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信息技术产业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的早期研究有如下研究成果。美国的查尔斯（J.Charles，1983）早在1983年就已经讨论过相关问题，他在信息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测量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在具体问题讨论中，对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与经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得出了正面结论；杜拉卡和哈拉姆（Ruby Dholakia and Brai Harlam，1994）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与信息基础设施能力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后也得到了正向的结论，即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与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相关作用；穆哈默德（M.G.Mahmood，1998）的研究得出了相左的结论，对信息技术投资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论认为，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的产品性能、生产力等有一定程度关联，并且与国家的税收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结论却表明信息技术投资对其他经济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

进入21世纪后，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始注意不同区域或者国家间的信息技术投资效应的差异。德文和克莱默（Dewan and Kraemer，2000）将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生产函数研究其对GDP的影响，他们整理了36个OECD国家1985—1993年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讨论信息技术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投资结构存在明显不同，信息技术对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史崔特普勒斯和邓宁（Theophanies Stratopoulos and Bruce Dehning，2000）以及加斯特等（Christopher Gust，Jaime Marquez，2003）对13个主要工业国家1992—1999年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及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其结论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及其扩散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加速作用，但对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却没有同样大的作用。汉森（D.W.Hansen，2001）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对美国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经济获得增长复苏的基础是信息技术产业中半导体业的发展，即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贾拉娃和普吉拉（J.Jalava and M.Pohjola，2002）通过对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后认为：信息技术的生产使用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作用对于其他国家的贡献却远不及在美国强烈。他们以芬兰的相应数据为例进行了举例，同期，芬兰的信息技术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从0.3％一直增长到了0.7％，但是并没有体现出在美国所表现出的劳动生产率加速的趋势；约根森等（Dale W.Jorgenson and V.Khuong，2005）研究了信息技术投资对于G7工业国和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14个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冲击，研究发现，从整个世界经济1995年以后经济增长信息技术投入的贡献率比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增长高出近3倍，单位资本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单位资本投入而不是生产率提高贡献的，美国在信息技术投资方面的单位资本产出高出世界总体水平近4倍。幸元桥（Kazuyuki Motohashi， 2007）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1995年后信息技术产业投资使日本GDP增长显著上升，同期信息技术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非常显著，但是，非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率增加却与美国有着明显的差距。

我国学者对于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也非常关注，徐升华和毛小平（2004）的观点可以对这些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他们在索洛技术进步度量模型基础上计算了信息技术、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对中国信息产业增长的贡献度，得出我国仍属粗放经济发展模式，随后又测度了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出中国信息丰裕度系数的对数每增长一个单位，则GDP指数对数增长0.257个单位，证明了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影响。王宏伟（2009）将国内产业分为信息技术产业和非信息技术产业两大部门，然后使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测度信息技术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信息技术产业的外溢作用和相对边际要素生产力均较高，但对整个经济的全部作用参数的估计值仅为0.285，所以他们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高。邓常春（2003）关注了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软件业的影响，并以此为标杆分析了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认为，信息技术产业首先会对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其次可以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信息技术产业也对传统产业产生了正面的冲击，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了传统产业的活力。在各产业关联影响方面，唐敏（2008）利用我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力、感应度及直接消耗与完全消耗关系，其研究结果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促进了对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提升，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巩雪（2009）构建了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计算和研究发现，在任何状况下经济增长率与信息技术产业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当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这种因果关系更为显著。在信息技术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信息技术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力大小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如陶长琪（2001）通过定量计算信息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后认为，“信息化对第二产业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再次是第一产业”。而汪斌、余冬绮（2004）的研究结果则有差异，除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有共识外，他认为，“信息化对第二产业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第一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带动比较弱”等。

通过对上面国外对于信息技术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研究分析发现，这些对于信息技术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基本都是正面的，即认为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具体方面的研究出现一些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信息技术投资对不同国家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并且差别较大。比如信息技术产业投资对美国、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差别非常大，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收益率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虽然发展中国家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比例也很高，也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其收益并没有达到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程度，并且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比如产业结构、对传统产业的帮助等方面，并没有关注与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忽略了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整个产业以及产业外的溢出，与国内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这些研究对于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一些具体特征没有足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