园，大概七点十分左右到达汴京公园，在公园里活动二十来分钟，七点三十五左右到公交车站牌等车，老人坐车来到包公湖畔博物馆的时间一般会早于博物馆正式开门的时间（博物馆通常八点二十开门，八点半正式上班），于是老人会先在传达室门口的椅子上坐一会儿，一边等候开门一边与骑车和开车来上班的同事们打招呼。提着黑色手提包来到年画室以后，老人就先坐在椅子上边喝茶边看最新的报纸，大致浏览完报纸之后老人开始安排和检查工作（年画室的印画工作几乎都由老人来安排），有时还需要配制即将用完的颜料，制作即将用坏的工具等。老人几乎每天都还要接受游客的“采访”，年画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有时是散客，有时是旅游团，郭太运每次都会耐心地给好奇的游客讲解年画知识。大概中午十一点多时，郭太运就开始离开博物馆去门外坐四路车回家。博物馆的正式下班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本来馆长不想劳烦郭太运每天按时来博物馆上班，老人可以想什么时候过来就什么时候过来，但是一直比较要强和严谨的郭太运坚持在每一个上班时间都到博物馆报到，即使刮风下雨，老人也从不间断。

郭太运大约在十一点四十五左右到家，回来以后就马上着手做饭。有时是打打卤做个捞面条，有时会喝一点儿啤酒，啤酒一般在夏天喝，老人说一瓶啤酒可以喝一天，如果喝辣酒（即白酒）喝一点儿，就着酒吃点儿花生、咸鸭蛋、酱鸭肉、牛肉之类的小菜，吃罢以后老人会在屋里活动一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开始冲茶，大约下午一点二十左右开始睡午觉，午睡时间通常为四十来分钟，午睡起来以后，老人先擦把脸，然后是喝茶、看报，每天下午三点以前，老人必会到附近的澡堂洗澡。老人说自己“到澡堂一浴一洗头，我洗得快，（我不像）有的人都洗一大晌，（我）跳里头一浴，一洗头，到热池里再一浴，这一打肥皂，再一浴，出来，水一冲”。郭太运每天去洗澡时都带着杂志，洗完澡之后边喝茶水边翻看杂志，有时碰见棋友还要再下下棋，大概消磨到五点十分左右回家，一般不到五点半就回到家开始做晚饭，吃过以后老人就看看新闻联播或者电视连续剧，九点半便把电视关闭，洗脸刷牙之后便上床睡觉了。郭太运说自己“每天每天都是这”，老人如此有规律的生活坚持了几十年之久着实令我们感叹，尽管都说“好习惯早养成终生受益”，可是真正有毅力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人呢？郭太运从少年时代学徒弟开始便有着一颗要强的心，这主要表现为他在技术上不让人，绝不允许自己在几十个师兄弟里边落后，因此在学习印画、刷纸及雕刻时，老人一直都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如是地坚持下去，终于成为前前后后百十个师兄弟里的佼佼者之一。也许在平时的生活中，一直支撑着老人的依然是那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勇敢之心。

2.做饭

尽管已经88岁高龄，尽管一个人做饭吃有点麻烦，但是郭太运依然喜欢自己动手来做，不管是吃面条还是别的什么，老人说他宁愿自己来做，也不愿意吃大妞（即郭太运的大女儿，大女儿的家就在郭太运不远处的楼上）家的饭，原因如老人所说：“回去打电话在楼下还得等，她住在四楼，得等一晌，我也是烦，不想站，她起码就是给你盛盛这，弄弄那，得一晌，我还得等。她光想她做啥叫我跟着吃啥，我不想。”其实，老人非常明白女儿的心思，他很清楚女儿是想让老父亲轻松一些，不想让父亲再一顿一顿地亲自动手做饭，但是郭太运的性情里似乎含有一丝坚持或曰固执，老人还是觉得自己做饭吃比较便宜。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原因，郭太运一般不到外边的饭店吃饭，最喜爱吃的还是自己动手做的饭菜。

3.泡澡

因为洗澡是老人每天的“必修课”，所以这里单列出来详细介绍一下。据老人讲述，他从20多岁时就开始每天去澡堂洗澡，即使家里有宽敞的洗澡间，老人每天上澡堂的习惯依然如故，坚持到现在有60多年了。有时因为下班回家后时间不充裕了，老人即使不吃饭也还是坚持去洗澡，舒舒服服地洗完澡以后再回家吃饭。郭太运现在每天都要光顾的澡堂使用的是深水井取上来的温泉水，老人说这“水漂亮得很”，刚从井里出来的即是六七十度左右的弱碱性热水，再加些凉水后洗起来很舒服。因此郭太运老人每天下午都要到澡堂子里去泡个热水澡，泡过之后再去淋浴。据跟随郭太运一起洗澡的朋友说，大池子里的泡澡水温度很高，郭太运很可能是习惯了这个水温而感觉不到烫。这个澡堂每次洗澡的费用是五块钱，郭太运购买了澡堂的月票，故一个月需要花九十块钱。每天下午，郭太运的身影都会出现在那条长长的胡同里，瘦长的影子伴着老人缓缓向南边的澡堂走去，附近的老住户大都熟悉了老人的生活规律，只要一看到老人出门洗澡，大家就知道时间已经是两点多近三点的样子了。一般的，像郭太运这么大年龄的老人都是由家人陪同到澡堂，而郭太运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康，所以每次都是独自一人去澡堂，澡堂的营业人员也都认识这个每天必到的帅老头儿，于是也就不会担心老人一人进入地板湿滑的澡堂沐浴。郭太运老人坚持每天到澡堂泡澡的习惯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关注，他们拍摄了老人到澡堂洗澡和下棋的场景以及老人在家做饭的镜头，每每提到此事，郭老先生就很高兴。

4.好吃肉

郭太运说自己不好吃蔬菜，就是好吃肉，也好吃肥肉，二妞（即二女儿）常常为他买牛羊肉送到家里。孩子们常叮嘱老人不要多吃肥肉，老人的自制力很强，即使是牛羊肉他每次也只是吃两三块儿而已。吃肉时老人喜欢就着小酒一起吃，有时就着面花生和面黄豆（“面花生”和“面黄豆”即不坚硬的花生和黄豆，郭太运通常食用煮熟的花生和黄豆）或者是咸鸭蛋、变蛋（即松花蛋、皮蛋）等。郭太运有时会买一些五花肉让大女儿来烧，烧一次就够老人吃些时日。当我们说吃肥肉多了不利于健康时，老人说自己已经活了80多岁，他感到很知足了，他不害怕死亡，只是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生病的时间不要太长，死得痛快一些。老人说：“有的人怕死，对于死我有个想法就是‘快点’，不要一躺床上多少年，翻翻身还得找人帮助，吃饭还得找人喂。也不要太快，一病吧，或者十天八天或者半个月，儿女也都伺候了，一走一烧拉倒。你怕死都解决问题了？有生就有死。你没听人家说吗？‘家有银钱装百斗，难买生死路一条。’人活百岁也是死，早死早托生。人死如灯灭，肉体一烧，过去都是一埋，按照现在来说，烧了卫生。说明人呢，一个不要怕死，另外一个必然要死，你怕也不行。”老人最后又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能够被他这种“消极”的态度影响，他说：“但是恁这年轻的（人）恁不奋斗不行，人到一定程度了，悟性都悟出来了，没啥意思。但是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就中。不要亏心，不要做那屙血尿脓的事儿。不要算计人家，尽算计人家，这样不中，你只要管好你自己。你比方说，这一摊儿吧（指年画室的事情），自己的事儿自己干好，这都行，至于这个死，是无所谓的。你像恁不奋斗咋弄啊，这个你不面对现实也不中，就是这东西，等到恁到八十八岁就知道了，不过这个时间是太长了。”

5.爱看书

郭太运大概读了两年私塾，有点儿文化基础，后来学徒弟时又向柜先儿学习写毛笔字和打算盘。现在郭太运在年画上的签字经常被夸奖，一遇到别人的夸奖，郭太运就谦虚地说：“我说好啥啊？我说我是个大文盲，我啥也不啥（意为‘我不是文化人’），后来就是在工作中我也是自己学。”郭太运平时的勤奋好学大大增长了自己的识字量，在此基础上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是历史故事和经典名著，如：《红楼梦》《七侠五义》《小五义》《三国演义》等。郭太运说：“这些东西我都能有个一知半解。《红楼梦》都看过，我反正是囫囵吞枣，人家说到哪一段，我能插上话，或者是《红楼梦》里头的啥啥人物，或者是啥啥，我都知道。你思想上给他画出来啊，你比方说，一个人物的出身、来源啊，你都给他归类啊。”另外，郭太运还比较关注百家讲坛，像易中天、于丹等名人的讲演他也爱听。

6.敬业

郭太运年轻时候游历的地方不少，但是年纪大以后连开封市的几个较大的购物商场也没有转过，而且也不会使用自动取款机等，因此老人自我解嘲道：落伍了！有一天大女儿对郭太运说：“你不是想上大润发转转吗？今天隋海（音同，大女儿的爱人）也没事儿，俺两个领着你去看看，你给馆儿里请一天假不中啊？”郭太运本就是一个敬业的人，他不愿意因为私事而向博物馆请假，于是老人放弃了女儿女婿带自己逛商场的机会。老人说自己每天的活动范围很小，就是局限于家、博物馆与澡堂之间。连到菜市场买菜都很少，老人说自己买来的蔬菜经常遭到女儿的否定，所以现在老人家里的菜多是大女儿来买，有时候搁俩番茄，有时候搁俩茄子[5]，有时搁点儿豆角。郭太运说自己现在很少到别处去转的原因还与年龄有关，他说：“中国的大城市我都去过，现在不中了，现在懒，都不想上街。你看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出差到这看看啊，到那看看啊。这跟年龄有关系，原来我晚上吃过饭还下楼到这到那转转啊，现在就不想动。反正说不来，就是有点儿懒，我想也是在人呢，都是吃罢就想睡。”

7.高血压

郭太运每天带着的手提包里必备一盒药，因为血压有点高的缘故，据老人介绍这个药三四十块钱一盒，可以吃14天。但是老人的身体状况总体上非常不错，每年他都会进行体检，体检结果一直很好，除了轻微的血压偏高之外一切均为正常。但是老人有时却开玩笑地说：“我这是四代，五代不一定能见着。孙子辈儿的大学都毕业了，我能再活一年都行，你别看我现在（身体不错），这个年龄说不中都不中了。”作为开封市目前唯一的朱仙镇木版年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郭太运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受政府和年画研究者的关注，大家都希望老人的身体一如既往的健康，希望老人培养更多的年画传人，为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8.党外人士

郭太运在工作中一直表现比较积极，为何至今不是党员呢？他对党员的看法是：“说白了，就是给自己头上戴个紧箍咒，别的没有任何啥，我要是入党，我至少（有）五六十年的党龄了，我在街上当了11年街干部，后来组织上一个劲儿催（我入党）。”但是后来没有写申请书的原因主要是郭太运母亲的一句话，老母亲说：“贵贱不能入派，贵贱不能入党”，“咱高低不能加入，他一走你可……”郭太运的母亲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大小小多次战役，当时动荡的时局在老人的心中留下来不可磨灭的阴影，老人们常说：“他（指任何一个解放开封的党派）不知道在这三天两晚上呢，他一走你不完了？”“今个这个来了，明个那个走了”，新中国成立前开封社会的不安定使老百姓看不清真面目，不知道自己究竟该站在哪里，于是郭太运选择不加入任何党派，做一个自由的群众，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本能意识在发挥作用。不过，现如今的郭太运的确非常感谢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政府给了郭太运这个“门神匠”诸多的荣誉和福利，是政府让这个88岁的老人依然玩着自己从小就喜爱的纸张，是政府的“非遗”保护行动给了老人又一次绽放生命之花的平台。郭太运的大姐（即“云记”掌柜刘子云的妻子）在去世之前就曾经多次叮嘱他要记住党和政府的恩情，要学会感恩，要知道自己老年时代的光环和优厚待遇是党和政府的给予，要认认真真把年画事业做好。虽然不是党员，但老人却一直发挥着党员需要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年画社时期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年画出版社时期抑或是现在的博物馆年画室阶段，郭太运老人一直努力奋斗在年画事业的第一线，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家儿“云记”出身而目空一切，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年龄大而推脱活计，老人忙碌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年画室的角角落落：查纸、爽纸、搬纸、炮制颜色、安排工作以及制作工具和包装袋等，样样活计都不落下。

9.好奇的性格

郭太运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较重的孩子。前文提到，他在“云记”学徒弟时，由于对雕刻比较感兴趣，他经常抓住刻版师傅们离开的一瞬间，悄悄溜到师傅们的工作台那里拿起刻刀刻几下，因为聪明伶俐好学的个性，郭太运不但没有受到师傅们的批评，反而得到师傅们的悉心指导。郭太运这种好奇的性格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老人那种可爱的爱打听事情的个性依然很明显，当年在美国保尔博物馆参展时，郭太运由于听不懂外国人在与年画展台相邻的书法展台那里说的话语，于是就充满好奇地询问身边的翻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光想知道”，老人又补充说，其实知道了老外说的话对自己也没什么用处，老人解释道“按说知道了也没啥用，咱又不做学问，国家大事儿又不关乎咱的事儿，反正就那看看，消闲消闲，磨叨磨叨点儿时间”，但是这种好奇的个性总是难以抑制。其实，老人每天早上和下午必看报纸的习惯也多多少少与这种“光想知道”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老人告诉我们说自己很想知道每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政治、体育、社会、人生、历史等都是老人关注的内容，但是老人又认真地强调自己知道了这些所谓的天下大事也没啥用，我们为老人的可爱性格会心一笑。实际上老人每天看报了解新闻不失为一种好事，至于说究竟有什么用途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0.老伴儿

郭太运曾在政府的组织下到美国宣传推广中国的年画文化，当时的郭太运每天凌晨准时往家里给老伴儿打个越洋电话，老人回忆说美国当地时间的零点大约是开封的早上五点左右，因为老伴儿五点左右就起床了，所以郭太运总会那时给老伴儿一个电话问候。老人说：“我每次都是给家里说话呗，那也不会老短呢。”可见郭太运老人与相伴几十年的老伴儿的确是夫妻情深，每天一个电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太容易，这对老夫妻的恩爱之情令我们感动，他们的相处之道更值得我们学习。

11.孩子们

郭太运共九个孩子，三个女儿六个儿子。老人在与子女的相处方面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都不管，谁类（方言意为‘的’）我都不管（指不帮忙照顾儿孙辈）。大妞有小孩的时候，想往俺这搁，我不叫搁，我说：‘别搁，您妈能照顾也不能搁，恁有啥困难恁自己解决，地球离了谁都转。’后来老二老三……老七老八老九，谁有孩子（我们）都不管。一概不管，一管没头儿，你要是到火葬场了还是得管。”也就是这种行事原则，一方面给老人带来了独立自由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也历练了儿女们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这是郭太运老人与众不同的一面，他生于旧社会，成长于旧社会，但是他的新思想却不得不令人佩服。

九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从事与木版年画有关的工作。孩子们大多支持郭太运退休之后依然忙碌着年画事业，他们觉得与其让老人闲在家里无事可做，不如做些事情，而且刷印木版年画又是老人原本就喜爱的工作，何乐而不为？老七儿子说：“叫咱爸上班吧，他喜欢这，爱好这，他有个精神支柱。”孩子们平时都会抽时间到老人的住处来看看，帮着老人做一些家务活，陪老人聊天和玩耍。并且大女儿每天早上下楼取牛奶时都会到父亲这里来一趟，因为她家就在郭太运住处往东不远处的楼房里，中午时她总是想让郭太运到她家楼上吃饭，但是郭太运喜欢自己做饭吃，而且他很不愿意去爬女儿家的四楼（郭太运的住处在二楼）。郭太运说，家里各个房间的卫生他一般不用打扫，这个任务分给了九个孩子来做，每周轮值。周二至周日郭太运去博物馆时，孩子们就打开门为老父亲打扫卫生，有时还会把郭太运泡在水盆里的衣服顺便洗了，但是郭太运说自己一般不让孩子们洗衣服，老人还是觉得自己洗得比较干净。不管怎么说，九个孩子以及儿媳、女婿对老人都非常孝敬，用郭太运的话来说就是“最起码是看着我来说话呢”。

虽然郭太运儿孙成群，但是这个大家庭非常和睦，姐妹们之间没有什么大矛盾，“谁家要是有事，其他人都是往前冲，都是带着钱去，不管能不能用上”。老人还说：“俺这些孩子，关系不错，没有啥矛盾。我给他们的原则是：上大学的给多少多少钱，现在就剩下老九的一个孩子今年上大学，其他都上过大学了。上学给钱，结婚给钱。”“原来上大学200块钱，后来涨到500块，现在不中了，现在得1000块。你上哪儿上，我不打听，又是多少分了，报志愿啦，我都不打听。俺那个孩儿说：‘别给咱爹说，离着他的年画他都不说事儿’，我说‘你这（样）说就是对了’。”

郭太运说自己从来不重男轻女，孙女儿就多次说“俺爷爷不烦妞，俺爷爷不重男轻女”。郭太运还说：“我喜欢妞，妞贴心，真是。”他认为妞比儿子更贴心。不过老人也不忽视儿子的情谊，他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父子情和父女情都一样。”郭太运善于处理家庭关系，郭太运的老伴儿在世时，他曾经这样安排老伴儿：“你记住这，你早晚，儿媳妇来了，你像闺女一样看待，但是你不能把她当成闺女，那闺女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儿媳妇你没有生她也没有养她，对你不错就中了。另外一个，儿媳妇，早晚不能说媳妇这这那那，你心里头不能当成亲闺女，（儿媳妇是）人家的，（儿媳妇来到这里看看你）玩玩，高高兴兴，走了，这就妥了。闺女是实实在在类（方言意为‘的’）。”另外，郭太运给哪个孩子或儿孙多少钱（一般是上学的花费）全部都是公开的，他从不隐瞒，或者是谁家有点事情了，老人有时也会给钱，只要是牵扯给钱的事情，老人一定会公开来做，他说“隐瞒容易有矛盾”。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见多识广的老人能够将这样一个大家庭经营得如此和睦美满，的确需要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郭太运早就考虑好了自己百年之后的安排，除了已写好遗嘱之外，老人还打算给九个孩子每人买一个礼物留作纪念。他说：“我现在呢，后事没有啥顾虑，我想给他们一个人买一个金戒指（留作纪念），大妞三妞也不叫（我）买。我也不给他们商量了，我买九个，将来没有我了，他们一看‘这是俺爹留下来的’，钱一花鳖孙拉倒了，这个留个念想。这个不能听他们的话，听了他们的他们又不叫买。”

12.逢年过节

过春节时，郭太运的九个孩子也是实行排班制度，每三个人一班到他汴京公园的家里聚会，孩子的儿孙们一起都来老人这里过年。一般是郭太运出钱，儿孙们负责购物和做饭。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把过年聚会的场所安排在餐馆，郭太运及孩子们认为在餐馆里聚会没有过年的气氛，大家一致同意每年都在家里过年。每年吃过饭以后，大家就在家里热闹热闹，打打麻将，玩玩扑克，一家人说说笑笑好不开心。郭太运说开封的规矩是：“儿子初一来，闺女初二来”。正月初一儿子们来时，郭太运的家里需要准备三桌饭菜，老人说：“东间搁一桌，北间搁一桌，有时候我那屋搁一桌。”正月初二时三个姑娘一起来时，郭太运这里需要一桌饭菜。

郭太运的生日，一般由家里人来操办，不过有时候是博物馆来操持。郭太运和家里人还是不太愿意麻烦博物馆的领导和同事，关于生日一事博物馆馆长说：郭老师你90岁时别叫家里给你做了，馆儿里给你做。

除了逢年过节，孩子们在平时也会来到老人的住处陪伴老人一段时间，每周一是开封市博物馆的闭馆休息日，郭太运这一天也会在家休息，这一天，孩子们会到家里来陪伴老人，聊聊天打打扑克，全家人的欢声笑语充满老人的房间。郭太运说自己一般不给别人打牌，只是在自己家里玩玩而已。老人在玩牌时也不忘记教育儿孙们，老人常常会说：“我给他们说，名与利，都向往，特别是年轻人，你不想也得想，个人前途，个人还得在世上生存呢”，但是不能过于追求名利，“光光明明做事，磊磊落落做人”才是最重要的。

13.环境好

郭太运经常在我们面前谈起自己的生活环境很好，在家里有孝顺的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有认真好学的徒弟们，家庭和睦，工作顺心，领导关怀不断，这些优越的环境令老人感到十分满意。

14.养生

郭太运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不论在饮食、作息还是在运动方面，老人都严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并且每天能够做到坚持不懈。另外老人晚上喜欢听养生的节目，在一次访谈中，老人突然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养生：“人的寿命从‘气’来，一个是不要‘生气’，一个是‘元气’，（节目里）讲到‘百病从气来’，人生气不好啊，不能成天生这气生那气，他有的不由人，有很多老人啊，看着这个社会啊，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中央都不弄啥，你烦啥啊。我说你是没那个本事，你到那个位置上你比他贪得还很，他们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你生啥气啊。……别说这个时候，历史上也都有贪污的（事情）。是这个道理不是啊？保护好自己的元气，不生那个气。”老人又说：“养生，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寿命是个综合性的，不是天天吃点营养品就长寿了，这是综合性类，基因占一小部分。这个你比方话，我个人认为，基因能占到百分之一二十，最关键是后天：生活习惯，人的气度。有的（人）是有点啥事儿，心里头承不了；再一个是生活习惯，有很多人，有的是三五个子女、五六个、七八个子女，他有的对子女也不满意，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惹她生气，那个惹她生气，看着这个不顺心那个也不顺眼，（郭太运说）‘你弄啥啦，你生那个气儿干啥’？你看那个‘难得糊涂’，这个人，该清亮就得清亮（意为‘清楚’），该糊涂就得糊涂，生到社会上就是糊里糊涂的。寿命实际是个活的，事实上是有弹性的，可以自己掌握。你只要说是掌握好一个分寸，不要跟人家争，做人有原则，不要吃喝嫖赌，（吃喝嫖赌）实际那就是毁自己，有仨钱那简直不是他了，不知天高地厚，又是包二奶啊，又是胡作非为啊，又是赌博啊。这种人有的是啊，因为他胡作非为，违背人的自然规律了，你那个样儿竟干点那种事儿，能不能没有是非啊？”

关于养生，郭太运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虽然知道有些报纸上说天天洗澡对身体不太好，但是老人从不迷信报纸上和电视上的说法，他坚持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爱好，他说：“我现在我是这个劲儿，我心里想啥是啥（意为‘想干啥干啥’），想吃肉我就（吃点肉），想吃点儿肥的（肉）我就吃点儿肥的。”“有人说，吃糖多了不好，但是我吃糖不少。这另外一个，现在吃牛肉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一吃，牛肉给（像）那劈柴（一样）……我自己做饭，一般我不搁（意为‘在’）外面吃饭，我都自己下点儿面条啦，熬点儿稀饭啦，或者啥啦我都是我自己做。”“菜一般是现成的菜多，我炒菜不是太（经常），我炒菜有时候是，他们（指子女）说（我）说得很了，（我就）买点儿啥青菜啊就是，我就炒一回，炒一回我就吃一两天。……有人说放一夜就没营养啦啥啦，我对这个东西我也是打问号，……过去人家还好说‘面条烫三遍，给肉都不换’。那你咋解释啊？……人他是杂食动物，你知道吧？你天天吃肉，光吃肉也不中，这个这个，光吃细粮也不中，光吃粗粮也不中，你非得给他搭配，你自己感觉。”总之，郭太运的饮食原则是吃得多样一点儿。

关于运动，郭太运说：“我的原则是啥，礼拜六礼拜天我得坚持骑自行车，不骑两天，都不管骑了以后，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啥这两天骑呢？（因为路上）没学生，路上人少得很……我这些东西，又是太极拳啦，剑啦啥啦，我不喜欢这。”

另外，郭太运特别强调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说：“适当应酬还是必要，但是你得自己掌握住，不要拿着酒（没有节制得喝），病一出来，得，等知道了就不行了。我天天喝，半两也没有，二三钱，没喝多过，不会喝多，喝一点点儿，不醉，喝类少咋醉啊？我天天喝酒，没有买过酒，孩子们也多，这个掂（意为‘拿’）点儿，那个掂点儿，他们（指三个徒弟）给我带点老年的营养品啥，他们都买这。”

15.混吃等死

郭太运常说有的年纪大些的老头儿们，人家一不要电话，二不要手机，外界的事儿不关乎他们啥事儿，他说自己不要电话不中，经常会有人联系。郭太运戏称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头们的生活状态是“坐吃等死”，说自己是“混吃等死”。当我们问及为何是“混吃等死”时，老人这样说：“那你天天不都是给（意为‘像’）‘混’啊，……起码说有个精神寄托（郭太运说自己在博物馆有个事情干）”，“我只信‘要好好干’，现在老了，忽而马月[6]吧，现在都是混日子，我干不干很自由，人家（指博物馆）也原谅我，你干不干都中。……人家叫‘坐吃等死’，我是‘混吃等死’，我现在是混一天少一天，人家有的是坐在那里，人家，哎，又有钱，啥都有，就是这个劲儿。我对人生都是这个看法，不过是个啥呢，人活一天要高高兴兴的，苦闷是一天，高兴也是一天。”对此，郭太运十分赞同二外甥刘广林的观点，他说：“大舅，北大的教授给拾垃圾的没有啥区别”，“这个教授钱再多，他一天不一定心里头如何舒畅，拾垃圾的不一定不高兴”。老人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起这个在北京搞蓄电池的外甥，老人认为大学教授跟拾垃圾的在人格上没有什么分别，只要每天开心地度过就是最好的，郭太运说名与利对他而言已经无所谓了，他现在就是求一高兴。

16.贫富

郭太运经常跟徒弟们讲：“穷你别怕，你得能守住穷。我说恁记住这，不管啥事儿，别想巧门，说句难听的话，别想歪点儿。做人要走正道，人家好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你湿鞋不湿鞋全在你自己掌握。咱不走歪道，一是一，二是二，工作不要嫌累、嫌委屈，因为你还年轻，你只要能承受（你要好好做），我该说我说到了，听与不听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老人还说：“现在咱有吃有喝，啥时候咱都是坦坦荡荡。”郭太运回忆往事时，说自己虽然出身穷家，但是从来没有因此丧失人格，他强调一定要守得住穷。老人还说不管是贫还是富，都不能有攀比之心，平和的生活态度是老人一贯的原则。郭太运说自己对钱没什么要求，用老人的原话来讲就是：“你能吃啥啊，买一块钱的馍吃几顿，我九个孩子呢，这个不来那个来，买点这买点那。”加上老人三个渠道的经济来源，对于他而言，钱并不是什么问题，生活上衣食无忧，工作上愉快惬意，心态上宽容大度，老人每天的日子都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也是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17.不受穷

郭太运说自己一辈子受了很多罪，不过虽然是穷人家出身，他却基本上没有怎么经历过非常穷苦的日子。对此，郭太运这样解释：“因为啥这样说？你看俺父亲离世早，俺妈领着俺几个。但是我一学徒弟，就没（再受罪），因为它（指‘云记’）那生意好。你看那柜先儿，他使你受影响（指从柜先那里学到做人的一些道理等）。一个是穷得能守住，一个是你得走正道。俺母亲就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将（意为‘刚’）稍微大一点儿了，又出来干生意。虽然是出身很穷，但是没有受多大穷。我是奋斗一辈子，非到火葬场不算拉倒。……我一说都是没头儿。”

18.爱心

郭太运虽然不曾照看自己孙子辈的小孩子们，但是老人的内心还是比较喜爱小孩子的。不让老伴儿帮着子女照看孙辈们，这是郭太运的治家之道，但是每当在外边遇到别的小孩子时，郭太运表现出的热情和爱心却十分明显。我们在博物馆年画室访谈时，曾多次遇到小孩子来年画社参观，郭太运老人每一次都耐心地向小学生们讲解年画知识等内容，有一次还亲自去为一个小朋友的鸟笼里的鸟儿喂水喝。还有一次，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跑到郭太运身边，向郭爷爷要一张报纸包裹手里的蜗牛，老人非常热情地拿了一张最新的报纸递给小女孩，并且亲切地询问是否够用，是否需要再拿一张。老人对待我们这些来访者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关切地询问我们在开封的吃住是否如意，还多次问我们带的钱是否够花，如果有需要尽管向他开口等。每次从郭太运老人家中离开时，他都会热情地把我们送到门外，直至送到远处的公交站牌旁边，老人挥别时的身影深深刻印在我们心中。

19.不争名利

在访谈时，郭太运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讲：“也不是说宿命啊啥类，你尽最大能力（就中），有些东西你不用去争，该给我的我（要），不该给我的我绝对不争。包括现在也是，现在给个工资本，我隔个俩仨月，我到银行去把工资进上，我从来不上银行问（工资多少钱啊）。年轻时也是，（谢）和彬的生意要是比我的好啊咋的，我也不嫉妒，我按着我的（实际情况去干），按着自己的干。有时给人家比，光生气，要是光想比别人强，你何必啊……你这个人啊你不要跟人家比，‘量入而出’。俺妈好说‘有多大个荷叶包多大个粽（子）’。你别去强求啥，生活上你别给人家比，你永远比不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人家好说。你按照你的能力也好才华也好，按照自己的擅长……另外你还得找准自己的位置，比方说你是学啥了，你喜欢啥，遇到这个，你必须要抓住，这个一点都不能错过。要抓住机遇，按照自己的特点、特长，好比这个工作也适合我，我也喜欢，这个绝对要抓住。……人的一生本身就很短暂，我总是感觉才五六十岁，但是已经88岁了，……生命很短暂……我说这个‘不争’啊是因为啥，你去争，争不上，（白白）生气。”

20.低调做人

郭太运一直说自己只是一个门神匠，只是有一门手艺而已，他庆幸自己赶到好政策了。他说：“我的原则是低调做人。国家又是补助又是荣誉，说白了，就是够咱的了。我打年轻时候我就是，够吃就行，钱再多，也没有啥。……你有八处房，你晚上你只能躺在一个地方睡，你钱再多，你一天吃两个饱，人不就是这吗？钱绝对是身外之物，我啥时候就是这样，只要给我饭吃就行了。”

21.遗嘱

在老伴儿去世之前，郭太运住在苹果园，那里的房子是文化局分配的，老伴去世以后，郭太运就在大女儿住房附近购买了现在的房子。虽然郭太运打心眼里看不中这个房子，但他打消了改造住房的念头，老人打算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房子给大女儿居住，已经立过遗嘱。老人考虑事情比较周全，他告诉我们之所以要把房子留给大妞，是因为大女儿现在的住房比较狭窄而且楼层较郭太运住房的楼层高一些，经过与其他八个孩子分别商量之后，老人最终决定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大女儿夫妻俩，条件是将来大女儿住房出售的钱款归其他八个孩子所有。郭太运早早就把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打算好了，老人说等到自己弥留之际，就把银行密码给孩子们一说，银行的存款给大家分妥了。老人奋斗了60多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一些财产，其中有退休后跟老伴儿一起开印刷厂的收入，还有现在国家对传承人的补助，另外还有大众影院发的退休金和博物馆的发“工资”。

以上是郭太运日常生活的剪影，老人的生活总体上是充实和幸福的。家庭和睦，工作愉快，身体健康，这些对于一个88岁的老人来说就是真真切切的幸福。郭太运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儿，他耿直的性格里带有浓浓的可爱色彩。有人曾经在专著里提到郭太运的耿直，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场合，老人多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是中原这块土地造就了老人的淳朴与率真。每当谈到兴致高涨处，郭太运就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有时笑得弯腰，有时笑得拍手，老人的淳朴与可爱为我们的访谈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7]

三 姚敬堂、任鹤林、张继中

（一）姚敬堂与年画社、研究会

姚敬堂，笔名夫村，1931年出生于朱仙镇腰铺村，11岁入私塾之后就开始认真练习书法、绘画，擅长工笔人物画和书法，作品多次获奖。他了解刻版的方法但不会刻。原来在西羌寨乡做行政工作，1986年3月“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成立时，姚敬堂被调任为年画社第一届社长。来到朱仙镇年画社以后，姚敬堂便带领大家到各个村庄去寻找旧版，带回来刻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在朱仙镇及附近村里找到了11个老艺人刻印年画，两个刻版的，分别是张自安和李小喜，九个印刷的，分别是辛思会、詹同贵、张义、张海明、张国朝、张海文、丘明善、刘本成、刘本法。1993年姚敬堂从年画社退休，从此专门负责年画研究会的事务。1987年，“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成立，姚敬堂初任秘书长、后任会长。与年画社这个行政机构不同，年画研究会是一个研究机构，当时主要有张自安、刘本成和张廷旭等人负责刻版，张义、王振梅等人负责印刷。在研究会里，姚敬堂不仅带领大家刻印年画，而且还做年画的研究，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姚敬堂写了一些与年画有关的文章，例如《略谈朱仙镇木版年画》《中原民俗度新年》等，并参与编辑《中国木版年画墨线集》，编辑《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集》、《朱仙镇木版年画》画册等。[8]

年画研究会发展到今天，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和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姚敬堂现在腰铺村的家里还开有年画作坊，家里一般会雇三四个人印画。姚敬堂有两男一女，不过孩子们都不太热衷于年画，故都没有从事年画行业。姚敬堂说他除了陈华还有别的徒弟，并且朱仙镇上的年画艺人除了尹国全和尹辅礼两家以外，都曾跟他学习年画制作技艺。他说原来研究会的生意非常好，由于“徒弟们”一个个另立门户，年画生意便逐渐清冷。姚敬堂比较强调自家年画使用的是价格昂贵的优质颜料，不像有些艺人为了节省成本使用低廉的颜料而故意压低年画价格，给本来良性发展的年画行业带来了不良风气。在朱仙镇上，姚敬堂比较具有商业头脑，他2011年就开始跟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到2012年8月份我们再次去朱仙镇作调查时，姚敬堂已经在岳飞像北侧的年画博物馆附近新开了一个年画销售的店铺。姚敬堂对年画等艺术非常喜爱，他开始涉足年画业便是出于一腔热爱之情，直至今日，这位80多岁的老人依然每天骑车往返于家与朱仙镇之间，不辞劳苦地奔波着，不为别的，为的是心里那份对艺术的执著与坚持，朱仙镇上像姚敬堂这样以年画制作和研究为职业的艺人并不多见。

姚敬堂研究会里制作年画的方法与传统的不同之处有：一是不用晾画；二是工具不同；三是没有严格的印刷顺序。木版年画研究会的年画不用晾画的原因是晾画之后纸张容易不整齐而影响后续的套版印刷。姚敬堂说，以前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时期制作的年画完全按照老方法进行晾画，但是自从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成立，晾画这道工序就省略了，因为姚敬堂对使用的颜色进行了特殊处理使湿纸不粘连，据姚敬堂介绍，这种配置颜色的方法是清乾隆以前使用的传统方法。姚敬堂说现在使用的刻版工具发生了变化，以前用凿，现在用小雕刻机；切纸工具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用大刀，现在用切割机，原因是切割机切出来的纸比较整齐规矩。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使用切割机切割出来的整齐纸张真的是最适合印制传统木版年画的吗？也许正是过去手工切割的带有毛边的略显散乱的纸张才最有味。姚敬堂年画研究会印画时的顺序不那么讲究，先把黑线稿印好，其余的颜色先印哪一个都不影响大局。

姚敬堂说现在朱仙镇印的年画跟开封市印的年画不尽相同，两者的区别他一眼就可判断出来，主要的差别在于开封市刷印的年画（主要指某些年画）撵时兴，而朱仙镇的年画显得古朴。据姚敬堂介绍，除了工具（例如刷子）发生了一些改变之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制作技艺等几乎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

姚敬堂认为年画的制作需要改进，现在需要往艺术品方向发展，大多以书和长卷的形式呈现，单张年画的销量很少，因为现在过年时基本没人再贴传统木版年画了。不过他说朱仙镇现在的年画创新不是很大，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创造，题材大多以传统为主。他对有些创新不甚满意，例如有人给年画打红脸蛋的做法即违背了鲁迅先生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人物无媚态”的评价。另外，姚敬堂强调现在朱仙镇年画的发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宣传不到位。每当回忆起1986年成立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社，老人便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时年画社的工作人员干劲儿十足，对年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年画社得到了开封市外事办公室的资助，朱仙镇政府对年画并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得到河南大学的帮助，年画社在年画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新年画的刻印中均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令姚敬堂不太满意，他理想中的朱仙镇年画应该比现在发展得要好。令姚敬堂及朱仙镇其他年画艺人不满意的一点是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中，当地政府不但没有做好政策和经济支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正常顺利的发展。

姚敬堂对“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表示不满，他没有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非遗”的传承人，后来北京某领导直接下文件让姚敬堂提交申报材料，结果命名为“杰出传承人”。姚敬堂和朱仙镇上很多艺人一样对政府的做法不甚满意，虽然政府每年均有一定的经济扶植，但是这些经费大多到不了艺人手中。另外，姚敬堂对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在河南省的一次会议上，他的198幅木版年画获得了外形的专利权，为此他曾到朱仙镇年画艺人那里收取知识产权费用，但是其他艺人都对此事不予理睬。老人给我们拿出那本“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并且一幅一幅地让我们拍照，有神像故事、英雄人物、历史故事、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等。

关于年画一条街，姚敬堂的观点是“那是假的”。不少艺人也对年画一条街的评价不高，镇政府强行把艺人们组织到了年画一条街，但是由于那里的生意并不好做，于是现在的年画一条街上仅存三家年画作坊，从北向南依次是：“天成老店”、“万同老店”、“曹家老店”。根据朱仙镇上年画艺人的介绍，年画一条街上只有个别年画作坊的生意做得不错，大多数作坊的生意比较冷清。如今，原本热热闹闹的年画一条街变得十分清静，耳边只有运粮河畔的知了在歌唱，仅存的三家作坊里偶尔可见零星游客的造访。

（二）任鹤林与年画艺术馆

任鹤林，开封兰考人，1983年前后，从兰考县群艺馆来到开封市年画出版社，从此便与年画结缘。任鹤林来到年画出版社时，出版社已经发展到了后期，他主要做了年画出版社的一些收尾工作。任鹤林以年画出版社副社长的身份对年画展开了研究，在年画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方面，任鹤林这位半路出家的学者兼艺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根据他的讲述，本来只做年画研究的他是在看到了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中的混乱之后才开始着手制作精致年画。多年来，任鹤林在年画研究和制作上下了很大功夫，用老艺人郭太运的话来说就是他“对年画很执着”。在年画的研究上他成绩卓著，出版有《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等专著，发表有《鲁迅、刘岘与朱仙镇年画》、《年画的老字号》、《朱仙镇年画的说法始于何时》等多篇论文。在年画的制作上，任鹤林坚持自己“精致”的原则，他始终认为朱仙镇上的年画制作过于粗糙而失去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本来的美感，任鹤林矢志不渝地追求着学院派的审美，他不赞同农民的土艺术。于是他就采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来恢复传统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本来面目”，他以“开封木版年画博物馆”和“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为阵地来操作年画的经营。任鹤林在开封市旅游景点陕山甘会馆内设有印画作坊，常年有人印画，并且请有专门的刻版师傅进行雕刻。任鹤林在年画恢复与研究上的贡献得到了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认可，他因此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

任鹤林一直致力于论证的一个问题——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名称问题。他认真探讨过，究竟称“开封年画”还是“朱仙镇年画”，他的结论是：应该叫“开封年画”而不是“朱仙镇年画”，他的主要根据是年画起源于开封而不是朱仙镇，并且说清代时朱仙镇就没有了年画作坊，这在沈泓的《开封年画之旅》一书中有详细论述[9]。关于名称之争，老艺人郭太运有不同的看法，上文已有介绍，记者于茂世也曾在《大河报》发表过相关文章。[10]

关于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任鹤林的看法跟郭太运有不谋而合之处，二人都认为年画最后的归宿是进博物馆。对此，任鹤林的说法是，木版年画发展到后来很可能仅仅成为一种艺术符号，可能只是保存在博物馆里发挥资料的价值作用或者对绘画者和设计者产生某种启发的作用。因此，任鹤林一方面努力恢复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原貌，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不少新的体裁，丰富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种类和样式。对此，任鹤林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年画的传承和发展应该按照经济规律进行，他说宋代的年画便是自然发展为产业，现代社会也应该尊重年画成为产业的事实而不应该故意阻碍其发展，不应该给年画戴上过多文化帽子，年画既然是商品，就要按照商品的规律去研究它。任鹤林对如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曾经指出朱仙镇上刻印年画的不少问题，这些都在《大河报》记者于茂世的文章中也有所呈现。[11]关于“非遗”，作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任鹤林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满意之处，首先他认为“非遗”的“五代传承”的认定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木版年画上的画、刻、印原本就是分开进行的，很少存在一家五代都会年画的画、刻、印的，再加上别的原因，他对年画传承人的认定方式表示怀疑。对于现今传承人的评定的不满是几乎所有开封和朱仙镇年画艺人的共识。

任鹤林说自己虽然喜欢年画，但不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人束手束脚，不敢勇敢去闯，这种观念正符合任鹤林多年来敢拼敢闯的性格特征。不论在年画的制作上还是研究上，任鹤林的身上都表现出一种韧劲和勇敢。任鹤林多年来在木版年画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尽管他身体状况不太好，但还是坚持研究和印制年画。他对平时的吃和穿从不讲究，他跟妻子两人的饭菜非常简单，青椒炒鸡蛋和馒头或者是两碗面条一将就，有时忙得顾不上做饭和吃饭。很多个日日夜夜，任鹤林就是在我们访谈时坐的那张沙发上休息，连近在马路对面的家都很少回去，这个租住的年画艺术馆成了他现实的家。平时十分关注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动态的任鹤林，对现在的一些著述持批判态度，他曾经这样批判与朱仙镇木版年画有关的一本著作，并用“一本口述史，半本地沟油”做比喻。

任鹤林的小儿子在开封市延庆观斜对面开名为“大公”的图片社，专门用来支持父亲的年画事业，我们相信，这种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年画一定会得到年画爱好者的青睐。不过对任鹤林这位地方精英的一些观点，我们依旧持保留的态度，他说“年画是精英文化的一种”，他还说“土得掉渣的不是艺术”，他又说“农民不可能创造艺术”。我们认为，这种轻视年画艺人的态度绝对不可取。诚然，很多年画艺人的文化程度不太高，但是他们在年画知识、年画制作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水平”的的确确比我们高了很多。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总是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轻视那些真正创造了技术文化和生活文化的广大民众。

（三）张继中与万同老店

张继中，开封县万隆乡人，1966年出生于大李庄一户张村，大专毕业后曾任中学美术教师，后来曾在印刷厂工作，1993年开始参加年画社工作，1996年3月任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即最后一任社长。在年画社工作期间，张继中留心年画资料的汇编，曾发表过相关论文，并且出版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珍藏本）[12]，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2008年7月，张继中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

关于张继中在年画上做的工作，在《桃符絮语》中他是这样说的：“2005年，张继中为集中发掘、发展、推出老字号‘万同年画作坊’，挂牌成立了‘继中朱仙镇木版年画社’，自己任社长，聘用职工二十二人，集木版年画的创作、雕版、印刷、装订、装裱、销售为一体，全面实行一条龙服务，并进一步开发研制了‘年画茶缸’、‘像卡年画’、‘框装年画’、‘轴装年画’等充满新颖鲜活的新形式年画……”[13]

提起张继中，朱仙镇年画艺人大多是赞叹的态度，即使是那些对其有意见的极个别艺人也会伸出大拇指，因为张继中的年画生意的确做得有声有色，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张继中从一个乡村教师成长为现在关系四通八达的年画艺人或曰生意人，经过了一个长期磨炼的过程。据朱仙镇群众介绍，张继中过去曾干过印刷，后来因为生意不景气及别的原因，张继中经人介绍来到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基本上做的是收拾年画社残局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地为年画的发展寻找出路，遇到过重重困难，最后终于在年画资料的整理和制作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现在的年画生意也做得非常兴隆。我们访谈时，张继中的手机不断地响起，电话里可以听得出他是在与对方谈年画生意，我们也多次亲眼见到政府机关等到张继中的年画作坊看货和取货。张继中及其员工设计出来的年画作品很受欢迎，已收到大量订单。由于年画生意的兴旺，张继中的妻子和父母均在店里帮忙：妻子是他的得力助手，不时地用普通话向外地游客介绍着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特点，还多次陪同丈夫一起外出考察年画等；父亲坐在工作台前一丝不苟地刷印着年画，同时还耐心地回答着游客的好奇提问；母亲则做得一手好针线，一双双虎头鞋和猪头鞋整齐地摆放在年画作坊一角，总是很能引起游客的兴趣。张继中的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学，他虽然也很想让孩子们继承年画事业，但是原则上他还是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他说兴趣爱好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张继中的侄女学习的是美术专业，侄女曾为他设计过多幅深受顾客欢迎的年画作品。张继中的“万同老店”不愁后继无人，家人的坚定支持与年画界的认可及畅通的关系网络都是张继中年画作坊未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四 张廷旭、尹辅礼、尹国全、曹新年

（一）张廷旭与天义德老店

张廷旭，乳名铁铸，1953年出生于朱仙镇赵庄村，幼时便随父亲张义学习年画制作技艺，主要是印刷、配色等。后来又师从张志业学习雕版，于1986年朱仙镇上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成立时被聘为刻版师傅，刻印朱仙镇木版年画近百十余套，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现有的大部分套版以及《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集》的刻版均出自张廷旭之手。2002年，被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张廷旭的作品深受群众的喜爱，销售情况比较乐观，而且多次被媒体报道，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

张廷旭说自己的爷爷和伯父都曾在“天成德”（过去很多门神作坊字号里带有“德”字等吉祥文字，以下简称“天成”）门神作坊做活，而且他爷爷和伯父在“天成德”制作年画的时间比在“天义德”的时间要长，但是因为尹辅礼和尹国全使用了“天成”字号，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注册并使用了“天义德”字号。其实早在尹辅礼和尹国全使用“天成”之前，姚敬堂在年画社和木版年画研究会里一直使用的是“天成”字号，并且把“天成”的名声打得很响，张廷旭实际上倾向于使用“天成”，因为在研究会里他付出了很大辛劳，“天成”字号的再次声名远播有他很大的功劳。

2006年张廷旭和妻子王振梅，离开研究会独立经营“天义德”至今，生意一年比一年兴隆，经常有大宗订货商来到朱仙镇寻找张廷旭，有时朱仙镇上其他年画艺人接下来却完不成的订单也会找张廷旭寻求帮助，这是张廷旭人力、物力和实力的表现。在我们的多次访谈中，张廷旭不止一次谈到他现在的家庭状况在朱仙镇上没有几家能够相比，不但经济状况好，而且家庭和睦幸福，两个儿媳知书达理，两个孙女活泼可爱。客观来讲，张廷旭等人离开姚敬堂的木版年画研究会以后，姚敬堂的年画销售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张廷旭刚开始“扎摊”（即开业）时非常艰难，几乎没有什么销路，因此销售价格压得很低，一本年画故事集刚到成本价格就卖了。后来张廷旭带着儿子到开封市御街一家挨一家的找商铺推销，商铺们因为本来就有送货的客户，都不太愿意接收张廷旭家刻印的年画故事集，经过多家多次推销之后，终于有一家商铺留下了故事集，这才为张廷旭的年画作坊打开了销路。另外，张廷旭凭借着自己较好的刻功和印功，以及诚实守信的品质与智慧的头脑，下大功夫研究年画颜色的配制与年画的销售等问题，终于慢慢地扩大了“天义德”的知名度，他的年画几乎成了朱仙镇上最畅销的年画。由于繁多的订单，他们全家人加上雇用的几个师傅只有白天黑夜地加班加点才能完成任务，由于常常忙碌，张廷旭在朱仙镇岳飞像附近的店铺经常是闭门不开的，客户如果需要订购年画拨打门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即可。

张廷旭一家跟着姚敬堂在木版年画研究会打工约26年，虽然夫妻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是一个月大约两千元，但是仍然不够几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和生活上的开销，由于生活所迫，他鼓足干劲儿打起来自己的字号“天义德”，妻子儿女都帮忙一起刻印年画，女儿刷印的水平较高。从2006年到现在，六年来，张廷旭家的经济状况简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原来全村最穷的一家陡然变成了几乎全镇最富裕的家庭，这完全出乎张廷旭最初做年画时的意料。中央电视台来张廷旭家拍摄《年画人家》影片时，张廷旭家的房子还很破旧，现在的房子早已翻修，宽敞的庭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三间高大的堂屋威武雄壮，靠近南端的那一大间西屋是专门印画的作坊，几个雇来的师傅每天都按时上班下班，除了师傅们有事请假以外，张廷旭的家里每天都不停地在印画。张廷旭在朱仙镇上的店面，一般由小儿子张晨云照看，大儿子张晨光则主要负责送货。其实，张廷旭的两个儿子都学会了刻版和印刷，两个人还分别在自己喜爱的刻刀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区别。不过，据老艺人回忆，在过去，手艺师傅们的确会在自己钟爱的工具上留下字号之类的标识，简单的字号表达了手艺人与工具之间的深厚情感。

自从张廷旭“天义德”年画的名声越来越大，得到的荣誉证书在朱仙镇几乎是最多的，不过，张廷旭不把这些证书放在店里展览给别人，而是压在家里的一个箱子里，遇到我们这些非要拍摄实物的来访者，他才会从箱子里拿出尘封多年的一个又一个证书。张廷旭曾多次在省里的安排下到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参加年画展览和表演等中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张廷旭每次参加展览时的销售情况都非常好，几乎每次都销完。张廷旭现在朱仙镇有三处门面房，价值不菲，其中一处房子是专门存放年画成品的仓库。张廷旭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于他的勤劳与智慧，他做年画的秘诀是：首先人品好，其次年画质量好。年画质量好是基础，人品好也很关键。

开封市委等部门若需要采购礼品，大多会直接去张廷旭的作坊拿货，张廷旭制作的年画很受欢迎，销量很大，现在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我们2012年暑假去访谈时，张廷旭家里的作坊雇了四个人（原来是八个人），雇来的师傅和张廷旭的家人几乎每天都加班至晚上十一点左右。

张廷旭说，朱仙镇的年画制作在“文革”时基本上没有停几年，“文革”期间还是有人偷印老灶爷等神像画，因为农村里有很多人家要贴神像，所以偷着印偷着卖的现象十分常见。“文革”期间虽然对老灶爷等年画打压很严重，而且红卫兵等不时会到年画艺人家里搜版子，但是张廷旭家里因为能随时得到内部消息，于是就很幸运地保存下来一些古版，为后来传统年画的恢复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廷旭明确地说自己是印老灶爷出身，过去他在家里印老灶爷时，河南新密、荥阳、长葛、洧川，河北宝丰以及山东曹县的顾客都来到他赵庄的家里购买，为此还给村里的闲散人员带来了一条赚外快的财路，赵庄村带路人会从外地不认路客户的年画购买费里扣除少量费用。后来，张廷旭就买来两个石狮子放在自家大门外，有了这样一个标志，外地客户就会很容易找到印老灶爷的人家。那几年里，张廷旭大约每年可以销售老灶爷、天爷、财神、牛马王20万张左右。即使一张老灶爷批发价格为五分钱甚至是三分钱时，他一年也能赚到三四千块钱。现在之所以不再刷印老灶爷，是因为胶印年画占据了几乎整个年画市场，传统木版印制的老灶爷的销路几乎完全被阻塞。张廷旭说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之下，他在之前的两三年间还曾刷印老灶爷，他说大概在2008年前后，农村市场上手工印制的老灶爷基本上全部消失，目前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多是胶印制品。

据张廷旭介绍，很多艺人现在使用的是丝网印，他说丝网印细腻且漂亮，当时间紧急时用丝网印来赶活是个不错的方法。张廷旭说他家的年画永不褪色，因为他使用的是自己精心研制的特殊颜色，为了研制这种颜色，张廷旭做了一千多次实验，在色彩的搭配和使用上，张廷旭比较注重听取顾客的意见或建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你不是说你光自己看着好看，你得大众化，这个人说着不好，那个人说这个颜色不好，你得认真吸取批评，但是得符合大众的口味。人家提个啥意见，你得赶紧做实验。”张廷旭常常这样把顾客的需求放在首位，这是他重视市场的一个主要表现。

关于传承人，张廷旭的看法是：是不是传承人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和过硬的质量，否则根本不能在朱仙镇木版年画行业里站稳脚跟。自从张廷旭及其作坊的名声传播开以后，到朱仙镇和赵庄来采访的人逐渐增多，但是，张廷旭说他从心底里不太愿意接待学生等人的来访，因为在他看来，有人的确看不起农村人。张廷旭的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的观点有些片面。张廷旭的担心足以使我们深思：学者们在做访谈时的态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这就涉及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伦理问题。

关于学术伦理的问题，在民俗学和人类学界早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和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美国民俗学会、芬兰民俗学等对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化理问题作了相关规定，以保护被研究者主体的权利和利益等。例如美国民俗学会的规定要求研究者对公众负责（Responsibility to the Public），对学科负责（Responsibility to the Discipline），当然其中还包括民俗学者应该对被研究者主体负责，对参与研究的学生负责以及对资助者负责等[14]，但是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主体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民俗学受人类学的影响，对被研究者主体的称呼，经常使用的是“informant”和“respondents/interviewees”，这几个词语从认识论的角度给人以客观、本质的假象；“subjects”也是常用词之一，客观的背后似乎透露出些许蔑视；“citizens”虽能强调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不能明确表明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participants”最近比较常用，但是由于使用得过于广泛，故不能较好地凸显民俗学的研究特色；“voices”也是最近很常用的词语[15]，而且相对来说，该词最能凸显民俗学的追求——尽量让每一个相关者都成为“主体”，研究者主体；被研究者主体等，不同人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不存在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划分。民俗学者杨利慧教授就在课堂上直接声明她更倾向于使用“研究者主体”和“被研究者主体”的称呼，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称呼语的选择，而且还关乎民俗学最根本的追求——不在乎各种花样翻新的方法，而在乎民众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的理解与感受；民俗学不是只让少数人说话的学科，而是努力给每一个人创造发言的机会——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平等的相遇和对话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进行口述史的田野作业、资料整理和后期写作时需要时刻牢记民俗学的要求：学会尊重被研究者主体（也包括其他研究者主体），学会用一颗充满爱的心去感受被研究者主体的生活，学会去理解他们的理解，学会用真诚的文字记录被研究者主体的生活、情感和观念等，在某种程度上，民俗学就是一种方法论，“通过民俗”，我们才能体会生活中的真善美，我们才能为民众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尽一份绵薄之力。

（二）尹辅礼、尹国全与“天成老店”

1.尹辅礼与“天成老店”

尹辅礼，1932年出生，祖籍朱仙镇小尹口，现居住在朱仙镇岳飞庙大街。据尹国法讲述，其太爷爷尹全成（音同）在朱仙镇开门神作坊，而爷爷尹杰舟（音同）则在开封北书店街另开一家“天成”年画作坊，当时即为少掌柜的尹辅礼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一些旧版，为以后年画的继续刻印保存了实力。现在由于尹辅礼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在接受访谈时有诸多不便，因此我们主要是通过现在的作坊负责人即尹辅礼的儿子尹国法及其爱人来了解“天成老店”的历史与现在。尹国法特别强调自己家年画的颜色种类较多，据说现在有八种之多，但他几乎从来不说别家作坊的长短，只是介绍自家年画情况，还建议我们要多看看，不能以偏概全，这一点不像有的年画艺人那样：夸自家年画的同时顺带批评别家年画。

尹国法，小名二军，40岁（截至2012年田野调查时），和妻子一起打理自己的“天成老店”。平日里，尹国法主要负责刻版及难度较大年画的刷印，妻子带领雇来的亲朋负责刷印等，销售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夫妻两人来完成，需要送货时，夫妻俩一般会做好分工，至少留一人在家看店。尹国法育有两女一男，17岁的大女儿对年画不感兴趣，而大约五六岁的小儿子则在一岁多时便能说出许多年画的名称，说到传承的问题，尹国法说自己心里很想让孩子们学习年画制作技艺，但是关键还得尊重孩子们的兴趣。

在尹辅礼、尹国法父子的“天成老店”里，靠在东墙上那个暗红色的三层柜子十分惹人眼，据介绍，这是他们家的老古董，每一层上雕刻的花纹都不相同，最上层是太极，代表道教；中间一层是卍纹，代表佛教；最下层是串钱纹，代表世俗社会。而道教、佛教和俗世正是年画里重要的三个种类，例如道教的有“天爷”（如龙牌天等），佛教的有“佛祖全堂图”等，民间俗世的有戏曲故事和演义小说等。尹国法说原来自己家里有多个这样的柜子，经过“文革”的破坏，仅存店里的这一个。

说到“天成老店”字号时，尹国法介绍说，自家祖上曾经使用过的字号有“天成”、“天义”、“二合（永）”和“天盛”，但最早使用的是“天成”。现在的“天义德”传人张廷旭的父亲曾在尹国法祖上的门神作坊里学过徒弟，所以张家使用“天义德”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但是据了解，个别人家的字号却不完全是自家老祖宗传下来的，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祖传的老字号才是最好的，之所以指明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不论是家传还是师传，不论年画店开设时间的长短，也不论年画质量的好与坏，作为一个合格的年画艺人，至少要尊重起码的诚信的伦理道德。不过，这种现象已经不是只在朱仙镇出现，也不仅只在年画行业出现，而且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导致的，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艺人身上。民间艺人原本在远离政治和商业的净土之上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是政治和商业惊扰了他们的平静，加上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这种不良现象就摆在了我们面前，现在不是该去责怪谁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现存问题和如何避免更多不良现象的发生。

尹国法说自己制作木版年画的方法和工具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纸张。但是，现在朱仙镇上有些年画作坊在体裁和题材上做了很大改变，有时甚至不合乎现实。搞得“新味没有，老味也没有，都是不伦不类了”。现在年画的印量跟过去相比小了很多，因为现在不是家家户户都要贴，只是作为礼品、收藏品和旅游纪念品，但是现代人对木版年画的质量要求较高，不像过去贴到门上，老百姓只图过年时家里花花的就行，因此尹国法说自家对年画质量一直严格把关，决不允许残品流通到市场上。现在年画主要是以长卷和单张的形式销售，长卷主要是作为礼品使用，单张主要是装裱后自己使用。

在我们访谈时，尹国法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如果销量好了，我会一直干下去，但是如果销量不好的话，我也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还得养活一家老小呢，最起码得养家糊口，说大就是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必须你得解决实际问题啊。”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仅仅进行“非遗”的评定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做好“非遗”的后续工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关于“非遗”和传承人的问题，在朱仙镇听到最多的就是不满甚至是怨言，“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的说法比比皆是。

2.尹国全与“天成老店”

尹国全，1944年生，西羌寨小尹口人。在很多介绍尹国全的资料里都讲到，尹国全从小就跟着爷爷、三爷和父亲学习刻版和印画[16]，在“文革”期间也不曾间断，并且保留了一些旧版，后来又雕刻了不少新版，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据朱仙镇人讲述，尹国全原来自己在家刻印老灶爷，后来张继中因找不到刻版师傅，于是雇用尹国全来年画社刻版，尹国全在年画社刻了几年版之后就撤出来单干，现在尹国全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一条街上的“天成老店”就是这样诞生的。现在的“天成老店”发展很快，不断有新品种的问世，而且后继有人，尹国全的儿孙们大多在年画作坊帮忙做事，因为这已经是他的主业。尹国全的二儿子尹金堂尤其擅长刻版，几个孙子孙女刷印年画水平很高，就连三岁的重孙子也每天跟着外婆在装裱室里走动。因为尹国全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他也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令尹国全一家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之一。

关于“天成老店”的字号，在尹辅礼和尹国全两家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为了争取“天成老店”字号，双方闹到打官司的地步，现在朱仙镇上的实际情况是两家同时使用“天成老店”字号。尹国全和朱仙镇其他年画艺人一样，对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现状表示了不满，尤其在传承人和扶植资金方面，艺人们多有意见。

（三）曹新年与曹家老店

曹新年，1968年生，朱仙镇于砦人。1993—2005年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社从事刻印工作，2007年独立开设年画作坊即为“曹家老店”。曹新年的妻子万秀华不是开封本地人，曾在开封市学习过美术，现在主要负责年画作坊的绘画工作，曹新年与妻子万秀华二人把自己的小作坊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多有年画品种的创新，受到年画爱好者的欢迎。2008年曹新年被中国民协授予优秀传承奖，2010年曹新年作品“四美图”初评入选首届全国农民绘画展。万秀华现为世界杰出华人联合协会副主席，她的不少作品获得社会的好评。[17]除了刻印自家木版年画以外，曹新年平时还从别人手里接活，例如，按照客户的要求刻版或者是为客户印刷一些年画，收取其中的加工费。当我们2012年8月在朱仙镇做田野作业时，曹新年一家正在赶制为河南大学100年校庆准备的刻版。

曹新年的大女儿是在校大学生，暑假回家后帮着家里搞装裱，小姑娘在里间的作坊里干得有模有样，跟母亲万秀华一起，两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让人看起来甚是羡慕。曹新年的小女儿虽然年纪尚幼，但也经常在年画作坊玩耍，常常受到朱仙镇木版年画传统文化气氛的熏陶，相信以后也一定会成为父母的得力助手。

五 刘广祥与木版年画

刘广祥是“云记”掌柜刘子云的七儿子，也就是朱仙镇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郭太运的七外甥，现在已经从河南大学出版社退休。他平时喜欢篆刻、绘画等，因此也曾出于爱好和传承“云记”老字号的愿望，刻印过一些朱仙镇木版年画。本来就有篆刻功底的刘广祥曾亲自两次到砀山买梨木，买回开封以后请人合成一定尺寸的板子为雕刻做准备，跟两个朋友一起刻了30多套年画版。在颜色炮制上，刘广祥曾请教过大舅郭太运，但是刘广祥后来通过添加辅料的方法改进了颜色，几年来刻了不少年画，其中以二毛为多。刘广祥刻印的年画基本上全部送给了朋友们，不以销售为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业余的，就是玩儿，纯粹就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我们访谈时，刘广祥虽然已经不再刻印木版年画，但是从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对木版年画的关注与喜爱。他对那些任意创新年画的做法不甚满意，他认为木版年画有自己的特色，木版年画不可随随便便地作为任意一种画面内容的表现形式，如果随意地用木刻画的形式来表现经典画作，那么这种做法有可能就是对名画的一种破坏。

六 陈华与“德源恒”

陈华，男，32岁（截至2012年），是目前朱仙镇上最年轻的年画艺人，原本学习过美术，2000年毕业后即在舅父姚敬堂的木版年画研究会里学习刻版和印画，现在自己独立开设了“德源恒”年画作坊[18]，位于朱仙镇岳飞像附近。陈华家的年画作坊是两层小楼房，大约一百多平方米，楼上装裱，楼下印刷，另外又在外面租了房作为仓库。现在刻版主要是陈华和两个徒弟陈晓东、韩志伟来刻，平时刻的版一般不卖，因为刻版非常费时费力，不过价位合适时还是可以考虑出售的，陈华说他现在刻的版，至少可以使用20年左右。负责印刷和装裱的有雇来的村民，也有自家亲戚。

陈华之所以毕业之后从事年画制作这一行业，一是因为年画与他热爱的美术专业相关，二是因为这也是一门他喜欢的手艺。2000年陈华开始接触木版年画时，冯骥才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抢救还没开始，那时的年画仅仅两三块钱一张，刚开始做年画时，陈华一个月收入大概三百多元。十年后的今天陈华的收入越来越高，随着政府和民间十多年抢救工作的开展，陈华和朱仙镇其他年画艺人的年画生意越来越好，陈华的房车、古玩等的支出都来源于年画的销售。

据陈华讲述，他在木版年画研究会学习刻版和印画时，主要是在舅父姚敬堂的指导下学习，因为姚敬堂年事已高，不可能手把手地教徒弟，主要是讲解制作方法，由陈华自己去琢磨和总结经验，因此说在传统木版年画刻印的学习中个人的体悟非常关键。在学习年画制作技艺时，对大部分人来讲，雕刻和配色都比较难突破。

陈华制作的年画上基本不刻印字号，而是采取盖章的方法作为自家年画的标识。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陈华喜欢刻章，二是刻印字号在宣纸上的效果不佳。陈华说，现在朱仙镇上的年画艺人平时主要使用的是化工颜料和国画颜料，陈华自己使用的则是丙烯，因为传统熬制颜料的方法费时费力，所以大部分艺人已不再使用传统颜料，只是在政府官员或者学者来调研拍摄时才象征性的熬制一下，甚至有的颜色熬制技术已经濒临失传或已经失传。陈华说，年画的成品率不是百分之百，扔年画的现象很常见，基本上每一批都有印坏的年画。

陈华认为朱仙镇年画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基本不贴，现在主要走的是高端礼品和收藏渠道，所以就要做得精益求精，只要坚持做下去，一定可以做成功。传统门神类年画的销售基本较好，目前能被市场接受的是长卷、书（即《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集》）等，一般而言，精装的较好销售，这些最容易被政府作为礼品来采购。陈华已经成立了“朱仙镇德源木版年画有限公司”，他说这是目前朱仙镇上第一家做年画的公司。[19]

陈华说朱仙镇木版年画要想有好的发展前景，必须要在创新上下功夫。他说他十年前来朱仙镇时，朱仙镇木版年画只以小单张的形式出售，后来他设计了不少新品种，如长卷、镇尺等，新品种问世之后，年画的价位也就上涨了，年画行业的发展也逐渐好转。像陈华这样比较善于创新的年轻人一般不会囿于传统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一些规矩，例如：处理梨木板时不采用刷油和煮等工序；不采用拼接技术而使用整块的梨木板；印颜色板时不完全按照老艺人强调的“黄色—红色—绿色—紫色”的顺序。从访谈中，我们发现陈华不太在意工具名称、颜色顺序、拼接板与否等传统制作技艺，有不少“创新”。2012年4月我们访谈时，他正在雕刻《水浒传》中的108将，他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刻印过。[20]一般的，陈华选择雕刻内容的依据是他长期而谨严的市场调研，经济效益是他创新的动机之一。另外，陈华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要坚持“继承、创新、发展”等原则，不过创新并不是一味地毫无根据地胡乱变化，他指出创新时需要坚持的是“纯手工”，若用机器或电脑操作，便失去了传统的味道。但他这种创新和任鹤林的不完全一样，二人虽都是美术专业出身，但二者的追求不同，相比较，任鹤林十分重视审美和精致，而陈华则表现出实用、方便、务实的精神。

根据陈华讲述，我们了解到目前朱仙镇会刻版的人有陈华及其两个徒弟（陈晓东、韩志伟）、张廷旭、尹国法和尹国全等，其他人则很少会刻。例如，姚敬堂主要做年画的研究，张继中本人的主要工作不是年画的制作而是宣传、推广和销售等。陈华对张继中的《桃符絮语》评价不错，并且认为张继中是目前朱仙镇上做年画做得最好的一家，他比较赞同张继中那种敢打敢拼的精神。

当我们提到“非遗”和政府补助时，陈华说冯骥才仅仅是从宏观上考虑“非遗”项目，他不会对年画的传承和发展等作出实际性的和细节性的指导。陈华一再表示自己不依靠政府，而主要靠自己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并且他也会坚持把年画事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他认为不能坐在家里依靠政府来帮助，而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开发市场，如何运作才是最关键的。通过大量访谈，我们发现，朱仙镇年画艺人对朱仙镇政府的做法不赞同，政府对年画从业者几乎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反而总想从年画或年画艺人身上获利。因为朱仙镇主要是农业镇，没有雄厚的工业作为支撑，旅游业发展也不容乐观，所以镇政府若想对木版年画有所扶植，也真的是力不从心。不过，每年上级政府都会有一些扶植“非遗”项目的拨款，不过这些资金大都很难落实到位，这令不少年画艺人极为不满。

七 其他艺人和从业者

（一）刘金禄

1952年出生于朱仙镇赵庄村，他一直被张廷旭称为“正不乃”（音同，方言发音，意为“正儿八经的，正宗的”）的艺人，也就是说刘金禄的的确确是家传的，他的父亲刘本成当年和张廷旭的父亲张义一样跟着姚敬堂在年画社里是年画制作的师傅，刘金禄当时跟着父亲学习，后来在年画社做活，现在在张继中的万同年画作坊屋里刻印。刘金禄是一个令很多艺人感到遗憾的人，因为在众多的民间传承人或者民间艺人的奖项中很少有属于他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的调查显示，当今的所谓民间艺术家等荣誉称号并不完全是政府或其他颁奖机构一方面决定的，也不完全是根据民间艺人所取得的成就来判定的，荣誉证书颁发的背后也隐藏着某种不文明交易，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不仅在年画行业如此，在其他民间工艺行业依然，甚至在所有其他“非遗”项目及传承人的评定方面都或多或少有类似不文明现象的发生，“非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地方政府业绩的标识之一。

（二）郑海涛、蔡瑞勇、谷莉

他们三位是郭太运到开封市博物馆工作之后在政府的要求和指导之下收的关门弟子，据郭太运介绍，三位徒弟都是大学毕业，有着良好的学习基础，现在他们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雕刻和印刷技术，不过“学会容易，要想达到炉火纯青不容易”。几位徒弟们平时都在为年画室的生产忙碌着，每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刻印和装裱等工作，但是身为事业单位的博物馆本身也有一些事务需要他们去处理，因此，徒弟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年画的创作和研究。他们多次表示时间不够用的遗憾，作为美术专业的毕业生和国家级传承人郭太运的关门弟子，他们非常想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上下一番功夫，但是平时繁忙的公务使人应接不暇。其实，郑海涛等人平时在博物馆忙的一些公务也基本上是与木版年画有关的工作，只是有些涉及行政管理等年画的外部事务，但是有些事务的确比较浪费精力和时间，例如接待所谓的专家和领导的来访，每当领导来之前，几乎博物馆的全体人员都会被发动起来，年画室也不例外，提前准备好接待是他们的任务，不过时常会遇到领导临时改变行程的情况发生，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常常会扰乱原本平静和正常的工作秩序。

目前郑海涛和蔡瑞勇已经是开封市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他们在2012年8月时正在为申报省级传承人做准备工作，作为师傅的郭太运非常希望自己的徒弟们能在各个方面继承年画事业，并把朱仙镇木版年画发扬光大。

（三）李晓东等

根据田野调查，李晓东实际上是郭太运的大徒弟，他跟着郭太运学习印画已经很多年了，在众多徒弟里，李晓东的印画水平是最高的，现在博物馆年画室很多年画都是出自李晓东之手。李师傅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在印画的间隙，他很会找机会给大家制造快乐。年画室还有几位负责装裱和装订的女师傅们，她们分别是刘宝兰、闫秀萍和孟令敏，三位师傅每天在年画室做着几乎机械的工作，但是在她们的眼睛里看不到枯燥，她们的内心是快乐的，每天在欢声笑语中工作，年画室里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聊天，跟过去的门神作坊一样的工作氛围。即使是我们在访谈郭太运老先生时，师傅们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和着欢声笑语在印画和装裱，我们不禁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工作，伴随着欢乐的工作使人惬意。也许只有木版年画这样最普通的劳作才能把人内心的愉悦和满足释放出来，也许只有这样一群不为俗世所惊扰的纯真的人们才能这样惬意地劳作。

（四）任清娜等

女，现在专门销售姚敬堂家制作的年画作品，店面开在朱仙镇上开尉大道边。2012年4月11日我们在任清娜的店铺里访谈了她和她的母亲，她是姚敬堂的亲戚，主要负责销售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制作的年画，其实她对年画的制作以及朱仙镇上年画艺人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至少是她讲述的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完全符合。据任清娜介绍，她店里的年画一般是春节前后各印一批，因为平时销路不太好，只有快缺货时才开始印下一批。

开封市和朱仙镇上，像任清娜一样专门销售木版年画的不在少数，在开封市御街的很多店铺里都能看到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书卷式的，有卷轴式的，也有小单张年画。不过，与汴绣等销售较好的开封“特产”相比，木版年画的销路状况依旧欠佳，对此，开封市群艺馆的负责人也表示了担忧。我们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之所以不像汴绣那样畅销，是因为年画的题材主要以传统的几个内容见长，不太容易拓宽路子，而且年画体裁的创新也很受限制，不如汴绣的可开发空间广阔。

除了专门销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从业者以外，在朱仙镇上还出现了一种专门从年画艺人家里拿货来装裱的行业。虽然几乎每个艺人家里都配有装裱机等设备，不过，每逢遇到顾客订货量过大时，艺人的家庭式作坊便应接不暇，此时需要请专门的装裱人员来协助。截至2012年9月，朱仙镇上又新增添了两家木版年画展销部即专门销售木版年画的店铺，这是朱仙镇木版年画逐渐兴盛的一个表现，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传承和保护力度的加大，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明天将会越来越好。

在对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做了大量访谈之后，我们发现目前的传承主要就是家传和师传两种类型。家传主要存在于朱仙镇，如许多老艺人的家庭式作坊；师传主要存在于开封市，如郭太运收徒传授等。但是不管是家传还是师传，有个共同的特征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统制作技艺正在紧随着市场的需求而逐渐发生着改变，即不再大量刻印那些贴在门上的小单张年画，而是大量制作深受顾客喜爱的长卷和书本样式的年画，并且慢慢走向高端礼品和收藏品的发展方向，木版年画面对的顾客不再是广大群众，而是少数的年画爱好者、收藏者和研究者。除了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以外，社会传承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例如博物馆年画室几乎每年都会组织工作人员到中小学甚至是大学校园里介绍年画知识，并现场展示制作技艺，在木版年画宣传上的贡献不容忽视；再如朱仙镇一些家庭式作坊多会雇用附近村民刷印年画，年画艺人对这些村民进行的简单知识培训等也是社会传承的一种表现；又如学者对年画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年画的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现状与制作技艺等。

总体而言，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从业者中以老人为主，青年人较少；以男性为主，女性较少。根据调查，女性大多分布在印画、装裱和销售线上，像刻版一类需要足够体力且难度较大的活计基本上不传授给女性。尽管“传男不传女”的古训已为多数人诟病，但是因为生理因素，刻版手艺很少被女性娴熟掌握，即使在开封市博物馆年画室里，郭太运的女徒弟也没有足够的机缘从师傅那里学习雕刻技术。不过，女性劳作时的细腻与精致是男性所无法比拟的，谷莉、孟令敏、刘宝兰、闫秀萍、王振梅等都是朱仙镇木版年画从业者中的杰出女性。

八 反贴门神不对脸儿

小时候贴门神时很容易把两张门神的左右顺序贴反，这种情况被民众称为“反贴门神不对脸儿”，通过对开封市和朱仙镇年画艺人及当地群众的走访，我们发现这种“反贴门神不对脸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开封市与朱仙镇之间、朱仙镇上不同艺人之间、艺人与政府之间以及艺人与文化名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不对脸儿”的情绪。

（一）开封市与朱仙镇

开封市有些艺人对朱仙镇的艺人刻印出来的年画作品不大喜欢，开封市有些艺人认为“年画是精英文化”，这种艺术品不是农民创造的，并且认为朱仙镇的年画多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他们追求一种精致的学院派的审美，在他们的眼里朱仙镇的年画有些不入流。但是，朱仙镇上的年画艺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朱仙镇的年画继承了木版年画传统的古朴之美，他们不愿意像开封市有些艺人的年画那样“撵时兴”。的确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作为旁观者，我们认为，开封市和朱仙镇上的年画艺人各自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一个精致，一个古朴；一个时兴，一个传统。不过，当我们站在传承、保护和发展朱仙镇木版年画制作技艺这个高度时，便不可妄下结论地说哪一种年画好、哪一种年画坏。诚然，在开封市和朱仙镇两地，目前木版年画的发展极为不平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类型的年画都是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不存在孰优孰劣的硬性划分。我们应该从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的全局来思考，在传承和保护木版年画制作技艺时，需要坚持“活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死板固执地追求“传统”和“原生态”，要认识到只有适合当下社会需求的木版年画才能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二）艺人们之间

朱仙镇上有的艺人年画销售情况比较好，有的艺人年画作坊经常冷冷清清；有的艺人以年画制作为职业，有的艺人在做年画生意的同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不同的境况导致不同的心态，在面对来访者时，有的艺人对别家年画颇有微词，有的艺人则从不在赞美自家年画的同时批评别家年画；有的艺人大谈特谈自己的发展计划，有的艺人频频向来访者抱怨自家的委屈……之所以出现艺人之间不和睦的现象，很可能与经济利益相关，不能不说，这种不和睦现象的发生与当今物质至上的社会大潮流密切相关。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反贴门神不对脸儿”的现象从根本上给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阻碍。如何改变这种不良状况，是目前朱仙镇政府和艺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三）艺人与政府之间

很大一部分艺人对政府的行为不甚满意，朱仙镇上的木版年画社在发展前期曾因为钱款被冻结一事而与朱仙镇政府发生争执，此事使一些老艺人被迫离开年画社，严重阻碍了木版年画资料的发掘整理及年画刻印的恢复工作。国家几乎每年都会拨专款扶植“非遗”项目，但是镇上的老艺人们很少有人真正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还会因为一些莫名的理由不得不无偿赞助木版年画。“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的看法为艺人们一致赞同，国家的相关政策到了地方上很难顺利推行，国家的资金支持很难到达需要补助的艺人手中，很多艺人称自己是“自生自灭”，当木版年画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时，他们表示会转入其他比较赚钱的行业谋生。的确，年画被专家学者们奉为优秀的年文化之一种，年画也被人们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已经被赋予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但我们需要清楚认识的是：年画在年画艺人那里，首先是一门谋生的手艺，艺人吃饱肚子之后才有可能谈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政府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了信息的阻塞，如何发放和使用扶植资金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四）艺人与冯骥才

冯骥才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在我们访谈时，没有一个艺人不提到冯骥才的名字，大家一致称赞是冯骥才使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当今社会声名远播。几乎每一家年画作坊都会把与冯骥才等专家学者的合影挂在显眼处，很需要借冯骥才的名人效应来扩大自己年画作坊的知名度。我们首先必须非常肯定冯骥才在传统文化的抢救工作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任何人无法抹去的功劳。但是，在抢救的具体操作中的确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之一。

[1] “学徒弟”方言意为“当学徒”，这是几乎所有年画艺人的说法，本书采用被访谈人的原话。

[2] 即只印有线条没有上颜色的画，详解见行业术语。

[3] 被访谈人的引文采用原话录入的形式，不作字词的改动。

[4] 这里使用郭太运的原话“望风捕影”，应该为“捕风捉影”。

[5] “俩”是概数，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6] 河南方言，有“稀里糊涂”和“应付”之意。

[7] 郭太运能说会道，口才奇佳，所以关于他的口述史篇幅较之其他艺人要长得多。

[8] 张继中：《桃符絮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9] 沈泓：《开封年画之旅》，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章。

[10] 参见《大河报》2008年1月29日。

[11] 参见《大河报》2008年1月28日。

[12] 张继中：《朱仙镇木版年画》（珍藏本），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3] 张继中：《桃符絮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14] A Statement of Ethics for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From the AFS News，February 1988，volume 17，no.1.

[15] Ruth Finnegan.Oral traditions and the verbal arts—A guide to researchspractic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221-222.

[16] 对此，开封市和朱仙镇也有不同说法，具体事实有待进一步调查。

[17] 杨汉中、刘芮君：《淡泊名利 用心从艺——记朱仙镇木版年画曹家老店第九代传人曹新年、万秀华夫妇》，《文化中原》2012年第1期，第45页。

[18] 有一种说法是“德源恒”原本是腰铺村的老作坊，姚敬堂的兄长曾在德源恒印画，现在德源恒的后人不再从事年画行业，而“德源恒”实际已为姚敬堂主持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注册。

[19] 据我们了解，张继中也在经营一家年画公司。

[20] 根据访谈，朱仙镇上其他艺人已经开始印刷108将年画。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