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同中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所出现的被刘国光先生批评为“马克思主义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形成对照，西方学界则出现了“重回马克思”的状况。众所周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以至有人作出“历史终结”的判断。而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六七年间，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大萧条”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景象。这使不少西方学者在危机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认为现在应当学习马克思，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去剖析现实中所发生危机的原因并谋划应对之策。他们充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今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并一再强调：“马克思还活着”，“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众多学者不同程度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可以增进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解，它能消除自我蒙昧，并助力政治实践”。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梅因茨·雷尔茨在2008年5月7日的德国《青年世界报》载文所说：“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亦如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研究员马特·伊格雷斯亚在美国《外交政策》2009年5月号所发表的《这才是一个回到马克思的时代》文中所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时代能与之相比。”

本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早已处于21世纪，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方式以及在这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时代问题等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于近一个半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其价值意义？我们今天是否还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当下社会，或者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而西方学术界近几年出现的上述“重回马克思”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所思考着的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仍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当下社会，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就须首先花气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析。马克思主义著作浩繁，而最具经典意义的，无疑是被列宁称之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经典，同时又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活的教科书，并且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学习《资本论》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部巨著又是很不易读懂的。刘伟博士好学善思，不畏艰难地反复研读《资本论》，又由研读《资本论》而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经济学名著，又对当下社会经济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终于写成这部近三十万言的《论科学的经济学》。

这是部很值得推荐的好书。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刘伟博士每写成一章即发给我征求意见，所以我成了这部书的第一读者。全书撰写修改完毕，他又诚邀我作序，虽然我非经济学研究者，但还是很乐意谈点我的读后感。

刘伟博士这部新著给我的首要感受，是其透过对《资本论》原典的深入研读，彰显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在该书“导论”中，他揭示马克思所叙述的历史运动的规律不是抽象的规律，而是矛盾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思维把握矛盾运动过程的方法则是叙述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概念是对矛盾的描述，矛盾运动的过程在思维中反映为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恩格斯后来将此方法总结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是符合马克思方法论实际的。“导论”又对“经济学与社会历史科学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如谓：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哲学通过理论思维对现实的历史活动进行理论的描述和概括，而经济学则在现实之中考察现实活动的最基本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并且哲学对经济学的反映具有能动性。没有经济学对现实的研究，哲学就成为无的之矢。没有哲学的前提性批判，经济学扎根于现实而囿于有限的现实，难以从现实性中发现必然性，必因缺乏方法论的自我批判使研究成为无矢之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体现为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矢”与“的”的关系：二者的共同对象是社会的现实，因为经济学以现实研究为己任，因而它更接近于“的”；二者的共同目的是要在社会现实中发现、揭示历史的必然，因为哲学是辩证的、批判的方法的总汇，因而它更接近于“矢”。

更进一步来讲，哲学见长于理论思维，集中体现出人类思维活动的精华；经济学见长于实践活动，突出地表现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关系；而人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向来不能分割，人向来是在知与行的矛盾中遵循知行合一的方向改变着世界。因此，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只有达到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整地描述人类活动的基本面貌。以哲学排斥经济学，或以经济学排斥哲学，依思辨轻视实践，或依经验忽视反思，从而造成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相歧视、互相分裂，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人类活动进行盲人摸象般的揣测和争论。在社会历史科学的内部，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关系或者说是最基本的矛盾。这一矛盾折射出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深层次矛盾。对哲学与经济学合一性的认识，要上升到思维与存在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因而，对于历史科学“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命题的探索，现在已内化为“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一性如何实现”这一理论问题。

此说颇契吾心。尽管学科自有分野，但学者不能自囿其思，而要能有所会通，哲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即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性，并以此探索“人对历史必然性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由此而进入到历史科学领域。这是马克思曾作过成功实践的极富科学价值的方法论。这种科学方法论曾经深刻地影响过我国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先生。侯先生曾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自述其“为译读《资本论》下十年苦功夫，由此而奠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对科学的信仰；由此所把握的方法论，则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无论是对我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得益匪浅。早在北平、山西的那些年里，我已经深入史学境地，当发现，《资本论》使我如有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我曾是何等的喜悦”。又说：“马克思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句名言，从翻译《资本论》开始，真正使我领悟到它的深刻含义，故而终生服膺。”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大胆探索，以及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学，绝非仅仅依靠“敢于入地狱”的理论勇气，其所凭借的更是马克思《资本论》体现的科学方法论。我们今天效法前贤，无疑应立足于当下现实实践，切实体会、把握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深入分析古今中外，创新性地形成发展出中国的哲学学派、中国的经济学派、中国的历史学派、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派……

刘伟博士是位目光敏锐、关注现实的青年才俊。他在南开大学做哲学博士论文期间，恰逢欧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他即敏锐地注意到此，并在后来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对之作了专节论析。这几年，他追踪西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而又愈益深刻的“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深入研究，并在这本书中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专门论析，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时俗的自得之见。如其基于《资本论》的经济危机理论，联系当今实际，判定当前金融、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又说：“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显示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本次危机已经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三个阶段，危机波及全球，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在本次危机中，土地私有权、生息资本的结合与矛盾达到历史空前的程度，而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的矛盾亦达到历史空前的强度。而以上的矛盾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本次危机也可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总体矛盾的集中显示：它揭开了笼罩在全球产业等级体系面貌上的面纱，也显露出全球资本组织的有机结构。本次危机是上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总结，又是下一轮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开启。”他的这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及相关原理而得出的观点，不仅符合实际，而且与前述西方学界近年“重回马克思”潮流相合，很值得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各界人士深体其义。

最后，我想再谈一点，就是如刘伟博士在本书中所说：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学习、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他牢牢地把握住“自由”和“辩证法”两条线索。自由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社会解放的精神旗帜。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哲学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自由而作论证。马克思当仁不让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立场扎根于贫苦大众之中，他在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矛盾中，正确地把握到理论决定于实践这一真理。所以，马克思对自由的认识须臾不曾离开对现实中的不自由——异化的批判，他以扬弃异化的历史必然来检验以往一切哲学自由论，揭露出旧哲学因思想的异化而不能发现异化的根源和实现自由的历史必然，他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重建新的自由论——共产主义，完成了对旧哲学自由论的批判。

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最关键的就在于“他的立场扎根于贫苦大众之中”。刘伟博士由对马克思此一精神立场的深刻体认而在“自序”中提出“经济学与劳动者的关系，是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大根大本的问题”。这是个十分重要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他说：

时至今日，在经济学充分“专业化”之后，非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局外人，“非专业”者挑战“专业”者将沦为理论的非法闯入者。在广大的劳动群众面前，“专业化”成为经济学外围的铁网，任何企图穿越此网的探险者都将被拒以千里之外。但是，无论经济学“专业化”的铁网阵如何骇人，自有打破和穿越它的“钩镰枪”和“圈金甲”。任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都必须接受劳动者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对它进行检验和评判，劳动者起而检验和评判经济学，这是经济学中的革命，而革命的发生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上，只要我们深入到经济思想史中，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革命的萌芽已经在经济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中生发着。

其实，岂是仅仅表现在经济学界，整个思想文化界无不如此。艾思奇同志曾经指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我们说哲学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其意义也就在此，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40页。）他的《大众哲学》就是使哲学由哲学家书斋里的抽象玄思回归现实社会生活，尤其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普及化的典范之作。这部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对几代人，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人曾将这种影响力称为胜过雄师百万。确实，理论，尤其是科学理论，一经为民众所掌握，就一定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而艾思奇同志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深深扎根于劳动民众立场上而解决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

正确解决好思想文化同普通劳动者的关系，确乎是关乎大根大本的问题。譬如，自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等力倡以来，经过三四代人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现代新儒学蔚然成潮，在学术和思想理论上、在不断推进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近现代化上作出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看，现代新儒学对现实社会生活作用很小，对作为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主体的普通劳动民众影响甚微。究其原因，大约在于现代新儒家未能正确解决儒学同普通劳动者的关系问题，他们总是将自己视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英。这就使得现代新儒学始终难以走出书斋深入社会，在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近年，在学术文化界和现实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上都形成了一浪高于一浪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热”，这自然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要使这种现象可持续性地发展下去，须将学术文化界和现实社会生活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国学热”合流，须切实解决好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主体的普通劳动者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创新性地发展起现代平民儒学。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儒学以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复兴。亦唯有这样复兴起来的儒学以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才能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坚实的民族文化土壤。这段话虽已越出本书所论科学的经济学的主旨，却是我由读这本书而引发出的感想。

拉杂写来，就教方家。

是为序。

陈寒鸣

2014年9月21日于津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