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视野观照下的苏联文学
- 韩捷进
- 2203字
- 2021-03-30 06:48:31
一 文学创作与“东正教”
观照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过程,人们会发现,人道主义与宗教思想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人道主义内涵本身具有双重性: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人道主义世俗化,人道主义者明显地偏重于强调人欲的张扬,反对神性,具有抵抗宗教的明显倾向。尽管如此,西欧人道主义者也没有舍弃与宗教思想内核相通的博爱精神,譬如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者高扛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大旗,发动民众参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俄国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与西欧国家有着明显地区别,俄国的人道主义与宗教是结合为一体的,即人道主义宗教化。
俄罗斯文化源于斯拉夫文化。最初,俄罗斯人信奉多神教,即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崇拜。公元988年,俄罗斯按拜占庭仪式接受了基督教的东正教,之后拜占庭文化迅速传入俄罗斯。基督教有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东正教产生东罗马,在基督教中它属正统的宗教。俄罗斯尽管经历东方化的统治,但东正教牢牢控制着俄国人的意识,尤其是俄国农奴的意识。以“上帝、沙皇、东正教”三位一体为核心的宗法制观念深深根植在农奴的头脑中,俄罗斯农奴憎恨虐待他们的农奴主,但对上帝和沙皇总有幻想,广大农村被笼罩在宗法文化的阴影下。曾有学者断言,俄罗斯有三个基础:东正教、君主制度和民族性。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哲学宗教思想中主要的观念为:聚合性、弥撒亚观念、神人观念和上帝的内在性观念等。聚合性强调组织合作,弥撒亚观念即救世主思想,神人观念和上帝的内在性观念即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结合,人的主体性是实现上帝人化、神人的生命前提。在以往的基督教中,人没有充分的主体性。
在俄罗斯,东正教与世俗人道主义紧密结合,即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这区别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世俗人道主义。聚合性、神人性和上帝内在性等成为俄罗斯学者思考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想依据和基本前提。这不仅体现在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中,在普通的俄罗斯民间生活中也有着生动的体现。俄罗斯的农民所有的那种互爱互助的生活方式,他们人人为上帝而活,人与人之间是兄弟,同情他人的贫苦和不幸的观念都与这种宗教人道主义有关,对丧失了社会地位和生活能力的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和同情成为俄罗斯人的共同特征。对人世间苦难的认可和对不幸者的同情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在19世纪80年代,忏悔贵族托尔斯泰被自己的特权和地位的负罪感所折磨,最终放弃财产,走向人民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苦难的人们站在一处,为人类所受的苦难以及在这种苦难中所期待的上帝而折磨一生。对于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俄国东正教没有不同的道德尺度,不把世俗道德和僧侣道德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道德。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俄罗斯文化现象。
人类历史上一些深刻的、伟大的作家,大都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19世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是这样的作家,他们是东正教的信奉者,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社会的黑暗,人的道德的沦丧,小人物的被侮辱被损害,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观念使他们自觉地肩负拯救民族、改变黑暗现实的使命,然而救世的满腔热忱在沙皇专制统治的残酷现实中无法实现。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观念又使他们认定,拯救苦难大众、改变残酷现实的途径应是人人向善、崇善,他们把世俗的拯救与宗教的救赎统一起来,皈依上帝,回归人的善的本真,理想的世界就可以建立。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尽管承载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并且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开的拯救社会的药方还多少带有虚幻的色彩,但他们的选择是民族的希望,历史的必然,这不仅无可厚非,还应予以充分的赞道。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家并未因带有宗教色彩的救世热忱,使他们的作品失去艺术魅力,众所周知,19世纪俄国文坛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涌现出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科夫等一批世界文学大师。
苏维埃时代的作家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传统,包括俄国的宗教意识。在苏维埃时代最初的几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想占领着国家的思想文化阵地,宗教意识被淡化,但在苏维埃时期的作家那里,作家的责任使命意识始终没有被淡忘,而是被继承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作家,身处世界充满危机与困惑的时期,世界动荡,民族派别争夺,战争频繁,人类的生命家园遭践踏,精神家园破损,苏联作家普遍感到,当今人类面对的问题到了命运攸关的紧迫程度。艾特玛托夫曾为此有害怕的念头,认为当今的人类就像是行星地质史上的冰川时期。苏联作家具备一种特殊的道德智慧,继承先辈的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意识,履行解决人类命运攸关问题这一神圣职责。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一样,面对人类种种问题,同样感到步履维艰,他们力求寻找到一条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寻求一种能联系全人类的精神。于是不少作家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俄罗斯人世代信奉的东正教。
审视苏联作家的“宗教情结”大约有两种情形。一是作家出自内心的信仰,是在现世困境中的心灵归宿。这部分作家与19世纪俄罗斯作家救世的宗教观念有近似之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就是典型的代表。二是作家拯救人类的自觉意识,是作家解决现世问题的媒介,宗教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貌似认同宗教,实质相去甚远。譬如,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等作家。无论是哪一种情形的作家,他们都有共同的愿望,渴望以一种古老但又被西方人包括俄罗斯人所认定的文化思想精神,解决现世的纷繁问题与尖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