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占卜就是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已知事物推断吉凶祸福的预测术。由于人类有希望知道个人或集团或国家未来命运的愿望，又有趋吉避凶的心理，因此占卜自远古至现代都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对人类的行为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占卜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地位的高低和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大致说来，越是古代，占卜的地位越高，在社会上起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深入研究占卜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存在实况，就要具体而微地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占卜。但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实际上这种研究往往与占卜发生作用的程度相反，即越是近代，研究资料相对越多，研究也就越容易开展。

以中国为例，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占卜文献大量流传下来。目前我们看到的占卜典籍，绝大部分都是宋代以后撰写的。这就为研究宋以后的占卜术、占卜思想、占卜行为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但是唐以前则不同。拿唐代来说，比较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占卜典籍只有《开元占经》、《乙巳占》等数种。仅仅依靠这有数的几种占卜典籍来研究唐代的占卜实况，显然是不行的。比如，据此我们并无法知道当时使用了哪些占卜术，哪种占卜术比较兴盛、影响较大，哪些占卜术正趋于衰亡，并由此来探讨占卜术发展的规律。

或曰，正史的书志中不是保留了大量的占卜书目吗？据此不是也能研究当时占卜术的类型吗？不错，依据正史书目是研究学术史的重要途径，但是要注意，正史书目特别是像《旧唐书·经籍志》那样的书目，记录的几乎都是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而占卜，恰恰是在民间有着最广泛的流传，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占卜书不被登录在正史书目上。而缺少了对民间占卜书、占卜术的了解，占卜研究将是非常不充分的。因此，以往对唐代占卜的研究不能深入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料的缺乏。

如同《日书》的出土激活了对汉代占卜的研究一样，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中的占卜文书也为研究唐五代占卜的学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份资料之所以珍贵，首先是由于它大大弥补了我们研究资料的匮乏。敦煌占卜文书以多于儒家经典的数量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占卜的流行状况；以十数种类型不同的占卜术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占卜术发展到唐五代时出现的特点和变化。其次，这些资料都是千年前的原物，没有经过后人加工，其中许多还是民间使用的占卜书。资料的原始性增加了它的可靠程度。据此不仅可以切实去研究当时社会的占卜特别是民间占卜术的实况，也可以辨别后代占卜典籍的时代性和真实性。比如后代那些托名于袁天纲、李淳风等人撰写的所谓唐代占卜书籍，用敦煌占卜典籍一比较，就立刻可以分出真伪来了。

但是，尽管敦煌占卜文书如此重要，使用者却甚少。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人将这批文书系统全面地整理后公诸于世。所以一般的学者不了解这批文书的数量、内容和价值。而之所以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实在于整理敦煌占卜文书有相当的难度。它不仅需要有专门的占卜知识，而且要有整理敦煌文书的经验。笔者出于研究唐五代占卜的需要，近两年来下大力气对敦煌占卜文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笔者的工作，首先是从已公布的数万件文书（也包括若干未公布的如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书）中将占卜文书挑出，然后将挑出的占卜文书分成不同类型，并注意在每一类中尽可能地按性质异同分出更小的类别，以便于读者利用。其次，笔者将敦煌占卜文书与公私书目记录的，以及流传下来的唐五代占卜典籍进行比较，借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其他地区使用的占卜典籍的异同，从而说明当时社会占卜的普遍性和地区的特殊性。最后，笔者研究了唐五代占卜的一般特点和向宋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及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特点及变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目的是研究唐五代的占卜，本书的落脚点最后也就归于这里。

书后所附的三种附录中，第一种“编号表”起着敦煌占卜文书索引的作用；第二种是深入研究“占卜与唐代政治”的尝试；第三种是在日本调查唐代占卜典籍的心得。三种附录都是对敦煌占卜文书整理工作的补充。

本书没有对每一件占卜文书都给出完整录文。这一工作将在以后陆续完成。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有志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五代占卜，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民俗史的学者（以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一份可靠的资料，为上述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