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余裕”与“非人情”

“余裕”是漱石提出的文学主张。1907年冬，漱石为其挚友高滨虚子的写生集《鸡头》作序，在序文中反对按照西方的文学分类法对小说进行分类。西方式的分类是浪漫派小说、写实派小说和自然派小说等，而他主张将小说分为“余裕”和“非余裕”两种。鲁迅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作者的说明中，对漱石的“余裕”小说做过如下概括：“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之人生也。”^[1]关于“余裕”的文学主张，漱石借画工做过这样绝妙的论述：“旷达和天真显现出余裕，而余裕之于画，之于诗，乃之于文章，皆为必备的条件。当今艺术的一个弊端就是所谓文明的潮流一味驱使艺术至上，使他们拘束于一格，随处做龌龊的表演。裸体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2]

漱石在提出“余裕”文学主张的前一年发表了小说《草枕》，作品中提倡“非人情”文学观，这也正是作者所主张的“余裕”文学的前奏。他在小说的开篇就指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时，便产生诗，产生画。”诗人与画家的天职与使命就是为了让人在难居之处“尽量求得宽舒”，艺术的尊贵在于“能使人世变得闲静，能使人心变得丰富。”^[3]这是关于人生与艺术的一段精彩表述，蕴含作者所持有的独特“非人情”文学审美趣味，简言之，“非人情”就是引导人超脱世俗的文学观念。漱石认为人活在世上是痛苦的。首先是“与人无争，一分钟也无法自立。尘世如此相逼，人生不免当今之苦”。其次是“所谓欢乐，均来自对物的执着之念，因此包含着一切痛苦。”所以，他说：

然而诗人和画家，都能尽情咀嚼这个充满对立的世界的精华，彻底体会其中的雅趣。饮霞咽露，品紫评红，至死无悔。他们的欢乐不是来自对物的执着之念，而是与物同化一处。一旦化为物的时候，茫茫大地上再也找不到树立自我的余地。于是自由自在抛开了泥团般的肉体，将无边熏风尽皆盛于破笠之中。我之所以一味相信此种世界，并非喜欢标新立异，借以恫吓市井臭小儿，仅仅为了陈述此中的福音，以召示有缘之众生。从实质上说，所谓诗境，画境，皆为人人具备之道。虽则阅尽春秋、白首呻吟之徒，当他回顾一生，顺次点检盛衰之经历的时候，也会从那老朽的躯体里发出一线微光，产生一种感兴，促使他忘情地拍手欢呼。倘若不能产生这样的感兴，那他就是没有生存价值的人。^[4]

“非人情”文学主张能使人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悲愁，具有浮扁舟游桃源趣味的艺术，正如荷尔德林诗中所言“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住在大地上。”

善难行，德难施，节操不易守，为义而舍命太可惜。要是决心实行这些事，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要敢于冒犯这种痛苦，内心就必须隐含着战胜痛苦的欢愉。所谓画，所谓诗，所谓戏剧，都是蕴蓄于此种悲酸之中快感的别名。了解其中意趣，方能使吾人之作变得壮烈，变得娴雅；方能战胜一切困苦，满足胸中一点无上的趣味；方能将肉体的苦痛置之度外，无视物质的不便，策驱勇猛精进之心，甘为维护人道乐于受鼎镬之烹。若是站在人情这一狭隘的立脚点给艺术下定义，那么可以说，艺术潜隐于我等富有教养之士的心里，它是避邪就正、拆曲就直、扶弱抑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结晶，光辉灿烂如白虹贯日。^[5]

漱石质朴憨厚、襟怀宽广，看重人性中“正”、“义”、“直”的美好品行，厌恶庸俗低劣的市井小人。他认为，只有“正”、“义”、“直”的人才能创作出高雅的文学作品，以此带动社会的高尚风气。

1881年，15岁的少年漱石进入汉学专门学校二松学舍，该校是由三岛中洲于1877年创立的汉学私塾，建学精神就是如何实现个人学问的精进，无论是汉学还是国文课程，都是围绕精进，继承和发扬阳明学的理念。漱石在二松学舍学习的时间不是很明确，据他的弟子小宫丰隆所记，至少在明治十四年在二松学舍学习一年。纯真少年漱石胸怀以文学立业的梦想，在这个以儒教为建学精神的私塾里，接受《论语》、《孟子》、《史记》和唐宋诗词等课程的教育，他以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汉籍，受到的感化和影响至大，成为他日后的思想根基。漱石早年就已经显露其文采，11岁读小学的时候，在同级生编辑的回览杂志上，所写的《正成论》，无论是立论还是文采，都让老师和同学感到吃惊。漱石曾在《木屑录》中也谈到他幼时的梦想是“有意于以文立身”。但其长兄的意见是文学难以在社会上谋生，劝他改学英语，后来他听从了长兄的忠告，从二松学舍退学，进入成立学舍学习英文。1890年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英文科。在大学，他结识了正刚子规，成为好友。正刚子规喜欢俳句，后来成为俳句和短歌的改革人物，在其影响下，漱石对俳句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自幼就深受汉文学熏染，对东洋的诗文有一种亲近感。

漱石在大学期间，所修的东洋哲学学科的论文是《老子的哲学》，围绕老子哲学中的修身、治民、道等观点，对其言论加以批判，尤其对老子虚无的主张给予批评，认为这种逍遥出世的观念，无力纠正社会现实。他希望用绝对的尺度，放弃相对的价值判断，但对老子哲学中的宇宙论抱有很大兴趣，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共鸣。他在同年所写的《英国诗人对天地山川的观念》一文又对老子做出肯定。老子的“道法自然”是漱石晚年思想“则天去私”形成的原因之一。

东西文化修养的融合孕育出漱石奇迹般的艺术杰作。他自称他的头脑一半是日本人的，一半是西洋人的，所以他思想上总有两股相反之力，“漱石走向了‘洋学队长’的道路，而且又有着总想从其中逃出来的冲动”^[6]。这铸就了他的双重性格。漱石的诗性、人格只有在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和王维身上才能看到，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受过近代西方文明洗礼的他，在社会现实纠葛中不忘追求自我确立，两种相反的力量，构筑起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