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经济学是否科学，如何成为科学？这是一个大于经济学本身的问题。经济学从属于社会历史科学，社会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将决定经济学的科学性。但是，经济学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石，其重任在于为整个社会历史科学揭示和描述社会历史的现实，它能否科学地揭示和描述现实又将决定社会历史科学能否成立。然而，经济学揭示和描述现实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论，而方法论的前提性批判必须借助哲学。事实上，经济学与哲学的有机结合一直是经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根本动力。我们可以在经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中，发现经济学酝酿、实行科学革命的历史脉络。
第一个问题：社会历史科学为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人类对世界客观规律的发现、揭示和运用。科学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走向自由自觉的显著标志，它宣示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自在自为精神。在科学的殿堂中，历史科学（或者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而立。关于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反思科学的基本题目。我们可以从哲学与科学间相互贯通、相互斗争的历史中看到，自然科学长期被人们拥戴为“典型科学”或者“科学的典型”，而历史科学却向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殊誉。
早在哲学的幼年时代，自然哲学就担当起整合有限的科学材料、孕育培养自然科学的理论职责。随着科学材料的积累，自然哲学的独断性受到怀疑，哲学为全面整理科学材料肇始了知识论和逻辑论的革命，这一革命催生了科学的革命。科学革命使得自然科学从哲学独立而出，并不断以自我革命的方式前进发展。自然科学在科学革命中推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并取得伟大的成果，这是人类能力体系高度发展的证明。自然科学的革命作用激励人类焕发出对知识的自信力，哲学知识论和逻辑论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探索真理的来源与根据，而哲学所特有的批判精神使之在叙述自然科学典范性的同时，又不能不触及自然科学真理的有限性。尤其是在科学革命的间隙中、在科学的危机之中，自然科学要走出危机需要哲学知识论和逻辑论为之进行前提性的批判。更由于自然科学与现代社会问题的密切关联，又激发第一哲学、道德哲学、美学加入反思自然科学的行列，追问自然科学的合理性所在。及至近世，科学哲学成为显学，它汇总并综合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反思。在当代，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已形成有机的结合，这种结合改变了哲学在自然科学之“后”或在其“上”的传统：科学哲学正在成为构成自然科学内核的要素，发挥着促进和制动科学理论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作用。
然而在历史科学领域，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称谓还没有确切的界限，人们对历史科学的革命是否发生过且有无革命的必要，尚没有统一而完整的认识。在历史科学的内部，人们对历史科学是否成其为科学，依然争论不休。人们能够认识到，历史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要在广泛的自然现象中概括出规律必然性。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人的思想与活动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是争论的焦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在于发现、揭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只是物质的运动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相较于历史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物理、化学、生物等较为低级的物质运动，而历史科学则研究最为高级也是最为复杂的物质运动——社会历史运动。社会历史的运动是一种物质运动，因而具有规律必然性，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相对于自然运动的规律展现出自有的特殊性。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由人的思想和活动组成，而人只能是个人的存在，个人的活动只能是主观并且偶然的，已成为历史的个人活动将一去不复返，因而历史没有规律可循，历史研究只能是当代人从当代的立场出发对以往的历史进行价值意义上的判断，即使历史研究是科学，它也只能是价值意义上的科学。
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一点是一个共识。无论历史科学是否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对问题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就对象与问题的客观性而言，历史研究与自然研究亦无差异。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个人活动的主观性，但其并不能也无意否定活动的过程与结果的客观性，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客观的对象出发去追溯人类行动及其后果的根源，而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个体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精神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原因。历史研究与自然研究都要面对客观的对象，针对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问题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二者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各自采取方法的归宿却又无大异——研究必须揭示问题的原因并说出根据所在。自然科学能够成其为科学，就在于它破解了研究的难题，发现了问题的原因，并且完整地叙述出根据所在。难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证明研究对象的选择准确，研究方法的运用正确，方法与结论的必然联系得到确证。如果难题的解决具有全局的性质，那么解决该难题本身就成为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解决科学的难题关键在于方法的选用与确证，方法论是科学革命的灵魂。历史研究究竟是不是科学？关键在于阅视其方法论的体系能否在问题与问题的解答之间架起由此岸到彼岸，再由彼岸到此岸的桥梁。所谓“由此岸到彼岸”即是用正确的方法解答问题，所谓“由彼岸到此岸”就是确证方法与结论之间的真理性。历史科学究竟有无发生过科学革命？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具体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是否经历过由此岸到彼岸，再由彼岸到此岸的发展过程？
以上的观点，与实用主义的观点根本不同。实用主义指出，“有用就是真理”。这一观点只强调了前一半“由此岸到彼岸”的进程，而忽视了后一半“由彼岸到此岸”的进程。某种方法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偶然的、形式上的、局部的对问题的解决从必然的、内容上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可能会背离根本解决问题的方向。方法能否最终解决问题需要检验，这就是更为重要的“由彼岸到此岸”的过程，这一过程将确证解答问题的方法与问题的解答之间的必然关系。在历史科学中，“由此岸到彼岸”的过程是发现历史规律的过程，而“由彼岸到此岸”则是检验历史认识论的过程。实用主义用含糊的“有用”二字混淆了偶然的现实性与必然的现实性之间的根本差别，局限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之窠臼，回避“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之必然，事实上依然是否定历史运动的规律必然性，只不过更为巧妙而已。
在历史研究中，社会历史是否具有规律性，尚没有取得犹如自然科学公理和定律那样的公认，因而历史科学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但是，历史科学革命待解决的科学难题却早已分明，问题集中在：社会历史是否具有规律必然性？人何以把握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运动具有规律必然性，人能够把握历史运动的规律，人把握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就是辩证法。上文指出，方法论是科学革命的灵魂。那么，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历史规律的方法是否具有科学革命的意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凭借辩证法去把握历史的规律是“致命的自负”，真理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说主观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这是值得怀疑的：个人的经验体会在犹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存在面前是极其有限的，社会历史现象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去不可复返，偶然发生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件当事人的主观活动归根到底是非理性的。因而，人凭借经验所总结归纳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是姑且之论，任何一次偶然的证伪都会推翻人们在此前总结的因果必然性。两家观点的争论使得我们对历史科学革命要解决的难题再一次具体化，即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
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的视域中，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辨的再现，因而亦是应当被质疑的。我们对此疑问的疑问在于，解构二元对立意在反对思维的独断以及由此派生而出的专制思维，但是这种怀疑抹杀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它是否亦是一种思维的独断？哲学最基本的范畴：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是对人与世界最基本关系的描述。这一描述究竟是“科学上的诚实”还是根源性的错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认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划分终究是思维中的划分，思维无处不在，存在亦是思维中的存在，因而“存在”不仅不能检验思维，甚至会为思维乔装打扮，成为思维专制的傀儡。因而，既然存在不能制约思维，那么反拨思维专制的力量不可能在精神之外而只能在精神之中。“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把思维专制归咎于理性，将打破此种专制的力量寄希望于非理性。在他们看来，结构性是理性实施思维专制的工具，那么非理性就是要实施“解构”，以此颠覆思维的专制。我们的疑问就在于，此种怀疑理性、依靠非理性的解构又何曾怀疑过非理性？非理性仅仅因为其结构未成或结构混乱就可以避免解构的审判吗？仅仅用结构性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标准难道不是值得怀疑的吗？“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反思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用崭新的哲学语言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论形象，并对之提出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历史唯心论的铁幕。他们的理论缺憾在于机械地将人类精神划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划分的标准则是源自于自然科学的结构论，将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抽象化为思维的运动，又将思维运动简单化为自然结构演化。他们认识到结构化认识的片面性因而要批判它，但无形中又树立它成为定义理性的理论基础；他们批判结构是思维专制的根源，但仅仅把拆解结构当作是思维民主的重建，须知无序并不是专制的对立面。
哲学的基本范畴：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造，它们一直是哲学传统的第一命题，历史唯物主义义无反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两对范畴准确地概括出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哲学对此关系的描述出于“科学上的诚实”。人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区别于万物，人在解释世界的活动中形成与世界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形成与世界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两对范畴仅仅是概括了人与世界间这两个最基本的关系，此外不可再附加更多的含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从这两对范畴中看到的不是“关系”，而是语句，于是，他们就在语句的基础上附加了过多的意义。他们认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划分皆出自思维，而思维是值得怀疑的。不可否认，思维会犯错误，而且经常会犯错误。但是，恰恰是思维使人的活动具有反思性，而反思就成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前提条件。思维如果没有难题、没有曲折，反思即缺乏对象，反思是思维的自我更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亦具有反思的性质。因为思维易出错误，从而否定、怀疑思维的自我更正性，那么“反逻各斯中心”的“反”字就成为值得怀疑的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辩证法是思维把握世界的专有的方法。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承认思维能够把握世界，而且只有思维能够从理论上把握世界；其次，思维把握世界应运用正确的方法——辩证法。
辩证法是什么？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哲学中仍然莫衷一是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辩证法是思维把握世界的专有方法，这就意味着辩证法是认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专有方法。与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归结为思维或精神自身的关系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维与存在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是客观的存在。辩证法对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把握正体现在对于矛盾的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矛盾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永续联系和发展的根源所在，而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的视野中矛盾仅仅是思维的难题或者错误，他们不能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因而把思维错误的根源归咎于划分思维与存在这样一种思想理路。
我们通过集中辨析“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理论分歧，意在为“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做出论证。在这个问题之后，下一个问题接着呈现了出来：辩证法究竟是不是把握历史规律必然性的科学方法？这是关乎历史科学革命是否已在发生的基本问题。
对于辩证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方法，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并没有采取下定义的语言对之进行描述。他们是在运用中，在叙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示出这种方法的。在他们看来，历史运动的规律与认识历史规律的方法是不能割裂的。说到规律，它一定是人所把握到的规律。规律原本就是客观的存在，如果人不去发现和揭示它，它就与人无关，至少是人不知其与己有关。而当人发现了规律，这之中就已经凝结了人的思维与实践，其中贯穿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所叙述的历史运动的规律不是抽象的规律，而是矛盾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思维把握矛盾运动过程的方法则是叙述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概念是对矛盾的描述，矛盾运动的过程在思维中反映为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恩格斯后来将此方法总结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现在，我们要确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是否是历史科学革命的标志，其关键的步骤在于证明逻辑与历史如何统一，此证明是“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命题的再深入，也是贯穿本书论述始终的哲学主线。
第二个问题：经济学与社会历史科学的关系
研究社会历史科学是否发生过科学的革命，仅在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进行比较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须深入到历史科学的内部，探索这门科学的特殊性。社会历史科学是由众多的学科组成的，各个学科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的活动。应当说，马克思的这一概括已成为历史研究的共识。历史科学所包含的众多学科无非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研究人类的活动，历史科学的学科划分暗含着人类活动的分类学。分类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对历史科学学科划分的不同分类法体现出不同流派的历史研究对人和人学的基本立场。
前文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对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两对范畴的继承，出于“科学上的诚实”，因为，这两对范畴如实地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正确地反映出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方面。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两对范畴，阐明哲学的革命。哲学是对人与世界最基本关系的研究，从旧哲学到新哲学，哲学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类解释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改变世界的历史，哲学因而具备了从普遍意义上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功能。我们可以体会出，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对人类的历史活动进行了根本意义上的分类：解释世界的活动与改变世界的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活动，概括为理论的、实践的、艺术的和宗教的四个方面。不过，我们仍可以在此四方面中进行归纳：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对世界的把握皆是精神对世界的把握，这一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论述过，即此三者要把握的对象（绝对精神）一致，而把握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并且黑格尔又指出，理论对世界的把握相对于后两者更为彻底、更为根本、更为完整，因而被称为“绝对知识”。虽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是错误的，但是他对精神把握世界的分类法却无疑是正确的。与精神把握世界相对，人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实践对世界的把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正是用“改变世界”来描述实践的基本特征。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活动进行分类的立场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并不是要消灭旧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而是要解放哲学更为关键的功能——改变世界。马克思向我们指示出，哲学解释世界不是解释背离、异化于人类真实生活的虚假的世界，而是要对真实的世界进行全面的描述和理解。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指出：人类的活动具有自由自觉性，但在现实中却无处不在异化之中。因而，只有在现实当中，通过全面揭示现实的人的面貌——普遍的社会关系，才能发现从现实领域到观念领域普遍存在的异化的根源，才能对异化的世界进行扬弃，实现人类的解放。在异化的社会形态中，人类解释世界的活动与改变世界的活动是相异化的，这反映在哲学中就表现为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与其改变世界的功能相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要完成一种解放，即批判旧哲学只解释异化世界的功能，发挥新哲学扬弃异化的革命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仍然赋予哲学通过理论把握世界的功能，只是要它去把握现实世界必然获得解放的真实历史。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哲学是历史科学的学科基础或者说是基础学科，哲学担负起通过理论研究历史实践的职责，它的重心在于理论的方面。那么，又是什么学科将担负起在现实之中研究人类历史实践的职责呢？
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之前，马克思曾经历了一段理论困惑时期，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对深刻影响他的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产生怀疑，旧哲学最大的缺陷是不能说明现实，也就是不能发现现实中异化的根源，反而最终陷入理论的异化之中。促使马克思走出理论困惑的是经济学。作为彼时社会历史研究的杰出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从事的工作是分析社会各阶级及其关系的经济根源，这对方兴未艾的以阶级方法分析历史的史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推动。马克思自觉地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去发现认识社会历史现实的方法，他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为揭示阶级产生、发展的根源，走向了经济学。他指出：政治经济学解剖、揭示人类社会物质的生产关系，是认识现实的历史的一把钥匙。从此，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和叙述社会的个人、各阶级作为社会的主体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之中如何活动，异化何以产生以及扬弃异化的主客观条件何在，最终以《资本论》的问世向我们示范出经济学解剖、揭示社会现实的科学体系。因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学被赋予了在现实之中研究人类历史实践的职责。
哲学和经济学一向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甚或被誉以人文科学“皇帝”与“皇后”的尊荣。但是，哲学和经济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为何如此重要？而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才是剥去价值的荣耀，而深入事实的基本提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哲学通过理论思维对现实的历史活动进行理论的描述和概括，而经济学则在现实之中考察现实活动的最基本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并且哲学对经济学的反映具有能动性。没有经济学对现实的研究，哲学就成为无的之矢。没有哲学的前提性批判，经济学扎根于现实而囿于有限的现实，难以从现实性中发现必然性，必因缺乏方法论的自我批判使研究成为无矢之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体现为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矢”与“的”的关系：二者的共同对象是社会的现实，因为经济学以现实研究为己任，因而它更接近于“的”；二者的共同目的是要在社会现实中发现、揭示历史的必然，因为哲学是辩证的、批判的方法的总汇，因而它更接近于“矢”。
更进一步来讲，哲学见长于理论思维，集中体现出人类思维活动的精华；经济学见长于实践活动，突出地表现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关系；而人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向来不能分割，人向来是在知与行的矛盾中遵循知行合一的方向改变着世界。因此，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只有达到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整地描述人类活动的基本面貌。以哲学排斥经济学，或以经济学排斥哲学，依思辨轻视实践，或依经验忽视反思，从而造成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相歧视、互相分裂，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人类活动进行盲人摸象般的揣测和争论。在社会历史科学的内部，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关系或者说是最基本的矛盾。这一矛盾折射出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深层次矛盾。对哲学与经济学合一性的认识，要上升到思维与存在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因而，对于历史科学“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命题的探索，现在已内化为“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一性如何实现”这一理论问题。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将哲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科学典范，解析《资本论》可以发现并叙述出哲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脉络。我们将在解析《资本论》的过程中，论证、反思《资本论》是否具有科学革命的理论价值。
《资本论》集中阐明马克思的第二大科学发现——剩余价值规律，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成果。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的第一大科学发现，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标志。关于这两大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给予深入的研究，一般的观点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宏观原理，剩余价值学说是微观剖析。就宏观与微观来解释两大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虽有道理但还是欠缺贯通，以此去阅视两大科学发现的科学革命价值还难以说明根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历史唯物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关系，体现出哲学与经济学的科学关系。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不但“在场”，而且还是“主角”之一。放眼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历史，哲学的作用在于用理论的方式描述和叙述现实的矛盾运动，随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他对现实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越来越具体、确切，因而，哲学对现实的描述以及它对经济学的阐释越来越系统、全面。在《资本论》中，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剩余价值理论的艺术整体，还可以从中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断完善、不断升华的活的脉络。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学习、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他牢牢地把握住“自由”和“辩证法”两条线索。自由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社会解放的精神旗帜。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哲学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自由而作论证。马克思当仁不让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立场扎根于贫苦大众之中，他在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矛盾中，正确地把握到理论决定于实践这一真理。所以，马克思对自由的认识须臾不曾离开对现实中的不自由——异化的批判，他以扬弃异化的历史必然来检验以往一切哲学自由论，揭露出旧哲学因思想的异化而不能发现异化的根源和实现自由的历史必然，他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重建新的自由论——共产主义，完成了对旧哲学自由论的批判。
再说到辩证法，它是哲学成为自觉的科学标志，在辩证法中汇总了哲学方法论的精华。古代辩证法提炼出理论思维把握世界的方法原则，近代以来的辩证法则运用于对最复杂的运动形式——社会历史运动之规律性的揭示和叙述。既然，近代以来自由成为社会历史运动的趋势，事实上，辩证法也就成为研究自由史的专有的方法。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辩证法的集大成，马克思完整地继承了辩证法的传统并自觉地以改造辩证法作为完成哲学革命的核心问题。首先，在辩证法革命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实行了“颠倒”，即不仅仅是用辩证法叙述观念实现自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用辩证法如实地反映和阐明现实中实践创造自由的历史，并指出其最根本的原则在于观念的自由取决于实践的自由。其次，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堕落成为异化理论的根源：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步舞曲”中的“反”只是中介，而不是代表事物发展的反面——必然灭亡，因而在黑格尔那里，事物的发展不是在扬弃中否定旧事物，而是在形为扬弃实为折中中肯定旧事物。并且，黑格尔只承认主观辩证法的普遍性，而否定客观的也即实践辩证法的存在，那么，既然主观辩证法在他那里又是为旧事物的合理性作论证，所以，他的辩证法就反映了精神王国对现实王国的主宰和异化。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地位：“正—反—合”说明了辩证法的扬弃过程，但是扬弃运动具有方向性，这就是“反”，也即任何事物的自我否定性。任何事物都具有肯定性的一面，这就是它的暂时存在性；同时它还具有自我的否定性，即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灭亡。主观辩证法用“正—反—合”描述出实践的辩证运动，我们不能因主观辩证法具备这样的描述能力就认为客观的实践运动由精神的运动决定。恰恰相反，实践是主观辩证法的原型。黑格尔将精神运动的历史叙述成一个完整的过程，这恰恰折射出实践运动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马克思的辩证法革命，就是要完整地叙述出现实的、实践的历史过程，进而叙述出从实践自由到观念自由的完整过程。
当马克思确立了新哲学的使命之后，他即将哲学运用于对人类实践的历史、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之中。新哲学对历史运动规律的最初的科学描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公之于世。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描述出社会历史运动的最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会历史现象之中，社会的意识决定于社会的存在。社会历史运动的动力在社会存在的内部，即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力的内容决定生产关系的形式，生产关系的选择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马克思特别指出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与否的标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与劳动者个人活动的关系。[1]他还叙述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之时，生产关系就为劳动者个人自主活动提供条件；反之，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之时，生产关系就成为劳动者个人自主活动的桎梏。马克思将劳动者个人的自主活动看作是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我们要十分注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马克思将劳动者个人主体性的发挥看作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内在标准。我们切莫忽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陈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结论：“生产力的历史，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这里的“自主活动”、“个人本身力量发展”不是别的，正是自由和自由的实现。自由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地实现罢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马克思哲学叙述现实、阐释经济学基本原则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全面展开了对现实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和批判，以辩证法和自由论为主要线索的马克思哲学也在《资本论》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得以深化和升华。就经济学而论，《资本论》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在这四大环节之中，生产不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具有综合性的作用。生产的内在矛盾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关系具有综合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的纽带作用，也就是说生产、消费、交换、分配都可因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联结成一个有序的互为因果的系列。比如：生产与分配因生产关系中劳动资料的分配，而衍生出生产性分配这一概念。因生产中生产资料分配方式的不同而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不同，可以派生出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的概念。马克思在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清晰地把握住两个最基本的关系：商品与货币关系、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事实上，可以说整个《资本论》在经济学上讲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关系。就此而言，《资本论》确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原理的运用。但是，事实还不限于此。
《资本论》作为经济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是哲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明证。但是，仅把《资本论》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某种运用，那就把经济学在现实中研究社会关系的理论创造看成是被动的接受。上文已谈到，经济学对现实的研究是“的”，哲学用理论的方式叙述现实是“矢”，矢与的的矛盾，不是的统一于矢，而是矢统一于的。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矛盾中，哲学代表理论，它要统一于经济学所作代表的实践。《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具有开拓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要叙述复杂的资本主义现实就必须使自身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现实研究的进展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以生产关系为纽带将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综合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牢牢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的矛盾，从中完整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个人自身力量发展”的矛盾运动，在以上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进一步概括出劳动者的能力、目的、需要、交往关系等主体性不断自我实现的物质根源及历史进程，把人类实现自由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3]。这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论及异化批判的具体化和升华。其二，马克思在叙述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关系之时运用了经过革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运用标志着马克思辩证法革命的理论任务胜利完成。在此之前，马克思批判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部分——矛盾论，重新阐释了“正—反—合”的范式，确立了事物的自我否定性在矛盾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要彻底地批判黑格尔辩证法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工作。因为黑格尔不仅创制了“正—反—合”的范式，并且运用它将观念的历史叙述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在历史的叙述中展示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现在，马克思要“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要科学地叙述现实的实践历史的完整过程，因此，就不能不批判改造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改造，就是将经过改造的“正—反—合”范式运用到对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叙述之中，在其中阐释资本因其自我否定性而产生的从细胞到肌体的矛盾发展过程。这样，唯物辩证法在运用中完善了自身，磨砺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境界。
以上通过简略剖析《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关系，总结了哲学与经济学也就是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性，以此探索“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上述所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哲学与经济学在社会历史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但是如果我们仅依此就认为经济学与社会历史科学的关系就是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那么这里必须指出，这一论断并不是准确的看法。哲学与经济学反映出社会历史科学内在的矛盾性，因而决定二者成为基础的学科。哲学代表理想性、理论性，经济学代表现实性、实践性，在二者之间还有诸多的过渡性、中介性的学科。同样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尤其强调了社会历史研究中过渡性、中介性学科的重要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结尾处，马克思开列了一个提纲，指出历史科学的研究不该忘记以下几点：1.介于哲学与经济学之间还有对文化史、宗教史、政治史、伦理发展史的研究；2.由生产关系研究派生出来的第二级、第三级的东西，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与国际关系；3.经济学之外，艺术学、教育学、法学研究具有自身的规律特殊性，马克思特别指出法的关系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结作用。[4]我们对此提纲略作梳理：1.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主要划分为观念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但经济学对现实的研究还不是现实的全部。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还有由经济学派生出来的以国家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该研究重在揭示经济关系的社会化、国家化乃至国际化，因而它是经济学研究的扩展。2.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把社会历史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领域，经济学是经济基础研究的核心学科，但是在由经济基础研究转入上层建筑研究之时尚需要中介，法的领域就是这样的中介，法学成为由经济学通向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教育学的通道。3.在对观念的历史或者说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中，哲学是理性的灵魂，但是要完整地叙述观念的历史、全面地研究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展开艺术学、宗教学、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哲学、经济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学科共同构成了社会历史科学的谱系。
第三个问题：经济学的两大流派
社会历史的运动是否具有规律性，人能否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如何检验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这是关于社会历史科学是否科学的根本提问。检视历史认识论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辩证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被命名为解决以上问题的专用方法。那么，辩证法究竟能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们又如何对之进行检验？既然《资本论》是唯物辩证法揭示历史运动规律的典范，那么，我们对《资本论》之真理性的考察就能使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具体化。
上文阐释了《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的贯通，由此深入到社会历史科学中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发现和描述“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的内在机理，从而勾勒出本书最基本的逻辑框架。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继续将这一框架细化。哲学在《资本论》中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由论的理想之维，二是辩证法的逻辑之维。哲学的两个维度构成了《资本论》主体的两翼，但若无主体，两翼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资本论》的主体是经济学，其主要内容是揭示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运动过程，这是《资本论》的现实之维与实践之维。现在，我们将对《资本论》之科学性的考察具体到她的经济学内容。
我们是以检验《资本论》之科学性的立场展开研究的，但是检验所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资本论》确认辩证法是通达真理的桥梁，恩格斯总结这种方法的特性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辩证法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能够与历史达到统一，从而实现其真理性，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历史是检验逻辑真理性的标准。我们如果通过历史事实来检验《资本论》理论思维的真理性，不禁会使人感到这里发生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人们凭借辩证法去把握历史，无辩证法则无法如实地反映历史；通过辩证法达到的历史认识，必须通过历史的事实来检验其正确与否。于是，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历史究竟能否被认识？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理解“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决不是经验论所纠结的受或不受主观染指的“纯粹事实”，也不是理念论所恣意想象的完满无缺的“理想范型”，它是从矛盾的起点发展到现实矛盾的连贯的过程。逻辑的单元——概念只不过是对矛盾的描述，逻辑运动的过程——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对矛盾运动过程的叙述。解剖现实的矛盾是认识矛盾形成、发展过程的一把钥匙。因而，现实是历史事实的灵魂，矛盾是历史事实的要素。我们可以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表述再丰满一下，即逻辑的演进与历史矛盾的运动相统一。那么，我们从何处发现历史的矛盾运动呢？马克思指出，发现历史的矛盾运动需要两个条件：在客观上，经历长期发展的内在矛盾由内到外转变为普遍的、鲜明的矛盾现实。比如，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对立的普遍化、鲜明化，从商品货币关系如何产生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矛盾运动才变得清晰起来。在主观上，对现实矛盾的批判已成为一种理论的自觉。比如，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发现、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已经成为经济科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线索。这样，正视并全面揭示现实的矛盾，完整把握贯穿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史中的历史矛盾的发现史，就成为发现历史矛盾的根本途径。
我们准备沿着马克思叙说的理路，从发现现实的矛盾性开始，上溯到经济理论的批判史，从中批判总结认识现实矛盾的理论史，在理论的批评与自我批判中梳理现实矛盾的形成发展史，以之检验历史认识及其逻辑的真理性。具体到检验《资本论》的真理性时，一是要看《资本论》能否揭示经济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即资本主义世界以往的经济危机与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必然联系，二是要看《资本论》在经济理论批判史中是否具有批判的彻底性和自觉的自我批判精神。我们选取这样的研究思路，乃是出于对《资本论》科学精神的尊重。对一种理论之真理性的检验，首先要实验文本创作者自己选取的检验方法，因为这样才能做到以“科学上的诚实”对待文本，即使文本有谬误，也须通过实验文本自我检验的路径在归谬的过程中使谬误呈现出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并不把实验文本自我检验的路径当作是一条封闭的路径。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中，马克思通过自我验证的方法检验《资本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也形成一条反对或质疑《资本论》之科学性的理论脉络。在我们看来，研究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批判及其对《资本论》的自我批判，不能忽视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与之相反相成的观点，这样，比较研究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成为一个应有之义。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批判及其对《资本论》的自我完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反之，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反对《资本论》的内容和方法，与《资本论》彻底批判庸俗经济学、创立科学的经济学，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不能遮蔽历史的完整面貌。比较研究经济学中的两大流派——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比较的空间中梳理马克思对《资本论》真理性自我检验的历史过程，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下文为读者勾勒出这一研究内容的基本纲要，以便于读者阅读全书。
本书第一章题目是“当代经济问题催生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本章阐释检验《资本论》真理性的第一条标准：现实，尤其是当代现实。经济学是现实研究之学，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起点须从现实开始。当代现实的最大特点是：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呈现为矛盾的现实，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一球两制”的矛盾对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在近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经济革命，并渐次达到中国经济的世界化。就此而言，如何认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发展趋势，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已成为经济学剖析现实的基本提问。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相比表现出更为广泛、更为综合的特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性与当前危机的特殊性，如何认识当前危机与以往危机的内在联系，在当前有三种观点彼此交锋：其一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华尔街金融家的观点，他们将金融经济危机归咎为金融体系某一环节的失灵；其二是以《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为代表，深入研究金融危机内在的系统性，并以揭示本次危机的特殊性为己任，着力阐释出经济危机的历史性和人为性；其三是秉承《资本论》方法论的系列观点，该观点以发现和揭示经济危机人为性背后的物质根源为基本立场。我们将在对以上三家观点的比较研究中，描绘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性，并对《资本论》是否能够科学地揭示现实给予评析。在世界经济的矛盾体系中，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着矛盾的特殊性，这些矛盾在近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空间中得以集中地显示，这些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对立统一、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的对立统一、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对立统一、市场与政府的对立统一、政府与社会的对立统一等。认识、解答这些崭新的问题是新经济学的理论使命，我们尝试运用《资本论》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在此过程中总结《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理论过渡及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概括出等待新经济学予以解答的理论提问。
从第一章的现实研究出发，第二章开始追问剖析现实矛盾关系的理论基础，我们也将从本章开始深入到经济学理论批判史中，继续检验《资本论》的真理性。我们对理论史的研究先从反对《资本论》的典型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其标题是“均衡价格理论的一个样本：曼昆《经济学原理》中的理论矛盾”。这一章解析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均衡价格理论，选取曼昆《经济学原理》为样本，以萨缪尔森《经济学》为参考，对当代典型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予比较系统的述评。述评依然尊重文本自身的理论完整性，尤其重视作者进行理论反思的意图，采用归谬法来揭示作者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及难题形成的过程。
本章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论析均衡价格理论的悖论。均衡价格学说描述供给与需求的现象总和，指出在供给与需求的全部现象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价格，价格能够自我调节并自我实现均衡，而这种自动的均衡性保证着自由竞争与个人福利的最终实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论，它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建立在个人感受与个人评价的基础之上，它怀疑历史的规律必然性及人把握历史的可能性，但却将“看不见的手”奉为信条。均衡价格理论贯穿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始终，力图在逻辑上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但是，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内部还充满着一系列悖论，如：经济人理性与非理性、消费者主权与生产者专制、效率与平等、竞争与垄断等。第二个层次探讨均衡价格的悖论在运用中进一步升级。当均衡价格理论的运用由微观上升到宏观，即由单个资本进入到社会资本领域之后，以上的悖论也随之趋于复杂。制度（政府与货币制度）是影响价格自动生成及均衡自我实现的现实力量，其中货币制度最为关键。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制度。商品的内在价值外在化为货币量，价格体现为货币量，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意义就在于此。货币反映商品交换的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因为货币运用的普遍化而成为普遍的经济关系。但是，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制定货币制度，统治阶级凭借货币制度在普遍的商品货币关系贯彻阶级的意志。在当代，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制度，通过制造通货膨胀的制度设计达到自觉维护金融寡头垄断利益的目的。制度性的通货膨胀破坏价格自动调整、自我实现的机制，将均衡价格理论的悖论进一步放大。因为货币及政治制度的影响作用，在社会资本运动中，均衡价格理论的悖论进一步表现为价格在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可通约性，GDP中实物与货币的矛盾，长期实际经济与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隔阂，失业与通货膨胀彼此消长的关系等。第三个层次论述价格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根本分歧，也即均衡价格理论与《资本论》相对立的基本观点。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二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价格与价值、成本与资本、货币的本质是资产还是交换关系、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与生产的支配性作用、均衡与非均衡等诸多方面，以上的对立归根到底是价格理论与价值理论的对立。两种理论的哲学基础有着根本的区别：价格理论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主张经济学的研究域归属现象领域；价值理论的科学继承——剩余价值理论以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确认经济学的研究域在现实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水岭体现在经济现实与经济现象的区分，而两大流派的相互渗透性则体现在现实对现象的综合之中。
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与联系，第三章（题为“经济理论的问题发展史”）上溯到经济思想史中，从中梳理经济理论的问题发展史，也就是经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以此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与价格理论、现实与现象之争的历史源流与理论谱系。
本章第一部分谈经济学从价值理论向价格理论的嬗变，讲述均衡价格学说理论矛盾的形成过程。其基本观点是：“斯密教条”和“李嘉图难题”开启经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经济学起源于对财富和生产效率的研究，这一研究点出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人在物质生产中的活动。重农学派认识到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是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最基本的事实，该学派的最高研究成果——魁奈“经济表”即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三大阶级之关系的最初描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继承了重农学派的科学精神，为分析三大阶级的本质与关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劳动价值理论。但是，也正是在劳动价值理论中，经济理论的内在矛盾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内在动力。劳动价值究竟是现实还是现象？亚当·斯密洞悉到劳动价值的现实性，但是由于深受休谟哲学的影响，他最终还是把价值的形成归之于现象。在他的理论中一方面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它的劳动量决定，但是他没有从商品生产的本质中去寻找衡量劳动量的标准，而只是在现象中即在劳动力买卖关系的表象中选择货币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即使这样，他还认为劳动价值的纯粹形式只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理想，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值最终表现为工资、利润与地租的总和，在此他完全地用价值现象取代了价值现实，从此肇始了“斯密教条”的传统。大卫·李嘉图正视斯密的理论矛盾，以将劳动价值理论贯彻到底为己任，他自觉地运用抽象法进一步反思工资、利润与地租现象如何与劳动价值的本质统一起来，可惜的是他的理论抽象法运用得并不彻底。斯密价值理论发生蜕变的关节点在于，他首先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并断定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而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价值规律是铁的法则，斯密不能解答剩余价值为何违背价值规律。李嘉图也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但他却忽视了剩余价值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他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商品的内部去发现资本的内在结构与价值创造的关系，没有发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内在矛盾，而只是从资本运动的现象中概括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关系，用这对关系去解释劳动创造价值，因为依旧停留在经济现象当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斯密教条”。由于李嘉图不能认识到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属性，因而他不能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能理解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从利润到平均利润、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实现过程。当李嘉图试图以劳动价值理论贯穿于工资、利润与地租的研究，试图叙述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贯过程之时，他不可避免地因剩余价值与利润概念的混淆而陷入理论的混乱，这时他则往往转身依赖现象，在供给与需求之中寻找均衡，用万能的均衡解答难题。我们将以上的理论困难命名为“李嘉图难题”。面对“李嘉图难题”，自由主义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其实质是取消劳动价值理论，放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将经济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交换关系当中，在心理分析和数学分析的基础上，在需求、供给和价格实现均衡的循环论证中，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庸俗经济学因之而更为精巧化，最终形成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形态。但是，均衡价格理论在现实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如何解决均衡价格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内部理论论争的主要内容。均衡价格理论的理论困境，充分反映出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逃避“李嘉图难题”。
第三章的第二部分叙述马克思解答“李嘉图难题”的过程。面对“李嘉图难题”，马克思的立场是，继承“科学上的诚实”这一光辉传统，批判只在自足于现象领域的庸俗经济学，深入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反对“斯密教条”，彻底解决“李嘉图难题”。马克思的理论创造在于：通过发现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商品与货币的矛盾，以及货币自身的矛盾来确立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通过发现资本内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矛盾，来揭示剩余价值规律；通过发现资本的有机构成，来揭示资本积累也即剩余价值再生产的规律必然性；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的规律，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矛盾，并从中确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剩余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矛盾对立中，以上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而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地完成自我否定。马克思依据以上科学发现，最终解答了“李嘉图难题”。
继以上内容，第三部分说明、批判以均衡价格理论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依据。马克思对“李嘉图难题”的解答标志着科学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决裂。但是，庸俗经济学并不甘心于理论上的失败，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之所进行的理论批判负隅顽抗。均衡价格理论反对《资本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承认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它固守于“斯密教条”，以需求、供给和价格的均衡模型为依据，对《资本论》解决“李嘉图难题”提出怀疑，该理论认为《资本论》在价值与价格、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之间存在着“转形”的困难，《资本论》在“转形难题”中陷入非科学的境地。均衡价格理论所制造的“转形难题”，集中体现出均衡价格理论的经验论哲学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
梳理经济理论的问题发展史，可以看到解答“李嘉图难题”已成为检验《资本论》之真理不可绕越的环节。本书第四章（题目“《资本论》的批判体系”）深入到《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当中，系统阐释马克思解答“李嘉图难题”、批判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根据、方法和核心内容，以此说明《资本论》理论批判的彻底性与典范性。首先，我们阐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和方法论结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论》奠定了人学基础，而人学成为《资本论》批判异化及异化学说的理论根据。马克思认为，从“李嘉图难题”到庸俗经济学的泛滥，其哲学根基就在于经验论发展到泛现象主义的程度，而泛现象主义归根到底是异化意识的本能屏障，因此必须上升到批判异化和异化意识的高度颠覆庸俗经济学的哲学根基。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建立科学经济学、批判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把握《资本论》的辩证法结构，从中可以发现马克思解答“李嘉图难题”、批判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脉络。须十分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显示出更为深层次的理论意蕴：二者的有机结合显示出《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的成功综合，这一综合成为历史科学的典范。
其次，只做方法论和逻辑的比较还只是形式上的研究，而挺进到理论的内容之中则更为关键。均衡价格理论对《资本论》的反驳，归根到底是反对她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而向它的反面——共产主义转化。方法论的对立还只是理论斗争的前站，内容上的对立则是正面战场。《资本论》的理论内核或者说第一线索是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七个逻辑阶段和六个数学模型，叙述出剩余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之间矛盾的运动过程，揭示出经济危机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危机理论既是马克思科学解答“李嘉图难题”的核心内容，又是他批判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根基。
最后，在《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是内核和第一线索，但这还不是全部。围绕着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还建立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异化批判的逻辑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理论是“立”，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异化的批判则是“破”，立在破中，破也在立中。马克思在异化和异化意识的批判中，对庸俗经济学给予针锋相对的彻底批判。马克思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运动叙述经济危机的矛盾从可能到现实、从现实到必然的发展过程。他每叙述一个阶段、一个层次的经济矛盾，就必描述此矛盾现实化后人所遭遇到的异化处境，并因此而展开对异化的批判。他每揭示一个环节的矛盾，就必展开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关于这一矛盾的错误认识的批判，而批判又决不是浅谈辄止，他必定要揭露错误观点之物化、异化意识的特征与根源。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异化批判中发现一条贯穿首尾的线索，这就是对从“斯密教条”到“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彻底清算。
通过对经济学两大流派的比较，尤其在阐释《资本论》的科学体系之后。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回到我们最初的提问：“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何以可能”，并尝试给出一定的答案。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是科学经济学产生的先导，而经济学的革命已从《资本论》开始，这场革命将在当代获得长足的进展。首先，经济学革命的萌芽已经在经济理论的批判史中生发，价值理论与价格理论、辩证法与均衡模型法、现实与现象、异化与扬弃异化之间的理论论争已向经济学革命显示出待解的问题域，而《资本论》已为我们贡献出科学精神的示范。其次，当前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冲击，又使得以上的理论矛盾不断现实化，在危机中承受剥夺之苦的世界人民已经开始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它的理论注脚。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揭示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特殊性，培训出开创和掌握新经济学的历史主体。最后，经济学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破经济学脱离历史科学的孤立处境，打通经济学与哲学，在此基础上彻底清理泛现象主义对经济学的毒害，为经济学建立健康的哲学基础和完整的学科群落，这样新经济学将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茁壮成长。
[1] 原文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3] 即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的发展三个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