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这一代被称为“50后”的人，少有不受苏联文学的影响。那时候人们常把“苏联老大哥”挂在嘴边，内蕴的是苏联的强大和友好，苏联文学同时进入我们这些莽撞少年的阅读圈。

虽然那时候高尔基的名声最响，他的《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在中国相当走红，广为人知，但我读得最勤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那则名言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则名言怎么看、怎么想，但我当时的确觉得人生理当如此，而把奥斯特洛夫斯基视为偶像，以之励志，努力前行。随后才读到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名著。

我多年没接触苏联文学，现在来说上面的话，颇有老来忆念旧事的意味。之所以如此，坦率地说是受了捷进教授及其苏联文学研究的触动，不自觉地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数十年前。

捷进教授是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她的艾特玛托夫研究，影响深远，以致有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学者把她的《20世纪文学泰斗——艾特玛托夫》一书送到艾特玛托夫的家，此时艾特玛托夫已逝，艾特玛托夫的妹妹罗扎·艾特玛托夫对该书撰写的辛劳很满意（苏联吉尔吉斯族就是我国新疆柯尔克孜族）；后来她又有《“人类思维”与苏联当代文学》问世，为国内学界同仁所知。但她从来不以专家自视，谈到自己的研究，往往说得最多的是她所受的影响及肩负的责任。她曾多次提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的“高级进修班”，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吴元迈先生引导她进入苏联文学研究的领域；多次说是适应海师建设、海师文学院及她所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她有责任在学术研究上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似乎总是一个“被动者”，而这个“被动者”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在文学院操持着方方面面的事务，辛苦得令人怜惜。同时，在教学和烦琐的行政事务之外，不动声色地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等期刊上发表自己关于苏联文学的诸多见解，并把这些见解都置于“人类视野”之下，于是有了放在我面前的厚厚一摞书稿，题目是：《人类视野观照下的苏联文学》。

捷进教授从单个的苏联作家入手，进入“人类思维”与苏联当代文学研究，再延伸到这里的人类视野下的苏联文学研究，有意识地将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并使自己的研究渐宽渐深，自然也更专精。这里的“人类思维”当怎样理解？人类思维，应当是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纳入自己的关注之下，尽管在苏联文学中有时是通过一个人物来体现，有时是通过一群人物来体现。

捷进教授曾说：“当20世纪末许多国家文学陷于低谷之时，苏联文坛却令人刮目相看，在世界文坛呈现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强烈的人类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作家，这些作家执著于文学的神圣事业，追念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先辈的优秀传统，自觉背负起文学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许多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对社会、对人类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强烈的人类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使他们对人类世界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有一根特殊的神经，能够敏锐地感受天下细微的变化与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先天下之忧而忧。于是，他们深怀人类忧患意识，描写人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关注人的精神与情感，呼唤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1]这番话是她关于苏联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怀揣这一理念，捷进教授一直坚实地走在自我的学术道路上。本书的研究分成三个部分，即上编的“人类思考：永恒的文学主题”、中编的“艺术多元化：人类文学的发展趋向”和下编的“殊途同归：苏联和中国20世纪文学比较”。这里有她所在学科标示的两个研究领域：一是世界文学研究[2]中的苏联文学研究，二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苏中文学比较研究，二者各有轸域又密切联系。对于她来说，后一研究是她前一研究的拓展，当然与前一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而前一研究的路数，仍是她以前研究路数的延续，即将总体论与作家作品论结合在一起，这本是文学研究的通衢，没有学人可以抛开它重建自我研究的楼阁，问题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怎样把握。

显然，捷进教授“人类视野”里的“人性”是至为重要的问题，她看到“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中的人性和人道元素，而人道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的，在苏联文学中借助“人民命运”得到表达。不过，这一问题相当复杂，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苏联作家在对人的理解中，紧紧贴近生活，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和信念，这不是自我的，而是代表着俄罗斯、代表着人类的“大我”，从而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其人性的光彩而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捷进教授看到苏联小说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时代感，这是小说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的必然趋向。较为特殊的是，她通过研究，关注到苏联作家的“宗教情结”，这里的宗教指的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不过她认为，苏联作家不是为宗教而宗教，而是“为坚守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解决全球的现实危机”，这就超出了宗教的狭隘性，让他们在重视当下社会时，对人类有更多的深沉之思，使他们所具有的爱与善、良知与宽容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和传统契合点。基于此，苏联文学的人类视野成为必然。

捷进教授在研究中关注人与历史的关系，现代与历史的承继关系，在“苏联文学的‘历史记忆’”一章中指出，苏联作家“追溯和发掘世代相传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从古朴的民俗民风中寻求改变现代人精神缺失状况的途径，自觉负起拯救人类精神道德的重任”。苏联作家在小说中寻求的历史记忆，仍然是以当下为归宿。历史的不能忘怀，关键是民族的优良品质以及仍有现实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以期用历史警示现实。文学的历史记忆固然能够让读者获得审美享受，同时也会让读者无形中把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因现实的缺失而有心灵的震颤。

捷进教授注意到，苏联作家在人类视野之下，辛勤构筑人类的精神家园，热切呼唤世界的和平，执著寻求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这三者相融为一，构成苏联作家的襟怀和小说题材的丰富性。就此，她选择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苏联作家及其作品作深入探讨。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邦达列夫的三部曲——《岸》、《选择》、《人生舞台》和拉斯普京《给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等。她很称道高尔基《母亲》在个人与历史的互动中构建的新型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凸显以尼洛夫娜、巴威尔为代表的大众群像，以见“个人在社会历史中具有积极主动性，个人有勇气有能力改变生存环境”，从中传达出人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而人在主动中推进社会的发展。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叙说的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普通哥萨克人的富有诗意的安逸生活和遭遇战争的悲剧命运。因为曾有过安逸的生活，这些哥萨克人的“回家”念想是对和平的高度憧憬，谁愿意亲人血洒沙场、家乡的院落日益荒芜？葛利高里家庭悲剧和他内心的痛苦，表现了对和谐生活的追求，静静的顿河也就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还有邦达列夫和拉斯普京的小说各自的题材不同，但在表现人类的忧思和追求上有共同的地方，不论从什么角度进行社会道德批判，都是为了净化人们的良心。

她在论及“苏联文学的多元生态环境”时说：苏联作家“在艺术形式方面，博采世界文学各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形象性与哲理性的共栖，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的融合，现实性与假定性艺术手法的交错。……作家们力图通过文学作品探索生活的真谛和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对人生、民族、人类作了富有意义的思索与概括，寄托着对人类理想的冥冥追求，表现出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这番话揭示了苏联文学人类关怀与艺术表现的同步而行。的确，在多元生态环境下社会对文学题材与作家思想的包容，必然会带来艺术观念及表现手法的包容。在捷进教授看来，苏联文坛一度的争奇斗艳正是这种包容的结果。于是，苏联作家构建了立体式的艺术结构，像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的结构，有人称其在辽远恢宏时空体系里造就了小说结构的层次化、网络化。还有虚与实手法的交融并用，有人称之为“假定性”手法，即采用神话、梦幻、象征、寓意等委婉地表现生活；融叙事、哲思与抒情为一体的手法，让作家的哲思与抒情完美融合在一起，抒情性中又兼用直叙、独白、旁白等，使苏联文学的艺术手法相当丰富，并贯穿在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

也许捷进教授不希望自己整体论述苏联文学的艺术手法显得单薄，她又以专章论述苏联小说恢宏的艺术结构，如以多层次的叙事空间，形成并进或交错推进的立体多维结构形态，使小说的现实叙述与人物心理叙述巧妙地融合起来，如冈察尔的小说《你的朝霞》、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邦达列夫的《选择》、顿巴泽的《永恒的规律》等。捷进教授对这些小说的艺术结构有具体的剖析，无须我多说，而在这样的艺术结构之下，无疑不同于单一的线型或说平面结构，她认为立体多维结构形态有助于丰富小说的内涵是自然的，主要还是这种结构形式自身的艺术魅力以及作家利用这种结构形式的自如创作激发小说的趣味，并使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因之有了更理想的厚度。当然，诚如她所言，存在强化小说的哲理性与心理性而淡化故事情节的现象，从而有了小说另一路风格。

关于苏联小说的虚实相兼手法的运用，捷进教授有“苏联文学的幻化虚构艺术”一章。虚构是文学常见的表现手法，作家以想象讲述故事，故事会有生活的影子却又不是现实生活，故事及其人物形象、人物内心活动都成为作家表达思想的工具。她以邦达列夫的《岸》、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为例，前者的天国是幸福的彼岸，后者的长角鹿是善的化身。同时，诚如作者所说“虚拟性艺术利于构建结构恢宏、情节丰富的作品，拓宽了作品的意境”。现实的创作不及虚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度，尽管现实的创作同样能产生恢宏结构、丰富情节和拓宽了的意境。而在虚构中，苏联作家有四种常用的方法：把神话和民间传说引入小说，以虚构赋予某一客体事物象征意义，以物拟人而赋予自然物人的特征，运用幻想、梦幻、科幻进行虚构以增强小说的艺术魅力。

捷进教授用冈察尔《你的朝霞》来说明苏联小说的叙事哲思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她说冈察尔在《你的朝霞》里“将诗的情、哲理散文的意融入小说，使叙事性、哲理性和抒情性完美融合，以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精神道德探索，表现了作家对人类世界的思考”。具言之，冈察尔在小说中常引用歌谣，歌谣的诗性与诗意淡化了小说的叙事却增强了小说的抒情，并使小说的叙事语言也灵动起来。不仅如此，还有充满诗意的描写和诗性的跳跃，加上散文的写意笔法，使他小说的叙事别有一种风貌和韵味。所以作者说在文体上，冈察尔是把诗、散文、小说等艺术元素糅为一体了，当然小说是主体，诗与散文的元素服务于小说。

本书的下编是20世纪苏联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比较，在这里作者梳理了苏联（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基本状况，并将它分为几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现代文学的广泛汲取与借鉴，表现为接受俄苏文学直面现实，高度凝练的叙事艺术风格及深入人类灵魂的艺术手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家大多从实用出发，移植俄苏文学的主题、手法和风格；50年代末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俄苏文学在中国骤然降温，被视为毒草而遭遇政治批判；20世纪80年代，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开始回暖，重受尊崇；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俄苏文学逐渐淡出中国学人的视野，影响减弱。苏联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经历，是苏联与中国社会变化所致，社会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于斯可见。

捷进教授没有全面深入地讨论20世纪苏联文学在中国的状态，转而对苏联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这比较表现为：苏联“解冻”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与中国“新时期”（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文学的比较，苏联文学的第三次浪潮（卫国战争文学）与中国新时期战场文学（对越自卫反击战文学）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苏中文学关于社会使命的承载与文学主体建构的比较，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中乡土文学的比较。这些比较虽然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两个用心：一是在比较里展现苏中两国的文学流程，二是她在“引言”中说明的“透过苏联与中国相似与相异现象的比较，探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的普遍规律”。

这规律是什么呢？它表现为苏联“解冻”时期与中国“新时期”文坛的探索与争鸣，作家对人的关心、爱护、重视及作家心灵深处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表现为苏联文学的“第三次浪潮”与中国新时期战场文学在平凡中刻画崇高伟大的人物形象，通过战争表现人的思想道德和情感以及战争的残酷与人的悲剧；作家的社会使命及其追求的文学使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表现为乡土题材里真实的百姓生活和鲜明的时代感及对乡土传统美德的守护，等等，揭示出文学的社会性和人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题材、表现手法与风格会有各自的个性，但文学必然受制于社会性和人性，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借助艺术表现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在这种比较中，也让我们看到苏中作家共同的人类视野，自然也看到下编的比较与上、中编研究的内在一致性。

捷进教授让我为她的新著写篇序言，对于我这个治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可谓是重新学习而客串，也是与她多年共事、彼此支撑的情谊所致。我据她的研究谈自我良好感受，也期待读者诸君感受良好。

阮忠

2012年8月5日于金花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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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捷进：《“人类思维”与苏联当代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