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直面现世的“宗教观”

观照苏联作家在文学作品体现出的宗教情感，可以看出苏联作家的宗教情感是因解决人类现世问题而形成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坚守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解决全球的现实危机问题。苏联作家的宗教思想并非传统的基督教思想，苏联作家也并非传统的基督信徒。因为传统的基督教忽视现世，追求虚无缥缈的神灵。苏联作家明显不同，他们重视现世，忧虑人类，深沉思考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各种严重威胁，他们的“宗教观”不仅具有现世精神，还体现了全人类思维之倾向。

苏联作家追寻宗教缘于拯救现代人类精神。人类进入20世纪，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危机、核战争恐怖、生态危机、资源危机、人的精神的危机等，成为整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人类忧患意识的苏联作家创作的视点转换了，从民族的、国家的思考关注转向了整个人类，他们要寻求能联系全人类的精神，解决现实的人类危机问题。艾特玛托夫在论及自己创作的《断头台》的意图时说：我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拉斯普京曾这样表白了他对宗教的崇拜，“除了东正教，我尚未发现如今有别的力量能够将俄罗斯人民凝聚在一起，帮助人民经受住苦难。只有东正教高于党派团体利益，而在今天各种党派团体的利益几乎使任何社会运动四分五裂。最重要的是，宗教从精神上拯救人，赋予人生活的意义，使之成为非‘市场的’，而是历史的俄罗斯的公民。‘与上帝同在我们会战胜一切’——这是我们古老的真理”[11]。显然，拉斯普京寻求宗教是在寻求一种能消除人类分裂的理想精神道德。善与爱，是阿斯塔菲耶夫一生的追求，他认为作家创作的责任是“了解善，肯定善，使人不至于沉沦到自相残杀和消灭世上的一切生物，这就是一个文学家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其中也是我的使命”[12]。爱与善，几乎成了苏联具有“宗教情结”作家的追求，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使命，呼唤良知，呼唤爱心，呼唤人类的纯洁、宽容，责任感和道德感是他们的共同呼声。爱与善，良知与宽容，尽管被宗教宣扬过，然而，它并非宗教独断，它是人的最本质的因素，它是人类成为一个整体的核心，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善良、真诚、讲良心等在俄罗斯的社会理念中，在民族的宗教信仰中，不仅是个人修身完善之要，也是民族精神文化之深刻内涵。苏联许多作家意识到世界将毁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仇恨，出于对现世的深沉忧虑，在文学作品中倡导仁爱与善良，他们认为人类之爱是解决人类一切危机与矛盾的关键。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描写阿夫季在昏迷中神游耶路撒冷，就借在这一幻境出现的耶稣之口，道出这一忧虑，“世界末日不是由我而来，不是由自然灾祸而来，而是由人们的仇恨而来”。阿夫季的忧虑是艾特玛托夫的忧虑，是苏联一批具有人类意识作家的忧虑。因此，他们以一种严峻而沉郁的笔调，极力呼吁人间弘扬爱与善，揭示人类的普遍性和根本性问题。当今，社会的急剧动荡、人们的尖锐纷争、爱与善道德的严重缺失，或许，这正是解决人类世界一切矛盾的关键。也许会有人提出质疑，苏联作家的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救世思想在当今能行得通吗？但在当今社会，还有什么比这是更好的途径呢？作家们所寻求的是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人类在生活中最重要、最美好的道德成果。苏联作家的艰苦寻求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充满爱与善的和谐世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综上所述，苏联作家推崇宗教，并非是让虚幻式的旧式宗教在现代社会的重现，他们所追寻的是人类完善的精神道德，力求以这样一种能联系人类的精神道德，解决全球的现实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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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昕：《索尔仁尼琴——世俗知识分子中的典型宗教思想者》，《“俄罗斯文学：传统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俄语中心，2011年，第137页。

[2]李毓臻：《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3]［苏］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1页。

[4]李毓臻：《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页。

[5]［苏］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顾亚铃、白春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7页。

[6]同上书，第670页。

[7]［苏］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页。

[8]禾木编译：《拉斯普京谈创作》，《苏联文学》1983年第2期，第93页。

[9]《拉斯普京小说选》，王乃倬、俞虹、冯明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10]陈敬咏：《邦达列夫创作论》，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11]夏忠宪：《B.拉斯普京访谈录》，《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3期，第60页。

[12]［苏］阿斯塔菲耶夫：《跟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息息相通》，智量译，《世界文学》1984年第2期，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