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袁昌英的文学创作与影响

1894年10月11日袁昌英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市转步口，一个绿树如荫、风光秀美、世外桃源一般的袁家冲。袁家是当地的名门大户，袁昌英的父亲袁雪庵，早年留学日本，后在山东、云南、湖南等省担任要职，是一位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袁昌英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基本的传统文学功底。12岁那年，她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中西女塾采用美国教材，美国教师授课，主要学习内容有西方科学知识、家事训练课程等。该校对英语很重视，主要为学生毕业留学欧美做准备。1916年，袁昌英远涉重洋，考入英国最高学府——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通过父亲的介绍，袁昌英认识了湖南长沙籍留学生杨端六。杨端六早年加入国民党，在武汉办报反袁世凯遭通缉后流亡日本，后在黄兴的支持下赴伦敦留学专修经济学。这个家境贫寒却很有才气的青年，很受袁雪庵的赏识。两个年轻人萌发了纯洁而美丽的爱情并订下百年之好，他们结伴漫游欧洲各地，每到一地购买一把茶匙作纪念。日后杨端六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介石多次请他担任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审计局局长，他坚决推辞不成后提出“不穿军装，不离开讲台”等条件，一度成为一名不穿军装的上将。

1921年，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女性不多，获得学位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路透社专门发了消息，中国的报纸也刊登了出来，但名字被误译为“张英”。同年，袁昌英回到祖国，在北平砖塔胡同和杨端六结婚，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证婚。婚后，杨端六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商务印书馆会计主任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在北平女高师教莎士比亚课。1926年，袁昌英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欧洲戏剧。两年后回到上海，在胡适当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授；此时杨端六已是经济学界的学术权威了，离开商务印书馆，在蔡元培主持创建的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经济组主任兼代所长，后兼任院会计主任。此时袁昌英的社交圈子日益扩大，经常高朋满座，常来往的除邻居周鲠生外，有李四光、杨振声、苏雪林等。1929年，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一年后杨端六也来到了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后担任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袁昌英担任英文系教授，兼授法语，深得学生好评，曾担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九一八”事变后，袁昌英带领女学生日夜赶制寒衣1000件，并致信胡适请代为联系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时苏雪林、凌叔华均在武大，三人并称“珞珈山三女杰”。1948年，袁昌英与苏雪林一同被邀请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代会并选举总统。

1949年5月，袁昌英以单纯而热情的态度迎来了武汉解放。袁昌英婉拒了母校巴黎大学发来的讲学聘书，满怀对祖国的爱和希望留在武汉大学。做了无数次交代后终于闯过了忠诚老实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险关，只被评为四级教授。后来袁昌英加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市文代会，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后，她转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了译介苏联资料，她年近60岁时苦学俄语，达到了一定水平。她还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按照国家对台统战的需要，她写信给在台湾的旧友。1957年是袁昌英和杨端六人生命运的急转之期。袁昌英被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又被湖北省高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在街道干部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亲生儿子宣布与父母分居划清界线。1965年杨端六去世，71岁的袁昌英独居在珞珈山一间小房子，饱尝老年的沧桑。1969年，在驱逐“五类分子”的运动中，袁昌英被赶回她最初出发的地方——湖南省醴陵市转步口，在一位远房侄子家度过了最后的三年时光。

一 袁昌英的文学活动

综观袁昌英的文学活动，我们可以粗略分为如下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游学期：1916—1927年。目前已知的袁昌英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20年1月12日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的通讯《大学男女同校说》，1920年以前很可能有作品创作甚至发表，只是还尚未发现。这一时期袁昌英最为关注的是妇女解放、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等问题。如《论女子留学的必要》《敬告新当选之女议员》《中国妇女参政运动之前途》《觉悟与时机》《智识主观说》等共8篇，同时有6篇翻译作品，也大多与妇女问题相关。第二个关注的重点是精神分析学说，1921年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释梦》介绍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接受、掌握精神分析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后，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运用。1922年创作、1930年发表的戏剧《孔雀东南飞》就是以精神分析学说和女性主义解读传统题材而出新的代表作；1925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玫君》也有这种影响。这一时期共有创作16篇，译作6篇。第二阶段为繁荣期：1928—1937年。袁昌英二度留学归来在上海定居，以后跟丈夫一起双双迁到武汉大学，生活日趋稳定，进入创作高峰期。这时袁昌英的学术思想开始成熟，在文学史和文论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有《法兰西文学》《西洋音乐史》两部专著，有《文学的使命》《现阶段所需要的文学》《莎士比亚的幽默》等14篇文论，在学理性探讨的同时也注重与时代结合。原创性文学作品也相当可观。1922年创作的《孔雀东南飞》于1930年发表，最后修改定稿也应在这一时期。除了抗战话剧《饮马长城窟》以外，袁昌英所有的戏剧作品均创作发表于此阶段。共有《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人之道》《笑》《春雷之夜》《文坛幻舞》等9个剧本。小说散文有《再游新都的感想》《巴黎的一夜》等9篇。翻译的剧本小说共有法国作家班拿（Jean Jacques-Bernard）的《玛婷：痛苦的灵魂》和奥尼尔的《绳子》等4篇。第三阶段为发展期：1938—1948年。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四川，在颠沛流离之中，袁昌英深受贫困之苦，但她保持坚定乐观的精神，创作译介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绩是《法国文学》，作为王云五主编的“复兴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在1944年出版，该书以《法兰西文学》为基础，从中世纪到20世纪，洋洋18万字，立论扎实，许多新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同时有《关于〈莎乐美〉》《现代法国文学派别》等3篇学术论文。用杂论来评点时局热点依旧是袁昌英的重点，《听了教育部长谈话以后》《在法律上平等》《谈建国中的心理建设》《谈谣言》等仍然关注妇女解放、民族精神等问题，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依旧浓烈。以弘扬民族正气、歌颂抗日将士为内容的剧本《饮马长城窟》，由正中书局作为“青年守则剧本”出版，《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等都和抗日有关。1948年，时局风雨飘摇，袁昌英全年只有一个小小的短篇小说《一颗微妙的心》，并从此结束了一个学者、作家的创作生涯。总结袁昌英一生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三个重点：一是对妇女问题的长期关注与呼唤；二是对于国家民族时局的关注与评点；三是译介外国文学的不懈努力。

二 袁昌英的影响与研究

作为我国较早的一名女作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她具有较高的成就和较大的影响，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苏雪林、凌叔华齐名。早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受到了胡适、阿英等人的肯定，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被选入当时的中学国文课本。1933年，英国来华教授费鉴照在《旁观》上发表《袁昌英女士的戏剧》一文，认为袁昌英是中国少有的女剧作家，作品的文艺品质值得探究和寻味。他逐一评判了《孔雀东南飞》等7个剧本，其中还提到一部我们今天还未找到的《笑》。1937年，苏雪林发表《记袁昌英女士》，主要从为人、情趣方面着眼，只是笼统地肯定了她的学问和创作。沈从文曾在《湘人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指出：“新文学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脸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1949年以后，袁昌英基本处于边缘地位，对她只有简单的定性批判，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和台湾几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袁昌英的作品，同时有零星的评价文章发表。出版的作品选有：《袁昌英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袁昌英文选》（台湾洪范书店1986年版）、《袁昌英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山居散墨》（《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系列之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重要的研究论文有李扬于1981年在《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发表的《作家、学者袁昌英》，苏雪林为《袁昌英文选》所作的序言等。其女杨静远完成了一些资料收集工作和回忆录，编选了《飞回的孔雀——袁昌英》，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国外，挪威奥斯陆大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伊丽莎白·艾德女士对袁昌英的剧作特别是《孔雀东南飞》的东方家庭结构的心理研究极感兴趣，1983年不远万里专程来北京搜集关于袁昌英戏剧创作的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女汉学家艾米·D.杜灵（Amy D.Dooling）和克里斯蒂娜·M.杜生（Kristina M.Torgeson）合编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一书，该书收录了18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袁昌英也被列为其中的一位。袁昌英虽然未被人们完全忘记，但其学术和文化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与其相关的论文很少，许多时候仅一笔带过，或仅作为例证资料一用。许多论文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沾染着偏见和狭隘色彩。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用4页的篇幅论述了袁昌英的戏剧，在部分肯定之余却认为“明显地暴露了她对旧礼教、旧道德的留恋”，“反映了她的局限性和保守性”，“看不清复杂现象后的历史动向”，阶级分析的政治评判显然偏离了文学评论的正确方向。康咏秋等人的《湖南文学七十年》依旧存在相同的不足。吴康等人合编的《湖南文学史》虽在立论方面趋于合理，但仍然失之简约而未能深入。即使作为专门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者，也没有对袁昌英作应有的了解。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绯的专著《空前之迹：1851—1930年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其中有这么一段：“曾经留学英国研究政治经济的袁昌英则提出，要注意那些‘未入学校，或不能入学校之女子’，为了不至使其落入‘永远无智识之黑暗牢狱中’，她向女议员呼吁‘为贫而好学者’提供教育经费。”^[1]说袁昌英曾经留学英国研究政治经济，翻遍现有资料尚不能找到这一结论的一点证据。事实上，这个错却错得有据：1922年《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七号发表了袁昌英的《敬告新当选之女议员》一文，前面有几行记者说明，“……袁昌英女士为杨端六先生的夫人，曾留英研究政治经济有年……”记者由经济学家杨端六而想当然以为袁昌英也研究政治经济，由于对袁昌英缺少起码的了解，这位较有名的女性主义专家也就顺其当然地以讹传讹了。

历史原因与文学批评中的男权话语导致袁昌英长期被遗忘而在文学史上缺席。用正确的批评观来研究袁昌英是文学批评中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也和重写文学史、发掘中国女性文学传统密切相关。集创作、评论、翻译于一身的袁昌英20世纪初留学英法近十年之久，接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长期浸润，唐宋遗韵和欧风美雨在她身上留下了双重的影响。她曾最早指出了《茶花女》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异同，具有较为明确的比较文学意识。通过她显然是研究现代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途径，甚至可能发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作为湖南有名的本土作家，袁昌英也是区域文学和湖湘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章力图从袁昌英和西方思潮的关系入手，揭示她对西方现代思潮的接受与超越。在那西潮滚滚的年代，处在欧风美雨之中的袁昌英接触过的西方现代思潮很多，但本章仅选择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唯美主义、泛神论作为论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