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原点与拓展——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序

邹威华的新著《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即将付梓，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庆贺不仅因为这是他多年努力耕耘的成果，更让我想起与文化研究有关的种种问题。

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研究产生兴趣、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主要是大学学术体制内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以及少部分从事传媒研究的学者。文化研究的原点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如今拓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研究中心的地形图在地理上急剧扩张的同时，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立场方面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的经典著作《识字的用途》将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他们受到的文化影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主旨是工人阶级“活的文化”，意在摆脱大学教育体制内的文学研究关注经典及其传统的束缚和局限。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生活方式”，与霍加特的主旨一致。从斯图亚特·霍尔接替霍加特担任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掌门人开始，文化研究的中心便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从“活的文化”转向了关注理论问题，诸如文化霸权、族裔散居、接合理论，等等。如今，大学体制内的文化研究，包括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内，几乎全然把文化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文化研究的学者或重要著述的研究之上。换言之，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然变成了对文化研究的理论研究，变成了学者们书斋里的“学问”。

从现实生活中的“活的文化”，到体制内和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这种演变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在“活的文化”背后，有着“我们”与“他们”的阶级关系，也有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有作为家庭之核心的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女性形象，更有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大反差和社会转型，由生活方式塑造出来的内在“情感结构”，等等。有人说，文化研究的核心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即阶级、性别和种族。其实，从文化研究的原点看，核心应当是阶级（尤其是中下层阶级）内在的家庭生活与情感生活，以及外在的社会生活（劳作、交际、休闲娱乐、教育等）。从生活到书斋的演变，实际上意味着关注点和性质的转移。虽然文化研究的领域早已大大拓展，但我们不能忘记原点的启示性意义。

早期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大多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他们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痕迹。我由此想到的问题是：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同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种种不争的事实面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传统如何开拓新的局面，如何继续保持社会批判（而不是学术批判或哲学批判）的特色，如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续发展，成了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趋势，如虚拟资本、弹性生产、剥夺性积累、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形象工业、媒介操控等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内心生活，理应提上研究议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早期的英国学者大多有工人阶级出身的背景，依靠自我奋斗和相关社会机制成为著名学者，并且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今天，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变化和新发展，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出现了断层。这应当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和反思的重要问题。

再说说中国当前文化研究的状况。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接受的文化研究“遗产”，不仅来自西方世界，而且也主要是学院体制内的对文化研究理论的研究，是书斋内的研究，较少关注本土语境中的特殊问题以及本土理论遗产。这可能是中国目前文化研究最大的软肋所在，正如邹威华博士所说，主要停留在译介和评介之上，干脆说主要还在引进他人的资源。引进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本土意识和问题意识同样重要。我觉得，文化研究的原点，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显现出其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出发，由此提出文化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从引进的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体制内的书斋出发。

邹威华博士通过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体现出了研究资料的原始性、研究问题的语境性、研究问题的理论化、研究视野的多重性和研究主题的问题意识。这样的研究方法确实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也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出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的意义与价值。我希望，这是一个坚实而具有孕育性的开端，它应当在日后的生活与研究中诞生出更多、更加精彩丰富的成果来。

阎　嘉

2014年夏于成都蓝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