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

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灵魂的艺术展现，反映人们在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与行为；文学艺术又与社会时代精神密切联系，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主流思想，是特定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现代社会人类文学，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到海明威的小说，无一例外。荷马的史诗是希腊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时期的百科全书，是氏族英雄精神的集中体现。莎士比亚的喜剧、悲剧、传奇剧创作艺术形式的变化，深深烙上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会历史动荡变迁的印记，真实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人本主义情怀。海明威的小说创作，反映了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精神疲惫、迷茫、痛苦之状态，也揭示了在逆境中不懈追求不断奋进的人类意识。在人类文学史上，类似的文学作品被誉为传世佳作。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具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烙印特定时代社会的色彩，闪现人性的某种特征，甚至呈现全人类的普遍意义。

在不同时期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人道主义、社会意识、阶级性总是较完美地融和为一体。苏联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样，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甚至在某一特定阶段，被赋予了太多的非文学性的因素，即社会意识、阶级性凸显，存在一体化、标准化的模式。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党和国家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苏联文坛趋向单一的审美范式，而且提出了一个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尽管如此，苏联文学历史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被苏联“现代”文坛的领袖作家高尔基提出，强调了文学与人学的关系；人性、人道并未消失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坛，而是在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涵特征，文坛呈现出许多烙印特定时代社会的色彩与人性特征、享有一定审美价值意义的文学作品。在今天，它们能唤起人们的不仅是对文学的热情，还有对光辉历史的记忆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俄罗斯文学与任何别的一种文学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文学比艺术的含义广，它是人民命运的表达。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是为了把读者凝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整体。”[2]文学作为“人学”，它是文化的部分，它不仅与人的自然属性密切相连，同时又与人的理性相关。人的思想、价值、感情、生活、命运与前途的艺术描写，是文学具有人性魅力的主要评判标准。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明确指出人类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4]。人不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物，是社会化了的人，人的本质、人的性情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现实的社会性，人性与社会性是融合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人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理解会有变化，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观念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

苏联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一个新的政体国家，它在暴力革命中建立，在艰难困境中行进。在苏联建立的初期，国内外敌人威胁破坏不断，经济上困难重重。特定的历史决定了苏联领导人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激发苏联人民的革命热情，增强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念与勇气，在社会政治方面排除敌对势力与异己分子，在经济建设方面，强力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以实现国家政治的统一、社会经济的繁荣。活跃创作在这一时期的苏联作家，很自然地会反映苏联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人民的精神，在文学殿堂大力塑造在苏联革命与建设中的人民形象，抒写人民意识的觉醒与创建新生活的信念，揭示苏联社会的历史进程，这成为文学的主旋律。“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5]，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世界把握的审美深厚度，这一时期苏联作家的审美深厚度源于作家强烈的社会现实感和对新生活的热望。30多年的苏联“现代”文学见证了苏联的历史风云，也构成了其独特的人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