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访谈

时间:2001年10月

地点:潘家园侯先生寓所

敏泽(1926—2004)，河南渑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美学、文艺理论研究，曾经担任《文学评论》主编。他担任过《文艺报》理论组和古典文学组的组长，参与实施了《文艺报》组织的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并编辑了二卷《美学问题讨论集》。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二卷)、《中国美学思想史》(三卷)、《中国文学思想史》(主编)等。

2001年10月，我们就当代美学的论争问题，请教了侯敏泽先生。侯先生早年供职于《文艺报》，因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中，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拨乱反正，他又于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美学思想史》相继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又担任《文学评论》的主编。侯先生参与了新中国美学的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初美学讨论的历史见证人之一。就我们所提的问题，侯先生为我们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这一段历史的思考。

采访者问(以下简称“问”):50年代的美学讨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有其社会和文化土壤。当时整体的思想文化状况如何?

(以下简称“侯”):谈到5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应该对它有所分析。历史地看，可以分为前期后期，即反“右”前与反“右”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很大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翻了国民党封建、腐败的政府，铲除了娼妓、毒品，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情况，共产党的威信非常之高，人们对它也很信赖。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从而巩固新生的政权，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基本思想在前、后期也是一致的，并无原则的差异。但早期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学术自由的空间，进行批判一般也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批判《武训传》时，曾批评上海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夏衍，却并未给他带什么帽子。反“右”后，以上两点就都荡然消失，不复存在了。反“右”是我国政治文化生活急剧“左”倾化的重要转折点，它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无处不在的。譬如说，反“右”之前还可以批评周扬，报刊有可能发表的话，后来就根本不可能了。这是有很大差异的。

从1956年开始，由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双百”方针，政治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然也较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幼稚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还是较为清醒的，能够认识到粗暴简单的做法及推行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敢于对之进行比较求实而又尖锐的批评。反“右”是我国政治文化生活急剧“左”倾化的重要转折点，反“右”继之以反右倾，不断增强的高压政治使人们失去了讲真话的自由，学术自由更无从谈起。

反“右”前，虽然进行了批判《红楼梦》、《武训传》和胡适等文化活动，但都不像后来那么简单粗暴。在批判胡适时，毛主席还指示，胡适的功劳不能一笔抹杀，应肯定其提倡白话文的功劳，这不同于后期的大批判，当时没有什么政治后果，也没有政治帽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要求，抵触的比较少，而且批评和反批评是比较自然的事。如朱光潜先生、程千帆先生，原来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后来感到马克思主义确实了不起，就开始认真学习，并自觉地运用于对文艺的阐释上，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195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56年前后，唐达成和我都写了批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对待知识分子宗派情绪的文章。整个50年代并不是一锅黑，前后期还是有区别的。在《文艺报》上看到过洪子诚的一篇文章，对50年代的看法相对说就是有分析的。例如，在文化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80年代有些“精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颇为自诩，认为是他们的首创。其实早在1953年我就撰文尖锐地提出过:“克服这种思想(封建思想——注)，甚至比推翻反动政权还要费事，因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去推翻反动政权，却又可以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落后思想和照习惯地去服从旧的一套生活。”后来发生的“文革”，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又如关于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批判的问题，一些人在“文革”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以首创之功自居，而实际上，有些同志在50年代就曾尖锐地提出并批评过这些问题了。例如，1957年在《解放军报》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就很典型，我当时在《应当按照艺术的特点领导艺术》一文中就尖锐地批评过周扬、陈沂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做法。后来的许多批评还没有我们当时批评得那么尖锐。这篇文章过去一直不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人们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的学术批评虽然有时比较尖锐，但由于没有政治后果，情况就很不一样。

问:与5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专业相比，美学讨论显得“一枝独秀”，为什么美学讨论进行得比较顺利?

侯:当时的学术气氛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批评有时虽然比较尖锐，但由于没有政治后果，情况就很不一样。80年代初，叶嘉莹先生来内地，曾给我带来一批台湾学术界六七十年代关于学习西方文论问题的争论材料，有位学人对台湾大学外语主任的批评使用言词之尖锐，在内地都是极少见的，由于没有政治因素的介入，批评照样进行得很热烈。50年代前期，虽然发生过以“反革命”罪对胡风的错误批评，但对当时美学讨论影响并不大。这其中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当时关于美学的讨论是由主管学术文化的周扬定性的，主席未直接或间接地过问过。周扬认为，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消极影响很大，应该清除，并与朱先生商讨，是否可由他写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自我批评，并展开讨论。我当时是《文艺报》古典文学和理论组组长，这事经过《文艺报》领导传达给我，要求我来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这一讨论。说起50年代中期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还应该提到一点历史情况，即全国解放之后，在新中国宣布成立20多天之后的《文艺报》第3期上，就发表了一篇蔡仪同志批评朱先生的文章:《谈“距离说”与“移情说”》，接着在该刊第8期上又同时发表了黄药眠、蔡仪先生批评朱先生的文章:《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和《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及朱先生对蔡先生批评的答复:《关于美感问题》。这些批评和反批评虽然彼此的见解很不相同，但争论双方的态度都是较平和的，并没有什么火药味。50年代中期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一讨论的继续。当50年代中期，领导上决定讨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时，我是持积极拥护态度的。我当时也认为:鉴于朱光潜的学术影响比较大，应该做些批评清理工作。后来经过酝酿，于1956年初开始讨论，贺麟、黄药眠、蔡仪等先生先后写文章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我在《哲学研究》上也发表过一篇批评朱光潜的长文。当时我二十八九岁，年轻气盛，加上受到“左”的影响，文章写得比较粗暴、简单。“文革”之后，我对此做过很多口头的和书面的自我批评。当时，关于美学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有时也很尖锐。不仅是单向度地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相互之间也有很多的批评。例如，朱先生不仅做了自我批评(发表在《文艺报》1956年6月30日出版的第12期上，题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同时还坚持对蔡仪先生的美学思想进行批评，如发表在195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朱先生的文章《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就是如此。这是他主动写的，并没有人组织他写。蔡仪和黄药眠之间也有互相批评，我本人也曾对蔡仪和其他先生的美学思想提出过批评。由于没有外在的政治干预和政治后果，主要一点就是毛主席没有干预，所以，学术气氛相对说是比较好的。否则，那后果就可能比较严重了。总体上说，美学问题的讨论是开展得比较顺利的。它由批评朱先生美学思想开始，接着转入了正常的美学问题的广泛争论和探讨，为以后的美学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这一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开创性的作用。

这次美学讨论之所以开展得比较顺利，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第一，是1956年相对说比较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的作用，没有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对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批评就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偏颇，而且也不可能在以后顺利展开比较健康的讨论。第二，朱先生本人的积极态度，这也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朱先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从内心里感到自己以前的美学思想是有缺陷的，应该清理，因而对于这一批评采取了积极配合而非抵制的态度。同时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具有非常谦逊的治学态度，又敢于坚持己见。他并不认为自己所有的看法都是非科学的;相反，他认为对的，他仍然要坚持(并且一直是如此，直到他谢世)，并不动摇;而对于他认为错了的，他却始终能够虚怀若谷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是十分尖刻的批评。例如，尽管我当时所写的批评朱先生的文章是少有的尖刻，态度很不好，用朱先生的话说，就是“谁也没有你骂我骂得凶”，但是朱先生却认为我的意见他是“心服的”，并因此建立起了友谊与信赖。当然，从今天来看，要重新评价是另一回事。

问:美学小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是如何成立的?对当时的美学讨论有什么影响?

侯:朱先生在受到对胡适文艺思想批判等的影响下，要求清理自己以往的美学思想，发表了自我批评，并展开讨论一段时间之后，《文艺报》美学小组成立了。这是全国解放之后最早成立的一个美学组织。之所以成立这个小组，是由于参加讨论的学人都感到美学方面的很多问题需要展开长期探讨来促进其发展。关于美学问题的正式讨论都是从美学小组开始的，美学小组是由黄药眠先生、朱光潜先生和我倡议建立起来的。由我担任美学小组的秘书，负责会议的联络和组织工作。

大约在1956年七八月份成立了美学小组，是采取自由结合的方式建立的。当时参加的有黄药眠、蔡仪、贺麟、宗白华、朱光潜、张光年、王朝闻、刘开渠、陈涌、李长之和我，一共有十多人。新中国成立前，美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是蔡先生的《新美学》、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实际上也是美学)。除陈涌、张光年外，其他人都曾参加过美学小组召开的讨论会。参加次数最多的是朱、蔡、黄和刘开渠诸先生。当时的讨论有大体的意向，当然也有即兴发言。关于美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美学小组成立后，前后一共开过三次讨论会，都是在《文艺报》编辑部举行的，先是在鼓楼东大街152号，后来是在王府大街64号。讨论会开得很自由、很随便，发言也很热烈。《文艺报》1956年第23期还专门做过一次较详细的报道。

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雕塑的美学问题，刘开渠同志提出，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但与中国的雕塑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雕塑发达在魏晋之前，都是以宗教问题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的;现在我们要以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为中心，又要继承民族形式。那么，什么是雕塑艺术的民族形式呢?朱光潜先生对大家的批评发表了感想，认为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但是，他感到有建设性的问题很少。他提出了一些他感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美的主观与客观的问题。蔡仪、黄药眠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整个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广:美学的对象问题、美的主观与客观问题、美的主观规律性问题、美感的差异性、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原则等问题。在讨论蔡仪的观点时，黄药眠、朱光潜、贺麟的观点都不相同。当时由于大家的年龄都还不算很大，所以这次会议一下子开了六个小时。谈到中西美学的差异时，有人提出，希望将来有机会组织大家到希腊、罗马和埃及看看，这样可以比较中西的雕塑、建筑、绘画究竟有什么不同。

美学小组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美学问题讨论的开展。《文艺报》当时发表过禇斌杰的讨论中国古典美学的文章，当时哲学所的曹景元同志(后来担任过《哲学研究》副主编)也写过文章。我本人1957年在《学术月刊》上发了一篇探讨美的主、客观的文章，此后就再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了。因为我想，抽象地讨论美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从美学史和与美相联系的实际来看待美的问题，才能讲清楚。当时，美学是新的学科，50年代我到上海见到了蒋孔阳先生，他正在讲《文学概论》，我对他说，文学概论没什么意思，劝他转向美学研究。他后来从事美学研究，倒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为了推动当时美学讨论的开展，1956年底，我将报刊上已发表的文章及《文艺报》当时收到却未及刊出的几篇文章汇集在一起，编辑了两本《美学问题讨论集》，前面的说明也都是我写的。1957年我被打为“右派”，以后就由别人编了。1959年，美学讨论的重心转入《新建设》，《文艺报》发的文章也就不多了，《文艺报》在美学讨论中的作用逐渐减弱。我离开《文艺报》后，美学小组也就没有再活动了。

问:从当时美学讨论的情况看，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哪些属于美学建设?

侯:这次讨论是从讨论怎样清除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的消极影响开始的。讨论时，大都着眼于政治，主要是为了清除其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其远离现实、不积极参与现实变革的倾向，可以说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政治所占的比重很大，这次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其政治上的影响，以后才逐步转向美学讨论的，1956年后的美学讨论相对地转到学科本身的建设方面。《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也主要是从政治上检讨自己的美学思想的，从批评和被批评两方面看都是充分意识形态化了的。发表朱先生文章的按语是我写的，按语中说:“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相互讨论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讨论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美学的，美学小组成立以后，美学讨论更加关注美学自身的问题，探讨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问题，也更具建设性。

问:上级领导对这次美学讨论有没有指示?

侯: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当时周扬作为党的高层领导，对这次讨论有过简单的“指示”:通过讨论消除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消极影响。其他就没有了。后来我们提出美学讨论的具体设想，选题先报到了中宣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批示。插一句，当我们把批评朱先生的文章的油印稿寄给周扬后，他当时还说，批评是不是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别的就没有了。实事求是地讲，从整体上评价周扬是复杂的，但他对这次讨论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问:美学讨论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

侯:当时美学讨论主要是讨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并没有考虑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当时带着特定的时代烙印，这是难免的。但现在对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的评价是否有些偏高了，这可以研究，钱钟书先生也基本上是这样看的。现在谈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只讲他前期的东西，不讲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后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也有简单化的倾向，但这毕竟是不能够完全否定的。朱先生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出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这一精神非常可贵，不能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哲学上，对唯心、唯物看得比较重，实际上，有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政治上还是很进步的，而有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在政治上不一定进步，如王夫之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在政治、社会思想上并不是很进步，有时还很落后，起码比黄宗羲就差得很远，所以不能简单地贴上唯物、唯心的标签来衡量。从现在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宣传《讲话》时，要求从生活出发，深入生活对于克服主观主义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不是直接的。

问:50年代美学讨论的动机是什么?

侯:50年代的美学讨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于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批评和关于美学问题本身的讨论。二者相联系、相衔接而又各不相同。关于这两面的讨论，其动机、目的，前面实际上都已谈到了，这里不再重复。但可再简单补充一点，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应该和必须展开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的批判，这是历史的要求。但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学术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关心思想文化界的状况，这种关心主要都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并且几次大的运动都是由他批示发动的，而一旦发动，就成为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了解的，也造成了许多消极、负面的影响。譬如说，全国解放初期，姚文元曾是上海卢湾区青年团的一个工作人员，曾经担任过《文艺报》的通讯员，1962年写信还称我为老师。他曾写过一篇东西，发表在《文艺报》，被毛主席看到了，很感兴趣，跟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讲了。当时批胡风，毛主席也谈到姚文元。冯雪峰有一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姚文元，姚文元当时就兴奋得跳了起来，这都是冯雪峰当时对我讲的。后来姚文元就平步青云，走向了党的高层，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毛主席一关心，事情就大了，包括《红楼梦》批判在内，冯雪峰还因为《文艺报》没有及时地发表这一文章而挨了批，并开始整顿《文艺报》。

美学讨论，由于没有毛主席的干预，所以总体上说，进展得还比较平稳，并很快顺利地转入了学科建设本身的讨论。回想起来，这算得上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了。

问:从您与朱光潜先生、蔡仪先生的交往经历看，请您谈一谈您对他们的印象。

侯:朱光潜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但对他的认识却是非常曲折的。

解放初期，像我这样进城接管过旧政权机构的青年人，现在想来，当时实际上患着一种非常肤浅的革命幼稚病。对从旧社会来并和旧政权有过牵连的人，总是心存疑虑，不大愿意接触、来往，看人家的问题，也很容易联系过去，上纲上线。50年代，我写的批评朱先生的文章，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虽花了较大的力气，不仅看了朱先生的全部著作，连克罗齐的《美学》，当时在国内找不到，我还辗转托人从香港找了一本英国1922年出的英文版来阅读。但由于自己比较了解朱先生的过去，所以文章的火气很大，就和这种偏见分不开。

当时的偏见使我仅仅着眼于政治，对朱先生的学术贡献不置一词，后来想起，很感惭愧。但我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却接到了朱先生的一封信，意谓:他认真地阅读了我的文章，在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中，只有我的文章骂他比别的文章都骂得凶，但很多批评他的文章他并不服气，只有我的批评或者说“骂”，他是“心服”的。并约请我有机会到他家去作客，表现了一个真正学人的风范。当时我在内心深处还不想和他多来往，也畏此举会遭到的种种“革命”性的流言蜚语，所以拖了很长时间未去，当然，后来还是去了。我当时对朱先生的认识也较肤浅、片面。

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后，除家属和机关外，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为了避免给别人添麻烦，我自己主动地断绝了和别人的一切联系。劳改后到天津、河北文联工作，一天突然收到了从北大寄来的复印的东西，打开一看是朱先生寄来的，还附有一封信，说自己写了篇美学讨论的文章，系里不久要讨论，请我无论如何给看一看，提些意见，赶快寄给他。我感慨很多。自己从革命者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敌人，他还敢和我来往，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的。他确实有大家的学术风范和气度。“文革”后，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文学评论》编辑部见到朱先生的一篇文章已经签署待用。当时的政治气氛需要尽快刊登一些老学者的文章。我看了文章之后，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发，应该改一改。一方面他是“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也中毒太深，他的文章还把“阶级斗争”为纲也抬出来了，仍然是“文革”中的调子。尽管我本人当时思想上仍有许多框框，但感到这样讲实在不行。我讲，老学者“文革”后第一次发这样的文章，对刊物和他本人都没有好处，我去给朱先生说一下，请他改一下再发。当时有的人就抹去了铅笔签好的同意发表的意见。我见面寒喧并向朱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说他实在改不了，修改的事就全权交给我了，我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他对我绝对信赖。回来之后，我认真修改了三整天，送给他看后，他还是满意的。朱先生逝世后，他家人通知我，要我一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朱先生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的原著，他自己还刻苦学习俄语。我在韩国汉城大学做过一次关于美学的讲演，在之后举行的座谈中，有人问，朱光潜先生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心的?我讲，是的，朱先生后期是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全心全意的。

再说说对蔡仪先生的交往和印象。蔡仪先生是我国最早宣扬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学者，应该充分肯定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他在治学和为人的很多方面，都是值得人们深深尊敬和学习的。在治学方面，他学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从不朝三暮四，而是一贯以之。和时下那种并无一定的理论或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流氓”式(鲁迅语)的“学”人，不可同日而语。他人品很好，正直善良，深深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从美学问题讨论开始，我们的观点就一直有分歧。在美学上，我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但我不赞成美是客观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美是离不开人的，地球毁灭了，物质还存在，但还有美吗?所以美是客观的也就难以成立了。人的审美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发展变化的。我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的阐述，可参阅。我批评他的观点，他也从不以此为杵，绝无白衣秀士王伦那样的小气。而且，批评、争议很少影响到私人关系。“文革”之后，他办美学刊物，还主动约我写文章，并作了一些认真细致的修改。他主编的一套美学丛书，诚恳地希望我能挂个副主编的名义。这事我虽然谢绝了，但对此心存感激。这正是老一辈学人的风范，你给他提意见，他还要表示真诚的感谢。

问:请您谈一下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情况。

侯:大家知道，在“文革”之前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性、人道主义都是一个理论禁区，这些概念几乎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同义语。而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伤害人、灭绝人性的事情却愈演愈烈，到“文革”发展到了极致:封建法西斯主义横行一时。因此，“文革”之后，人们很自然地要为人性、人道主义从理论上正名，群众中有人甚至说:人道主义怎么也比兽道主义好。我在1981年《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文章指出，要突破文艺的禁区，敢于描写人的精神世界，并应该对人性、人道主义给予应有的重视。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证明了:没有人性只有阶级性，还能是人吗?有共性就有人道主义，否认人的共性的实际危害太大了，不承认这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80年代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周扬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他也认为应该为人道主义正名，但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周扬的文章发表后，当时我给他写信讲，应该讲人道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不一样，因此也应该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他的文章的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联系讲得不少，但区别讲得太少，容易授人以柄。至于后来由此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异化”问题对周扬进行的批评，问题就比较多了。我当时也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异化”问题的，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现在看，异化是事实，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几乎无处不在，因此，从这方面对周扬进行的批评未必是正确的。

问:您的三卷本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您也花了很大的功夫。请您谈谈关于这部美学史的一些情况。

侯:80年代，有很多出版社的人对我讲，希望我一两年之内，写出一部美学史交他们出版，争取以中国第一部美学史问世云云。我对这样的好意一一表示了感谢，并说美学史大概是要写的，但我不想赶，也无意去争什么“第一部”之类。什么时候写，以后再说。在我的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并做了一次大的修订之后，我就立意要写一部中国美学思想史。当时我在《文学评论》担负着一些领导工作，本来就急着想退下来到研究室动手写美学史，这时领导又劝我出任《文学评论》主编，我知道这顶帽子戴上易，摘下难，于是就找领导反复恳求，经一年多的恳求，终于获准。于是从1982年开始，我就全力进入了美学史写作的准备阶段(其实这种准备在此前很久就开始了)。这时李泽厚他们想搞一部美学史，他曾多次劝我能够参加他们的主编工作，为他们主编一段或几段(指历史阶段)都可。我都婉言谢绝了，把全部精力投入自己的美学思想史的搜集材料和写作中。

再说特点和被大家公认为独创的地方。我想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以充分的历史考察为依据，从中国文化和思维特点入手，考察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发生和发展，指出中国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是:“以法自然的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中国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造成的，这个概括是花了很大力气从研究、思考中得出的，是一个比较全面而科学的论断，为许多学人所公认，而为其他著作所缺乏的。

第二，从发生学上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即从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考察入手，来论述审美意识的形成和演变。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至今无人从事过这项工作，因此，没有现成的著作可资参考和借鉴，要阅读大量的考古文献、考古报告、出土文物、金文、甲骨文，等等。这一部分论述在我的书中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却花了近两年多的时间。这完全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此前无人进行的。一般的美学史都是从论述老子、孔子的美学思想开始的，这根本无法科学地说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化和美学思想在孔、老之前已经有了很长久的历史，孔、老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远非美学史的源头。

第三，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就是不仅考察、论述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美学家的思想(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考察、论述了每一个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状态下所产生的有重要影响的美学概念，其萌发、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它们的原始资料，常常只有只言片语，隐藏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将它们钩稽出来，加以梳理，实在是一件十分费力气的事，这也是一般美学史所欠缺的。

第四，在具体的论述中，有很多独到精致的创见，难以赘述。这里只举几个例证，以见一斑。

(1)在全书第一编《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论述中，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证明了在中国古典早期，审美与模仿同样是分不开的，不只是西方早期才有艺术产生于模仿之说，中国早期也毫不例外;向来国人论述《诗大序》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都承认这段话说明了中国早期诗、乐、舞之一体，但也都到此为止。笔者却从世界范围内早期诗、乐、舞关系的历史考察中，指出诗、乐、舞一体是人类早期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诗大序》那段话说明的也正是这一规律，这是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

(2)“文革”之后，最早比较系统论述佛教对于中国艺术理论的影响的，是拙著《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兼论佛学输入对于中国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当时曾受到钱钟书先生很高的谬奖;《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关于佛教输入对于中国审美意识发展的影响的论述，也曾同样受到钱先生出于关心后学的谬奖。

(3)关于苦瓜和尚《一画论》的论述，著名画论家和美学家、已故的伍蠡甫先生读后写信给我说，《一画论》问世后，几百年来许多问题争议不休，也说不清楚，迄今未有令人信服之论，谬奖我的著作“剖析精到”，于《一画论》微旨“说得一清二楚”，令人口服心服，等等。

其他如为张岱年先生谬奖过本书关于明清文化思想特点的分析是独具识力的;程千帆先生称我对叶燮的分析，不愧为叶氏身后之桓谭，等等。难以例举。不仅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分析上，本书有自己的创见，即使在一些细小方面，这种独特的创见也屡见不鲜。举一例，如论述清初之思想文化特点时，从钩稽出的资料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清初传教士张英1691年应康熙之命对中西戏剧所作的比较评价，“是现存的最早的中西戏剧比较的文字”，等等。

第五，本书虽非比较美学著作，但在进行重要的历史文化与美学问题的分析与论证时，常常都有一些恰切地，而非牵强附会地;精道地，而非人云亦云地中西比较，时有创意。在方法论上，本书很重视综合创造的特点，并且也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形上与形下、忠于历史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等等，也是它的重要的特点。

本书第一卷出版于1986年，由齐鲁书社印行，1989年三卷本出齐。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先后获得了1990年中国图书一等奖、全国第一届古籍整理一等奖、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等五种省部级以上奖励，还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美学教育的重要读物。前几年，著者本人应邀到韩国汉城大学美学研究所讲学时，该所领导人在会后告诉著者:本书是该所指定的博士研究生少数必读的参考书之一。

定稿于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