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在从东道国角度进行的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得到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外国直接投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管理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减少对前期知识资本的巨额投入带来积极意义，同时间接地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水平以及工资水平得到提高。简言之，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资金不足的压力，对整个经济体和产业产生了不同层次上的投资效应；另一方面促进了东道国整体生产技术水平、就业及工资水平的提高，对整个经济体产生了多方面的溢出效应。

一　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投资效应

国内外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效应的间接效应的研究比较少见，主要集中于其与国内投资关系方面，产业投资影响方面的研究则不多见。

在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内投资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对国内投资产生的挤入或者挤出效应的研究。所谓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或者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的外来资本流入增加而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促进或者阻碍作用。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一个单位后，使东道国国内的总体投资量（国外与国内投资数量的和）的增加额小于一个单位，即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阻碍作用，将其投资挤出了投资领域；当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增加一个单位后，使东道国国内的总投资额的增加额大于一个单位，即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挤入了国内投资；同理，当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额与东道国总投资的增加额相同时，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中性。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挤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方面，联合国贸发会的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在2000年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中的研究是目前公认较为权威的成果，这份报告对挤入、挤出效应在东道国发生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其主要观点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当外国投资企业在资金缺乏的东道国融资再投资时，必然会推高东道国国内贷款融资利率水平，从而可能导致东道国国内部分企业无法得到融资机会，继而被挤出；如果外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国外融资渠道，则必然会使得东道国国内的投资总额增加，而增加的数量也必然弥补由于其国内高利率下无法进行的那部分国内投资额。当东道国国内企业在其国内无法获得所需的融资机会或者融资成本很高时，外来资本的流入显然增加了金融市场对投资机会的供给，从而东道国国内企业由于金融因素而被挤出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但是，这也需要对外来资本流入的总量进行判断，如果外来资本的流入相对于东道国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很大，则会导致东道国货币与外来资本间汇率的上升，从而对东道国出口造成不必要压力。

另一种是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内投资对投资机会的争夺也会导致国内投资的挤出。这种情形发生在外资进入东道国国内企业已有较高竞争程度的行业，由于此行业本已有较高竞争性，而跨国企业所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很可能会将本由国内企业获得的投资机会挤出，即这类外资的进入加剧了本已激烈的竞争，利用其优势地位剥夺了国内企业的投资机会，因为如果没有这类资本的介入，这些投资机会应立即或在将来属于国内企业。但是，如果外国直接投资将东道国原本没有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引入东道国，则很可能由于关联效应而挤入东道国国内投资。

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在分析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关系时指出，东道国国内的资本市场是产生挤出效应的最重要原因。他认为，“如果东道国国内的融资市场已经趋于失效的边缘，就会使得来自国外的金融资源成为东道国最渴望获得的礼物，但由于外来资本在东道国国内的经济体系中面临着远超过国内企业的风险，所以外来资本往往成本高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东道国国内的企业虽然拥有投资机会，但由于无法得到资金而拱手将投资机会让出，甚至十分廉价地让给外国企业”（Ronald I.Mckinnon，1988）。所以，从金融压抑的角度判断，东道国国内的融资途径的缺乏或者金融市场的低效是外国直接投资能够成功挤出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原因之一。

英国经济学家格里芬（K.Griffin，1970）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可能会挤出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外国资本的流入势必造成东道国国内消费方面的支出大幅上升，从而促使其放宽对进口的限制（比如我国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其国内的储蓄产生输导，继而使得国内投资来源减少；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流入势必对东道国国内资本的投资产生强有力竞争，而国内投资在面临外来资本时往往处于弱势。格罗斯曼等和赫尔普曼（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2003）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时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他应用职业选择模型来分析外国资本对东道国雇员工资的影响，他发现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工人的工资收入产生推动作用，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对投资机会的预期利润，因而降低了企业家扩大产生的可能性，促使国内投资意愿降低。由此得出外资对国内投资意愿产生的来源企业家的形成产生了压制作用，从而挤出了国内投资。

除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或者挤出效应的理论研究外，此领域的实证研究在国外学者中也颇为盛行，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早期的案例研究主要来自对加拿大的研究，卡维斯和鲁珀（Richard Caves and Grant Reuber，1964）以加拿大1949—1961年的外商投资季度数据为基础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发现外资投资与加拿大的固定资本形成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一美元的外国投资可以导致2—2.5美元的固定资本形成增加。三人同时还发现，外国投资对加拿大国内的固定资本形成有着持续和动态的影响，并且与其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成正比关系。在以加拿大为蓝本的研究中，诺兹（M.S.Noorzoy，1979）的研究结果与科维斯和鲁珀（1964）有较大的不同，他们的分析表明，外国投资对加拿大固定资本形成的效应只有27％—40％。

据目前可查的研究成果，在具体产业的中观层次研究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仍然只有以加拿大为研究对象的一些研究成果。何亚斯和保利（W.Hejazi and P.Pauly，2002，2003）的研究发现，加拿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在产业层面上没有关联性，而外国投资则对国内的资本形成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与不同产业和资本来源的国别有着较大程度的差异。还有一些研究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作为主要因素构建模型进行了研究，比如，德赛等人（M.A.Desai，C.F.Foley，J.R.Hines，2005）构建的产业前后向关联的局部均衡模型中跨国企业可以同时选择国内和国外的要素投入，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生产函数研究国内、外不同来源的资本的互补关系。纳瓦雷提等人（Navaretti，Giorgio Barba，Castellani，Davide，2004）也构建了与德赛等类似的模型，但研究对象从加拿大变为意大利。他们分析了意大利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影响及关联效应，发现关联效应主要发生在跨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的供求关系中，并且会对国内企业的生产产生正溢出效应，从而抵消要素市场的挤出效应。可以看出，纳瓦雷提等人的研究可归为水平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而对资本存量等方面没有考虑。

国内研究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层面国内投资影响的关注度也较低。王永齐（2005）对国内固定资产形成中外国直接投资在总体和产业层面上进行了分析，发现如果从全国总量水平上看，外资没有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在产业层面上存在相对挤出效应，且外国资本进入的行业一般都是相对挤出效应大的行业。冼国明和欧志斌（2008）基于我国八个行业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其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及相关的资本进入壁垒对该效应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在壁垒较高的产业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壁垒较低的行业相反。

二　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一）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研究

1.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的研究

小泉纯一郎和笠佩基（T.Koizumi and K.J.Kopecky，1997）首次建立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的研究模型。他们使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在跨国企业内部由母公司向子公司的技术转移。模型中技术溢出被假设为外国公司拥有资本量的增函数，外国技术向本地的溢出被认为是“自动的”，并且跨国企业的专有知识被当作公共物品。结果表明，两个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国家从不同的时间路径到达不同的均衡状态。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将技术的溢出效应大胆引入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模型，从而修正了原有理论的某些结论。

芬德雷（R.Findlay，1978）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后进地区的技术变化的关系。先进地区的技术进步率被假定按照一个固定的速率增加，后进国家的技术扩散速率被假定决定于两个因素。首先，按照吉尔斯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1962）的假设，即在欠发达地区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越不一致，追赶的速度越快，范德雷提出假设认为落后地区的技术发展速度是与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技术差异的增函数。对于给定数量的外资存在，本地公司与外资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强烈。其次，芬德雷按照阿罗等（K.J.Arrow and F.H.Hahn，1971）的研究范式，认为技术扩散和传染病的扩散类似，人员的接触越密切，技术创新的扩散就越有效率。在此基础上范德雷分析了外国公司技术和本地企业技术的相对增长速率的决定机理，以及在稳定状态下各种参数发生变化给本地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个模型没有解释决定由“先进地区”向“后进地区”技术溢出的力量有哪些。

达斯（S.Das，1987）用一个寡头垄断理论中的价格领先模型分析存在竞争的情形下从母公司到国外子公司之间的技术转移。分析假定本地公司从跨国企业学习到了技术并且因此变得更有效率。这种本地公司的效率提升被认为是外生性的，并且对于它们而言是无成本的。模型还假定本地公司的效率提升速度与跨国企业分支机构的活跃程度正相关，外国公司活动规模越大，本地公司从中获得学习机会的概率越大。

布洛斯特罗姆等人（M.Blomstrom and J.M.Wang，1992）在一个博弈模型框架内考察了跨国企业的内部技术转移问题，在模型中跨国企业内部的国际技术转移是通过外国子公司和东道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发展的。模型也遵从了范德雷提出的技术差距和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正向联系的假设。他们还假定跨国企业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外，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溢出的存在。无论跨国企业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以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技术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R＆D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越强。事实上，由于溢出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缩小了技术差距，从而减少了跨国企业子公司的利润。跨国企业子公司为了维护其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以恢复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结果又导致新一轮的溢出，即所谓的溢出正反馈。同理，当地厂商的学习行为也存在着这种效应。

虽然上述理论研究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开拓，但是远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从现实角度来看，国际技术转移通过两条途径发生：一条是从跨国企业母公司向子公司展开的直接性的技术转移；另一条则是由于跨国企业子公司技术的外部性而向东道国公司产生的间接性的技术溢出。在过往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第二条途径进行了研究（S.Das，1987； J.M.Wang and M.Blomstrom，1992），但绝大多数模型仍然是围绕跨国企业向其子公司的直接性技术转移而出现的，这些模型普遍认为，外资子公司向本地公司的技术转移是自动发生的，东道国一方的生产效率为外资存在数量的增函数。这些前提和假设没有考虑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正反馈关系，尤其是对东道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忽略，这使得这类模型难以获得足够的解释力。

其次，在吉尔斯申克龙的假设中，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与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成正比，即差距越大，溢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假设在所有模型中被普遍应用。然而，很多现实证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例如，坎特威尔（J.Cantwell，1989）分析了8个欧洲国家在1955—1975年的数据，却发现技术的溢出只有在本地公司和外资公司的技术差距接近的时候才明显，差距大时反而不显著。

2.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的研究

在索洛（Robert M.Solow，1956）的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随着物质资本收益率下降，技术变化是一个外生变量，外国直接投资不能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在忽略国际要素流动情况下，这些理论预言拥有同样性质和技术的国家将会变得收入水平一致，并且增长水平将会趋同。国际要素流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预言，资本将从富足国家流到稀缺国家。在这种环境下，长期均衡将使资本劳动比率和要素价格完全一致，这与我国目前劳动力报酬提高的状况有着一致性。

在新增长理论出现以后，通过许可证贸易方式的技术转移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P.Krugman，1979）。然而，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导致东道国生产力提高，这一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很少，经济增长理论的进步还是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使人们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在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王建业和布洛斯特罗姆（Jianye Wang，M.Blomstrom，1996）建立了一个两国动态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和资本运动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两个国家间存在完全的资本流动，人力资本在决定物质资本的回报率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因此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模型中同样包含了吉尔斯申克龙以及芬德雷（1978）关于技术溢出的假设，即在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速度是当地外资数量的增函数。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模型预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会随着欠发达国家中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扩散的增加而缩小。这表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有益的作用，外国投资促进当地技术变化，并因此使收入增长的速度增加。华尔兹（U.Walz，1997）将外国直接投资包含到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其中跨国企业在经济增长和专业化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他扩展了格罗斯曼和霍尔普曼（1991）关于贸易性国际技术溢出概念，并将其应用到外国直接投资。研究认为，跨国企业在欠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提高了当地的潜在创新效率，跨国企业的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使低工资国家的创新变得有利可图，因此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会导致东道国经济更快增长。

这些运用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主要集中于研究跨国企业从母公司向子公司的技术转移。由跨国企业子公司向当地公司的技术溢出同样被认为是自动发生的，并且与在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成正比。虽然上述模型在解释外资技术的扩散速度方面具有某些优势，但是，技术溢出是自动发生的，这一默认假设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二）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

1.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展开的实证研究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研究以卡维斯（Richard Caves 1974）和格罗博曼（S.Globerman，1979）为先驱。虽然后来学者不断将他们的实证模型细化和扩展，但基本方法相似：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因变量，外国直接投资同许多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对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产生影响。如果检验结果对外国直接投资变量的系数给出了一个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正的估计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

从计量经济角度展开研究是国外学者针对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主要研究方法，相关的文献很多。虽然有关各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纷繁杂乱，但是，国内外的研究结果都可以按研究的结论分为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予以分别考察。

（1）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卡维斯（Richard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力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存在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正溢出效应。格罗博曼（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布洛斯特罗姆和珀森（M.Blomstrom and H.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力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布洛斯特罗姆和沃尔夫（M.Blomstrom and E.Wolf，1994）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企业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

布洛斯特罗姆（1986）又将研究重点放在溢出效应的产生机理上。他选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重点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而是竞争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克科等（A.Kokko and Tansini，Zajian，1996）对乌拉圭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他的研究结论同样支持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的观点。他认为，跨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是由双方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跨国企业能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正面影响；反之亦然。

刘夏明等（Liu Xiaming and P.Siler et al.，2000）考察1991—1995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英国制造业也存在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与克科的观点相类似，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技术差距较小时，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所导致的。吉尔马等（S.Girma and K.Wakelin，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在1988—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一步研究了参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国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参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不同，产生溢出效应也不同，如日本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最大，而美国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则很小。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美国企业所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陈旧导致的。

陈涛涛（2003）采用我国84个四位代码行业的数据，引入了“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概念，将“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等行业特征要素一同作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因素，采用了科维斯（1974）、格罗伯曼（1979）和布洛斯特罗姆（1983）的建模方法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陈涛涛和宋爽（2005）使用同样的模型和数据，分别对“行业的对外开放度”、“对外资企业进入形式的限制”和“合资企业中外方所持比例”三方面政策要素对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前两个因素对内资企业吸收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有积极效果，但“外资企业中外方所持比例”对溢出效应影响并不显著。

严兵（2005）采用产业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实证结果表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对溢出效应有较大影响。在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行业以及外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低的行业中，外资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严兵（2005b）在另外一个采用我国工业部门的相关数据的研究中，立足于克科（1994）的建模思路，参考布洛斯特罗姆和珀森（1983）的建模方法，构造了联立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外资在我国工业部门各行业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此外，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二者的生产效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艾肯和哈里森（Aitken and 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与艾肯和哈里森的研究类似，哈德和哈里森（M.Haddad and A.Harrison，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德里菲尔德（Nigel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企业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溢出效应。德里菲尔德没有发现任何投资、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是，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企业子公司。德里菲尔德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哈里斯和罗宾逊（R.Harris and C.Robinson，2004）选用1990—1998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比前两种明显。

巴里等（F.Barry，H.Gorg and E.Strobl，2003）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巴里欧斯等（Salvador Barrios and Eric Strob，2003）考察了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同样，在总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不过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发现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的存在。他们的解释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从跨国企业的溢出效应中获益。

乔兹等（Joze P.Damijan，Mark S.Knell，Boris Majcen and Matija Rojec，2002）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制造业1994—1998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上述国家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在深入研究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以后发现，罗马尼亚存在正溢出效应，捷克和波兰却存在负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则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吕世生、张诚（2004）以天津市五大行业103家年销售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1997—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参照哈迪达和哈里森（1993）以及艾肯和哈里森（1999）研究摩洛哥与委内瑞拉所做的回归方程，加入了吸收能力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十分有限。此外，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R＆D对企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创新性R＆D；同时还发现当地企业R＆D投入越高，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小，溢出效应越显著。

范飞龙（2005）针对上海市开展实证研究，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模型，重点考察资本挤出效应、管理溢出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金融市场上，跨国企业投资对上海企业具有一定的“资本挤出效应”；而跨国企业投资对上海经济的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并不显著；管理溢出效应虽然统计检验显著，但整体效应非常微弱。

2.从案例角度展开的实证研究

作为计量经济研究的重要补充，案例研究历来受到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领域的重视，其研究结果相当丰富。本书主要从示范与模仿、厂商间的前向后向联系以及人力资本流动三条途径案例研究的成果。由于从竞争途径产生的溢出效应难以直接观察，一般采用计量经济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案例方式展开的研究非常少见。

（1）前后向联系产生的溢出效应。跨国企业通常拥有技术或信息上的优势，当其子公司与当地的供应商或客户发生前向或后向联系时，当地厂商可能从跨国企业子公司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于是就发生了溢出效应。跨国企业子公司可能会向当地供应商或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可能攫取当地厂商从中获得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全部利益。

对后向联系的实证分析主要参见拉尔（Sanjaya Lall，1980）等人的研究。拉尔认为，跨国企业在以下五种联系中促成了溢出的发生和发展：一是帮助未来的供应商建立生产性设施；二是为改善供应商产品的质量或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技术帮助或信息服务；三是提供或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提供组织管理上的培训和帮助；四是通过发掘新客户帮助供应商从事多样化经营；五是除了上述源自跨国企业子公司和当地厂商合作而发生的技术溢出外，跨国企业先进的质量水平、笃实的信誉和高效的市场分销技术也大有可能成为技术溢出的潜在来源。布拉什（Brash，Donald T.，1966）在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对澳大利亚当地供应商影响时，特别强调跨国企业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质量监控对供应商生产水平的提高具有特殊意义。

由上述研究可见，当地价值含量水平似乎成为后向联系的决定因素之一。鲁珀等（Reuber et al.，1973）经过详细调查发现，1970年被调查的跨国企业子公司购买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总量的1/3是由当地企业提供的。事实上，当地购买的比例取决于子公司的市场取向、母公司的国籍、东道国的政策及其当地潜在供应商的技术能力。一般来说，当地市场导向的子公司比出口导向的子公司从当地购买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欧洲跨国企业比美国或日本的跨国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当地市场；拉美和印度的跨国企业子公司不得不从当地购买较多的投入要素，而远东的则相对少些。

与后向联系相比，有关前向联系的实证分析要少得多。迈克李斯和麦克唐纳（Dermot Mcaleese and Donogh Mcdonald，1978）认为，爱尔兰前向联系的发展趋势几乎与后向联系不差上下；他们宣称，虽然许多跨国企业都是以出口导向为起点，但是当地市场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艾肯和哈里森（1999）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事实上，与跨国企业的前向联系比后向联系对当地企业更有益处，因为前向联系有助于尽快形成当地的生产体系，开发其制成品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的国际扩散还会引起另一种层次的前向联系。如资本内含型技术的国际扩散，如果只是从产业联系的角度来衡量，起码促进了技术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的发展；如果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分析，还可能促进当地R＆D产业的进步。

（2）劳动力流动产生的溢出效应。理查德·卡维斯（Richard Caves，1986）发现，由日本向美国、欧洲的企业经理人员流动加速了专门管理技能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兼并了许多美国金融公司，向经纪人公司、商业银行和其他服务公司支付了大笔美元，目的在于获取全球性程序交易、股票指数套利和国际证券交易的产品技术。显然，有关产品技术主要内含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之中。卡维斯认为，跨国企业对当地雇员的培训是形成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基础。这种培训面向各个层次：从最简单的生产性操作人员到监管人员，从高级技术人员到上层经理人员，几乎都有受训机会。培训方式很多：既有现场指导，也有专家讨论会，甚至派往海外接受正规教育。显然，当雇员由跨国企业子公司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其在跨国企业子公司受雇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溢出效应随之发生。

Chen （1983）在一份有关香港技术转移研究中发现，在香港制造业中，外国企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所谓的新技术和产品的生产，而在于对各个层次工人的培训。格申伯格（Gerschenberg，1987）曾就跨国企业在肯尼亚培训和传播经营能力的情况做过调查。他从41个制造业厂商的72个中高级经理的详细履历中发现，跨国企业为经理们提供了大量的培训。调查表明，在现有当地私人或国有企业曾经受训过的经理人员中，大多数曾任职于跨国企业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流动，大大加速了专有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

（三）基于不同实证对象的研究

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研究从研究对象的规模看，主要着眼于国家、地区或者城市，从研究数据看，一是宏观经济数据，如GDP；二是产业数据；三是企业数据。主要有以下研究手法：（1）以整个国家的经济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2）以整个国家的企业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3）以整个国家的产业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4）以一个区域（省或者经济圈）的企业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5）以一个区域（省或者经济圈）的产业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6）以一个城市的产业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7）以一个城市的企业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前面已经分析，支持“正溢出”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国家或区域的行业数据，而支持“负溢出”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国家或区域的企业数据。针对信息技术制造业的研究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