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之悲歌

《金瓶梅》对北宋历史的书写是带有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的，是借“宋”写“明”，是以预言的方式来警告国人“国之将亡”。笑笑生这位明代的作家以北宋的灭亡来警示世人，这一点非常像19世纪的英国作家狄更斯所写的《双城记》。狄更斯写《双城记》的目的就是以法国大革命的惨烈，来警告英国的当权者不要对百姓压榨过甚，否则将引起像法国一样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结果将要血流成河。在这种类比中我们发现，任何一部思想深刻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的描写都带有着对现实社会政治的隐喻作用。正如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说“一切历史实际上都是当代史”。

笑笑生创作《金瓶梅》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的时代。此书写于明万历时代的中期，而万历皇帝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帝王之一。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有三十年不出早朝，不理政事，其政府几乎瘫痪，国家一片混乱。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怒，朝野上下掀起一股骂皇帝狂潮。如当年的河南道御史马经伦就曾直接上书皇帝说：“皇上之不郊、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为失人君之职。”^[5]“皇上今日以泥沙视贤才，以草芥待台省，辱国伤重，莫此为甚。”^[6]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更是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7]。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痛骂的地步。当时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记述了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8]笑笑生的《金瓶梅》创作于万历十年—三十年间，可以说正处于万历时期全社会对皇帝谩骂最为激烈的时刻，本书认为《金瓶梅》写北宋的灭亡最为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影射当朝皇帝，影射皇帝手下的奸臣。

《金瓶梅》故事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此话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在第七十回作者更是写道：“这皇帝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才俊过人，口工诗韵，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孟商王、陈后主都是亡国之君。写皇帝是“亡国之君”，这是对皇帝最为激烈的抨击和谩骂。

《金瓶梅》的故事是从北宋的乱写起，到北宋的亡而终，从乱到亡，历时共十六年（《金瓶梅》整个故事时间应该是二十二年）。北宋灭亡前的这十六年时间，构成《金瓶梅》这部小说独特的历史风貌。笑笑生把“金瓶梅”的故事镶嵌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其本身就是深有寓意的。《金瓶梅》与《水浒传》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传》虽然是一部专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写的也是宋代的事，但它没敢直接把矛头指向皇帝，而且在作品的结尾处，作家对皇帝充满了期望。《金瓶梅》不是如此，它不仅开篇就把天下大乱的原因归罪于皇帝本人，而且在第七十回如此直露地谩骂皇帝，明显看出《金瓶梅》的思想比《水浒传》更为激进。

《金瓶梅》写出一个国家衰败的过程，它是一部“国家的悲歌”。在写北宋灭亡的历史时，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更为激烈地指向了以蔡京为首的奸臣。并以蔡京这些权臣的荣辱为骨架，勾勒出北宋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者重点书写的是这些奸臣的两大罪恶：一是奉承；二是唆使皇帝奢侈淫逸。作者认为这是导致北宋这个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 《金瓶梅》中的“奉承”

“奉承”是作者在《金瓶梅》中所写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社会“恶俗”，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风气。奉承就是溜须拍马、阿谀奉迎以讨主子喜欢，并以此换取利益。在小说中，最会奉承的人物是帮闲应伯爵。应伯爵是西门庆最好的朋友，西门庆待他如亲兄弟一般。但是西门庆一死，这个应伯爵马上就背叛了西门庆，投靠于张二官，并把西门庆家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张二官，还唆使张二官娶了李娇儿，怂恿张二官再娶潘金莲。应伯爵前后判若两人，这是作者对这类奉承之人“阳奉阴违”品性的揭露。

我们往往以为《金瓶梅》写奉承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假，其实作者写奉承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在揭示出在政治圈内，在官场上奸臣之所以能得到皇帝的宠信，就在于他们善于奉承。所以《金瓶梅》写奉承，不单是揭露小市民的虚假，而是有深刻政治目的的。作者写最善于奉承之人是应伯爵，所对照的就是当朝宰相蔡京，而暗指的是嘉靖年间的宰相严嵩。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作者第一次写到的国家政治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就是宇文虚中劾倒了奸臣杨戬，起因是“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救兵，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北虏犯边”本是一件军事事件，这件事表面上看来是一次战争的失利，但是，在宇文虚中的奏章里却深刻地指出军事的失利根子在政治，其矛头直指蔡京：

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

在宇文虚中的奏章里，蔡京最重要的罪过是：“谗谄面谀”、“希宠固位”、“中伤善类”。其意是说蔡京表面上奉承皇帝，而背后却是“陷害忠良”，因此国家失去了忠诚的臣子，“四海为之寒心”。在此我们要注意到宇文虚中的话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话，是作者思想最直接的表述，代表着作者最鲜明的政治态度。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军事上的失利并不是很看重，而对蔡京的“谗谄面谀”、“中伤善类”却是恨之入骨的，指出这才是军事失利的根本原因。《三国演义》中讲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而《金瓶梅》讲的是奸臣以奉承之道横行天下，四海之士为之“寒心”。而其巨大的危害就是使国家失去了正直、忠诚的臣子，因此军事上的失利成为必然。在《金瓶梅》里正义的官员大有人在，但由于奸臣当道，这些优秀的官员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报国之门。

作者对“奉承”之人如此的愤怒，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在晚明时期，奉承之道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如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严嵩就是靠写得一手好青词奉承皇帝而为皇帝所宠信，更有一些道士靠给皇帝献上所谓的“仙丹”而被皇帝重用。上行下效，如此在晚明时期社会风气是“世风日下”。因此作者在书中大写奉承之道，表面上看是对蔡京之流的讽刺和抨击，实际上是对严嵩之流的抨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宋”写“明”。在此书的第七十一回，作者借西门庆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蔡京对皇帝的奉承的确非比一般。如书中写到早朝之时的蔡京：

幞头象简，俯伏金阶叩首，口称：“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恭惟皇上御极二十祀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见……三边永息于兵戈，万国来朝于天阙。银岳排空，玉京挺秀。宝箓膺颁于昊阙，绛霄深耸于乾宫。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际明良，永效华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胜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献颂以闻。”

本来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而蔡京这个当朝宰相在朝拜时却是一句实话都没有，所说的都是歌舞升平的奉承话。我们说奸臣误国，而奸臣误国的方式就是奉承，而奉承的手段就是粉饰太平以讨皇帝的喜欢，而背后却是阴险毒辣的计谋。

《金瓶梅》中奉承之道横行。蔡京奉承的是皇帝；西门庆所奉承的是蔡京；应伯爵奉承的是西门庆；就连李桂姐这个妓女都知道奉承西门庆，因此拜吴月娘为干妈；西门庆手下的伙计韩道国以妻子王六儿的身体来奉承西门庆。这个时代正如应伯爵所说：“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休说你们随机应变，全要似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

奉承之人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钱和势。在第十七回中四大奸臣中倒了杨戬、王黼，而“蔡京姑留辅政”。在第三十回中作者就让我们看到蔡京真正的嘴脸。在这一回，西门庆给蔡京送去丰厚的生日贺礼：“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揀银仙人……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蔡京收下这份厚礼后，马上就给西门庆一个官职：“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好不好？”对此作者感慨道：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臣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在此作者写政治不是用隐笔，而是直接写出。“奸臣居台辅”明指蔡京，影射的就是严嵩；而“中原血染人”指的就是奸臣当道国家必亡的结局，暗示明朝将重蹈北宋灭亡的结局。

蔡京以奉承之道欺骗皇帝，而对忠臣就是无情打击。在第四十八回蔡京上本“七件事”，忠臣曾孝序坚决反对：“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师，恐非太平之治。民间结粜俵籴之法不可行，当十大钱不可用，盐钞法不可屡更：‘臣闻民力殚矣，谁与守邦？’”从曾孝序的奏章里我们可以看出蔡京上奏的“七件事”就是为皇帝敛财，而使民力将殚矣，国家边防更是难保。但其结果却是：“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说他大肆猖言，阻挠国事。那时将曾公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巡按御史宋圣宠，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太师阴令圣宠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由此可见，在第十七回作者借宇文虚中之口说蔡京是“谗谄面谀”、“中伤善类”，所说的就是奸臣对国家的危害。

二 唆使皇帝奢侈

如果说蔡京是以无耻的奉承和“七件事”来于取悦皇帝，而另一个奸臣朱勔奉承皇帝的方式就是唆使皇帝大兴土木，建艮岳，取花石纲。在第六十五回主管皇家砖厂的黄主事在西门庆家说出了这一事件：

先生还不知，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况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

《金瓶梅》的作者说国之将亡，罪在皇帝近奸臣、事荒淫。建艮岳、取花石纲就是皇帝荒淫的表现。在第六十五回安忱到西门庆家，这个主管兴修水利的官员一番话更表现出这件事对国家的危害：“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天下如此混乱，但在第七十回皇帝却说：“奠安艮岳，以承天眷，朕心嘉悦。”并对所有奸臣大加奖赏。在这一回里作者借西门庆的视角来描写得到升官晋爵的朱太尉之气势：“轿是八抬八簇肩舆明轿，轿上坐着朱太尉，头戴乌纱，身穿猩红斗牛绒袍，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珑带，脚级皂靴，腰悬太保牙牌、黄金鱼钥……登时一队队都到宅门首，一字儿摆下，喝的人静回避，无一人声嗽。那来见的官吏人等，黑压压一群跪在街前。”

朱太尉升官，群臣来贺，大摆宾宴。在此作者愤怒地写道：“怎见得太尉的富贵？但见：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昼长铃索静；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齐……虎符玉节，门庭甲仗生寒；象板银筝，傀儡排场热闹。终朝谒见，无非公子王孙；逐岁追游，尽是侯门戚里……那里解调和燮理，一味趋谄逢迎。端的笑谈起干戈，吹嘘惊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辞使九重天子点头。督择花石，江南淮北尽灾殃；进献黄杨，国库民财皆匮竭……正是：辇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

“一味能趋谄逢迎”，这是作者对朱太尉的总结，在上文说过奉承是奸臣的通用武器。“吹嘘惊海岳”这是作者对太尉之流的嘲讽。“督择花石，江南淮北尽灾殃”，是写此事对民之害。而“进献黄杨，国库民财皆匮竭”，是写此事对国之害。而太尉的实质是“人间富贾无双”，说的是朱太尉利用取花石纲来中饱私囊，富贵无双。

在太尉的庆功宴席上，作者借戏子的唱词，把对奸臣满腔的愤怒表达出来：“享富贵，受皇恩；起寒贱，居高位。秉权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宠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义。起官夫造水池，与儿孙买田基，苦求谋都只为一身之计。纵奸贪那里管越瘦吴肥。趋附的身即荣；触忤的命必危。妬贤才，喜亲小辈，只想着复私仇公道全亏。你将九重天子深瞒昧，致四海生民总乱离，更不道天网恢恢！巧言词，取君王一时笑喜，哪里肯效忠良使万国雍熙。你只待颠倒豪杰把世迷。隔靴空揉痒，久症却行医，灭绝了天理！”在这一段里，作者用“灭绝了天理”这样愤怒的语言来表达对奸臣的愤恨。

《金瓶梅词话》的第七十回，是作者的政治态度最为鲜明的一个章回，在此回中作者对贪官的批判达到最高峰。在作者的笔下所有贪官一一亮相，而作者对他们的谩骂也最为尖刻。最后作者写道：“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这几句话就是作者以北宋灭亡为鉴，总结出来的北宋灭亡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此书最为深刻的政治主题所在。

蔡京等奸臣最后的结局是在书的第九十八回由韩道国嘴里说出：“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尽管奸臣被除，但国家已空，无半点回天之力了。在此作者以最迅速的笔调写出这个国家的灭亡：“不想北国大金皇帝灭了辽国。又见东京钦宗皇帝登基，集大势番兵，分两路寇乱中原。”最后“果然大金国立了张邦昌在东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钦宗两君北去，康王泥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拜宗泽为大将，复取山东、河北，分为两朝”。

人们常说《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说，但从其对北宋灭亡的书写来看，它应该是一部寓意深刻的政治小说。作家在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想指出的是：异族的侵略只是个外因，而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其内部，是在其皇帝身上。因为这个皇帝“喜奉承、近奸臣、事荒淫”。这与西门庆家族的垮台是一样的。西门庆的纵欲无度是生理上的消耗；而皇帝的荒淫，是对国家的消耗。由此西门庆和皇帝是个明显的类比：如果说是女人吸干了西门庆的“精髓”；而蔡京、朱勔等奸臣就和潘金莲、李桂姐之流一样，他们吸干了国家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大量地写性事，也是深有寓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国之悲歌”。

《金瓶梅》以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构架起此小说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作者演绎了西门庆的历史命运，其寓意更加深刻。任何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尤其离不开他所在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精神，这是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中给我们的启示。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写于16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在这一点上早就身体力行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笑笑生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说兴亡”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有这一思想，这也表现出中国百姓强烈的参政意识。《三国演义》中的国家之乱，是由于汉室皇帝宠信宦官引起；《水浒传》中国家之乱是因奸臣当道，蒙蔽圣听；《金瓶梅》中国家之乱在于皇帝自身的素质：无能而喜欢奉承、荒淫而奢侈。所以说《金瓶梅》是谩骂皇帝的作品这并不为过。再者，《三国演义》中的奸臣是被阉割的太监们；《水浒传》中的奸臣是高俅等无赖小人；而《金瓶梅》中最大的奸臣是大学士蔡京，其奉承之术更加高明，其贪财之道更加的巧妙。他还有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听从调遣，连东平县府尹陈文昭、开封府尹杨时这些极清廉的官员都不得不给他面子，更何况蔡蕴这类蔡京的“假子”之流。以蔡京为首的贪官集团，体现出晚明时期整个“文官体制”整体的崩溃。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中最为基础的统治阶层、操纵这个国家运转的，恰恰就是这些“文官”们。《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看到了统治阶级在最基础的根源上出现了腐烂，看到了国家真正的危机所在。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儒家文化的危机，而其实质是信仰的危机，也是全社会的危机。因此《金瓶梅》以家国一体这种方式来写作，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儒家精神回归的呼唤，而这一点却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