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命的升华

或许正如桑塔格所预言的那样，像癌症一类的疾病，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那种将事情简单化的隐喻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单一疾病的隐喻变得愈发显出局限，以往的疾病隐喻已经很难取得昔日的效果而辉煌不再。洛夫将疾病意象诉诸诗作时，大概对这一点也同样有所洞察，只要再次回顾我们对洛夫诗疾病意象的梳理，便会发现越是诗人晚近的作品越是只有在较少的情况下才直接提到疾病。虽然前文我们列举了诸多在医学上有名有目的疾病，特定的疾病名称亦不下十种，但整体考察洛夫数十年的诗作，这些名目的出现频率终究不算高，似乎洛夫不倾向于罗列医学上的术语，就好像刚刚分析过的“肿瘤”与“毒瘤”，虽然属于癌症的范畴，却几乎没有“癌”﹑“癌症”﹑“癌瘤”等用词。取而代之的写法是描慕疾病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在本章早前部分的统计中所发现的一个结果（参见本章附录二）。这样处理，大概就是要模糊单一疾病的界线，从而突破某些传统疾病隐喻的束缚。

然而，恰在此时我们触发了一系列长久以来困扰文学疾病主题的疑问，那就是：疾病的界限在哪里？谁来断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之所以为疾病？是医生还是作品的作者？或以一般众人的理解为前提，说什么是病态或曰不正常？波兰特认为，文学中的疾病这个题目预示着通过疾病达到界限的逾越。波兰特指出，表现在艺术和文学中的常见的人类疑难问题“并不一定要从疾病这个角度去考察，然而却可以作为文学的疾病主题的发端，例如描写毫无节制﹑恣意纵情的状态，这种状态升级以后就接近于病态……这类作品越过了通常和非常之间以及健全和病态之间的界限”[88]。

若从这种“界限超越”的观点出发，把洛夫诗歌里最常见的疾病症状（包括“咳嗽［咯血］”﹑“盗汗”﹑“潮红”﹑“呕吐”﹑“消瘦”﹑“疲乏”等）综合起来，不免使人联想到“结核病”这个颇受重视而又隐喻意味极为丰富的疾病，同时肺结核或痨病又常常作为令生命升华的隐喻来使用。日本评论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ōjin，1941—）说，“蔓延于社会的肺结核是非常悲惨的，而文学中肺结核作为隐喻，经由文学而神化了”[89]。这种文学上的“神化”，通过桑塔格的解读，表现为四个方面：（1）结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浪漫化地加以处理；（2）易患结核病的人多是生性敏感﹑耽于感情，他们脸色的苍白与潮红表示了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3）肺结核发生的部位处于身体上半部，属于精神化的部位，因此获得相对应的精神化品质；（4）结核病患者的死亡也被美化，被赋予道德色彩，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视为具有浪漫人格[90]。桑塔格甚至断言，世界上没有一种疾病能像结核病那样，成为人类理想和激情的源泉[91]。

只要略微对比一下肺结核的病发症状——“呼吸短促，声音嘶哑，食欲不振，体重和力量逐步消耗，胸腔疼痛，梦中盗汗，吐血和杂物，脸部晕红，手足发热……持续的体质损耗，直至死亡”[92]——那么便可看出，洛夫诗没有明言的病症描述大多具有指涉结核病的意味，我们对照癌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相较于癌症，结核病被视为症状对比极端突出的病：苍白与潮红，一会儿亢奋，一会儿疲乏。这种阵发性过程可经由“咳嗽”这个被认为是结核病的典型症状看出，“患者痛苦地咳完后，又疲乏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缓过气来，正常呼吸；然后，又咳开了”[93]。癌症则与之不同，不带有那种据认为是结核病特征的矛盾行为的对比——亢奋的举止﹑热情的顺从[94]。洛夫诗对“咳嗽”有多处发人联想的描写：

铁锁多少有些锈味/门呀地一声推开/便隐约听到屋里呛呛的咳嗽[95]

其实，囚在格子里的/只是一只抽烟，咳嗽，沉思/在孤独中酝酿沉沉吼声的/狮子[96]

我毒藤一般被人曝晒，焚毁/我被浓烈的阿姆尼亚呛得咳嗽/风雷动地，我以泞泥塞住耳朵[97]

大声咳嗽之后便有了/一种倾向/一种可能/一种终将与你背道而驰的主张[98]

这些诗句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某种亢奋狂乱的举止，在《不被承认的秩序》中对此的状写就更为明显，尤其是“极冷”与“极热”的对立：

铁锁没有肌肤，没有指纹，没有愤怒的舌头与牙齿，没有沉思的毛发与骨骼/没有语言/身子极冷而影子又极热/温暖如信件/暴躁如焚烧的泪/不安啊！如从江水中提出的一桶月亮/我是灌木林，是荆棘[99]

结核病人的苍白只是暂时性的，而癌患者却始终不变地苍白[100]，对结核病独有的苍白与潮红间的切换状态，洛夫诗往往用“青”、“红”、“白”三色进行表达，并辅以或怒或悲的心绪：

落日如鞭，在被抽红的背甲上/我是一只举螯而怒的蟹[101]哦，无声的愤怒/由青转红……[102]

如要把我杀死/不妨先以圣诞红那种/激怒的/颜色//惹我/把我温柔地杀死吧/用你那嫩叶上/纯白的/露滴[103]

我怀抱一颗石榴/如怀抱大地/而石榴如是之嫣红/而大地如是之苍白//剖开它，只见/内部暗藏着/一格一格/晶莹的泪//我吃着/一粒一粒的/酸酸甜甜的石榴子/如吃/大地干瘪的奶头[104]

其次，尽管结核病与癌症都表现为身体消瘦的过程，但患者体重的减轻由结核病引起是大大不同于由癌症引起的。对结核病而言，病人是“被消耗掉的”，是被燃烧掉的，而对癌症来说，患者是被外来细胞“入侵”的，并且癌细胞大量繁殖，造成身体机能的退化和障碍[105]。因此结核病有着更多道德方面的隐喻，癌症则含有军事方面的隐喻居多。洛夫写“瘦”，以“手之瘦”﹑“身形之瘦”与“花之瘦”为主，描写前者的典型诗句有：

某些衣裳发亮，某些脸在里面腐烂/那么多咳嗽，那么多枯干的手掌/握不住一点暖意[106]

反转口袋一看/仍是那只又瘦了一些的/食指[107]

至于那些心狠手辣的催稿者/不言不语，两眼/瞪着你那瘦小的手指[108]

群山霭霭/融雪总在下午进行/汇成细流涓涓的/是你晶莹而瘦长的手指，伸入/千山万壑[109]

洛夫笔下的“身形之瘦”主要集中在“少年”与“女性”的体态，试看：

某日下午。室内/窗口摆着一盆水仙，盆内散置一堆石子，露着白牙/一个瘦长的少年在浇水[110]

突然在溪水中/看到自己瘦成了一株青竹/风吹来/节节都在摇晃/节节都在坚持[111]

瘦了，瘦/得露出了年轮/如是我见我闻，我全身颤栗于/一阵青铜的激响。[112]

一个瘦骨棱棱的女子，却怀着/一窝待产的意象/我发现她竟是如此单薄而苍白/使我想起败了味的/三月桃花飘落泥地之前的笑声[113]

女性的体态之瘦在洛夫诗中往往与“花之瘦”建立着更多的联系，先看诗人笔下写花的诗句：

田埂上/午寐中的白鹭只用一只脚/撑住满身秋寒/而我阳台上的那盆瘦海棠/于今也得了/严重的胃病[114]

以裸裎之姿/众树紧拉着手/肌肤相触/在寒风中互传体温/繁花落尽之后/年轮/徐徐地/缠着一身瘦骨转[115]

露台上只灿烂那么一夜的昙花/就无所谓丰腴和消瘦了[116]

把病瘦的女性与花朵的凋零相联系是传统的疾病写法：“将被疾病逐渐消耗而衰弱的过程，描摹成一种像花儿被无常的风霜所摧毁那样安详﹑没有痛苦的过程”，结核病“产生了一种迷人的虚弱，并且伴随着超常的想象力﹑天分以及鉴赏力”[117]。就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来说，女主角患上结核病几乎成了一种套路（当然也许仅是具有结核病人的气质，或表现出结核病发病时的病态），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这与东方人看待女性理想美的方式有关，即把“柔弱”看成理想女性美的重要含义之一，而结核病恰恰能把这种柔美的意象提升。美丽而柔弱，是一种东方传统的理想女性美，尽管导致柔弱的原因是一种疾病，一旦与美结合在一起，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感伤。这种女性的美净化了疾病，使其灵魂更为超凡脱俗。在此种前提之下，如果再与死亡联结，就更显示出生命的升华，这在洛夫的诗篇中可以得到证实：

玉人一病不起/生生世世再也无人能解读你眼中/烟一般的星图[118]

竟夕绕室而行/未央宫的每一扇窗口/他都站过/冷白的手指剔着灯花/轻咳声中/禁城里全部的海棠/一夜凋成/秋风[119]

玫瑰的悲哀正由于它的/瑰丽。（落叶听了此话笑得满地翻滚）/枯干形同一堆骷髅/萎弃于地/之前精血早已被一群蜂蝶吸尽/后事便等着浪漫派的/才子佳人前来收拾/想到被刺的异样感觉/起先多少有点心猿意马/被翻红浪是多么要命的骚动/捧起她那贴/着胸脯的脸，失血//的唇，一种/日落黄昏时的妩媚/子曰：慎哉慎哉[120]

桑塔格说，“结核病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意义”，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优雅的病”，尤其是死于结核病的年轻人[121]。相比之下，结核病所隐喻的这种崇高﹑平静的死与癌症患者骇人﹑痛楚﹑卑贱的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描绘垂死的结核病人时，他们被塑造得“更美丽”﹑“更真诚”，而刻画垂死的癌症患者时，“尽数剥夺了他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让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122]。洛夫诗在体现生命由疾病而得以升华时，可以说也是大致沿着这一套路行进的。

我们以洛夫诗歌里的疾病意象为研究主体，着重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诗人在展开诗意想象时显现的某些可能的细微意图。诗歌意象与隐喻之间原本就保持着不可割裂的关系，简言之，通过具有隐喻性的意象，诗歌证明了自身的存在[123]，隐喻也由此而带上了文学想象的书写价值。谨总结本章十项要点如下：

（1）疾病是“人人都能体念的基本经验之一”，“人们可以借助疾病引申涉及一些经验和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在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超越了“生病这一反面基本经验”，在文学介体和语言艺术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丰富得多。

（2）“文学与疾病”这一题旨由于它本身就带有“医学性的处理”，因而既是文学的，也是“边缘科学的”。

（3）“疾病意象”与“疾病隐喻”在文学研究的纷繁课题中是较为特殊的两个侧面。

（4）纵观台湾著名诗人洛夫数十年的创作历程和其代表诗作，我们发现，洛夫诗中的疾病意象大概有两种：明写的疾病和暗写的疾病（可参考本章附录一﹑附录二）。

（5）同时，我们亦发现，如果将洛夫对疾病意象的书写与其诗歌创作生涯五大时期联系起来，似乎存在一定的变化轨迹（可参考附录三）。这一转变轨迹说明了什么，我们希望通过“疾病隐喻”的分析作出某些解释并进行发散式的延展。

（6）“隐喻性”已成为当今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疾病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里，都不止意味着疾病本身，疾病在人们所处的世界被追加了复杂的隐喻意义，疾病成了“整个世界的象征和重大隐喻”。

（7）借助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我们首先论述了洛夫诗疾病意象的社会隐喻，具体分为传统式社会隐喻和现代式社会隐喻两种。

（8）其次，对于洛夫诗疾病意象的军事隐喻，我们重点观察了洛夫诗中疾病与“毒”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焦虑情绪。此外，“病毒”对大叙事精神的解构，也予以了一定篇幅的讨论。

（9）洛夫诗疾病意象的道德隐喻包含了生命的贬值﹑生命的升华两种观念，此二者在洛夫诗里都有各自的体现，前者主要是借助癌病意象，后者则是结核病意象。

（10）诗人洛夫2006年11月途经香港，笔者曾请教其诗作中的疾病意象与隐喻，洛夫对此很感兴趣，但也坦述从未刻意在创作中描写疾病或专门赋予疾病隐喻的意义，自己也没有患过任何严重的病症。这就触及了一系列长久以来困扰文学疾病主题的疑问，那就是：谁来断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之所以为疾病？对此，本章也有相关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