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　投资决策的研究应用现状

投资决策的英文表达为“Investment Decision/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作为战略实施和资源分配的有力工具，已成为国内外企业管理的基本工具。对于石油行业而言，投资（特别是上游投资）可以推动未来的净生产能力，从而有利于资源的额外生产，成为大型石油企业集团管理关注的重点。然而，石油项目通常需要上亿元投资预算，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投资决策分析因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投资决策需求，研究者把资本预算作为企业（集团）优化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议题，探究适宜的投资决策方法和准则，以更好地发挥投资决策在其效益增长过程中的战略导向作用，并在实践中应用。

（一）投资决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从有关投资决策文献来看，对投资决策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以会计收益理论或折现现金流量理论为基础。

会计收益理论着重研究企业可以反映的主要经营成果，为投资决策及财务预测等提供工具。在进行计量时，多采用净利润（NI）、投资回报率（ROE）等会计收益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经营效率的手段。

折现现金流量（Discounted Cash Flow，DCF）理论是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比如建立在DCF准则之上的净现值（NPV）或内部收益率（IRR）法，预先估计投资项目各期的现金流量，然后采用合适的折现率进行折现，供投资决策参考。

在投资决策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大型石油公司都建立了严格、先进的企业管理和投资管理制度，任何一项投资决策一般都要经过必要性、可行性、敏感性三方面的分析。必要性分析是指投资方案是否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投资是否满足公司要求的基本投资回报等；可行性分析是指投资规模是否满足公司总体的投资目标，是否有足够的融资能力，是否符合公司指定的资本结构目标等；敏感性分析则是围绕诸如价格、需求等影响投资效益的主要因素，基于其变化波动对投资项目的敏感度进行分析，形成科学、完整、规范的决策程序，保障石油公司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

（二）石油投资决策的一般分析方法

石油企业集团在进行油气业务投资决策时，诸如投资回报率（ROE）、投资回收期（PB）、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等财务指标虽然能直观反映未来现金流的盈利情况，却没有将投资的风险加以综合考虑[2]；对这些回报导向型指标的过分关注甚至导致投资增长率下降的问题，难以满足不确定环境下投资决策的需要[3][4]。于是，西方学者针对投资决策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等问题，将风险分析技术运用到传统的指标评价中。

根据Finch（2002）关于石油企业决策和评估使用方法的调查，敏感性分析、决策树分析、概率分析等风险分析技术被广泛应用。[5]通过设定变量的变化范围或模拟变量分布，综合测度变量的变化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识别关键风险因素并加以控制管理，发挥分析不确定性投资决策行为的作用。

敏感性分析因其简单易行，成为管理者最为常用的分析方法。Borgonovo（2004）[6]、Borgonovo（2006）[7]探讨了全球敏感性分析技术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首先基于非参数和差异分解技术，识别可以被使用的全球敏感性分析方法，然后探究现金流全球重要性（GI）在投资项目评估标准中的确定，以利于从投资决策者观点理解得到的结果。实践中，对投资项目净现值变动性的分析通常局限于确定型分析方法，比如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及情景分析。对于石油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型长期投资项目而言，输入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确定较为困难，而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存在不能解释净现值整体变动的缺点，因而Van Groenendaal（1997）提出，试验设计与回归建模的结合使用将是更好的方法。[8]

计算管理软件的不断成熟使得模拟分析的操作变得简单。Kum Khiong Yang（1995）借助随机模拟中的退火规划技术，按照等级排序权重和累计现金流折现权重法则，确定净现值最大的项目[9]；Heidenberger（2003）借助水晶球等管理软件的蒙特卡罗模拟分析功能，基于对风险变量概率分布的描述，得到NPV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方差等描述统计量，辅助经济风险分析，解决决策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问题[10]；Caron （2007）也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分析不同风险（Var）对工程项目现金流的影响，以解决与投资组合管理相关的投资决策问题。[11]

概率分析则是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用图形或图表的方式来组织一个投资项目产生现金流序列的决策分析方法。当某项目未来可能的现金流量与前些期的结果有关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具体地把这些可能的现金流量列出来，从而分析与时期有关、随时间变化的现金流量，通过确定期望货币值（EMV）来辅助投资决策。这一方法与NPV规划技术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风险因素对投资评价的影响。如Chapman（1997）提出两阶段NPV方法，第一阶段使用参数方法进行折现现金流的决策，第二阶段则采用基于参数的概率选择[12]；Wenchao Zhou（2005）也使用基于NPV的多目标规划和相应的预测技术进行投资的权衡分析[13]。

然而，上述分析方法通过主观预测石油投资决策信息的发生概率，存在忽视变量依存关系等缺陷。[14]因此，许多研究者将新兴风险方法与传统决策分析相结合，使决策更加完善和科学。作为财务风险管理领域依存性建模的优选方法，Copula方法被引入油气投资决策中，用于油气经济评价不确定变量（操作费用、产量等）依存关系的建模，以改进目前投资决策中存在的问题。例如，Armstrong（2004）采用Archimedean Copula函数改进的贝叶斯分析方法，探究期权价值获取的信息解释[15]。这种特定类型的Copula函数不必依赖上尾和下尾对称的正态分布，因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Accioly和Chiyoshi（2004）同样讨论了使用Copula函数对非正态数据进行依存关系建模的适用性。他们设计了非参数和半参数两个程序来估计Copula参数，并使用墨西哥湾188个海外勘探油井的样本，研究勘探期间和测量深度之间的关系[16]。结果表明，使用Copula函数建立随机变量和二元分布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于提高区块不确定评价效果和预算准确性。Al-Harthy（2007）进而阐述如何将Copula函数用于概率储量估计的依存性建模，并通过与当前相关分析方法的对比，强调其在石油投资应用中的关联性及优点。[17]此外，Bratvold（2010）采用最大熵决策，基于不完全信息分配无偏见的概率分布，减少概率确定的主观性[18]，等等。

（三）石油投资决策的关键分析技术

近年来，伴随传统投资决策理论的不断发展，资产组合理论、期权理论、偏好理论等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产生了优化的投资决策分析技术。管理者在采用净利润（NI）、净现值（NPV）等常用财务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的现金流分析及规划方法，结合实物期权分析、博弈分析等新兴的风险技术进行投资决策，从而将期权思想、资源理论、风险理念相结合，体现管理的灵活性和战略性。[19]

借助实物期权等金融分析方法进行投资决策成为研究的主流之一。实物期权模型更强调对投资不确定因素的考虑，通过战略期权价值研究增产/减产的灵活性、投资延迟的选择、管理流动性等问题，更真实地反映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价值，因而被广泛应用到存在油价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石油投资决策中：Ekern（1988）致力于研究海外项目的评估[20]，Copel （1990）提出了一个采用期权扩展油气生产的例子[21]，Kemma（1993）也在油井没有提供额外有用信息的假设下，研究石油公司义务开采井出租区域的期权时机[22]问题。迪克西特和平迪克（Dixit and Pindyck，1994）描述了众多油气相关的应用，包括开发油田的顺序投资、建立及废弃油井，等等。[23]在对两个挪威油田的研究中，Laine（1997）指出，当油田处于边际状态时废弃期权的价值，以及当油田比预期更盈利时扩张期权的重要性。[24]Walkup和Chatwin（1999）的研究显示，评价管理的灵活性、公司战略及股东风险评估能导致更正确的评估和更好的战略。[25]Chorn（2006）通过将用于动态规划的贝努利方程和实物期权评估算法相结合，展示政策规划发展的方法，作为石油企业不完全信息下决策路径的依据。[26]Franz （2008）探究消费者对保护工程核算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决策，将对不确定性的评估用于实物期权模型[27]，等等。

投资决策的制定是一个个性共性相结合的过程，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相机决策机制，不仅强调资源的投入、配置、预算等问题，而且重视决策者在投资管理中的能动性。实物期权虽然能更灵活地挖掘投资价值，却过于关注数学技巧，对管理属性的强调不够，以Walls为首的学者基于效用理论的投资决策模型，将风险容忍度和业绩评价结合起来，建立风险容忍度模型作为检验石油公司相对风险偏好的工具，进而控制公司规模。[28][29]Suslick（2001）同时提出基于财务、技术、环境多维敏感分析技术[30]，建立MAUT多准则效用决策模式。通过赋权、评级与计算，整合财务风险、技术风险与环境风险，使得技术价值、财务价值最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实现整体最优投资决策。Saleh（2006）则将工程中的可靠性概念与财务中的净现值概念相结合，探究为商业系统提供服务流的可靠性，将其转化为系统的盈利产生能力；使用传统的现金流模型捕获系统可靠性对财务价值的影响NPV，将其称为可靠性价值，并建立成本—可靠性矩阵付诸研究[31]。

在随后研究中，逐渐从决策准则的研究向决策程序的研究扩展，比如，以组织设计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本工具，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管理体系着手，就决策权的安排和激励制度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决策者在与风险分析方法结合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流程化管理确定竞争行为、描述竞争策略以使公司一系列的目标具体化，并采用系统的管理决策模型表现公司整体的竞争战略和业绩，选择复杂经济活动的组合，有效地解决投资决策资源分配的复杂性和多目标协调问题，实现从评估、规划到主动型管理的转变。

（四）石油投资决策的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探讨和方法研究，比如关注于从决策指标的选择、决策方法的改进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且与国际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关于石油投资决策及风险分析的方法有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方面，在考虑投资环境和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基于规范化的投资决策流程，建立相应的投资决策机制。定量方面，综合投资预期收益、投资预期利润率、投资回收期、投资风险（油气市场和油价波动）等因素，基于敏感性分析、蒙特卡罗模拟、概率分析等风险分析技术，对投资的风险程度及对效益指标的影响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特别是基于概率分析的贝叶斯方法，通过先验知识与主观概率的结合，使用信息价值作为将地质储量不确定性同开发潜在经济效果相联系的判断工具。通过对一系列包含评价信息的开发方案进行经济价值分析，做出目前信息的价值或是否需要采集新信息的科学判断，以为投资决策提供一个统一、可审核的标准，降低油田生产开发的经济风险。

决策树分析作为一种图解的概率分析方法，因其层次清晰、不遗漏、不易错等优点，也被不断应用到石油投资决策中。此外，影响图作为解决管理决策、不确定性和投资价值的新型图形工具，被应用到不确定决策分析中。例如，刘金兰等（1996）将影响图与动态经济评价相结合，提出了大型工程项目动态风险分析方法。[32]廖鲁海（1999）[33]、赵奇峰等（2006）[34]也将模糊影响图应用到油气勘探开发的投资风险分析中。

实物期权分析在投资决策分析特别是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中不断发展成熟。汪华、罗东坤等（2006）研究将传统净现值评价模型转化为商业模型，建立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油田开发方案优选模型。[35]范英（2010）针对油价、投资环境、汇率等主要经济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应用实物期权建立海外油气资源的投资评估模型，通过灵活性期权的选择来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36]赖亮光（2010）基于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研究动态净现值及其柔性价值的确定，为矿山的投资决策及其柔性运营提供依据[37]，等等。

随着投资决策环境竞争性的增强，研究者基于将博弈论与实物期权结合的期权博弈思想进行投资决策分析。安实等（2006）引入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假设，在假定其满足参数为λ的泊松跳跃过程基础上，讨论了企业的投资临界值及最佳投资时机，为企业研发投资决策提供参考。[38]张国兴、郭菊娥等（2008）基于建设时间和投资成本同时不对称的假设，建立双寡头企业投资期权博弈模型，进而证明投资成本比建设时间对投资临界值的影响更大，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降低投资成本上来获得竞争力。[39]

投资组合及优化的研究也随着效用理论的发展而得到完善。郭晨（2006）引入投资组合理论和期望效用理论，使发电厂的决策过程更加理性化。[40]詹丽等（2007）以中国西部某探区23个圈闭项目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风险偏好调查的储量效用函数构造方法，进而建立了预探项目的效用决策模式。[41]王众等（2010）以Suslick提出的MAUT决策框架为基础，建立基于动态MAUT的油气勘探风险决策模型，不仅充分考虑决策者的风险偏好，而且能够反映决策结果的稳定性。[42]

随着投资决策复杂性的增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因果关系图）以及灰色关联分析等模型进行系统分析，为投融资决策及风险管理提供依据。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投资决策作为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不仅研究投资决策的过程，而且基于管理行为理论验证决策的有效性（投资决策绩效评估），例如，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建立投入激励机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熊淑娟等（2010）针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存在的缺乏自主性、缺乏监控等问题，提出基于行为会计理论健全投资决策的风险制约机制。[43]

应知识经济的价值最大化发展要求，基于价值增长的投资决策和评价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例如，李延喜（2003）提出基于动态现金流量确定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的框架和内容，利用现金增加值这种新的衡量企业价值的方法，考虑企业现金流量、折现率的动态变化对价值增长的影响，用以研究投资效率与决策问题。[44]由于该方法量化了投资决策的战略价值，为评价业绩提供新的思路。

（五）针对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研究

针对企业集团特性，对其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还必须考虑协同化效用，协调不同的作业流程、多元化与专业化、集权与分权等内部决定因素和资本结构的协同、利润结构的协同、现金流量的协同、整合实力的协同等外部决定因素，通过实施有效的投资决策以体现母子公司的整合能力、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

伴随着企业投资链条的延伸，需要匹配相应的财务控制，采取经济、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改变企业集团“集而不团”、资源分散等劣势，以强化企业集团的价值基础，使整体优势和综合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通过所收集的资料，国外学者并没有将一般企业与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问题分开研究。这主要是因为选择的企业基本上是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和知名企业，使得调查的结果对于企业集团也比较适用。

国内已有的研究多从公司治理、财务控制模式选择、财务控制系统设计、预算管理、人员管理、资金控制、业绩评价与激励、内部审计等方面，对企业集团财务控制问题进行探讨。[45]如汤谷良（2000）认为，要重新审视财务控制的含义、目标、主体客体、实现方式等，强调预算控制在财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46]；于增彪等（2001）概括出企业集团全面预算管理整合模式，并从技术、组织、行为和环境四个维度概括集团公司预算管理系统的特征[47]；张先治（2005）从集团公司财务控制角度分析实施投资、筹资、资金分配控制的机制及关键点问题[48]，针对投资决策这一财务管理的起始环节，在关注投资适度性的同时，研究相应的监控管理措施，以减轻由于代理链条过长、控制力度弱化而导致的代理成本增加问题，提高企业集团的资本运营效率和绩效提升。

二　EVA的研究应用现状

（一）价值导向的预算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经营环境从工业经济时代向信息经济时代转变。这种变化动摇了传统预算管理运行的基础和前提，预算存在的管理缺乏适应性、准确度差、耗时费力、预算各职能之间相互矛盾等缺陷日渐显现。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nlity Management，TQM）、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等新的管理思想相继出现。传统预算管理进入一个与组织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相冲突的阶段，如何对预算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伴随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在经营理念上需要由追求短期业绩指标转移到追求持续长期发展，从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整合企业资源，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根源于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产生了价值管理（Value Based Management，VBM）这种正式而系统的增加股东价值的管理方法。认为所有的支出计划都必须经过类似项目评估那样，用建立在增值基础上的方法来评价，即评价每一项支出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大小，最终将企业战略、股东财富与预算紧密连接起来。[49]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国内外学者对传统的财务导向型预算管理模式加以改进，探索性地提出包括价值规划、价值控制、价值评价在内的管理模式，不仅包括运营规划和业绩评价等战术层面短期目标的满足，而且更关注目标交流和形成战略等战略层面组织长期发展的需要，结合适用环境综合考虑以达到预算最优。[50]

尼尔森（Nilsson，2000）在分析管理控制模式与价值创造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在多元化经营企业中单纯采用传统财务导向型管理控制所存在的弊端，比如过分关注财务维度的衡量，可能导致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行为等。他认为，这一委托—代理问题应通过价值驱动的模型来解决。不但要进行业绩管理，激励员工更好地为预算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而且要进行管理控制，协调公司总部统一控制的需求和基于各业务单元特定环境的控制需求，以实现整体价值的最大化。[51]

国内汤谷良等（2003）提出了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即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实现价值规划的目标。[52]总之，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通过现金流投资回报（Cash Flow Return on Investment，CFROI）、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等指标衡量价值创造情况，并辅以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业绩金字塔等工具从战略角度加以综合反映，从而实现预算的反馈与学习功能。

（二）EVA指标及其价值管理

净利润（Net Income，NI）、权益收益率（ROE）等指标虽然能直观反映财务盈利情况，却没有综合反映未来现金流的盈利、时间和风险这三个基本价值决定因素。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虽然解决了这一问题，却存在多解、无解或是由于现金流变化而导致的不规则性[53]等缺点。学者提出风险调整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针对这些指标在项目选择中存在的缺点，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指标。如Prokopczuke（2007）基于风险调整的业绩衡量理论（RAPMs），提出采用风险调整的投资回报率（RAROC）这一指标进行金融机构各经营活动单位的对标，以作为资本分配和风险控制强有力的工具[54]；Kierulff （2008）在分析NPV、IRR等指标缺点的基础上，分析验证了MIRR指标的优越性，应作为改进的投资决策评价指标[55]；Aune（2010）指出了国际油气工业最常用的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指标存在的抑制投资、增加单个项目回报等问题，认为描述公司价值（EV）和负债调整的现金流（DACF）之间乘数关系的现金流估值指标EV/DACF能够解决由于对股票市场、资本原则和投资资本回报率关注的增加而导致投资率和生产增长率下降问题。[56]

在这些改进的指标中，包括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市场增加值（Market Value Added，MVA）等价值导向的指标成为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的重点。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EVA创造财富的真正关键，在于它“作为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关键指标，反映了管理价值的所有方面”。由于EVA考虑了公司包括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在内的全部资本成本，并且在计算中尽量消除会计信息对企业真实情况的扭曲，真正反映了为投资者创造的价值，有利于企业的长期战略应用和发展，因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国外资本市场的成熟为EVA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实证研究主要通过财务数据验证EVA业绩评价体系的优越性和有效性。研究主流认为，EVA作为业绩评价指标，更能体现企业价值，优于投资回报率等利润导向型会计指标。

EVA不仅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而且能够评价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评价公司的投资项目、建立内部激励机制、评价内部经营业绩；公司通过该一体化分析框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创造持久的价值。

Nilsson等（2001）据此指出：多元化经营的集团公司应采用CFROI、EVA等价值衡量指标监测生命周期的现金流，并辅以平衡计分卡、业绩金字塔等战略工具进行有效的长期管理控制，以满足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57]

Malmi（2003）同样认为：每股收益（EPS）、权益收益率（ROE）、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等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价值管理的三个基本决定因素——未来现金流的盈利、时间和风险，而EVA能将这些驱动因素有效地联系起来，作为业绩评价指标，更能体现企业价值，并且可以使代理成本最小，实现最优的契约合同。[58]

Jakobsen和Onsager（2003）将公司的作用概括为战略、协调、控制及策略三个方面。战略作用主要在于制定战略规划和相应的经营计划；协调作用在于协调各业务经营单位之间及与总部之间的利益，构建利益最大的体系；控制及策略作用则在于监控公司运行，并通过设定绩效指标，有效激励员工为公司价值最大化服务。[59]

EVA不仅作为被大型集团公司广泛应用的业绩评价指标，而且行使企业的目标设定、规划决策等职能，为公司战略、协调和控制作用的实现服务。全球大约有300多家公司采用EVA整合的管理框架，经实践检验为有效的全面管理体系。使用EVA的公司在经济利润、资源配置效率、业绩表现等许多方面都优于同行。在国有大型企业中，EVA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amesh和Ramanayya（2007）对企业集团的EVA应用进行了研究，认为EVA对于评价国有企业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卓越的方法来捕捉这些企业（组织）的社会贡献和经济贡献，而不仅仅是监测财务回报。[60]

三　现有研究的贡献及局限

基于对投资决策相关文献回顾，可将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分为规范性研究、描述性/实证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三种：一是规范性研究主要从一般企业投资决策的规律和风险应对原则出发，探讨企业（集团）投资决策的规范性依据，回答企业（集团）“为什么进行投资决策”的问题；二是描述性/实证性研究用来描述、分析解释或预测企业（集团）决策行为的具体表现，包括投资决策的现状描述、影响因素、风险管理、社会后果，等等，系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三是对策性研究则从企业（集团）角度考虑如何进行投资决策，以提高核心价值创造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如图1-1所示。

已有研究多从企业角度对投资问题展开研究，探究如何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投资价值的最大化。比如敏感性分析、决策树分析、实物期权等分析方法，将决策制定与管理目标、可获信息、概率法则等结合起来，形成如何制定最优投资决策的理论。期望效用分析进而基于决策心理及认知行为，描述人们做出决策时的行为、态度及认知，形成系统的投资决策研究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投资决策也由传统风险分析逐渐转向以信息决策支持为主，依靠信息技术进行投资项目的评估、选择和决策。总体来说，对现代投资决策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却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内容囿于“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在投资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为避免战略目标与企业运行的脱节，必须充分发挥战略投资的效果，将对效益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挖掘出来，才能为投资决策和预算管理的有效实施提供依据。

（2）研究的立足点不清，过分集中于技术层面投资决策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局限于集团公司或是地区公司的项目层面，且多采用一般性的投资评价分析，缺乏关于企业集团投资决策价值、风险等问题系统、整体的论述，也没有将投资决策提升到效率的高度进行研究，探寻投资效率创造的途径与评价体系的构建。尽管也有研究强调“怎么办”的问题，但经常是一些一般性的分析，没有建立在“是什么”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

因此，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央企业特色）的企业集团投资决策管理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企业经营理念由追求短期业绩指标向追求持续长期发展的转变，研究从战略视角整合资源投入，利用竞争优势来谋取具有高经济增加值的投资回报，促进价值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笔者以中国石油企业集团平台为基础，从战略管理与企业价值相融合的视角，基于经济增加值、投资现金流回报率（Cash Flow Return on Investment，CFROI）、市场增加值等价值导向的评价指标，尝试利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博弈论及相关行为经济学工具，对“十二五”经济形势下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对投资决策的研究提供合理框架支撑，而且探讨如何通过投资决策的价值和风险度量揭示决策效果有效性，用以反映中国石油企业集团的特定问题，提高投入资源的最优配置，也为投资决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