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国家话语中的民族国家文学

近代小说理论与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小说总是与“国家”、“民族”等概念相联系，小说被认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有莫大干系。“小说足以转移一国社会之风气”，“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1]小说可以“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学术固赖以进步”，“国家亦赖以发达”，^[2]诸如此类的论调在晚清小说界极为流行。由于与至高无上的国家、民族的联系，小说摆脱了过去无关紧要的“小道”的地位，一跃成为“文坛盟主”、“文学之最上乘”。可以这样说，国家、民族是近代知识分子讨论小说性质、地位、功能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支配近代小说观念论争的最重要关键词。不了解国家、民族概念之于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整个近代小说观念变革运动的枢纽。

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近代知识分子对小说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强调，是传统文学观仍然统治近代文学界的结果。近代知识分子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出发，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审视小说，发现古人“以文治国”理论遗漏了小说，实在是一大遗憾，于是提倡以小说改良群治，拯救国家。小说救国论是儒家“以文治国”、“文章经国”论的变种，小说取代了诗文，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治国平天下的利器。^[3]这种观点的潜在假设是，“小说救国”的“国”，与古代“以文治国”的“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这一思路有欠稳妥。不详细追问“国”或“国家”概念不同时代内涵的变迁，将小说救国论与文章经国论简单相提并论的做法是轻率的。要判断国家、民族之于近代小说理论的意义，必须先弄清楚“国家”、“民族”这两个概念在近代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