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湖湘女性文学的界定与阐释

湖湘文化和女性文学都是早已成熟的概念，而湖湘女性文学则是一个新概念，2001年由湖南女学者万莲子提出，定义为“指所有籍贯在湖湘或出生地在湖南的‘文坛湘女’们的文学作为”^[1]。

本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即湖湘女性文学是指所有籍贯在湖南或出生地在湖南的女作家所创作的与湖湘文化相承、相通或相关的文学作品。万莲子的概念没有强调湖湘文化，而本书新定义的“湖湘女性文学”，强调了湖湘女性文学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另一位湖南女学者朱小平在《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中把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定义为“特指1900年至今，湘籍或准湘籍的女作家（其中不包括文学评论家）所构建的文学”^[2]。

本书为什么不沿用朱小平所定义的湖南女性文学这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而要重新定义一个更早出现的概念？因为湖南籍女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有可能同时被归入湖南以外的行政区域的女性文学，难免造成一些混乱，而湖湘女性文学与湖湘文化有深刻而广泛的相通之处，所以用“湖湘”这个历史文化概念代替“湖南”这个行政区划概念，以求得对女作家作品的地域文化精神归属的理解，而不过分拘泥于该作家过去的户籍和出生地，或现在的居住地。

一 地域文学研究的两大难题

20世纪湖湘女性文学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里地域化且性别化的一部分。什么是女性文学？当然就是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个定义是毫无争议的，因为每一个作家的性别都是非男即女，清楚无误的。然而，地域文学就没有性别文学这么清楚了。地域文学研究有两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在革命、抗战和内战相继发生的中国20世纪，随着政局的动荡，战火的纷飞，作家迁徙越来越频繁，身世越来越复杂，有些作家恐怕连本人也说不清故乡在哪里，比如琼瑶，籍贯湖南，生于四川，长于台湾，而地域文学研究者却必须发挥湖南电视台前台长欧阳常林的“湖南骡子”精神，把那些阔别的文学游子叫回来。早在20年前，欧阳常林曾有过千里追琼瑶的传说。他一口气从湖北追到桂林又追到昆明，责问琼瑶为何路过故乡湖南而不入。问得阔别家乡39年的琼瑶，当场拂袖而去。最终，欧阳常林还是取得了琼瑶的信任，拿到了她在大陆的版权。即使唤回了文学游子，也完全可能出现两个或者数个地域的文学研究者都把该作家（比如琼瑶）纳入自己家乡文学的混乱局面。如果该作家是知名度极高的大陆作家，还可能演出在大陆许多地方都出现的争抢名人故里的闹剧。

第二大难题是地域文学里有世界级的作家，有国家级的作家，也有地区级的作家，而地域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地区级作家身上灌注和世界级、国家级作家一样的精力和笔力，搜罗他（她）们早已被遗忘，甚至被遗失的作品，想象和复原他（她）们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对于那些从未红过的就要为他（她）们寻找在文学史上被忽略被低估的意义，尽量把他（她）们的地位往国家级和世界级层次上拉抬，以让所研究的地域文学看上去是一个来自同一地域、颇成规模蔚为壮观的作家群的文学，而非几个名家的名作展。如果地域文学研究者也来自所研究的地域，这种拉抬就难免有几分主观乡情的嫌疑。

为解决第一大难题，先来看看“湖湘女性文学”这个名称。这是指所有籍贯在湖南或出生地在湖南的女作家所创作的与湖湘文化相承、相通或相关的文学作品。本书所认定的属于湖湘女性文学的代表性女作家有：陈衡哲、袁昌英、白薇、丁玲、谢冰莹、杨沫、叶梦、残雪、蒋子丹、龙应台、琼瑶、汤素兰等。其中陈衡哲、袁昌英、白薇和谢冰莹这四位“五四”到抗战时期的湖湘女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或多或少被忽略被低估，本书对她们的创作尽心尽力而又实事求是地挖掘和拉抬，主观乡情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只要读者认真看了书中罗列的详尽资料和相关论证，就会对我们的学术态度有所认同。

其中，籍贯湖南而且生于湖南，长于湖南，至今一直留守湖南，作品里充满三湘四水的风物人事，人属于地地道道的湖南女作家，作品属于地地道道湖湘女性文学的有三位：残雪、叶梦和汤素兰。籍贯湖南而且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后来虽然远走高飞，但保留了鲜明的湖南人特征和湖湘文化精神，作品基本属于湖湘女性文学的有四位：袁昌英、白薇、丁玲、谢冰莹。

本书所论的湖湘女作家蒋子丹的情况特殊一点：祖籍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被招入湖南省话剧团做演员；在湖南文学创作成名后，调入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志担任文学编辑；后来随韩少功等人一起迁居海南，担任《天涯》杂志主编；现为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蒋子丹的经历丰富得令人眼花缭乱，但不管是回归原籍，还是来了又走，她都和前四位远走高飞的湖湘女作家一样，传承了湖湘文化不安于本分、渴望变革、敢为天下先的禀赋——袁昌英和白薇两位海归才女参加了新文化和白话文运动，谢冰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而蒋子丹迁居海南和丁玲投奔陕北堪有一比，都是当年轰动性的新闻，都是湘妹子有大动作的惊人之举。和前四位一样，蒋子丹的作品也基本属于湖湘女性文学。

二 唤回文学游子的三条途径

籍贯湖南，但并未在湖南出生，也未在湖南成长，不会说湖南话，生活与创作在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内基本与湖南无关的作家有四位：陈衡哲、杨沫、龙应台、琼瑶，她们只能称为湖南籍作家。要唤回这些作为文学游子的湖南籍作家有三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为人与为文里抹不去的湖湘印记，可以唤回文学游子陈衡哲。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县（今衡东石湾），生于江苏武进，结婚后随夫入川。虽然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但这位文学游子忘了——她名字里带的那个“衡”字，让她烙上了抹不去的湖湘印记。陈衡哲自传里提到的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勤于读书，为人正直，至今石湾还流传他不少故事。她的性情和才情应该都遗传自祖父，而且在父辈的远缘婚配中发扬光大，堪称湖南人里的湖南人：心直口快，性情似火，爱憎分明，不计后果。她暗恋胡适，从心眼里看不起重庆出生，身为四川大学校长的丈夫任鸿隽，在《川行琐记》里把四川人骂得狗血淋头，遭到四川笔杆子们的群起反扑。陈衡哲婚后还将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里，她从未想过要藏掖什么，一切出自真诚，别人如何误解，她是毫不在意的。更重要的是，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陈衡哲身上有丰富的体现，那就是她创造了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中国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硕士，执教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陈衡哲一看就是个浑身闯劲的湘妹子，这一点连反对陈衡哲的人也不否认，比如有的人以政治敏感度指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3]。

第二条途径：退而求其次的明智，可以唤回文学游子琼瑶和龙应台。对于琼瑶和龙应台的作品，我们当然认为首先属于台湾女性文学，其次才属于湖湘女性文学，反之就会很荒唐，遗留笑柄。琼瑶经不起欧阳常林的穷追，晚年作品如《还珠格格》《再见一帘幽梦》都是为湖南卫视独家打造，成为湖南卫视令同行羡慕的台湾独家合伙人。琼瑶到了晚年才终于发现与她的娱乐精神最合拍的传媒是大陆的湖南卫视，最能理解和演绎她的小说艺术的还是湖南老乡，才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建立在血浓于水基础上的文化相通。陈善雷在《从湖湘文化解读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一文里指出：

在湘方言中有两个特殊的词汇，即“霸蛮”和“灵泛”……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实则也含有“霸蛮”与“灵泛”的文化因子。湖南电视“山寨”现象从发生到延续实则也经历了“霸蛮”与“灵泛”的博弈之路。在此“山寨”现象发生的初期，某些综艺节目几乎是全盘模仿国外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很快就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栏目特点，加上湖南卫视这个平台的强大传播优势，使该节目不久便成为全国综艺节目中的佼佼者，并凭借较高的收视率及良好口碑而火了十余年。《快乐大本营》成功的案例其实就是湖南电视山寨文化中“霸蛮”与“灵泛”从博弈到融合的一个典型缩影。^[4]

湖南卫视能够成功地克隆国外节目，那么湖湘女性文学也一定可以唤回远在台湾的文学游子琼瑶，给湖湘文化的“霸蛮”和“灵泛”提供一个新的注脚。有了湖南卫视的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琼瑶晚年的作品既属于台湾女性文学，也属于湖湘女性文学。

龙应台虽对湖南只有一个祖籍地的概念，但台湾人都是以祖籍地人的身份自居，多年来她在台湾也一直以湖南人自居，直到2010年她到了北京大学做演讲时才忽然不自信“我是湖南人”：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

按龙应台在演讲中的说法，有一种境界，叫“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龙应台在北大演讲的开头是：

“我是站在北大，我是在北大演讲了吗……”恍然如梦。

我们当然可以郑重告诉龙女士，她确实在北大演讲。她说的那种境界最后一句叫“看山仍是山”。我们也可以说她的作品仍属于湖湘女性文学吗？可以的。湖南人，众所周知是喜欢搞政治的，富于斗争精神的，而龙应台的杂文就有很强的政论性，锋芒毕露，她是湖南湘潭籍人马英九“台北市长”任内的“文化局长”，现在又是马英九连任“总统”任内的“文化部长”。如果说湖南籍台湾作家琼瑶的晚年湖南化了，那么湖南籍台湾作家龙应台的风格和气质一直就是湖南人的，她自己也亲口承认，在台湾做了几十年的“湖南人”。当然不管我们多么想把她们唤回湖湘女性文学，也不得不承认，小资情调的琼瑶和口无遮拦的龙应台之所以能成名，得益于台湾各个历史时期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她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生活或者提出的问题主要都与台湾有关，她们的作品首先还是属于台湾女性文学。

按此推论，湖南籍北京作家杨沫的作品是不是首先属于北京女性文学，其次属于湖湘女性文学？唤回杨沫这个文学游子的难度，说很大也很大，说很小也很小。说很大，是因为杨沫与湖南的关联和对湖南的认同比远在台湾的琼瑶和龙应台要少得多，也模糊得多。

杨沫生于北京，卒于北京，虽父母都是湖南人，但杨沫从小与父母的关系相当疏远，而且不断恶化。她并没有对外高调承认过她是湖南人，甚至很少谈及湖南，只在1980年10月，她66岁时，曾回过她也许在内心深处仍隐隐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杨沫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汨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除了这次回湖南，还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版过她的两本书：《杨沫作品选》和《不是日记的日记》。在这几件微细如沫的往事之外，我们一时还找不到她与湖南相关联的更多更确切的事实，而且人已作古多年，再也没有琼瑶那种与故乡人深度合作的机会了。

唤回杨沫这个文学游子的难度要说很小也很小。首先，稍有些文学鉴赏力和社会阅历的评论家都不难看出，杨沫代表作《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一个吃辣椒长大、血液中有辣椒性的湘妹子，而不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北京姑奶奶。下面就摘录两段杨泽远在《侨报》发表的纪念杨沫的文章：

杨沫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吃辣椒长大的女性决定了她渴求动荡和冒险，又敏感多情，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丛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

老鬼这样描述他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每天挺着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

这时候的她，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中的林道静。^[5]

当1969年马建民在政治高压下为了自保，出卖了她——

……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建民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3个孩子。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被考量出质地。这个考量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6]

前面就说过，众所周知湖南人是喜欢搞政治的，富于斗争精神的。湖南人的特点在杨沫身上和在龙应台身上一样表露无遗，甚至在温情脉脉的琼瑶身上和笔下也有体现，比如她和笔下女主人公与父亲的紧张关系。

其次，杨沫作品与北京文学的固有传统和老北京的精神相距甚远。自老舍以来，北京文学的正统就定格和固化于小市民文学，关心的是小市民的饮食男女，喜怒哀乐，满眼皇城风物，满口京片子。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完全是女大学生气质，最痛恨的就是小市民和小市民意识，没有任何玩世不恭的样子。林道静对老北京的风物掌故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参加革命并且嫁给革命英雄。《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虽然从生到死都在北京，精神却与老北京南辕北辙；杨沫虽然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里，都很少提到湖南，但湖南的辣椒味却在她的生活与作品里无处不在。湖南籍北京作家杨沫的作品，只能首先归属湖湘女性文学，并且是正统，其次才属于北京女性文学，并且是异端。

因此，唤回文学游子的第三条途径就是：收编其他地域文学里的异端，可以唤回文学游子杨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