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心智接近文学的自然步骤

上面三个环节，大致来讲，便是梵第根所谓“认识书籍的阶段”，亦即“心智接近文学之认识的自然的步骤”。对此，梵第根曾给出一段较为明确的总结性表述：

第一个手续便是“选择”：只有那具有一种价值，一种“文学的”价值，即艺术的最低限度的，才配得上文学这个名称。这些作品供给心和智一种多少有点强烈的“享乐”，而在这“享乐”中，有时已有钦佩的分子了。在这最初的接触后面，接续着“文学批评”的阶段，这文学批评有时是主断派的、论争派的或哲学派的……有时是印象派的……但往往总是主观而并非完全史料性的……接着“文学史”来了，它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者均加以解释。[6]

这里所接近的“文学”，很大程度上，属于梵第根强调的“一般文学”范畴[7]。“一般文学”囊括了“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并与“文学之史的发展”无关，“凡同时地属于许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一般文学的领域之中”[8]。梵第根的“一般文学”概念，是区别于“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也有别于“比较文学”，“一般文学”包含了文学批评、诗学或美学的因素，因此与历时性研究相对，而强调跨越多民族和国家文学现象的共时性讨论[9]。虽然梵第根在对“一般文学”进行划分论证时存在偏颇之处[10]，但这一概念及“古宅之喻”所象征的三个基本步骤，形象描绘出心智于文学逐层深入的接触过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同时，我们援引的主要原因，亦在于其对作家、作品、读者的涵盖，以及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等诸多方面的贯穿[11]。

从读者的阅读本位出发，“古宅之喻”作为一个理想中的模型，当然仅是复杂现实状况的简化。梵第根在“古宅之喻”后紧接着也指出，面对一件“固定了的文学作品”，仍有更为“广大的课目要完成”，并应区分“作品以外”与“作品以内”两个方向的研究：前者指研究一部著作的“本原”和“际遇”，即配合该书作者的生涯，探求该书的前驱、源流、帮助它产生的影响，以及在读者大众间的成功、批评界的好评、重版等。后者则包括这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例如书中表现的故事、思想、情绪，结构、作风、技法等[12]。梵第根强调这些“课目”的内部与外部研究，其初衷在于帮助“文学史”正名，以洗脱那种“文学史给名著拖泥带水地加了许多评注，而妨碍人们去欣赏那些名著”的看法[13]。

不论梵第根描绘“古宅之喻”的出发点为何，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差异毋庸讳言，就像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所说，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文学研究则“是一门知识或学问”[14]，从接触文学到步向文学研究，心灵和资质确实需要经历逐渐成熟的阶段。韦勒克尽管曾对梵第根“一般文学”的概念存有微词，但他在看待文学作品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上，却颇受这一概念影响。韦勒克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具体作品是研究的核心，而文学作品的价值恰在于其摆脱了创作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15]。有必要插言，梵第根“古宅之喻”并不考虑如下因素，即那个居于古老宅院中的读者是否具备文学创作的亲身经历，如果有，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文学研究造成影响，因为历来就存在消除“文学”与“文学研究”之区别的意见，比方说，“除非一个人自己创作，否则他就不可能理解文学，遑论研究文学”等诸如此类的见解。就此问题，我们赞同韦勒克《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所持的立场：

文学创作的经验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有用的，但他的职责毕竟与作者完全不同。研究者必须将他的文学经验转化成知性的（intellectual）形式，并且只有将它同化成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16]

不难看出，文学研究（literary scholarship）在韦勒克，被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与一般的“共鸣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广义的“阅读”或“阅读艺术”有所区分，文学研究不仅仅服务于阅读艺术，也不只是个人修养的目标[17]。

通常来讲，“文学研究”由“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和“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三大要项构成，就像“古宅之喻”暗示的那样，正常心智接触文学，势必引发这三个项目的自动涌现。一方面，三者辩证统一，相互依存且彼此渗透。另一方面，在分工日趋明确的现代社会，对其加以区别，也至为关键和势所必然，“三个学科是而且将来也是各自不同的”[18]。依韦勒克之见，文学理论旨在概括“所有戏剧、所有文学、所有艺术”的“一般性”特征，是关于原理、范畴和标准的研究，是一种方法上的原则（organon of methods）。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则偏向具体文艺作品，“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当然，“这种说明只有基于一种文学理论，并采用通行的术语，才有成功的可能”[19]。

应该说，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区分“是相当明显和得到普遍承认的”，但三门学科的密切蕴涵又决定了其“合作的必要”，毕竟很难想象脱离其他而孤立存在的任何一方，只是由于三者施力重点有所不同，各自面临和担负的任务便不尽相同[20]。鉴于本书很大一部分章节最终将落实到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评价，我们的定位和取径，是以三者中的“文学批评”为聚焦之根本，于批评实践中探索旁涉的文学理论，并介绍文学史上的有关议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