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选择颂赞文体作为切入点是因为颂赞文体是美颂传统的重要载体。颂体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体，赞体也是如此。历代主要的文体分类典籍都将这二者合在一起表述，或将赞类紧随于颂类后进行分析，因为二者在内容体制、语言风格上相类似，如刘勰就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认为“赞”为“颂家之细条”等，本书也按照惯例合而论之。本书拟通过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颂赞文的发展与变化来探究中国文学美颂传统的形成与特征。故而对颂赞文的考察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回溯从先秦到魏晋六朝的颂赞文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西周以前，属于颂赞文的孕育期。最初的“颂”产生于初民颂美神灵的原始宗教活动之中，那时的颂诗带有原始巫术的迷狂色彩。二是西周时期的颂诗，这一时期的是颂诗的奠定期。此一时期颂赞文与前代的颂相比，较少带有迷狂色彩，但它仍和宗庙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只是其宗教活动也呈现出伦理化、理性化的特征；其颂赞的对象也由颂神转向颂先王之功，即由祭神活动转向政治制度。正如东汉郑玄《诗谱·周颂谱》所说：“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复焘，无不持载，此谓之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该时期的颂赞文体一般采用四言句式；总体风格古朴典雅，带有明显宗庙活动之程式的性质。三是春秋至秦汉时期，是颂赞文的发展和定型期。从《周颂》起，“颂”开始专用于歌颂天子及祖宗功德。到了汉代，“颂”就发展为一种歌功颂德的专门文体。其颂赞的主题也开始多样化，“美盛德而述形容”，不限于帝王祖宗，也用于对将相士大夫的歌颂。颂赞对象由神明、帝王转向名将功臣和后妃乃至神鸟等等；同时，“颂”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变体”、“讹体”等，如春秋时期左丘明等人收录民间诗歌并标为“颂”体，记于典籍。尽管被刘勰斥为民间歌谣似的作品，是“野颂之变体，浸被乎人事”[33]，却也为颂赞体的主题朝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开了先例。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屈原《橘颂》。尽管《橘颂》在形式上还是采用了《诗经》四言，但内容上却以对文人高洁情操的歌颂，取代了对帝位的无条件赞美，它被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咏物诗”[34]。四是魏晋六朝时期属于颂赞文体的成熟期和高涨期。此时出现了许多大量创作颂赞文的作家。该时期的颂赞文沿承两汉颂赞文体发展的趋势，体制朝更广的领域拓展延伸，内容上更为具体和形象化，风格上唯美和抒情的成分进一步加强。而且到这一时期，“颂”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加强了，既出现了如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那样既褒又贬的颂体，也出现了以普通事物如以花、鸟、虫、鱼为题材的颂体。“颂”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庙廊文学”，而开始走下神圣的祭坛，接近民间。

作为一种歌功颂德的应用文体，最初的颂赞文并没有固定的语言形式，它们经历了从杂言到四言的发展过程。在先秦时颂赞文定型为以四言为主体，而且被后世颂赞体所沿用。选择四言作为颂赞体的句式，一方面与颂赞体的庙堂祭祀特定功用有关。因为四言句式具有节奏整齐、结构凝练、庄重典正之感，比较适合于肃穆庄严的场合，也适合颂诗祭祀与颂美的特定功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经》崇高的地位，使得人们纷纷效仿《诗经》的四言句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后世人们以《诗经》中的《颂》诗为“正体”，导致了颂赞文体形成了一种程式化倾向，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惰力。而“颂”的“变体”、“讹体”的出现，既是文体演变的自身因素，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正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曰：“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始盛而终衰，皆由于此。”我们在考察颂赞文的时候，固然是以颂赞文的“正体”为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颂赞体的“讹体”、“变体”等，魏晋时代颂赞体的理论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些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中国美颂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颂赞体歌功颂德的功能，人们往往忽视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其实，颂赞体同样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学价值，其语体风格与颂赞体的主旨是相适应的。从题材上说，由于颂体是“美盛德之形容”，是对先祖、先王的颂美，其题材一般都比较重大，其内容的严正肃穆性就决定了语言表现形式壮丽庄严的语体色彩和肃穆的感情基调；同时由于颂体需要反复颂扬国君的功能，导致其语言呈现出一种繁复丰富的风格特征；另外，颂赞文体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修辞巧妙、用典颇多的文学特点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于颂赞体都是一定仪式的产物，故其“仪式性”特点，如颂体所具有的神圣性、崇高性、固定性等特征，对后世颂赞文体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除了颂赞文体之外，一些应制诗、君臣唱酬诗、文人集会时的诗歌也鲜明地体现了歌功颂德的传统，由于本书主要论述的是特定意义上的颂赞文体，故这些内容也是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不特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