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提文学研究“两隔”

20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空前盛行，文学批评更是多元化发展，文艺思潮与批评活动此起彼伏，在丰富的多样性和敏感性中，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层出不穷，相互对立交锋，又相互吸纳补充，展现了五彩纷呈的态势和庞杂繁复的景象[32]。而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百余年间，不仅将西方文论作为重要参照体系以及资源养料，更深深融会进自身本土的文学传统，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新传统”的一个部分[33]。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一情形不但短时间之内难以改变，更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文学评论界已然达成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走向，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及批评新局面的重要动力之一[34]。

20世纪80年代，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编辑推出了一套名为“X与文学”的丛书，共收录六部翻译专著，是分别从语言学、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西方经典之作[35]。这套丛书的编译，旨在从文学着眼，探讨现当代西方“系统论”（System Theory）、“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等较为重要的美学、哲学思想于文学研究的关系和建树。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注意：

近年来，这些西方知识学问的引入，对于我国文学界有两“隔”：一是其与文学隔；二是其与我国文学理论、实践隔。[36]

“X与文学”丛书的出版，就是要“为了于消弭这第一‘隔’方面做些工作”[37]。

20多年过去了，在解决“第一‘隔’”的问题上，应该说，中国学术界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诚如前文所言，大量的文学理论翻译著作，不同层面的比较诗学专书，各式各样的精粹读本、导引、述评等，可谓屡见不鲜，在关注当代西方人文思潮走向的同时，亦相当程度地提防了简单“西化”和一味“拿来”，从而兼顾到西方知识与我国文学理论的磨合创新[38]。

但是，“与文学实践隔”的不足，却迟迟未得到妥善解决，至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天平的砝码仍明显倾向理论的引进与梳理，而忽略了批评实践。部分学者已指出，之所以如此，与东西方文艺理论教学体系的差异不无关联，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讨往往在批评中进行，较着重实际运用，而中国学界则普遍重视理论的宏观架构，相比之下，文学批评的微观操作则不够健全，缺乏系统性，有待完善。尽管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十年，学院的中文专业和比较文学专业内，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逐渐受到注意，但毕竟仅是十数年才发生的转变，再加上以往惯性作用，开展的力度还远远不够[39]。

就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2009年，学界曾一度引起热烈讨论。不少学者均注意到，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依然局限于模仿、阐释、接受、甚至照搬一些外国文艺理论的见解，对文学批评的“原创力”缺乏认识[40]。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提出，需重新厘定我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位置，不宜故步自封于成见，像“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永远大于对个别作品的论述解释，批评只是理论武器的操练场”等看法，应予以质疑和深刻的反思。亦有学者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对既定文学规范、机制、积习或评价体系的质疑过程，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良性的、全新的文学鉴赏系统。还有学者认为，目前以“表扬”和“酷评”为代表的“异端批评”，使文学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公信力”，因此必须重申“文学批评的美学品格”，从“审美”视角亲近文本，从而“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批评的本真状态”，这样才不失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41]。

上述观点所触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某些症结，不能不加以重视，任何研究文学的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在对于具体作品及文学现象的批评中，方能真正彰显其意义与价值，这是文学理论不可回避的使命和考验。否则，仅仅把握了许多理论知识，却不能具体而微地应用到实际分析，将十分遗憾，“社会需要理论家，更需要具体的文学分析家、评论家、批评家”[42]。有鉴于此，寻找一个可以结合理论与批评的有效平台，作为二者的汇通之所，势在必行，而东西方文学研究领域近三十年的一项新潮流，为我们带来了的启示，简言之即“核心范畴、问题或主题词模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