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家漱石的文学出发

佐藤泰正

夏目漱石在他的《文学论》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怀着被英国文学欺骗的不安之念开始了伦敦之行。”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和论及，某位知名评论家是这样理解的：这种不安之念，并非起于对文学的不解，而是起于对自身的不解。

从一开始漱石就把“我是谁”当作最大的探究对象。他的所有疑惑都来自“人生是什么”这一终极命题。对漱石来说，他的文学出发基于：人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人生。凡论及人生的学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他说：文学是指向人生的，苦痛也罢、穷困也罢、忧伤也罢，凡人生之所遇即文学，呈现它们的自然是文学者。

在创作《道草》和《明暗》期间，漱石的文学创作已经完成了从“往相契机”到“还相契机”^[1]的回转，特别是在晚年，提出“则天去私”，这不仅仅是人生论，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论的构想。他把创作与学理、人生观与文学观，诸如此类不即不离的二元概念统合起来，可以这么说：求心与求道的姿态贯穿了漱石的全部文学作品。发表在明治二十九年十月的一篇题为《人生》的作品里，漱石曾这样写道：小说无非是展示了错综复杂的人生的某个侧面，从中教给我们一条哲理，无论是“叙述境遇”，还是“描写品行”，或者“尝试做心理上的解剖”，以及“从直觉上审视生活”，在所有这些方式的底部，都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权且叫作“狂乱”的东西，小说之于人生意义的解释，不是明言而是暗示。文中提到的不可思议的“狂乱”，构成了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内核”。漱石早年的作品中也隐约出现这样的句子。如在《一夜》中，漱石说：“我很无奈地认为，自己是在写人生而不是写小说。”在《兴趣的遗传》里，他却又固执地相信：“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小说，或者是已经接近于小说的不自然的东西。”而在长篇小说《矿工》里，他又将“无性格论”深度展开，断定：“真正的人生纠葛，是小说家们永远写不出来的，那是连上帝也拿它没办法的东西。”

1900年，33岁的漱石远渡重洋留学伦敦，决定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弄明白一件事：文学究竟是什么？漱石是如何看待文学的呢？他认为：“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似乎是两类不沾边的物质”，无法在他那里统一起来。我曾经在很多场合下说过，漱石是那个所谓“文明开化”时代最独立的一位作家，当然也是最苦闷的一位作家，他以文学的方式对文明的批判、对社会的批判，随着时间的流转，其意义显得格外重大。

在执笔创作《心》的前一年的年末（大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漱石应邀在母校第一高等学校做了一次题为《模仿与独立》的文化演讲，其中说道：日本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总是沿着西欧文化的踪迹一路追赶是不行的，我们要学会培养独立的志向。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演讲中，漱石反复触及到“自白”的话题：人如果犯了罪，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是，倘若犯罪人的内心，有一条像秘密通道一样的隐秘空间，让他逃脱似的可以对罪行进行反思，做最真诚的自白和忏悔，至少在他的灵魂深处，罪恶感会得到释缓。这样自白式的小说是好小说。在法律上，有罪必罚，但是在文学上，罪恶感被彻底洗清了。长篇小说《心》里，“先生与遗书”那一章第二节，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正在自己剖开自己的心脏，要把它的血泼到你的脸上去。当我的心脏停止搏动的时候，能够在你的胸脯里孕育着一个新生命，我就满足了。”真正的文学是人间学，漱石的文学出发，从审视自我开始。

以上章节，摘自《夏目漱石论·作家漱石的出发》，是我早年的旧作，节选其中的片段，权且为李玉双的这部论著作序吧，一则为祝贺论著顺利出版，二则期待夏目漱石的文学在美丽的中国产生更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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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往相与还相：都是日本佛教术语，往相即在极乐净土获得往生的姿态；还相即获得往生的人再次回到人世，教化众生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