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情欲世界的真实展示

《金瓶梅》是一部高仿真的小说，因此，人们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在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的性描写也是属于高仿真之列，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揭示，它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情欲世界的存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早已经感受到这个情欲世界的存在，但是，只不过是没有人愿意把它说出来而已，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性对中国人来说是件极为隐秘的事情，大家对此都讳莫如深。

《金瓶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情色世界。但是，笔者认为，此书写得最好的并不是那些直露的性交场面。这些场面在其他色情小说之中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描写有落俗套之嫌。《金瓶梅》在性方面写得较好的是人们的性意识，尤其是它对女性人物的性意识的描写较为出色，这种描写丰富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人物的塑造意义重大。如《金瓶梅》中塑造的李瓶儿这一人物，作者写她患有性饥渴症，而且暗示她是花老太监的玩物，一直处在性饥渴之中。她主动引诱西门庆，因而气死了自己的丈夫花子虚。李瓶儿把西门庆比成“医奴的药”，可见是西门庆给她最大的满足就是性满足。如此，此书对李瓶儿的性描写就有一定的意义，它是研究这一人物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此书对潘金莲的性意识的描写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如作者写到潘金莲对武松高大身躯的迷恋，这就是潘金莲性意识的表现。

高罗佩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中国古代性学研究的发起者，他在《秘戏图考》一书中称《金瓶梅》为中国“伟大的色情小说”^[1]，以此来表达了他对这部小说性爱描写的肯定。高罗佩的这种说法未必能为国内的学者所认同。在国内学者的视野中，色情就意味着淫秽，而淫秽就意味着低俗，所以高罗佩说《金瓶梅》是“伟大”的“色情小说”，在这些学者看来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中国色情小说是绝不能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的。国内学者也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却总是在有意识地遮掩这部小说的色情倾向。人们称这部小说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伟大的暴露文学，伟大的世情小说，但就是没有人称之为伟大的色情小说。在这些说法之下，《金瓶梅》的色情味道被冲淡了。

甚至，有人怀疑这部小说是否存在过色情描写。有的评论家提出在《金瓶梅词话》之前，还应该有一部相当干净、没有色情描写的《金瓶梅》，是后人在这部小说里加入了大量的色情描写。^[2]

这种说法并不恰当，《金瓶梅》中有些性描写是与故事情节密不可分的，并不是镶嵌在情节中的。如此书在第二十七回写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葡萄架下狂欢式的性爱，这一段情节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它也是故事情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起因，是潘金莲对李瓶儿怀孕而生嫉妒之心，西门庆为此要用性虐方式来惩罚潘金莲。而去掉这一部分性描写，这种惩罚就无从体现。在第二十八回，作者用一个章回来写潘金莲丢鞋、找鞋的过程，这是上一章回性爱活动的后果。最终，陈经济把潘金莲的鞋送回，由此，陈经济和潘金莲感情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把葡萄架下的性爱部分摘除，这些前后呼应的情节都将连接不上。因此，说在《金瓶梅词话》之前存在一个“洁本”，这种说法未必准确。

本书认为《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较好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情欲世界的存在，由此此书更加深刻地反映出真实的生活。说它较好地展示了情欲的世界，是因为在那些纯色情小说中，写的只有人的动物性而没有人性，这样的性描写反而不见得真实。

情欲世界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正视它。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由于人自身的复杂性。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在《色情史》中说：“人类总是自相矛盾，突然由慈善变得极其残酷，由纯洁变得无比卑污，由迷人变得万分可恶。我们常常谈论人、人类，好像他们都有着一致性。实际上人类所包括各个阶层，表面上相似，事实上却互不相干。这种不和谐也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与家人在一起，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但当夜晚来临，他便沉溺于荒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家庭的父亲在与他女儿玩耍的时候，就会忘记他作为一个放荡成性的人出入的不良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若回忆起他曾是个卑污的人，他自己都会感到吃惊。”^[3]

的确如此，人们在不同的世界中的表现是迥异的。如西门庆在官场上是大宋王朝的提刑官，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淫虫”。同样，西门庆在外欺男霸女，在家里又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这难道不是一种真实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不是大有人在吗？

第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金瓶梅》的性描写有极真实的一面，然而，我们拒绝去承认这一点。我们总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回避它。对此，乔治·巴塔耶指出：“从根本上讲，思想世界与那些遭到拒绝的世界（色情世界）很少有联系，甚至根本就没有联系。思想界不是无视那些不人道或卑鄙下流、暧昧不清的东西，而是它无法真正地完善它们。因为思想总是居高临下的，它从来就不会屈尊俯就地认真地对待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由此，思想界和色情世界是两个彼此分开的世界。而唯有思想世界和色情世界互相补充，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的全体性，否则这个全体性就无法完善。”^[4]

以乔治·巴塔耶的观点来看《金瓶梅》的那些性描写，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金瓶梅》真实地揭示出了一个我们所不愿意承认的色情世界的存在。而正是由于《金瓶梅》揭示出这个色情世界的存在，因而它所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比《金瓶梅》所写的更为肮脏的色情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我们不愿去正视它。随便举个例子，据报道某省官员张二江有情妇108人之多，这个数目要远远超过西门庆所玩弄的女性，其性生活的混乱也要远远地超过西门庆。

《金瓶梅》以写实而著称，写性、写情欲的世界也是其达到真实的手段之一。《金瓶梅》以大量的性描写，揭示出的是现实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精神意识，它是以肉体的表现，反映出了人在灵魂上的堕落。如王六儿曾对西门庆说过这样的话，她要把自己“不值钱的身子拼与”西门庆，为此王六儿与西门庆做爱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为了银子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是多么真实，多么深刻的描写，表现出这个人物多么肮脏的灵魂。在色情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如此画魂追魄的力度。

“纵欲者死”是《金瓶梅》这部性爱“艳歌”的最终结果。西门庆与19个女人有着密切的性关系，纵欲无度，最终的结果就是精竭神枯、一命呜呼。《金瓶梅》极写情色之艳，其结果却令人不寒而栗。故《金瓶梅》是一曲“艳歌”，更是一曲“死亡之歌”。

从另一个方面讲，《金瓶梅》大量地写“性”也是一种铺垫。如果没有这种极“艳”的描写，就不能显出极端令人恐怖的后果。故《金瓶梅》大写情色，并不像郑振铎先生所说，单纯地是为了揭示那个时代炽热的淫风，而重在讲情欲放纵的危害。其重点也不单是在暴露，而是在教育民众。

《金瓶梅》写性当然与其产生的时代密切相关。《金瓶梅》诞生于晚明万历时期，那是一个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性”不仅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而且表现性行为的文学作品，或春宫图之类的东西是可以在集市上买到的。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金瓶梅》刚刚出现，冯梦龙曾劝沈德符来刻印此书，但沈德符以此书“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为由，予以拒绝。但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5]。可见此书流传之快，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在性观念上是较为开放的。也正是由于在性方面的开放，作者对民众的性教育就尤为重要，这也是《金瓶梅》写性事在当时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