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左传》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关于其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虽然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但经过章太炎、刘师培、杨向奎等人和沈玉成、李学勤、赵生群及台湾的张高评等人的多方论证，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1]中的看法仍旧为大多数人所遵从，人们一般采信该书系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传述《春秋》而作，成书于战国早期，而关于《左传》流传的最原始材料则出于《汉书·儒林传》。
作为两千多年前产生的一部传世典籍，《左传》几乎从面世起就负载着众多的责任，经学、史学、文学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哺育后人。在史学中，《左传》被认为是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清代皮锡瑞《经学通论》亦评价《左传》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2]而他的这句评价虽然在客观上认可了《左传》的文学价值，也为我们揭示了《左传》两千年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左传》通常被认为是五经之一的《春秋》之“传”，自己在汉代被立于学官之后也成为经学之一种，在后人的阐释中，“经学的《左传》”几乎一度成为《左传》研究的全部。
然而《左传》文章也一直被它以后的作家们视为学习的范本和楷模，唐宋以来更是备受推崇，韩愈以“《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作为先秦文章“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例证之一，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并共同作为文学范本，清代最负盛名的桐城派散文家也奉《左传》为圭臬。从文学角度论，完整的叙事框架、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思想倾向让《左传》拥有了出入各类权威文学史的永久通行证，并成为我国叙事散文和史传文学的双重典范，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杨公骥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均给《左传》以重要地位就是有力的证明。
应该客观地说，20世纪以前的《左传》研究几乎均在经学的羽翼之下进行，相关文学讨论虽是可贵的旁逸却终究不够系统，连从宋代延续到清代的评点一脉也未能脱此窠臼，刘世南先生在为郭丹《左传国策研究》所作的序中更是说：“有关《左传》的著作，俱列经部，绝大多数是从经学角度加以论述，从文章学去探讨的，只有清代王源的《左传评》和冯李骅的《左绣》。”[3]他同时也说：“那种点评过于烦琐，论析也不够深刻、准确；艺术特色的分析，更有不少模糊之谈。原因是‘以文章点论而去取之’，‘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所谓‘文章’就是‘时文’，也就是八股文。原来王、冯两书是为应试的儒生习作八股文服务的。这自然不能符合现代人的要求。”[4]
要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就要从现代人的视角去观照《左传》。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历了“疑古”风潮，人们对《左传》的研究变得更加客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史，都是先分析其民本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然后揭露统治阶级腐朽生活、歌颂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再从叙事富于故事性、文字精练传神、行人辞令之美、战争描写出色等方面来归纳其艺术成就，思想性始终先于艺术性。
从文学方面看，钱锺书的《管锥编》[5]共收录了关于《左传正义》的六十七条札记，从书法义例、思想、风俗、训诂、文章技巧等诸多方面对《左传》进行了探讨。钱氏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广泛征引古今中外各种材料，与《左传正义》互相比较，互相发明，目光独到，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在观点和方法上都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很大启示。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6]汇集了作者一生通过《左传》研究先秦史所作的札记，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很有参考价值。在注释整理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7]，这是“五四” 以来对《春秋经》和《左传》全文作校勘、新注的第一部著作，博赡精审，影响很大。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8]从刘知己《史通》取例，以刘熙载《艺概》对刘氏言论的赞同和引申为据，并言及章学诚、冯李晔等关于左氏叙述方法的分类，主要梳理了《左传》叙事记言的特点，重点从战争叙事、人物塑造及辞令和细节的描写上进行了阐发，借以说明这部书对后世记事散文和小说的影响明显而且深远。
进入新世纪，又出现了多部关于《左传》研究的重要著作。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9]共选取列国国君、卿大夫、君夫人等150多位，将其生平重要事件进行全面汇总，为《左传》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参考范本；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10]和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11]则从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的角度对《左传》的重要意义予以评价，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12]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左传》具体问题的看法；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13]和美籍学者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14]均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展开相应研究，王书虽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定隔膜却也在相当意义上开辟了《左传》研究的新方法；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15]全以《左传》人物为对象展开论述，但28万字中只给了女性不足7000字的篇幅似乎略显偏颇；郭丹《左传国策研究》[16]从文学角度将《左传》与《战国策》进行合并研究颇有特点，但于《左传》而言未免不够全面亦不够深入；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17]以词典方式对《左传》进行研究，虽于文学关系不很密切，却也是相当有益的资料和工具书；张高评继《左传文章义法掸微》[18]《左传之文学价值》[19]之后又出版了《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20]，分别从《左传》的文章之法、文学影响和春秋书法的运用等方面展开论述，堪称台湾《左传》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品，前两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于台湾，第三部2005年出版于上海；此外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21]、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22]、黄鸣《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23]等均由博士论文改写出版，代表了最新的《左传》文学研究著作。
关于《左传》的研究论文，较早产生影响的其实更多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陈咏1955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两篇长文《试谈〈左传〉的文学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典型性问题》[24]和《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25]，通过标举《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成就，为《左传》的文学研究迈出了较为切实的一步。郭维森的《〈左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26]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左传》的思想的文章，对其中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特别探讨。1963年5月19日的《光明日报》上曹道衡发表文章称《左传》为“史传文学”而不是历史散文，从此为“史传文学”命名，并进一标称了《左传》的文学性。曹道衡还通过对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分析，指出 《左传》刻画历史人物与历史小说的本质区别。[27]这些文章都为后来的《左传》文学研究奠定了大体的基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左传》文学研究在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出现了多维的趋向，但绝大多数《左传》文学研究都是从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方面展开的。除了学者们在与时俱进思想指引下不断修正自己和他人的学术观点以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中一部分属于意义不大的重复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虽系后学之作却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学术研究趋向和学术水准。这些论文中，对《左传》进行文学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人物研究、战争叙事研究、行人辞令研究、礼俗研究、预言研究、宗教文化研究等方面，也就是说这些论文多以《左传》文本为依据，对《左传》的某方面内容进行较为单纯的专一性研究，而对《左传》的文学发生和文学影响及其他文学构成因素的研究普遍用力不多。
通过赵长征《20世纪〈左传〉研究概述》[28]、张高评《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29]、何新文、张群《现当代的〈左传〉人物研究》[30]、罗军凤《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近三十年来〈左传〉研究述评》[31]、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32]、李卫军《〈左传〉评点史述略》[33]等综述性文章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以来甚至更加久远的《左传》研究情况，张高评的《左传之文学价值》特别值得重视，堪称一部别开生面的《左传》接受史。但“文学”研究的脉络似乎仍旧不够清晰，也很少有人在有限的文字内将与《左传》相关的文学问题一一阐释清楚，即使是系列研究也很难做到。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涉及《左传》文学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增加。李永祥博士的《〈左传〉文学论稿》[34]，强调春秋时期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判断《左传》与《诗经》的特殊联系，立足“战争”“鬼神”等叙事，细审《左传》的立意和辞章，论证其相关描写艺术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特别影响。王崇任博士的《〈左传〉文学专题研究》[35]，重视冯李骅的“《左传》文分四时说”， 依托“志人”“志怪”篇章，结合各种文体和“语”类分析，以探讨《左传》的叙事艺术。陆丽明博士的《〈左传〉与唐代散文》[36]，主要从唐代散文家的教育、科举背景入手，结合他们作品风格及各自对《左传》的评价，指证其对《左传》的继承，从而探讨《左传》思想、艺术在唐代散文当中的珍贵延续。王玲博士的《〈左传〉鲁人形象研究》[37]，深入根究《左传》中鲁人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还原他们鲜活生动的形象，并从一个新异的视角将鲁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化。
综上所述，文学研究在《左传》研究界有着一定的热度，也有着一定的持续关注度，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也时有更新，但研究视野或过于笼统或相对狭窄，研究对象则或相对零散或过于集中，能对《左传》的文学由来、文学思想、文学表现和文学价值进行全面发掘，指向明确、针对性强的长篇研究作品更是并不多见。
《左传》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先秦典籍，对《左传》进行细致的文学研究对《左传》和受《左传》影响的中国文学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基于对众多文献的梳理和考量，我们发现《左传》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驰骋研究者的思想和想象，正如张高评在他的《左传之文学价值》中所称：“左传之作，初不为文学而发；然文学造诣之深，文学内容之富，文学价值之高，又使左传称古今卓绝，著述罕闻。”[38]本书的研究是将《左传》一书作为特定时代具有文学意义的典籍来予以观照，力求跳出经学和史学的局限，主要借助先秦典籍所保留的文化信息和相关的考古发现，将《左传》文本还原到故事发生的春秋时代，并结合作者的创作心态和创作背景，充分发掘该著作内在和外在的文学因素，使人们真正理解《左传》的文学表现和文学内涵。
本书的研究主要依据《左传》文本展开，在具体内容上结合春秋时代世族衰落与士族兴起的历史背景，考察《周易》哲学思想、《尚书》历史观念和《诗经》诗性表达濡染下的春秋文学活动的必然性、必要性和丰富性，从而为《左传》作者以“立言”和“不朽”为目的的文学观念的表达找到依据，进而为《左传》文学图景的展开确立基础。而《左传》继承春秋笔法以全知视角进行的编年体叙事尽展才子风范，对春秋史事的铺陈、对战争叙事的偏爱、对充满传奇性的男人和女人的描写都使它成为春秋三传中不折不扣的“另类”，也正是这些使它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学气质，成为春秋“三传”之中真正的高标。我们固然不能改变《左传》“经”或“史”的文化负载，但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剥夺和遮蔽《左传》的文学责任与文学面貌。
本书以《左传》文本为立论依据，部分内容兼采《国语》与《史记》及其他典籍，记载有异者则以《左传》为准展开论述；其次借用经学、史学、哲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类别的研究方法，采用比较法对《左传》相关文学构成要素进行细致分析，探讨其文学性质的具体表现；再次采用个案法对《左传》的重点内容和精彩段落进行文本细读，以发现和强调其文学表现和文学意义。本书目标具体、方向明确，直接以“文学”二字点明题旨，力求用文学研究法为人们打开阅读《左传》的另一扇通透之窗，让经学研究者、史学研究者和普通人一道轻易地走进《左传》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从研究视角上看，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多注重对《左传》文学表现和文学影响进行描述，而对《左传》成书、《左传》文学表述语言和表述方式生成的原因及该书为何在战国之初这一特定时段生成缺少必要的挖掘和梳理，本书则从西周以来甚至更早的中国文化表现及记载入手，力求在展示春秋时人文质彬彬的生活场景的同时，通过此前典籍的写作方式、写作内容、写作寄托等对《左传》作者的影响和《左传》作者独特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来揭示该书产生的必然。对“前《左传》时代”的探讨应该更有利于我们从更多方面向文字背后探求该著作的文化内涵。
从研究方法上看，《左传》经学研究从汉代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传》史学研究与之相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随着经学研究的边缘化风生水起。伴随着学术界无休止的“经史之争”，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却均已趋于成熟。但对于《左传》文学研究而言，在近代以前取得最突出成就的研究方法无疑是评点，但中国式的评点在细节上有精致熨帖之利，于文学对象的整体评价却颇显力不从心，现代以来的研究则多注重人物形象研究或是引入西方叙事学概念予以套用或化用。本书拟以思想史、社会学等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采用中西文论结合且突出中国传统文论的方式展开具体文学论述，以凸显《左传》的文学质素，尤其是其中显在的“中国因素”。
从研究内容上看，本书以《左传》文本和春秋时段为研究重心，以同时期的相关典籍为陪衬，同时兼及“前《左传》时代”和“后《左传》时代”的文学思维和文学表现，与此前类似研究最大的不同是覆盖面较广，对“源”的探究较“流”会更多一些。从具体内容上看，本书不能舍弃和回避战争叙事与辞令表达等重要问题，却在人物评价的章节之中有所突破：也许是由《左传》为男权社会作史的基本条件所限，历来研究《左传》人物的学者几乎都将视线全神投注于男性，对女性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仅仅给予轻轻一瞥。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女性的出现也是春秋时代风云突变直接或间接的诱因，甚至引导和决定了事态的走向与结局。基于此，本书首次将两性人物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评述，相信这种设置能够有利于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左传》记述的春秋生活的真实面貌，也更有利于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这一时期女性的地位和作为。
研究过程中本书采取“点”“线”“面”结合的办法探讨《左传》“史蕴诗心”的文学本质，进而阐发其文学内核的生成和表现。“点”是指选取典型，借“三传”以《春秋》为依据的共性化情节和《左传》的个性化书写点明其文学特征；“线”是指透视春秋前后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春秋之前的文学存在揭示春秋生活“文质彬彬”的底色，再综合左氏的思想状况点明《左传》文学产生的必然；“面”是重点照顾春秋故事发生的时代特征，以文本和典籍为依据还原时代、铺设情境，使人们切实感受到《左传》的文学笔法和文学寓意。本书力求纵向描述《左传》的文学生成、文学表现和文学影响，亦可横向展示春秋大舞台上的各色人物和以事件为表征的春秋生活与左氏最真实的创作意图。
[1]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9页。
[3] 郭丹：《左传国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 同上。
[5]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6]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
[8]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齐鲁书社2001年版。
[10] 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2] 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齐鲁书社2007年版。
[13] 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5] 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年版。
[16] 郭丹：《左传国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 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8] 张高评：《左传文章义法掸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
[19] 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
[20]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1] 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22] 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 黄鸣：《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陈咏：《试谈〈左传〉的文学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典型性问题》，《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第8版。
[25] 陈咏：《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光明日报》1956年12月16日第8版。
[26] 郭维森：《〈左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教学与研究汇刊》1958年第2期。
[27] 曹道衡：《论〈左传〉的人物评述和描写》，《光明日报》1963年5月19日第8版。
[28] 赵长征：《20世纪〈左传〉研究概述》，《文史知识》2000年第10期。
[29] 张高评：《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30] 何新文、张群：《现当代的〈左传〉人物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1] 罗军凤：《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近三十年来〈左传〉研究述评》，《文学前沿》2007年第2期。
[32] 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3] 李卫军：《〈左传〉评点史述略》，《兰州学刊》2009年第12期。
[34] 李永祥：《〈左传〉文学论稿》，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35] 王崇任：《〈左传〉文学专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36] 陆丽明：《〈左传〉与唐代散文》，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
[37] 王玲：《〈左传〉鲁人形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
[38] 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