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写作，以及那无穷的怀念——葛水平文学创作论

傅书华

1953年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师大、东北师大兼职硕士生导师，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学科带头人，山西省教学名师。《名作欣赏》杂志副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二十一世纪》（香港）、《领导者》（香港）、《教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刊发论文百万余字，出版个人论著《山西作家群论稿》《蛇行集》《边缘处的言说》《边缘之声》《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边缘之思》《走近赵树理》等。参编国家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女性文学教程》《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等。主编21世纪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师范院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曾由香港浸会大学出资邀请到香港讲学，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一项、省级多项。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女人写作在者

山神凹是葛水平的故乡，我对叫这样一个名字的村庄一直模糊不清，它的成分应该是一个山坳，有一山神小庙、农田、树木、人和家畜。山神是什么样子呢？晋东南地处内陆，古为上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把时间耽误完了，世态往往逼人紧张，进而沦入文明交融地。山里人依然山性十足，说话从不把舌头焐暖，自说自话，直来直去，不苛待自己，常把自己当了山里多姿的风景，这也许就是山神的形象。

葛水平就是从这样一个山坳里走出来的，山外的世界挡不住她对世界的认知，便有了她山水间片刻留影。这也难怪，女性对瞬间、鲜活、柔嫩、蓬勃的美，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与怜爱，所以，你看看各个风景点上，总是女性在拍摄自然美景的居多。女性的生命形态，其特质也有着鲜活、瞬间、柔嫩、蓬勃的一面，梁实秋先生以写人性著称，在他的《女人》一文中，对此就有着准确而又生动的描写：“女人不仅在决断上善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的位置也常变，午前在领扣上，午后也许就移到了头发上。三张沙发，能摆出若干阵势；几根头发，能梳出无数花头。”女性的生命形态特质既然如此，女性喜欢把自己与自然美景一同留在照片里，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社会是坚硬的，作为社会主体的男人是忙碌的，这两个原因导致女性所看重的这鲜活、瞬间、柔嫩、蓬勃之美，常常是被忽视的，临水照花、顾影自怜也就成了女人的专利，而把自己与自然之美一同留在照片里，就是这专利权之一。对于葛水平这样艺术气质特别强的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端详葛水平的照片，你会觉得美丽、沉静、大气，如果你的眼睛足够“毒”的话，你还可以从中看到那内潜深隐着的超越世俗规范的妩媚、妖娆，看到这妩媚、妖娆超越世俗规范的尖锐力度。

你切不要以为我所谈的这些与葛水平的文学创作无关，或许，这些正是打开葛水平文学创作“黑箱”的“密钥”呢。

葛水平从小生长于山西晋东南沁水的大山里，幼小的时候，曾随其小爷爷，在山间坡畔牧牛放羊。隔代的亲情与山水花草、蓝天白云，共同氤氲着自然之气，孕育、滋养了葛水平的身心。心理学家所讲的生命意义上的这一儿童记忆，如影相随于葛水平其后的人生之旅中。你在她其后的创作中可以时时看到，只要她的笔一接触到如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与之类似的异质同构形态，她的笔就有如神助一般，顿时神光四射，让你心惊魂颤。

大概是过了十岁，葛水平被送进剧团学戏，其后又进了戏校，然后是在戏剧研究室，从事着戏曲的创作与研究。如果说，影视是现代大众性的，那么，戏曲则最具民间性，戏曲的舞台，是通过虚拟来演绎、超越民间现实人生的舞台。你有时还真的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造化，它让葛水平顺着其从小生活的自然天地的逻辑，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人生空间，顺应、丰富、强化了她的自由的天性。你如果让她进入正规的“王牌”小学，在教鞭的规训下，她可能会因为受到压抑反而激发出更多的创作欲求，但也可能在规训下，损伤了她的天质。

用乡间比较“糙”的话来说，葛水平是在吃百家饭中“放养”长大的，不是在“圈（juan）养”中长大的，无论这“圈”是怎样的，也无论这各种各样的“圈”会受到怎样各种各样的称赞与认可。这种“放养”的品格，再加上后面我们将要论述到的晋东南一带人基于自然生长条件所形成的自信与偏执，使葛水平总有着冲破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圈”的冲动，也使得葛水平在这冲动所形成的创作中，不受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的“圈”的限制。她的创作形态与她的生命形态同质同构，都处于“放养”之中。

山水间无尽的奢华，与百姓中常存的朴素，在葛水平眼里有了一个鲜明的分界。她最开始的创作，是诗与散文。其实，细细考究下来，她那时的散文，其特质也仍然是诗性的。她可能是有着太多的基于个体生命的自我与外部世界冲突所形成的自我表达自我抒情的冲动。这一期间的创作，她将其结集为诗集《女儿如水》《美人鱼与海》，散文集《心灵的行走》。这时，她的创作特质、基质，虽然如胚胎或三岁的幼儿已经初步形成，虽说“三岁看老”，但她这时的创作，并没有引起读者及敏锐的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她还要丰满自己，等待时机。而那个时期，她想望得更远，目光却被山弹回来了。

2004年，葛水平38岁，正是一个女人生命最为胀满的年龄，葛水平找到了中篇小说这一与她自己这年龄最为合适的表现形式，她先后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甩鞭》《地气》《喊山》《狗狗狗》《天殇》等五个中篇，引发了文坛的巨大震动，转载、座谈、研讨、评论、获奖，接连不断，以至于事后文坛在评价2004年的中篇小说时，会将其称之为“葛水平年”。这之后，葛水平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如井喷般，一发而不可收，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创作了《黑口》《黑雪球》《黑脉》《道格拉斯在中国》《比风来得早》《连翘》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而又以中篇为主。这些作品，先后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各种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所收录，结集为《喊山》《地气》《守望》等多部小说集出版，并荣获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及“人民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2011年，葛水平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裸地》，甫一出版，即大受好评，并荣获了第五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首届剑门关文学奖大奖、2011年度优秀女性文学奖。

2013年，葛水平发表了她的长篇散文《河水带走两岸》，再次引发了文坛的轰动，也标志着葛水平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葛水平的作品发表后，从不同视角、层面对其作品的各种评论蜂拥而至，无论是正解还是误读，都是对其作品意蕴的丰富与深化，但又似乎与其作品本义有着相当的距离，这是一部好作品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在非常宽泛的误读的意义上借用海德格尔的“在”与“在者”的概念，我们也许可以勉强对葛水平的创作作一概括：如果我们将文学的本性、本体视为超越社会与人生的“在”，那么，葛水平则是一个“在者”，因为“在者”的存在，使“在”得以“敞开”并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言说空间与言说可能。

精彩的中短篇小说世界

葛水平的中短篇小说世界精彩纷呈，但其最为耀目者，却无不与她的生命形态生命特质相关，那就是对鲜活、瞬间、柔嫩、蓬勃的生命力生命形态的描写与赞美，这样的描写与赞美，在葛水平以各种内容为题材的作品中，均有出现，且流光溢彩，美不胜收。试举几例：在《甩鞭》中，作者极写主人公王引兰与第一个财主丈夫麻五的男女情爱，写作为这情爱象征的金黄金黄的油菜花的诱人，后来，麻五在土改中丧命，王引兰不得已嫁给了出身好的李三有，但一直未与其同房。在若干故事情节之后，作者写李三有在野地里教王引兰识别野菜，作者说这野菜“当季是菜，过季就是草了”，在写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作者写道：“草生草落，世事茫茫，人还不如草木。王引兰把目光落在了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丛野菊花生长着，花瓣很稠很浓，在太阳光下闪闪烁烁。山菊花的黄有点像油菜花，花朵在风的作用下不停地翻动。她和太阳的目光在翻动着的花朵上就一起高兴了起来。李三有看到王引兰高兴，就想有什么事也该行动了。走过去撩了撩她额前被风吹下来的乱发，感到心酥了一下，两人的目光相撞，有些闪烁。”作者接下来写二人的男女欢爱：王引兰顺手揪下那捧山菊花，朝着那金黄的软垫躺下去，酥酥张开双臂。阳光从疏密不一的高粱叶子空隙漏下来，空气里浮游着细碎的金点子，地上山菊花发出湿软的沙沙声。她看到有一只大鸟俯冲下来，几朵云彩如棉花一样开放。她闻到了青草香味，野菊花香味，泥土香味。想，和一个人在油菜地田埂上做事就是好，只是这不是油菜花也不是春天。风抚着她的大腿和腹部，搓弄着她的乳房。从未有过的激动，在一种大幅度撞击声中，她从喉管里挤出了：“麻五，嗷麻五，麻五麻五。”如果只是叙述二人的结合而没有类如“油菜花”“山菊花”这样的充满象征的描写，没有“当季是菜，过季就是草了”的点穴之语，美好生命在世间的断裂性、延续性、瞬间性、蓬勃性、鲜活性等等以及这其中相互复合的复杂性、敏感性，对美好生命瞬间性的珍惜，对王引兰生命受到重大打击挫折后，其生命力的顽强与蓬勃的赞美，就都无以表达，葛水平小说的特色也就无从体现。在此，我们也看到了葛水平在写这些中篇小说之前，对诗歌、散文的写作，为其中篇小说的写作做了怎样的充分的准备。类似这样的描写，在《甩鞭》中对“甩鞭”气韵的描写，在《地气》中对王福顺、翠花、李苗三人看城市夜景的描写中，有着更为浓烈、直接的体现。

鲜活、瞬间、柔嫩、蓬勃的生命力生命形态固然美好，但却往往是与社会规范相违背相冲突的，然却在这其中，体现了生命力生命形态的原发性、顽强性、对社会的批判性。譬如前述《甩鞭》中，王引兰与李三有在野外田间的男女欢爱，就不合社会规范。再如《狗狗狗》中，武嘎与拴柱女人秋的男女情爱，秋与虎庆的男女情爱就都不合社会规范：“秋知道她想要做的事（与虎庆的男女之事）是有教养和有信条的人不能赞许的，然而她又无论如何无法和人说出她的仇恨，她的仇恨像一匹母马一样甘愿套上羁轭，她心甘情愿为此而劳作，劳作。”正是这不合社会规范之处，显示出了生命力生命形态对压抑进行反抗的酣畅，对暴虐进行反抗的大气坦荡。拴柱与秋的合乎社会规范的婚姻关系，反而因为拴柱的性无能，而显得分外猥琐，这一猥琐在拴柱面对日本鬼子时尤为凸显。

典型学说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把事物属性推向极端时，就因了其对这一属性的极致体现而构成了一种典型之美。对生命力生命形态与社会规范社会形态的冲突的表现也是如此。一旦达于极致，就因在冲突中生命被撕裂而露出的血色猩红、撼人心魄、痛彻肺腑，构成了一种惨烈之美。这一惨烈之美，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外在的，更多的是通过力度来体现。譬如《狗狗狗》中日本鬼子对村民的屠杀，再如《喊山》中腊宏对红霞丧失说话能力的迫害，暴力美学在这里有着最为鲜明强烈的体现。相较这种外在表现，体现在《甩鞭》铁孩这一形象塑造中的化为生命内部的内在的“暴力”，更具深度，更具力度，更有沉重丰厚的分量。我们看到，痴情、欲望、暴力、血腥、阴谋集于铁孩一身，而之所以如此，是与铁孩的被压迫的下层位置及在这压迫中身心的扭曲分不开的：身居下层造成了美的缺失。这在作者最初将王引兰置于大户人家，因主人衣食无忧才形成的对美的欣赏及其对王引兰的影响可以见出，譬如王引兰对冬天在屋中围着炭火静心闲聊情趣的羡慕等即是如此。铁孩因美的缺失而形成的对美的化身的王引兰的艳羡、向往、痴情，本无可非议，但被压迫的下层位置，使他这一对美的追求，几无实现的可能，不能实现所形成的身心扭曲，一旦有了实现之势，即可以借势而用阴谋、血腥、暴力这样的扭曲方式实现自己的心愿，这就是他因妒忌而对王引兰两任丈夫的谋杀。愿望虽然有可能实现，却因实现方式的丑陋而与最初愿望的美好南辕北辙，这也是王引兰可以接受李三有却最终不接受铁孩的原因之所在。生命力生命形态与社会规范社会形态冲突的复杂性、惨烈性，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外在的内在的惨烈对生命力生命形态的打压与扭曲，生命力生命形态对自身健康的复苏及复苏后对自身的顽强守护，就显得更为可贵。在《地气》中，我们看到，作者将生命力生命形态被扭曲的校长常小明与民办教师艳红的乱情纵欲与健康的鲜活、瞬间、柔嫩、蓬勃的生命力生命形态，是做了严格的区分的。作者又通过翠花与王福顺的交往、与剧团后生的意外性遇、与最初性无能的丈夫德库的婚姻生活及其后德库在接受科学做了手术后的正常的夫妻生活，写了健康的生命力生命形态的复苏过程。特别是通过王福顺的形象塑造，写了生命力生命形态对自身的顽强守护，这里有对常小明所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抗争；有在与翠花交往中，对寂寞生活中男女情热的警惕；有在与自己学生李修明的情爱中的坚定与热烈；有对在男女之事上可畏人言的无畏。特别是小说最后，当所有的人都下山之后，王福顺与李修明留居山上，就更让人在此意味深长中倍受感动。在《喊山》中，这样的复苏与顽强守护，体现在韩冲对红霞从最初的无心到最后的有意上，体现在这一过程中，韩冲对一度对之情迷欲乱的琴花的拒绝上，也体现在红霞从失语到最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哑巴”最终恢复为有了名字的“红霞”。那震撼人心灵的“喊山”声，则是这一复苏与顽强守护的强烈体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葛水平中短篇小说中的精彩之处，是通过其现实主义手法与现代主义手法的相互生成水乳交融来完成的。其现实主义手法，譬如，在《地气》中对社会现实中乡村生活的凋敝与乡村精神的不绝绵延的描写；在《黑脉》中，对矿难事故的如实呈现及其中的对资本经济的批判；在《比风来得早》中，对官场损害人性的揭示与批判；等等，都使她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现实的时代意蕴。但她在对现实的描写中，又常常通过细节与场面的描写，在字里行间中充斥着大量的隐喻、象征、意象等现代主义小说的要素、手法，从而使她的小说意蕴有了更多的无法用概念、理性言说的内容，而这，又是与她曾经的诗歌、散文写作中对意象设置的学习，与她“放养”的生态是非常吻合的。

《裸地》：民间性的乡村史诗与生命史诗

葛水平中短篇小说中的精彩之处，在其长篇小说《裸地》中依然存在，但作为长篇小说，却又自有其独特之所在，那就是它作为民间性的乡村史诗与生命史诗。

作为乡村史诗之“史”，首先要求作品有相当广阔的历史时空，有相当丰富与厚重的社会内容，有相当的对时代的概括力，并且将其体现在对乡村的描写之中。所谓民间性，则是说其对此一乡村史诗的描写，是基于民间立场的，是对乡村民间形态的描写。《裸地》可以说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的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写到土改年代，重点则是民国初年到抗战初期。乡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逃亡地、落脚地、汇集地，并因此构成了乡村形态的历史性、民间性与繁复性。这里有因天灾无法生存沦落到此的难民，如聂广庆；有因在社会动乱中被欺辱而无处安身的文明女子女女；有共和之后从皇宫逃出来的太监；有西方来的洋人传教士；有在城市受到现代文明教育的财主的后代；有横遭迫害藏身于此的受迫害者；自然也有本土的财主、家奴、农民、无赖、风水先生、各种女性以及贫富阶层之间、家族力量之间的争斗、商业经济初起后的残酷竞争；等等。他们轻重、大小、浓淡不一地在乡村格局中，据有着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自己的生活形态，显示自己的力量，并因此在相互的冲突与张力中，形成了乡村这一时代的生存形态。这一生存形态，官家的力量暂时还管不着，呈现着一种自在自为的混沌的民间形态。对如此的乡村社会，从阶级角度、家族角度、文化角度等给以厘清的努力从未中断过，并相应地产生了许多类型的乡村小说，如乡村政治小说、家族小说、文化小说等，但葛水平却完全弃之不用，而是试图呈现出乡村那民间性的整体风貌来。对这样的以乡村整体为史诗本体的乡村史诗，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力，我们更习惯于接受那些以既定理性视域下的乡村生活为史诗本体的乡村史诗，但也正因此，葛水平显示出了她的冲破“圈养”的“放养”品格所带来的原创力、创新性。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写优劣长短同在一体。从优长说，《裸地》对乡村民间形态的呈现是整体的混沌的，但又是生动的鲜活的，犹如大地上的万物，有男女老少、鸡犬牛羊、堂屋草舍、草树杂花。它们以各自的理由各自自在地生存着，并因了这生存，与其他生物发生着或交相利用或相互侵害或互不相干的各种关系，构成了一幅动态的无法理清的全景生态图，给读者以更多的意义解读与领悟的空间与“缝隙”。从劣短说，《裸地》的主体结构、线索显得有些零乱。小说以盖运昌与女女的命运为主线，其间又黏合着聂广庆与聂大乃至西洋传教士，黏合着上土沃原姓、下土沃柴姓、暴店盖姓之间的权势斗争。但女女、聂广庆、聂大乃至西洋传教士与原姓、柴姓、盖姓三大家族的权势斗争却又没有紧密的联系。小说中的抗战时期到土改时期，写得过于仓促而没有对相关各个方面给予充分的展开，更像是一个尾声部分。这或许与葛水平女性思维特性有关，那就是擅长以具象体现、传递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不大擅长以理性来统领宏大的结构。

但一旦用具象来体现人物的命运及其变迁，并以此来构成生命史诗，葛水平的优长之处就毫无争议地显示了出来。在小说中，我们通过盖运昌、女女、聂广庆、西洋传教士、吴老汉、六月红、耿月民等，看到了人生长河的流淌，看到了这流淌中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即以盖运昌为例：在传统的土地生产上积累了财富，又及时顺应时代转型转入商业经济角逐，财大气粗，名重一方，但却子嗣不旺。娶了四房太太，或为传统家婆，或为玩笑所得，或为倡优戏子，或为同业之后。前三房太太均未生男孩，喻示其与传统形态结合传后发展无望，而与同业之女婚后虽生男孩，却体弱多病，喻示着与新的商业形态结合，由于这新的商业形态在中国的先天不足，所以，虽可衍后，但却骨血不足，气神不旺，最终前途未卜，盖运昌之子盖家生其后果然不知所终。盖运昌对女女的追求及二人相合，显示着盖运昌对新的希望的追求。女女的文明女子之身，其被西洋人强奸过的经历，其后沦落于乡村民间，其所生之子是西洋人与她相合的产物，都使盖运昌在对女女的追求与实现中所表现的这新的希望，有了多种混合的意味，而西洋传教士的出现及女女对其的误解，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洋这一“外来者”的丰富与补充。盖运昌其后面对日本鬼子的正义所为，盖运昌其后在土改中的一落千丈财富散尽，都让人感慨世事的沧桑、命运的无常。再以次要人物吴老汉为例：男女在皇宫外偷情，父子在乡下情深，身为老爷之父却以下人身份忍辱负重，最后为了儿子与乡亲以性命与日本鬼子相拼，其人生历程的繁复与生命的百般滋味，又是另一番人生形态。即如女女对女性生命形态的呈现，六月红作为戏子的生命的张扬，西洋传教士对盖腊苗人生的影响，聂广庆作为下层人的奋争努力与视野局限，等等，作为多种同形异质、异形同质、异形异质的人生形态，共同组成和演奏了一个历史时段的生命交响曲。

人生繁华落尽，草木枯荣一秋。小说结尾，伴随着对盖运昌的下葬，给人以大地万物凋零后裸地茫茫的悲凉之感，令人感到了绝望与虚无。但大幕虽然落下，毕竟上演过精彩的大戏，虽然裸地茫茫，但毕竟曾经万物生长，这就是小说中所讲的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且小说的最后一句是：“秃坟冒堆时（女女之子）二把手里的柳木哭棍插在了坟头上。七日后，女女看到哭棍上长出了麦芽大的青绿”。由之，裸地上曾经有过的万物生长与裸地上可能的新的万物生长的循环，构成了对绝望与虚无的反抗，这或许正是小说《裸地》所讲述的故事的耐人回味之处。

“神性”观照与新的写作形态的形成

在葛水平小说创作的高潮之后，其长篇散文《河水带走两岸》是把她的文学创作特色予以了总结性的鲜明与突出的显现，并且预示着一种新的写作形态的形成。

读《河水带走两岸》，你能在字里行间时时地感受到神性的流光溢彩。所谓“神性”，就是说，它不是社会中的实然存在，而是现实世界中注定不能实现的，它不能科学实证，属于“信”的性质。譬如说，与他人不一样的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其一次性的生命过程如何最好地得以实现，这是无法验证、无法假设的，被不同的历史时空的社会条件所限制，也是无法自我把握的。我们对每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一次性的个体生命过程意义的设定，都是“虚无”，但不能因为是“虚无”就认可既定现实，而是要“反抗虚无”。不能因为历史法则、现实法则的不可抗拒性，因为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的不可抗拒性，就认为其是合理的，而是明明知道其不可抗拒，明明知道这种抗拒是没有现实实现的可能性的，才要去作抗拒。正因为注定不能实现，所以，构成了对现实此岸世界的价值召唤。这就是相对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这就是“神性”。正是彼岸世界的神性观照，才可以见出此岸世界的种种缺陷与需求。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构成了越是具有神性意味的，越是具有人文性；越是具有神性意味的，越是具有超越具体现实时空内涵的深刻性，虽然这种现实内涵也是丰富的深刻的。如都市乡村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等。构成这二者关联性的要素，在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中，主要体现在时间、个体生命、日常性和博爱情怀上。

在《河水带走两岸》中，河水即是时间的象征，在时间的流动中，空间具有了新的内容与内涵、意义的变化，带走两岸，即谓此。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对事物的观照，从三维空间，因为时间维度的引入，成为四度空间，从而赋予事物更为丰富的含义。所以，葛水平才会感叹说：“时间迅疾而过。有多少生命骨殖深埋于时间中，亲情、友情、爱情，终于待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去处直叫人呼吸到了月的清香、水的沁骨。生命的决绝让我的爱在产生的文字中获得回归……时间如中国画缥缈的境界，明知道一切不可能出现，却还愿意在疲倦的时候沉溺其中。天地方寸间怀古，秋风年年吹，春草岁岁枯。逝去的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现实中。”正是对时间的这一清醒认知，使葛水平笔下的现实存在中的人与事不仅仅是现实存在形态的反映，而且成为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连接着作为过去了的“曾在”与对未来指向的“将在”的“此在”。

个体性是葛水平构成这“此在”的主要内容，那就是对时间长河中，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不同的一次性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给以价值认可。这种一次性的个体生命，在葛水平笔下，既是大自然形态的花草树木，是日常生活的器皿物件，也是一个个曾经生活在她身边的家乡人。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时间性的引入，导致对生命虚无感的形成，海德格尔讲：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将此引入对荷尔德林诗歌的研究，认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认为人生是“林中路”。所以，葛水平这篇散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各种一次性生命过程中美好瞬间的消失的惆怅感。譬如夕阳中的花、乡间的驴鸣，山野上空如仙雾缭绕开来的二胡声，午后暖阳下斜靠在女儿门扉前欣悦地凝视着女儿的父亲的目光，等等。“铁铺首都锈烂了，铁钉子换成了膨胀螺栓，五毛一斤的旧门板买了用来烧木炭。我们丧失了许多，恰恰可能是有关生命最高秘密的隐喻和福音。”《河水带走两岸》对这许许多多“丧失”了的一次性的鲜活、瞬间的个体生命形态的凭吊、珍惜与抚慰，是葛水平试图将诗意栖居于大地，是对存在虚无的拒绝与反抗。

日常性是个体性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并因此构成了所有历史风云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任何的历史风云，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的。日常性是活动于天地之间历史时空的帝王将相、平民百姓，男人和女人们得以生存的前提，也是人性得以保存和成长的河床。所以，葛水平的这篇散文写的都是狗呀，猫呀，小巷子呀，门墩子呀，炕狮子呀，铁钉子呀，床呀，等等。“我不能说床就是纯粹的私人化空间，我只能说我爱床就像爱天空一样情深。”把实现个人日常性存在的床与广阔的天空相等同，让人想到了张爱玲的《小团圆》的开头与结尾，都是把军队的大战与个人的考试等同起来：“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也让人想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把女孩子瞬间的眼泪看得高于家族的百年兴亡。

对个体性、日常性“此在”价值的醒悟与自觉，形成了《河水带走两岸》的博爱情怀。这一博爱情怀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葛水平在这本散文《后记》中所说的：我有理由知道她的美丽。即试图走进每一个不能重复的一次性的个体生命的过程，即走进这些大自然形态的花鸟鱼虫、日常生活的器皿物件、形形色色的普通日常人生等的生命过程，并对这一过程给予理解、赞美。另一个方面是这些事物，因为其普通、琐碎，或者因为其日常性地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因为其已经消失，不具备实用性、功利性，所以被我们所忽视所遗忘。葛水平的这篇散文，就是试图恢复我们因此而失去了的爱的记忆、爱的感觉。这样的记忆与感觉我们已经丧失得太久太久了，所以，临水照花、顾影自怜，是现状，也是对这一丧失的警醒与抗争。

如是，《河水带走两岸》中的所见所写，是现实的具象的，但其价值立足点却是“神性”的，是明知其必然消失却仍然要做出的无望挽留，是对社会、历史以合理性方式，消损鲜活、瞬间的一次性个体生命的价值性拒绝，是站在彼岸世界对此岸世界的神性观照、生命观照。这样的一种写作，预示着一种新的写作形态的形成，由此，也可以引发我们对葛水平文学创作的重新审视。我们对葛水平文学创作的评价，可以放在不同的层面、范畴上进行，这是一个优秀作家优秀之所在。我们可以从时代、社会的具体时空中的意义构成上对其给以评价，如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乡土中国等，但我们也可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从性别的角度，对其创作进行评价。西方名著《圣杯与剑》认为，男性是用批判、斗争来求社会价值、人的解放的实现的。女性是用爱来求的。由于社会现实的残酷性，我们一向重视用批判、斗争来实际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对用博爱不能实际地改变社会现实的“神性”情怀，则不予重视，甚至被指斥为“脱离社会现实”而往往给以批判。这种男性思维方式也同化了许多女性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单向度发展中，心灵、情感的坚硬化、钢铁化由之形成。但也有一些女性作家或者男性作家，却在坚守着爱的立场。如冰心、沈从文、孙犁、茹志鹃等人。这条隐隐约约却连绵不断的价值一线，在今天实在有着重新给以整理的必要。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长期的残酷斗争，因为今天现实的金钱导致的物欲泛滥，让大家普遍地感到爱的缺失。把葛水平的文学创作放在这样的视野中，给以重新审视，可以因此而发现其创作新的价值所在。同时，这样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中，从历史层面上，是处于前沿的边缘的。其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心”，是因为与“中心”有交叉性，有重叠之处。但“中心”对葛水平文学创作在意义层面上的收编，是以牺牲葛水平创作在意义上的丰富性为代价的。但如果从价值层面上，从逻辑层面上，葛水平这样的创作又是主流性的。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时间因为人的存在才具有了意义。

从赵树理到葛水平

从赵树理到葛水平，一直是学界所感兴趣的话题，这倒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山西晋东南沁水人，而是因为二人的文学创作之间，确实有着许多内在的承继、延续、变革的关系，值得我们给以研讨。

就人生形态而言，他们都与乡村血肉相连，并且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乡村生活形态。表现在赵树理那里，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对晋东南地方戏曲的热爱，是居于国内外大都市而不改自己的乡村生活习俗的各种趣闻趣事，是一次次返回家乡时对家乡牵肠挂肚般的关心。表现在葛水平那里，是其一贯的乡村服饰，是这一乡村服饰的特立独行，是她房间中对久远乡间旧物的满目陈放及在这一“气场”中对自己“形神”的感应，是对家乡山水风土的热爱之情：“我只是想寻找到一种人与阳光和水同质的语言。回到出生地，回到我初生的背景，虽然我已经找不到一张我熟识的脸，然而，乡村，总让我有俯拾皆是的热爱。”

就创作立场创作方式而言，赵树理与葛水平都是站在民间的写作立场上进行写作，少儿时代的生命记忆对他们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他们都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进行创作，而不是用社会某种流行的观念来规范自己的创作。表现在赵树理那里，就是对“文坛”的拒绝与对“文摊”的立足，表现在葛水平那里，则是对观念的拒绝与对审美感受的立足。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被“文坛”讥讽为“小儿科”，所以，葛水平的小说，其主题、意蕴总是含混的多义的。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立场，不为时风所动。这其中，固然有着赵树理对农民利益的执着，有着葛水平不为各种“圈”所束缚的“放养”的原因，但与其生养之地的民风亦不无关系。晋东南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但小盆地位于其中，天灾人祸较少，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生存足以自足，因之，形成了其自信与偏执的民风，对外面之人一概蔑之以“草灰”之称即是一例。此种民风，对赵树理、葛水平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及其作品内容中的表现的影响，不容忽视。

就创作内容而言，赵树理与葛水平都重视对乡民日常生存的真实描写，并于其中体现出了对此的价值认可、理解情怀等。但赵树理是从此在向未来的敞开，葛水平是从神性向此在的观照。赵树理的民间生命本体性，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层面上，体现在乡民作为日常生存的具体实在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实际实现上。譬如他的合作化的小说，一定要落实在乡民具体的物质生活如何实际地得以改变。葛水平的民间生命本体性体现在生命层面上，且更多地体现在乡民超越现实物质生存的情感形态、审美趣味及幻想性追求上。譬如前述王引兰对冬天围炉夜话的羡慕，在野外草木之间男女亲热的自然之情。赵树理的时间观念是在历史的延续性上，表现在作品中，是作品在时间上的内容的不同。如20世纪40年代的“三仙姑”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就是“小飞娥”，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就是“小腿疼”。葛水平的时间观念是在空间的凝结性上，是把历史中的时间延续，引入同一时间中的空间内容上，表现在作品中，就使她笔下具体时间空间中的各种事物具有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丰富性。譬如她对乡间铁匠铺、钉马掌的描写，就让人看到了乡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指向。

就外界对他二人作品的接受而言，郭沫若说赵树理一出现就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一株子大树子”，葛水平也是在2004年以成熟的作家面目为社会所认可。虽然赵树理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要比描写相对过于“干净”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来得更为丰满，但其受重视的程度却远远不及《结婚》与《板话》。同样，虽然葛水平的长篇《裸地》要比描写相对“精致”的《地气》《喊山》更具意义上的“张力”，但其声誉却远远不及《地气》与《喊山》。让赵树理一下子成名四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作为强势文化的政治文化对他的接受与解读，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虽然这种接受与解读与赵树理文学创作本身不尽一致。让葛水平以“葛水平年”一下子为文坛所知，来自于作为强势文化的现代都市文化对她的接受与解读，这就是对葛水平小说中，现代都市所缺少的乡村文明价值的高度肯定，虽然这种接受与解读同样与葛水平文学创作本身不尽一致。在这些众说纷纭面前，面对毁誉不一的评价，面对权力或者媒体的大力介入，赵树理与葛水平如同汪曾祺对赵树理的赞美那样：“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情趣。”

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时高时低，但对其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对葛水平文学创作的研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