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身体感：意识研究的关键

心—身问题的核心是感觉器官的感知问题。

——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26]

20世纪50年代，一个意识研究史上占重要地位却又十分古怪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那就是：成为一只蝙蝠会有怎样的体验？（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27]）1974年，耐格尔在他那篇同名的论文中使这一问题闻名于世，并用它来质疑唯物论。耐格尔认为意识是一种主观性（subjectivity）或可感性（phenomenality），意味着主观体验或可感知的体验，是事物对于“我”的所是，而非其客观所是。如果成为某种动物（或植物﹑计算器﹑婴儿等）会有体验，那么那个东西就是有意识的，反之就没有。例如，想象桌上的一个茶壶，然后回答成为茶壶会有怎样的体验？答案大概非常简单，茶壶根本没有体验，或茶壶没有知觉，或茶壶是死的等等，因而是无意识的存在。认为茶壶或茶杯没有意识并不困难，但如果谈到蠕虫﹑苍蝇﹑细菌或蝙蝠时，回答就不那么容易了。蝙蝠与人类体验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它们用声音而非视觉来观察世界。耐格尔认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成为蝙蝠会有什么体验，“纵使人类这个物种将永远延续下去，仅仅因为我们的结构不允许我们拥有所需类型的概念”[28]。由此他的结论说，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并且相信“存在着人类用来表述真理的语言所无法表述的事实”，也就是说“有人类不可能把握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法陈述或理解的事实的存在”[29]，耐格尔因此被称为神秘论者（mysterian）。持相同观念的还有美国哲学家麦克金（Colin McGinn，1950—）﹑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1954—）等人。他们都赞同人类也许可以了解心理活动过程的大部分细节，却可能永远无法解开意识之谜[30]。

毕竟像耐格尔这样彻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并不是很多，但他的问题提醒了我们什么才是意识研究中的关键：只有在讨论“成为……会有什么体验？”这个问题时才能说真正在论述意识。美国另一位哲学家布洛克（Ned Block，1942—）用“可感性”　（phenomenality）或“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来指称意识这个术语的核心含义，即在某种状态下的感觉体验，与此相对的是“取用意识”（access consciousness），指其能否用于思考或指导言行。耐格尔所谈论的也正是现象意识，只有现象意识（或可感性或主观性）才是意识问题的核心[31]。

中国台湾学者龚卓军（1966—）﹑余舜德等人现象学角度“身体感”概念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32]。虽然“身体感”一词当前还没有为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定义，但根据龚卓军等学者基于现象学发展脉络的综合考察，至少可以勾勒出如下几个特点[33]：

（1）“身体感”可以说是种种身体经验中不变的身体感受模式，即习成身体感受或身体经验的项目（categories）。身体感的项目繁多，凡日常生活中感受之身体经验皆可包含在内，如冷/热﹑软/硬﹑明/暗﹑香/臭﹑肮脏/清洁等[34]。

（2）从空间角度来看，“身体感”是一个在内与外之间难以名状的现象，既对应人们体验外在对象时产生的动觉﹑触觉﹑痛觉等知觉活动经验，也牵涉身体运行知觉活动时内部产生的自体觉知。例如由阴暗感受到恐怖，从明亮与色彩感受到华丽，所以它是人们解读感官接受到的讯息的蓝本[35]。

（3）从时间角度来看，“身体感”也是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难以名状的现象。身体当下感知模式与运作不仅来自过去经验与习惯的积淀，也指向对于未来情境的投射﹑理解与行动，是人们处理每一时刻所接受到的庞杂感受讯息时，将其放入秩序，加以解读﹑作出反应﹑展开另一种时空序列﹑另一种实在感受的根本，因而触及了“身体运作经验是否可能产生时间意识”的问题[36]。

龚卓军说，“身体感”涉及的问题具有高度“特殊性”，它是一个“活的（vivant，living）中间界面”[37]。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身体感”既不等同于纯粹内在的情绪感受，也不等同于外在物理的客观身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身体自体感受，伴随第一人称身体运作的经验而发生，亦即反映出耐格尔所说的意识之主观性或可感性[38]。其次，“身体感”的项目及其间相互关系的联结以某种方式“储存”在记忆里，且可以迅速“提取”，就像日常生活中人们总可以很快感知身体内外状况，快速做出相应的判断与反应。然而人们却难以明确解释，甚至缺少适当的言辞将其运作表达出来。“身体感”之存在是建立在某种非线性逻辑的﹑非语言的多重连接网络之中，也只有如此，人们才能以类似反射动作的方式不假思索地处理多重感官信息，感知环境，发挥日常生活的基本功能[39]。

“身体感”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直指意识研究领域中所谓的“小人谬误”（homunculus fallacy）[40]或“心灵剧院”（the theatre of the mind）错觉，这种谬误往往使意识研究陷入误区。当人们在思考意识的时候，通常最自然的方式可能会觉得心灵像是一座私人剧院，仿佛有另外一个“我”（I）或“小人”（homunculus）在剧院里面，他大概在头部的某个位置，并通过这个剧场所拥有的多感觉通道观察外面的世界，所以感受到触摸﹑气味﹑声音和情感。“我”或这个“小人”也可以凭空想象出图像及声音，就像投射在心理荧幕上一般，可凭借“内眼”（inner eye）看或“内耳”（inner ear）听，感觉自己好像是从大脑的某个地方体验外部世界[41]。如此构想内心世界，听起来确实轻松而且自然，几乎不必有任何质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只要问一下“这个小人是什么呢？是否还需要再有一个小人来观看前一个小人脑子里的图像？”你便会发现，这样循环往复永远也不会有穷尽[42]。美国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Clement Dennett，1942—）对“心灵剧院”予以最强烈的质疑，他辩称，当今乐于否定笛卡尔二元论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通过类似“心灵剧院”的形式保留了明显二元论思维的痕迹，丹尼特干脆称这类科学家为“笛卡尔唯物主义者”（cartesian materialist），称“心灵剧院”为“笛卡尔剧场”（cartesian theatre）[43]。丹尼特予以否定的原因是，根据人类大脑的构造，其内部并不存在一个核心总部似的中心脑区与“心灵剧院”观点相符合，大脑是一个完全平行的处理系统，信息进入各个感觉器官，因不同用途而被分配至各处。在这一进程中，并没有一个中心位置让“我”或一个“小人”可以坐观各种事物穿过意识，也没有哪个脑区可以标记思想或感知变成意识的时刻。大脑不同脑区仅是各司其职，必要时相互沟通，绝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换言之，根本不存在任何脑区可与大脑活动的意识部分相对应[44]。由此观之，前文讨论的“身体感”关于空间与时间向度上的考虑及其特殊性，正是对丹尼特观点在现象学层面上的呼应。

与“心灵剧院”相吻合，另一个常见的谬误意象同样容易形成误区，即把意识看成像是一条不间断流淌的河流或溪水，其中充满了各种景象﹑声音﹑气味﹑触觉﹑思想﹑情感﹑忧虑和喜悦，凡此种种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发生在“我”身上。19世纪，“现代心理学之父”詹姆斯（W illiam James，1842—1910）由此创造了“意识流”（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个词，感觉足够贴切，然而却与“心灵剧院”一样被后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诟病。詹姆斯的时代，还不具备实验研究的条件，因而不可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实验检测。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科学家在视觉注意实验及听觉注意实验等方面的成果已经证明，同一种感觉通道中存在注意间隙（attentional blink）现象，也就是在注意某一个项目到注意相继的另一个项目之间，大脑对感觉信息加工有一个短时间的中断，大约为数百毫秒。据此，有论者提出了“脑内信息加工量子化假说”，即推测意识过程在时间上存在间断性，其数量级当以“10-2秒”为单位。但意识的间断进行并不会影响个体主观体验的中断，因为一定信息在人的工作记忆中的保持时间的数量级是以“1秒”为单位的，所以这种间断性就不会被人察觉到[45]，这就是因何“意识流”一词在本质上虽然是一个谬误，但在文学领域，现今仍被广泛借用于创作和批评[46]。

“心灵剧院”式的中央控制系统既然不存在，也没有“意识流”所谓的不间断性或连续性，那么，“身体感”作为意识研究的关键，应该放置在何种基石上讨论呢？这个呼之欲出的课题正是本章乃至本辑的核心及讨论背景，即“诗学想象”，它与“身体感”之间存在着双向迂回的辩证关系：“诗学想象”是一条介于“心—身”之间的认识之路，“身体感”则是开启通向这条道路大门的秘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