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湖湘女性文学的多元语境与文化品格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好一幅充满了强烈动感、强劲力度、浓烈色彩的立体的湘江秋色图！毛泽东的这几句诗可以看做20世纪初的湖南充满动感和力度的各种社会进程的暗喻，一个个图强思变的热潮在三湘大地上下翻腾，前赴后继：“湘军热”“革命热”“女校热”“留学热”“抗婚热”……更替式构成湖湘女性文学生成的多元文化语境。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参政从军和求新求变是湖湘文化的四大要素，成就了湖湘女性文学的辉煌，也造成了它的局限，而湖湘文化的“楚味”“辣味”“俗味”“怪味”让湖湘女性文学的文化品格一如湘江橘子洲头秋色图，呈现浓烈刺激的特点。

一 文学生成的多元文化语境

湖湘女性文学在晚清得以生成，可以说是多元文化语境在相互矛盾中碰撞、更替和融合的结果，其间匪夷所思的进程让湖湘女性文学的生成具有相当的吊诡性。“湘军热”是晚清军界和政坛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湘军的系统甚至吸引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加盟。湘军是晚清最强悍的军队，但领兵的竟然都是一群书生。靠湘军起家的曾国藩家族本来是保大清的力量，而其家族的富有和教养让家族内的女眷不用为生计奔波，能够腾出时间忧国忧民，其中一位名叫唐群英的女性渐渐走上革命道路，投入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热”，成为推翻大清的一员。唐群英在辛亥革命中身挎双枪率女子北伐队攻下南京总督府，建立传奇功勋。但后来，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唐群英弃武兴学，在湖南大办女校，革命家摇身一变为教育家，当然文学家身份还继续——唐群英一生各个时期都在创作旧体诗词。而在全省“女校热”中最终脱颖而出的是由一位名叫朱剑凡的男性创办的周南女中，培养了许多女革命家和女作家，成为一代名校。周南女中出身的丁玲和湖南省立一女师出身的谢冰莹虽然后来都成为大作家，但最早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湖南女性并非湖南的女校培养的精英，如向警予、蔡畅、陶斯咏、丁玲、谢冰莹等，而是在女校发起的留学运动感染下，确实出过洋留过学的大户人家的小姐：陈衡哲、袁昌英、白薇等，因此，要追溯生成湖湘女性文学的文化语境，最早要追溯到“湘军热”，然后是进步的“革命热”更替了保守的“湘军热”，然后是文教的“女校热”又更替了武力的“革命热”，然后出洋的“留学热”更替了本土的“女校热”，最终，“留学热”成为生成湖湘女性文学的直接文化语境，而“湘军热”、“革命热”和“女校热”是直接文化语境出现之前铺垫性的、环环相扣的和更替式推进的多元间接文化语境。

近代史上声名显赫、战功卓著的湘军最特别的一点是书生带兵，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都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介书生，这种矛盾之处为湖南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吊诡发展埋下了伏笔，也让近现代以来湖南人的文与武之间有了一层永远也扯不清的关系，这种亦文亦武、左诗右枪的关系直到毛泽东身上仍然显而易见。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在与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军作战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在“湘军热”中，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这使“湘军热”不再局限于军政范围内，而慢慢成为一种弥漫全国的有人才熏陶力量的泛文化语境。辛亥革命之前的晚清，因为平定太平天国有功，曾国藩家族成了湖南最富有、官运最亨通的家族，也是湖南最有知识、最有教养的家族。湖湘女性文学最早的开拓者就是曾国藩家族的一位女眷——唐群英。她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被孙中山赞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她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近代著名的女报人、女诗人、女教育家，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其列为中华百年八大女杰之一，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尊称为“一代女魂”。

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出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新桥黄泥町（今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三吉堂，是湘军提督、振威将军唐星照的第四个孩子。20岁时，遵父遗命嫁与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唐群英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她们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评论时政，抒发抱负。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秋，她应秋瑾之约，东渡日本求学，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次年5月，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同年7月，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称赞她，说：“你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你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0月，同盟会会刊《洞庭波》出版，她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唐群英回国后，便创建了“女子后援会”，筹集粮饷军资支援前线；同时挑选青壮年女子组建“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员。在光复南京一战中，唐群英以身挎双枪、智勇攻城的英姿而获得“双枪女将唐群英”的威名。

这位烈女，还曾为争取男女平权，当众掌掴未将“男女平权”写进党纲的宋教仁、林森。但是在孙中山的规劝下，唐群英决定将党内之争暂且放置一边，与宋教仁站到同一战线，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孙中山是持肯定态度的。但随着一些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日益妥协，孙中山也“爱莫能助”了。1912年9月2日，孙中山致函唐群英等原同盟会女同志，不无难处地指出：“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君等专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29]

孙中山的来信，对唐群英的启发很大。从此，她改变了原来的“激烈的手段”，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才。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

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她确实为振兴中国女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12年10月至1930年的18年间，唐群英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致力于普及女子教育，为争取女子参政权作长期打算。她单独或与友人合作，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了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所学校，其办学热情之高，办校数量之多，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堪称首屈一指。

不过，在致力女子教育，培养新型女性方面质量最高的女校还不是由女杰唐群英创办的众多女校中的任何一所，而是由一位名叫朱剑凡的男性海归创办的周南女中。

朱剑凡为湖南宁乡人，1905年留学日本归国，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拨高明”，于是不顾清廷禁止女校明令，毅然献出泰安里私宅，卖掉宁乡全部田产，捐银近12万元，办“周氏家塾”，最初只收本族亲属，后扩大招外姓女生。当时，湖南还没有女子中等学校。1903年的影珠女校，是一所乡村小学。随后的湖南第一女子学堂，1904年即奉令停办。1907年，禁令放松，朱剑凡取《诗经》：“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之义，于1910年正式定校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附设小学和幼稚园，设置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有学生400余名。1916年改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成为湖南第一所正规女校。

周南女中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大批妇女人才，如向警予、蔡畅、陶斯咏、丁玲、劳君展、曹孟君等。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就是该校师范科毕业生。向警予、陶毅（斯咏）和蔡畅亦被称为“周南三杰”。著名作家丁玲也是该校学生。该校拥有一批知名教师，如徐特立、张唯一、周以栗、陈章甫、吴芳吉、李肖聃、唐梅村等。“五四”运动中，该校学生办起周刊《女界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唤起妇女冲破古人“四德”的樊篱。新民学会有女会员19人，周南师生占13人。朱剑凡毁家兴学，呕心沥血培养人才的事迹，在校内广泛流传。该校创作了《纪念朱校长》的歌，建有“剑凡堂”。

向警予、陶毅（斯咏）和蔡畅确实是周南女杰，但她们并非湖湘女性文学的创始人，湖湘女性文学的建设还有赖西方缪斯的眷顾。毛泽东、蔡和森等十分注重“女界同时进化”。在他们的推动下，1919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在该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现代老一辈的女作家几乎都出过国留过学，陈衡哲1914年留美，袁昌英在中国妇女中第一个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白薇、谢冰莹都到日本留过学，这为她们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西学基础。春江水暖鸭先知，留学生是最早感知文学新体裁的人。陈衡哲在留美期间发表的白话文小说《一日》，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是湖湘新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

当然，海归也有海归的短处，尤其是那些远离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欧美海归，虽然专业有成，水平很高，但对中国社会的感知和认知不免有些隔膜。陈衡哲和袁昌英都有一份靓丽的欧美留学履历，这方便她们回国后在大学里谋得一份稳定的教职，然而，大学教书的职责让文学创作成了业余爱好，呈现断断续续的状态，不成气候。而且，大学的象牙塔让教授的创作一般不接地气，无法与时代洪流同步前进。

准确地说，湖湘女性文学是由留学欧美、执教大学的湖湘女作家肇始的，而湖湘女性文学的母题是由留学日本和无留学经历的湖湘女作家奠定的。湖湘女性文学的母题是什么呢？这就要提到“五四”时期与“留学热”同时的“抗婚热”。

1910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南女校学生会主办了校刊《女界钟》，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等问题，就在《女界钟》发刊后不久，新娘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又无法抵抗，绝望之中，自刎于花轿内；袁舜因婚后，因文化低，“土气”，受到丈夫的歧视，含恨投水而死。这两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发九篇杂文，对封建制度展开了猛烈抨击。朱小平在《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里指出：

当时在湖南文化界不少人替赵五贞喊冤、控诉封建礼教，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道德革命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母题。湖南女作家如白薇、谢冰莹、杨沫等，因本人就是出走的“娜拉”，而在作品中更表现出觉醒的新女性形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30]

按朱小平的说法“道德革命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母题”，我们认为湖湘女性文学的母题就是——革命+女权，这里的女权既包括抗婚，也包括男女平等和一切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革命+女权”母题的代表作品是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和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我们已在前面作了介绍。现在，我们光看这些作品的题目就仿佛可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地上人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滚滚洪流。这些作品，静坐书斋是写不出来的，要写非得纵身跃入洪流当中不可，而女作家们纵身一跃的英姿也在题目中依稀可见。杨沫的《青春之歌》最终将“革命+女权”的母题，转换为“革命+恋爱”的模式，说明女权问题已经在时代发展中逐步得到了解决。

“赵五贞事件”所掀起的“抗婚热”，将婚姻自由对女性的重要性提到求学权、工作权和参政权之前，其对湖湘女性文学的影响比“留学热”更为久远，余波一直到“中国娜拉”出走后嫁给革命英雄（《青春之歌》）为止，这是湖湘女性文学的又一次更替式前进。

二 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及文学审美品格

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的湖湘文化，造就了“纤笔一枝谁与似”的丁玲、学贯中西的文学先驱陈衡哲、革命青春的杰出讴歌者杨沫、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残雪等一大批湖南女作家。“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种带着地域文化印记且人才辈出的现象，是其他省份很少有的一大女性文学景观。

对于湖湘文化的内涵，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多方探讨。朱汉民等人将湖湘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四阶段为今后的发展），即孕育阶段（楚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湖湘文化阶段和近代湖湘文化阶段，并对后两个阶段的文化要素和特征作了概括。认为古代湖湘文化具有三大要素：一推崇理学，二强调经世致用，三主张躬行实践，这三大要素又形成这一文化的三大特征。认为湖湘文化在近代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转型，湖湘士人不仅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而且创造了巨大的政治事功，体现出质朴的民性民俗，并“导致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精神’和‘独立之根性’”。^[31]与朱汉民等一样，王兴国等人亦从四个历史时期概括湖湘文化的特征。

与以上学者不同的是，丁平一女士等人则试图从总体上概括湖湘文化的特征。丁平一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由近代湖湘士民们陶铸而成的湖湘文化传统：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重践履、重实求的经世致用学风；踔励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俗。”^[32]彭大成认为，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是：“（1）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2）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3）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4）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5）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33]而对后人“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两个方面”。^[34]

2012年12月11日，湖南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在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下，经广泛征集、反复提炼并报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审定，“湖南精神”表述语正式向社会公布，即“忠诚、担当、求是、图强”。发布会介绍，“湖南精神”的内涵博大精深。“忠诚”铸就湖湘之魂，这是“湖南精神”的核心；“担当”彰显湖湘职责，这是“湖南精神”的特质；“求是”体现湖湘之风，这是“湖南精神”的精髓；“图强”昭示湖湘之路，这是“湖南精神”的追求。

整理一下上述学者与官方的看法，我们认为湖湘文化总的说来有三要素，就是敢为人先、心忧天下和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在陈衡哲、谢冰莹和丁玲身上有明显的体现。陈衡哲的《一日》开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之先河，谢冰莹是中国女兵文学的开创者，丁玲政治上大起大落的一生一直在变化。心忧天下和经世致用这两个要素在湖湘女作家唐群英、白薇、丁玲、谢冰莹和杨沫身上明显体现为对参军从政的热衷。唐群英在家乡的时候和秋瑾一起心忧天下，后来腰挎双枪参加了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争取女子参政权，后来又办学济世，堪称代表湖湘文化的女完人。白薇早年就参加武汉国民革命，后来又拖着病体投奔抗战前线。丁玲以文小姐之身，远赴陕北从军，一生在政治风云中大起大落。谢冰莹先以女兵飒爽的英姿参加北伐，后又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杨沫的代表作是描写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是她本人的自传体小说，她和丁玲一样是向革命朝圣的文艺界女楷模。

罗婷在《中国艺术报》撰文《湖湘女性文化与创新型湖南建设》，描述了作为湖湘文化子文化的湖湘女性文化的特质：

追溯历史，我们看到在湖湘女性的血脉里绵延流淌着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就是“敢为人先、大情大爱、至刚至柔、坚毅执著、勤劳聪慧”的湘女精神。这种精神汲三湘四水之灵气，承湖湘文化之底蕴，集广大湘女之智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一代代湘女的心灵深处一脉相承。^[35]

上述湘女精神在湖湘女作家身上都有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体现。我们选出五位湖湘女作家分别代表湘女精神的五个方面：首发白话文小说的陈衡哲代表敢为人先的湘女精神，捐资兴办女学的唐群英代表大情大爱的湘女精神，从“文小姐”到“女将军”的丁玲代表至刚至柔的湘女精神，四度逃婚四次入狱的谢冰莹代表坚毅执着的湘女精神，创作了64部畅销言情长篇小说的琼瑶代表勤劳聪慧的湘女精神。

湖南师范大学田中阳教授是极罕见的不赞同湖湘文化多要素论的学者，他虽将湖南文化和湖湘文化精神区别而论，但都强调其政治挂帅的单一要素属性。他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中，将湖湘文化界定为“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滥觞于南宋时期，由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响湖南乃至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区域性文化思想流派。……然湖湘文化在本质上只是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在近世的延续和广大。”^[36]湖湘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具体地说，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我以为这是承传至今的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质”。^[37]“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湖湘文化对湖湘文学起着成败皆萧何的重要作用：“这个世纪一波逐一波的湖南作家们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类同性，他们形成了一个同质的文化类体。他们有着刻骨铭心的政治情结，‘文以载道’的自觉使命，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这既给湖南文学、中国文学带来过辉煌，但又造成某些偏失；既使湖南作家在这个政治风云席卷翻滚的世纪里生逢其时，成为一群群文学俊杰，但又限制了文学伟人的生成。他们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区域特色的创作群体。”^[38]

我们认为，湖湘文化刻骨铭心的政治情结对湖湘女性文学也有成败皆萧何的重要作用。关于成就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以丁玲为例来谈谈偏失。政治情结让丁玲左转之后的作品除少数杂文和短篇外，基本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丁玲“通过压抑或抛弃女性自我，进而抛弃知识分子自我而终于称臣于那个在想象中无比高大的群体，我们历史的一贯胜利者群”——“人民大众”。^[39]“她的创作不再是一种发问、思索，而更近于一种翻译，把意识形态译写为经验性的、审美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本文，而不再去触动这些概念本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复杂的、有艺术力的小说，但却是工具化了的艺术和工具化艺术的功力。”^[40]

与田中阳单刀直入要害的学术思路不同，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不但秉持湖湘文化多要素论，而且他在《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一文中对湖湘文化的多要素构成以及与湖湘文学的关系做了学界迄今为止最华彩的表述：“流寓文化、理学文化、红色文化和地域民俗文化，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主体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四大支柱。其中，流寓文化、理学文化和红色文化以历时态的方式依次递嬗和运演，而地域民俗文化则以共时态的方式生成并生生不息于湖南的三湘四水之间。前者主要是观念的精神文化或精英文化，后者则是物质载体的感性文化和世俗的民间文化。它们的相依相伴、相交相融，共同形成湖湘文化的总体风貌，流淌出湖湘文化的浩浩大川。这便是湖南文学最基本的文化背景”。^[41]

“我们从湖南文学的风貌与流变中，能够找到湖湘文化的精神因子，也能在湖湘文化的背景之下，把握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我把这种品格称之为三种可资品鉴的‘味’。一是‘楚味’。这种楚味的审美品格有三：一是为民生不屈志节、为理想殊死搏击、‘发愤以抒情’的慷慨大气；二是瑰丽想象以述情志、高扬自由以畅胸襟、铺张宏丽以成磅礴的浪漫主义精神；三是在语言表达上流光溢金、千回百转、华赡奇巧的辞藻美。二是‘辣味’。辣味是湘菜的标志，也是湖南人秉赋个性的主色调——自强不息、骁勇不屈、锋芒犀利、涛头弄潮而不甘落伍的进取精神的体现。作为湖南文学审美品格的‘辣味’，则是指湖南文学经世致用、文以载道、针砭时政的特点……三是‘俗味’。这里所说的‘俗’，不是庸俗、媚俗，而是指风俗、民俗、世俗、通俗。湖南文学在审美方式上的这种‘俗味’品格主要来自本土的地域民俗文化，它是由湖南三湘四水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神话传说、湖湘儿女的生活方式、语言表达习惯、文化心理背景等世代相传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而成的。”^[42]

上述三种历时态文化之中的前两种流寓文化和理学文化主要影响湖湘古代作家，而晚近的一种红色文化在新时期以前的大部分湖湘女作家身上有着强烈体现。白薇和丁玲都是红色组织左联的成员，丁玲还是左联的领导之一。杨沫的《青春之歌》讲的是一个白区小资少女林道静怎么在救国救民的时代潮流中一步步“染红”的。如果把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的国军的某个时期也看做革命的，进步的，那么参加过国民革命的唐群英和谢冰莹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湖湘文化中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完全可以宽泛理解为政治情结。

上述唯一的共时态文化——地域民俗文化则在新时期以来的湖湘女作家身上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残雪现象与湖湘文化的密切关联最早受到湖南师范大学谢南斗教授的关注。谢教授在专文中指出：残雪的“人道精神和生命意识，来自于胡宏‘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世俗人本学说。她的思辩风格和夹叙夹议，集社会心理小说、哲理小说和风俗小说之大成的风格，来自于湖湘文化的思辩传统。其语言的乡土化和方言的出色运用，更增添了湖湘文化的风韵。残雪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正是湖湘文化浸润和抚育的结果。”^[43]“她的两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黄泥街》和《突围表演》，简直就成为货真价实的长沙风物志，水气十足的长沙方言大展览，洋溢着长沙街头浓郁的市井气息：‘像金龟子那么大的绿头苍蝇’，黄老婆子‘门上安机关’，‘鬼剪鸡毛’的传说，拉屎的‘洞眼’，‘区长腋下的狐皮骚（读nao）’，这类用语习惯，只有长沙土生土长的人才能领略其中无穷的韵味。”^[44]董外平和杨经建指出：“残雪总是被塑造成极度西化的文学实验者，本土语境常常被忽略。残雪深受楚巫神秘主义文化的影响，楚巫神秘主义文化赋予了残雪一种神灵附体的巫性气质，并给她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一股神秘主义的‘巫风’。残雪对女巫形象的迷狂书写以及对梦幻世界的临界体验，都与楚巫神秘主义息息相关，从而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45]残雪之外，湖湘女性文学地域民俗文化的代表是叶梦。十余年来，叶梦寓居长沙，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写着关于她的故乡——益阳的文字。叶梦以对故乡的敏感、细腻和独特的感悟，执着不懈地创作她的故乡赞歌，从历史到现实，从风景到风俗，逐渐形成系列。我们完全可以说，她成为了益阳的文化符号，益阳的文化代言人。

毋庸多言就可从以上表述看出，湖湘文学审美三味之“楚味”和“俗味”在湖湘女作家残雪和叶梦身上也表露无遗，此外，她们两人楚巫般灵异的文字还符合欧阳友权所说的楚味的审美品格之二：“瑰丽想象以述情志、高扬自由以畅胸襟、铺张宏丽以成磅礴的浪漫主义精神”。欧阳友权所说的楚味审美品格之一的为民生不屈志节、为理想殊死搏击、“发愤以抒情”的慷慨大气，则在杨沫的《青春之歌》里林道静那种如屈原一般上下求索的理想主义激情里可以感受得到，在台湾湘籍作家龙应台发出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天问里也不难领略得到。欧阳友权所说的楚味的审美品格之三“是在语言表达上流光溢金、千回百转、华赡奇巧的辞藻美”，我们可以在台湾湘籍作家琼瑶那婉约、精工、清丽的古典辞藻里把玩得到。

至于湖湘文学审美三味之最后一味“辣味”，则可以说凡是湘女的书写，都有几分辣，不过有的是泼辣，有的是香辣，有的是麻辣而已。“湖南人特有的个性气质使得丁玲、白薇、谢冰莹等湖南现代女性作家呈现出泼辣坚韧的风格。坚韧的性格、泼辣的作风是湖南人的典型特征，这在丁玲、白薇、谢冰莹等女性作家身上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她们的生活历程中都遭受过非人的磨难：年少时期逃婚以反抗家长制，成年时期或身陷囹圄，或遭受婚姻变故，或疾病缠身。面对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她们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应对，把湖南人吃苦耐劳、坚毅顽强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样，她们把这种风格也带到了文本创作中，使她们文本中的女性人物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个人情感上，一个个都自立自强，从不依附于男性。”^[46]本章第一节在介绍杨沫的时候已经分析过她身上湖南人的辣味，提到杨泽远先生在《侨报》发表的纪念杨沫的文章：“杨沫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吃辣椒长大的女性决定了她渴求动荡和冒险，又敏感多情，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兹不赘述。

我们细加区分湘女书写的辣味，丁玲、白薇、谢冰莹、杨沫的辣是“泼辣”，辣得过分，女性意识在对政治的过分关注中有所丧失而导致阳性化的辣；琼瑶和叶梦在保留女性意识和优美语言的前提下反抗父权意识，张扬女性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这种辣我们名之为“香辣”；龙应台力图以己之力影响改变社会生活的诸多丑恶弊病，她文章的基本风格是目光敏锐，说理透彻，言辞犀利，往往一针见血，直指要害，这种辣我们名之为“麻辣”。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味：“怪味”，作为湖湘文学审美第四味。

残雪和蒋子丹是“怪味”湘女书写的代表。残雪和蒋子丹的作品都比较荒诞怪异。蒋子丹以写作荒诞小说作为自己的创作目标，这种荒诞小说要求所有细节都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构成一个怪味豆文本。《黑颜色》写一个美术学院的女生，因总是用不好黑颜色而受到教授的斥责。然而，一场意外的车祸之后，她却出人意料地用黑颜色画出了一幅美丽的永恒……真是怪哉！《绝响》写一位女诗人如何以自己的自杀身亡为结局，构造了一幕幕“痴心女子负心男”的爱情传奇，却最终被解读为因两尾黄花鱼而负气身亡的市井闹剧，是一幕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荒诞怪异喜剧。而残雪的小说，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怪异的声音，她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读者的挑战。很多读者抱怨残雪的作品怪到让人读不懂。残雪的小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读懂过？或者她根本就没想要能被人读懂。连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阎真也发出质疑：残雪后期小说迷宫里到底有什么？——“我们看到，乔伊斯也好，卡夫卡也好，他们的作品尽管充满了排斥读者的力量，但在一种较为专业的眼光审视下，意义的轮廓还是相当清晰的，并没有陷入一种猜谜的境地。而残雪后期的作品，意义的轮廓则显得模糊、游移，难以穿透。这是残雪与那些大师们的一个主要区别。这是残雪的长处，又是她的短处。”^[47]显然，从怪到怪，里外都怪，甚至为怪而怪，既构成了残雪作品引人探究的魅力，也让残雪在某种程度上作茧自缚，有迷失在自己构筑的怪异迷宫里出不来的危险。

三 为人为女的女权思想与女性意识

为人与为女，是陈衡哲在评论女人的两种规定角色时的用语，我们用来借指湖湘女性文学的女权思想与女性意识的两种基本维度。

为什么是女权思想与女性意识，而不是女权主义？因为与西方的女权主义相比，湖南20世纪的女权主义作品或许还只能称作女权思想或女权意识。湖南女权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它从一开始就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倡导女权，考虑得更多的是女性在社会、文化变革中的实用价值。他们倡导革命时总忘不了发掘女性革命潜力的权力，而倡导女权时更忘不了他们真正关心的革命。女性解放始终被视为“人的解放”的总目标和突破口，妇女解放运动走的则是一条“革命加女权”的道路。因此，湖南女性的解放意识难以超然物外地坚持纯人学（人性）的立场，会不断自觉接受为男性政治所决定的国家意识的干扰和统驭。

与之不同，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人权运动的产物，并与西方女性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同中国妇女相比，西方妇女的个性意识较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要早两百至三百年，20世纪的女权运动更促进了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在寻求妇女解放的过程中，西方妇女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其间充满了奋斗的艰辛和斗争的锋芒。她们所获取的每种权利都是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因此，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鲜明而激进，其显著特征就是将性与政治结合，突出两性之间的对抗和女性特征。^[48]

为女与为人，孰先孰后？按照自然物理，当然是先为人，后为女，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所谓变成，即“第二性”的命运不是先天而是后天的，是被社会造成的。也就是社会习俗，而非自然物理，让女人为女凌驾于为人之上，在为女之后甚至不再为人。在英文中，人的单词（human）可与男人的单词（man）通用，但不可与女人的单词（feman）通用，因为女人是次等的，是第二性。波伏娃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探究了妇女的历史处境，认为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以及社会性别制度造成的。人类的解放是共同的，这种解放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而妇女的解放则是一个社会解放的晴雨表，所以傅立叶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49]在启蒙运动的冲击下，中西方女性开始摆脱身上沉重的锁链，从幽闭的深闺，步入社会、历史的舞台。

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期，在此之前的秋瑾是其先驱。她创办的《白话报》《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权，她的思想在当时属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前卫，属于20世纪。她的创作及活动实际上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先导。秋瑾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她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最完备的妇女解放的思想，其要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第二，要求婚姻自由；第三，反对女子缠足；第四，提倡女学和主张妇女经济自主；第五，主张妇女走向社会，参与国事。^[50]

秋瑾之后的“五四”时期，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一大批世家出身的湖湘女性走出国门留学深造，如陈衡哲、袁昌英和白薇等，接受了西方女权主义熏陶，成为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和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而另一批平民出身的湖湘女性如丁玲、谢冰莹等，则留在国内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成为社会解放大潮裹挟下自发的女性解放主义者。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女性观：一种是以陈衡哲为代表，她非常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她认为：女性应将“为人”与“为女”统一融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衡哲写了系列妇女问题专论，特别强调“母职”，视母职为“民族的命脉”。她认为男女平等不等于“女子男子化”，女人“从一个性奴隶的地位超升到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应使“为人”和“为女”两重人格趋于平衡发展。在她看来，一个女子的“性别人格”在她的生命史上的影响，比起男子来要“大而深刻”得多，因而，忽视“女”字，会带来畸型的、残缺的人生。另一种女性观则以丁玲为代表：1928年，丁玲由“莎菲女士”的个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她认为女作家应该由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我，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因此竭力遏止女性情感生活、女性气息，泯灭性别界限。1929年末，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文，并冷傲地对约稿者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基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始终置于整个社会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之中，基于女性文学一直是主导文学的组成部分，女作家们大多希冀把“女”字消融于“人”字中，消融于时代和阶级的意识中，以特殊方式使女性自我意识得以呈现。就此，有的女作家不愿戴上女作家桂冠。^[51]

虽说丁玲不卖“女”字，但正如王蒙所说，丁玲“确实是一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她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52]美国哈佛大学华裔教授王德威说过：“谈论现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及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活动，丁玲每每是不可或缺的要角。”^[53]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作者头一次直露地表现了一个女人对于男人的渴望。尽管我们得承认，“公开表现妇女的性压抑和社会困境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带有‘解放’性质的运动”^[54]，但毕竟丁玲将这件事做得十分成功。只有在丁玲的故事中，“理解女人”这一最具现代女权意识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作者也还是于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不只是作为地主侄女，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丁玲笔下的女性都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她们身上独特的女人味恰恰来自于其所具有的、有别于女性传统的一种“丈夫气”。以至于有批评家称，凡是“能够深入体会丁玲这些作品内涵，而又熟读当代女性主义先驱、法国女作家德·波伏娃的人，大都会说：丁玲堪称中国的波伏娃”。^[55]

然而，我们也要承认，“五四”时期觉醒的女性意识很快就被随后而至的民族与阶级的现实危机所冲淡，追求女性解放、对女性角色的探索也就被追求平民大众的解放、大众角色的探索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后，女作家极力融入大众角色与声音的本文呈现，便是这一转变的体现。而滞留在极少数女作家那里的女性体验与女性话语（如张爱玲）的本文，无疑受到大大的冷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意识又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女作家遵循着无性的书写路线与社会通行的文学表现内容和形式，把自己消融在男性为本位的国家政治之中。妇女问题似乎不再因反封建任务的需要与迫切而被重视与提出。尽管妇女获得了空前解放，但滞后的封建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在妇女解放的表象之下，湖南妇女和中国妇女一样，陷入了对性别问题既十分敏感又认识模糊，既言不由衷又无法言说的境地。

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借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气候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引入，中国妇女问题如同其他社会问题再次受到重视。湖南文化女性在较为宽松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始尝试直面男性谈论男权状态下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问题。至此，对妇女问题的探讨便真正具有女权主义的色彩。女性借着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东风，终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回到女性自身，避讳已久的女性意识或多或少，夹杂在朦胧的人性苏醒中苏醒，从而促使她们不可避免地又继续20世纪初的女性精英们对女性角色内涵的探索，并从文化、历史的层面书写女性、探寻女性本体。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迅速缩短了中西女性文学之间的差异，并呈现出与20世纪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女性文学发展趋同的态势——由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追求到对女性经验、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女性生命本体的回归。

在这种回归方面，湖南新潮散文女作家叶梦是代表。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本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叶梦眼中，“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娲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叶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呈现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己说自己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叶梦的笔下一一展现。

当叶梦在描摹女性躯体感受的时候，另一位湖湘女作家残雪女性以个性写作来达成女性写作。但残雪和丁玲一样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写作者。丁玲不卖“女”字，而残雪的东西女人不太容易欣赏。残雪自己也宣称，她的作品，小女人是看不懂的。人们认为残雪是个性写作而不是女性写作。残雪认为只有彻底的个性写作才能把女性写作进行到底。她认为《五香街》是彻底的个性化的，因此也是女性的。残雪说：“我把自己的小说叫做‘描写本质的小说’。形象是内部的，与外部的表现是有区别的。里边的形象是怎样的，按照它来写作。出发点与其他的小说拉开距离，所以，一般人看了会有陌生感，行为、行动、思维的方式、讲话的语气，全是相反的；我所写的小说是幻想的文学，所有里边的东西都是道具。要有道具、有幻想，那是为了看自己，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只能通过镜子，写完小说后，自己也成为一个读者，反复对照作品内容进行反省，现代社会的女性，不管是否从事文学创作，都应该不断地批判自己，反省自己。……它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反动，它的目标是彻底的个性化。中国女性在数量上确实倾向于传统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改革解放了多少妇女呢？不管怎样，我要在艺术中大声呐喊，奋力张扬，告诉人们现代美究竟是什么。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天性。”^[56]

残雪张扬女性个性的呐喊还未停息，与她的荒诞派小说风格类似的湖湘女作家蒋子丹凭借着现代小说手法中的反讽与调侃、幽默与荒诞，对男性中心话语秩序进行挑战。著名女评论家王绯说，蒋子丹作品中“前拳击冠军、记者和生物工程学博士从不同的方面所显示出的俗陋，仿佛是蒋子丹故意对男性恶点与弱处的不失时机的展览，以达成一种女性主义立场上的男性批判。……如果幽默是一个人智慧和自信的体现，那么这篇作品（《从此以后》）的反讽之于蒋子丹，展示的正是女性主义者审视男性丑陋心理和人性弱点时的内在自信，它既是一种主体心灵感觉状态的外化，也是一种具有前瞻意义的女性书写姿态”。^[57]

总之，“为人为女”里的“为人”，被残雪在创作中替换为“为个人”。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写作使湖湘新时期女性文学呈现出真正多元的、丰富的发展态势，女性主体位置的探寻和建构正以个人的多种方式展开。“为人为女”里的“为女”，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还是非女性主义的，无论是立足于批判男性中心意识的还是以肯定的方式认识女性自身成长的，无论是社会文化历史的还是个人家庭生活的女性写作，都在寻找和争取着属于女性自己的一份生存发展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