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日本文学会文论：中野重治
中野重治（なかのしげはる 1902—1979）
生于神井县，父亲是公司职员。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科，1926年11月加入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当选为联盟中央委员，同年与同仁创办文艺刊物《驴》。1927年6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发生分裂，中野与鹿地亘等创办机关杂志《无产阶级艺术》，为主要撰稿人，同年大学毕业。1928年3月，中野与藏原惟人等结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任常务委员，主编机关杂志《战旗》，后与藏原惟人就艺术大众化问题展开了论争。1929年，中野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2年4月被捕入狱，后脱党获释出狱。1945年6月被征兵，9月退役，11月重新加入日本共产党，开展无产级文学运动，年底与藏原惟人、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共同发起创立“新日本文学会”，被选为该会秘书长，创办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成为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的先驱。1947年至1950年作为参议院的共产党人议员在国会开展政治活动。1959年获读卖文学奖，1969年获野间文艺奖。
中野的文论观是努力发展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创作方法，建构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理论，他的主要文论著作是：《文学论》、《批评的人性》、《政治与文学》、《日本文学史的问题》、《宫本百合子的文学》、《文学者的国民立场》、《文学各种话》及《中野重治全集》（二十八卷，另别卷一）等。其主要内容是：
新日本文学会作家论
中野站在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及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的立场来评论新日本文学会作家，他的评论立足个案分析，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观点及阶级论色彩。例如在对宫本百合子的文学评论中，他指出：“宫本百合子，从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摆脱出来，与自我欣赏者艺术至上者进行斗争……她独自地执着地追求真实，但她决不孤独。她在艰难困苦之中，广泛结交人，终究与劳动者阶级结合起来。只有这种结合，作为个人对真实的追求才能实现。三十五年的文学和社会实践，证实了宫本是目前文学的最勤奋者。她的文学并非一定要反映劳资冲突的大问题，可即使不是重点描绘劳资冲突大问题，她的文学也突出了学徒反抗老板的种种心绪和感受。或许说，她的文学不完全是劳动者的口吻，但却体现了为全人类的利益，引领人民为社会主义和人性而奋斗的决心，她也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如果放弃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作家与劳动者相结合则不可能，必将迷失行动的方向。”“大资产阶级企图对朴素的劳动者进行欺骗，对此，许多作家没有认识到这点，以至于站在大资产阶级利益一边去考虑问题。”[1]中野对宫本文学的评论与战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及日本共产党的战后策略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中的政治意义，这也是新日本文学会初创时的文论主流。
民主主义文学论
中野在1946年7月发表的《日本文学史的问题》文中，论证了昔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谴责、革命得到准许的今天，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活动是正规的、成功的、发展的。他多次撰文指出：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给战后文学带来繁荣。民主主义文学不是传统文学的重复，而是追求无产阶级远大理想的更高思想境界的个人生活和感受的表现，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促进了日本战后文学的发展。中野指出：当今的民主主义文学从日本文学发展的主潮中开始，是“从文学所有分野中产生出的民众组织”。而“反民主的作家及文学活动不能形成公开的组织”。“民主主义文学的组织基础是广泛的文学小组和被动员了的人民大众。反民主的文学却没有这个基础。”[2]中野的民主主义文学论着重强调了人民性及文学集团的重要性，并且，他始终把新日本文学会纳入到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范围。
文学与政治论
中野为代表的“新日本文学”派与荒正人、平野谦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派之间，战后围绕“政治与文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中野认为：“平野不具有按人性去思考政治的能力。他把‘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帝国主义的专制制度作为一般的政治来加以‘沉着’地看待，认为在政治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中，由于目的是人性的，所以每一个手段同时必须是人性的。这正如前面窪川鹤次郎写的。手段和目的存在一个‘乖离现象’……按人性空想人性政治的批评家，自然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荒正人和平野谦就不择手段。想以其自身粗俗的空想和死亡的东西、亡命的东西为根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即阻止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3]中野批判荒、平野等人的“艺术至上主义”，认为他们装腔作势、陷入宗师秉性之中，“以拥护人性、捍卫艺术为幌子的宗师根性是非人性的，是反人性的。站在人性立场上来说，它是卑贱的。”[4]中野的文学与政治论强调的是用民主主义的文学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强调文学不能脱离政治，政治生活的焦点在文学中要表现出来，达到文学与政治的统一，这也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作家努力的方向。
批评的人性
在战后“文学与政治”论争中，中野先后发表了《批评的人性》（一、二、三）等言辞激烈的文章，指出想培植人性文学或想把文学培植成人性化的批评家（主要指荒正人、平野谦——笔者），其批评本身就非人性化。因为，批评的人性在批评对象方面首先就要区分美化帝国主义的文学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学。中野认为，美化帝国主义战争的《麦与士兵》的作家火野苇平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忠实的作家小林多喜二是不能混为一体的。对两者混为一谈的批评是对批评的人性之诬蔑。批评的人性要反对以臆想为基础得出结论的批评家。“空想的扩展，制作假造形象，是这一类批评家拿手的。可这帮批评家仅仅以空想和假造形象为理论基础，正表明他们自身的欠缺和理论的苍白。还有，热衷于死的东西，利用僵死的闲话，频繁地引用外国的东西，充分利用‘死人之口’也是批评的非人性化。离不开‘卑小贱劣’的空想和假造形象的批评家正说明了他们自身的‘卑小贱劣’。”[5]中野的批评的人性论的前提就是批评家要具备思想政治问题的能力，首先区分帝国主义专制政治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政治，这样，才能展开充满人性的文学批评。
与反动文学斗争说
中野的文论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又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的战后文论观重要的是强调与反动文学斗争说。他说：“我国反动文学是整个反动文化的一部分，整个反动文化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旧统治势力对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反击。”所谓“反动文学”表现为三种：“第一，宣传忘却战争。忘却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经过、战争对自己的影响、战争后的根本恢复、投入战争的精神状态、战争的破坏性等。回避阐释侵略战争本质而创作的战争文学，以及表面上反军国主义、反军反战，但却保持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精神下的民众盲目顺从的文学。”“第二，表现挑逗的色情生活的文学。战争把民族的爱情、恋爱生活全部破坏了……人类正当的爱情、恋爱与侵略战争发生了冲突……反动文学却把人类正当的爱情恋爱作为麻醉剂而渲染色情。”“第三，表现那些想让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民众的精神滞留在崩溃和衰弱之中，显得乏力而愚痴的文学；幻想恢复战前‘和平’‘安定’的非历史性，以破坏民主主义建设的文学。”[6]中野还指出，“反动文学”的有力的手段包括了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文学出版业，所以，民主主义文学者必须在这些方面对之展开斗争。战后初期，中野对“近代文学”派提出近代自我确立及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偏差的批判均视为“反动文学”，但1964年8月，中野在《近代文学》终刊号上撰写的《〈近代文学〉的人们》，表现出这种偏颇的态度有了改变。
文学责任论
中野认为，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它承担着社会的责任，文学家的活动要对社会负责，特别是在社会伦理确立民族道德方面要对社会负起责任。战后初期，日本文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文学家的战争责任”。中野撰文表达了他的文学责任论。他批评了当时的“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的不良现象，写到“理应被革职的文学家反而在横行肆虐，本应通过自我批判、鼓起勇气振作起来的许多文学家却灰心失望，受战争压迫而不得不沉默的作家们获得战争解放的同时却陷入到心理虚脱之中。全面战败后，那些本应陷入虚脱中的战犯作家们却心安理得、精神抖擞。”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追究文学家战争责任的方法是错误的。”“这错误的根本是追究战争责任主要被当作作家的良心问题、伦理问题而抽象化、概念化了。”“作家的良心能够追寻，抵制侵略战争进行英勇斗争的作家们的良心，必须受到大家的景仰。”“追究战争责任是同反动文学作斗争的一个焦点。不同与战争责任相关的反动文学作斗争，势必会出现偏颇，失去平衡。对战争责任的正确追究就是同反动文学的整体进行斗争，同反动文学的正确斗争当然表现为对战争责任进行严格而又坦率的追究。”[7]中野的上述观点，代表了“新日本文学会”对“文学家的战争责任”问题的态度，同时也是他的文学责任论的主要内容，即文学家必须在社会伦理方面担负起重要的责任。
评论家文体
中野在《评论家的文体》一文中所说的评论家，主要指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文中所说的文体，既指文章的样式，也含评论家的风格。他写道：“对于文体的弱势，我认为要做到自省。为此我反复思索，未得要领。这里仅仅为方便进行演绎，从观念上展开。阐释文体论的话，不能用叙事诗、散文、科学说明文的方式，只能用抒情诗、音乐、心领神会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运用，可以避免不时给予读者太多的伦理说教。如果仅仅是评论家自身不时说出伦理，还不是问题，让读者接受太多的伦理说教才是问题。应注意读者与评论家同心的方面，如果读者讨厌评论家与之离心则是问题了。实话说，我的文体与竹内好的相似，同样的弱势或许是我俩过多地重于感情吧。”[8]评论家文体具“稳定性”。“总之，评论家全是学习者，在评论中勤奋学习。他们是善意和纯情的人，对日本民族的状态，包括日本政治的状态比一般人更敏感。他们尤其关注民族解放、民主统一战线策略如何自然地形成和完善。但是，他们对此不是使用政治言论。比较那些滥用政治言论而言，评论家必然要经历一阵寂寞、一种急躁的阶段，在这阶段里，评论家文体的强势与弱势同样地形成。”[9]中野上述文体论成为他文论观的部分内容。作为评论家的他，其文体正如他所说的是重在感性和领悟。
国民教师说
中野认为，文学家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教师，文学的任务是在展示国民生活中不断地提高国民作为人的自觉性。他写道：“包括国民全部生活在内所展开的人性和非人性的各种事情都集中在个人身上。个人身上就集中了人性的与非人性的斗争。看到斗争的胜利，就成为最初文学的基础。”“日本人民要从封建的半奴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中摆脱出来，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二战中，“日本民族数十万风华正茂的青年不知为何赴向死亡。他们无暇追问自己为什么不得不去直面死亡。因此，日本民族最终将被驱逐掉。这也是日本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文学目前面临问题的基础。如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作为世界文学最美的一部分——日本文学就将产生。”[10]“文学本来的任务就如教师去作人生的示范。作为教师的文学家，必须知晓并展现出一般人的，特别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同时，必须知晓并展现已存在的及随后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作为教师的文学家应该清晰地说出这些话。”国民教师的“文学家绝非限制日本人作为人的成长，也绝非限制作为日本国民的自我成长。国民中存在着无限的无止境的人间风俗，展示无止境的人间风俗正是文学家必须做的全部工作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的文学家，必须首先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其次才是国家重建的问题。”“日本文学家必须教育国民，必须与养成民族卑劣性的日本人作斗争，在培养国民方面花大力气，朝着培养国民的方向努力，在这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我想，这就是日本文学家作为国民及国民生活教师的立场。”[11]中野的“国民教师说”实际上强调的是文学的教育作用。
诗的精神
中野要求文学家用诗的精神去提炼语言。何谓诗的精神呢？他写道：“诗的精神根本上来说，就是持有对人的纯洁性追求的心绪，同时具这种追求的一贯性。追求人的纯洁性、统一性，体现出个人和民族的共通性，它直接联系着全人类、全国民、全民族的自身道德的需求……人的道德、民族的道德实际上必然要在物质方面持续地展示在那人、那民族的日常生活、日常言论、日常世界之中。”“诗的精神就是文学的精神，语言的精神，它要求追求语言的纯粹性和统一性。作为日本人就要追求日本语的纯粹性和统一性。对诗的精神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表现日本语言的美和语言的丰富性。某种语言十分的活泼，十分的丰富，十分的美，考虑采用这种语言，就要终结冒昧的话。与产生冒昧的话的条件比照，首先要决定的是，正确发出诗的精神的话语。带侮辱性的话，使人恼怒的话，是日本语的恶语，这种语言绝不能体现诗的精神。写出和发出这种语言也不适合国民的道德。”
“诗的精神体现在诗人追求语言的真实性。诗人通过语言真实地反映现实，从无数话语中提炼出它的纯粹性。根据这个要求，诗的精神和诗人的精神是必需的，即要追寻国民生活的净化，驱除国民生活的不公平，全面恢复国民的人权。”“掌握部分日本语，不能体现国民生活，也非日本国民言语的全部。日本语缺乏，日本国民的灵魂必然僵化。快乐和平的语言充溢在国民生活中，纯粹活泼的语言洋溢在日常生活里，提炼使用这些语言体现诗的精神，就是体现文学内含的诗的精神。”[12]中野提倡的诗的精神，实质上是文学创作如何提炼语言的问题。他要求文学家提炼语言要纯化、净化、美化，以弘扬道德，除却污秽，美化心灵，消却恶语。
文学小组说
这里的文学小组指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小组。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劳动者组织，也出现了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文学小组，对此有人发出微词。中野则撰文《文学小组的二个问题》表达他对文学小组的看法。他认为，要分析文学小组的做法和通盘考虑的问题，特别是要分析面临恶劣环境，作为启蒙的文学如何具体地对劳动者进行启蒙。文学小组是在被压抑的不景气的环境中产生的，特别在农村，目前的力量很弱。文学小组主要“围绕文学同仁杂志而开展活动。几乎所有的同仁杂志都显示了不同的色调，但都要认真面对社会问题、民族命运、和平问题。”“文学同仁杂志与文学小组的工作方式尽管有所不同，然而两者具有相同点，即：要把劳动者经历的艰难困苦大量地整理出来。”“文学小组是独立于劳动者组织的，但独立而非对立。例如，一个工厂，在劳动组织里产生了文学小组。这个文学小组不能是劳动组织里的文化机构。劳动者组织是在一定的劳动制度规定下进行活动的。文学小组是关于文学的话语，在那里，获取的是文学上的乐趣和利益。相互的批评是为了提高文学的修养。文学是个人分别进行的，文学的能力是在同仁之间发挥出各自的水平而显现的。”“许多劳动者组织，为保护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而展开了活动。文学小组，例如‘新日本文学会’，它是肩负起民主责任而形成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下，新日本文学会与其他劳动者组织是一样的。”“文学小组为展示人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为实现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而努力，这点，文学小组和劳动者组织又达到了一致。”[13]上述中野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文学小组说”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的文学》，《中野重治全集》第十八卷，筑摩书房1979年5月31日发行，第182—183页。
[2]中野重治：《新日本文学会〈大会报告〉随笔》，《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295页。
[3]中野重治：《批评的人性（一）》，《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93—94页。
[4]同上书，第87页。
[5]中野重治：《批评的人性（一）》，《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92页。
[6]中野重治：《批评的人性（二）——关于反动文学问题等》，《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95—97页。
[7]中野重治：《批评的人性（二）——关于反动文学问题等》，《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99—100页。
[8]中野重治：《评论家的文体》，《新选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筑摩书房昭和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行，第336页。
[9]同上书，第340页。
[10]中野重治：《文学家的国民立场》，《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28—29页。
[11]中野重治：《文学家的国民立场》，《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29—32页。
[12]中野重治：《诗的精神》，《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二卷，筑摩书房1979年3月25日发行，第77—80页。
[13]《中野重治全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1979年5月25日发行，第273—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