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播学视角的选取

可以看出，延安《解放日报》的新闻学研究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在新的研究背景下逐步显示出显明的局限性，研究思路的单一和理论阐释能力的有限，使其难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而传播学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具有更大诠释能力的新型边缘学科，为穷尽延安《解放日报》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传播学的许多理论，诸如组织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理论、大众传播理论、文化传播理论、传播控制模式理论和传播效果理论等，都为研究延安《解放日报》提供了难得的理论支持，也为延安《解放日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具阐释力的研究思路。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有30年之久。尽管中国两千年前就有了关于传播的概念、传播活动的评价，以及关于传播技巧与传播思想的论述，即就是新闻传播学的专门研究也已有了近“200年的历史”[7]。但是三十年前，当西方人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入中国时，中国人还不知传播学的真正内涵及意义。30多年来，传播学及其研究在中国经历了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中国对传播学从谨慎地接触、研究，到判定为资产阶级理论的误读，再到批判地接受，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实在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也是许多学者勇于探索，孜孜追求的结果。到现在，传播学已成为一门生命力极强、张力极大的新兴学科，备受学界瞩目。有学者统计，在新世纪初，就已经有“100多部中国人的专（译）著，1000余篇传播学论（译）文”[8]，足见其盛况。30年时间里，传播学从禁区到发展为国家一级学科，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组成的、完备的学科体系，逐步成为中国学界的有机部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媒介生态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媒体的急速成长，改变了报纸、广播和电视共治天下的局面，新旧媒体由此开始了空前的竞争和博弈，共同改写着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有学者断言，新世纪，中国业已进入“媒体化社会”（“指大众传媒对公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和控制”[9]）与“社会化媒体”（“指公众通过维基、博客、社交网、微博等新技术平台自创内容，从而实现对媒体的生产、发布、管理等过程的参与、主导甚至取代”[10]）长期共存的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在新媒介语境下的这种历史变化，在给传统新闻研究提出挑战的同时，也给传播学提供了许多新课题，传播学借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肩负起自己的特殊使命。总之，“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广泛，涵盖新闻、信息、广告、公关、文化、娱乐等各种传播现象，并与经济、政治、文化、宣传、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交叉;研究方法多样，综合采用了思辨、实证、定量、定性等各种有效方法;研究意义重大，适应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传播学理论与知识，已是全球信息化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必要”[11]。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传播学作为一门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科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新兴边缘学科，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的“胎记”。我们在引进和研究这一学科时，既不能以其诞生在西方而冠之以资本主义理论，加以拒绝，也不能不加分析，全盘接受。实际上，在以前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犯过这两种错误。要想使源于西方的传播学融入社会主义学术理论体系，就必须要把批判和借鉴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这也是中国学者的目标，他们为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首先他们在论著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发掘，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书就设置了一个专门章节，阐述中国传统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 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1996年段京肃的《基础传播学》在最后一章，也论述了中国传播理论的研究与传播体系的建立，等等。其次，他们还用传播学理论分析当前新闻传播业面临的新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网络传播的运行与控制。这些研究针对现实，面向未来，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取得了不少成果。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引入和实践，从始至终都是在一种特殊想象中展开的。赵卫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拍摄过一幅著名的肖像照，照片中一个穿着皱皱巴巴且不合体西装的农村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而墙上是一张刘德华的海报。“他所仿效的不是真正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2]这是一种被中介的（mediated）经验写照。而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和应用，恰恰是经过学界诠释、社会行动者理解到中国具体国情实践的多层中介写照，最终，中国国情下的使用经验感知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这样，传播学和中国就面临着独特的“双重诠释”[13]（double- hermeneutic），即社会实际与理论阐释双向作用，而研究个体也会依照个人能动性，对理论依照社会现实进行适度修正。于是，被中介的传播学和中国社会实际就产生了异常复杂而又生动的联系，这对中国传播学学者应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历史现象和现实命题都提出了要求。它要求“中国”的客观实际和独特经验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现实命题都应该在传播学的中国化中得到应有的凸显。

正如郭庆光所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学者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14]。具体实践方面，“我们应该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状况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探索中国社会信息传播中的各种理念和实践课题，包括如何通过理顺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群体的、组织的、人际的现实传播关系，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重大问题”[15]。我们不但要研究传播学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问题，同时也要用它去研究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课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理论及实践更应如此。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传播理论的奠基者，首当其冲。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探索，正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基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密切关联即交互性，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延安《解放日报》，以一种新的视角尝试激发新的思考。

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前我们对延安《解放日报》的研究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报学层面的新闻学范围，即宁树藩教授所说的“广义新闻学”[16]（所谓“广义新闻学着重研究的是报纸新闻活动”，“通常是从报纸工作出发进行研究的，着重关注的是实践性”[17]），也有一部分将其放入到“本义新闻学”[18]（所谓“本义新闻学研究所有的新闻现象，研究各类媒体的新闻活动”，“把新闻作为独立社会现象，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着重关注的是学理性”[19]）中进行研究，但用与新闻学关系密切、可起互相推动作用的传播学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宁树藩教授认为，“传播学在其形成过程中曾从新闻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其形成之后传播学又反过来，对新闻学在信息观念、信息传播规律、研究方法等方面，给新闻学以重大影响，使其耳目一新”[20]。他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因密切的关联性而可能产生的互相推动作用，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应当直面新闻学所出现的矛盾和危机，用传播学的理论张力推动传统新闻学研究的深化。

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也应该成为检视延安《解放日报》的理性选择。然而，应用传播学对延安《解放日报》的研究，在学界尚处于探索阶段，较为零乱。

其中，戴元光、金冠军的著作《中国传播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研究毛泽东传播思想及其他方面时，部分地论及了延安《解放日报》的一些传播特色。论文方面，陈力丹与邓波的《论延安〈解放日报〉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通过政治传播学理论，考察了延安《解放日报》在党的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最后推及到了党的政治传播中媒介的地位、意义和作用。杨琳的《论“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生态特征——以传播主体与受众分析为中心》将延安《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文学”传播的核心阵地，研究了“延安文学”传播的基本特征。该文总结了诸多显著的传播特色，如政治文化生态与媒介生态的成形与战争环境中宣教武器功用的结合，凸显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功能，传播者的多重身份定位和角色转换之间的融合，以及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交融互动的集体创作模式等等。杨琳声称，“延安时期传播媒介生态的审视，有助于我们超越特定的时空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启示与反思，有益于我们反观近年来的文学传播研究热中的误区，获得方法论的启示”[21]，可谓中肯。杨琳的另外两篇论文《容纳与建构：1935—1948延安报刊与文学传播》、《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延安时期秧歌剧的革新及传播》，也都是对延安《解放日报》为核心的延安文化传播的研究，具有近似的研究思路。

此外，本人的拙作《延安〈解放日报〉的组织传播》认为，延安《解放日报》是一种强调下向控制和导引，凸显领袖思维，严密而系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导引型组织传播。本人的另一篇论文《延安〈解放日报〉的典型化传播之反思》则研究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典型化传播的基本特征，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反思了其虚饰化缺陷及其消极影响。本人的第三篇论文《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特色及其现代意义》认为，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特色应该包括共产主义新闻传播理念的坚持、政治文化精英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传播者特色、强大的导引型组织传播模式和极富鼓动性的典型化传播等，并分析了它对现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启发意义。

传播学视角下的延安《解放日报》相关研究虽有以上成果，但整体上比较零乱，难成体系，既没有能够更加深入挖掘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魅力，更没有较为深刻地研究延安《解放日报》对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渊源性影响及其当代价值，殊为遗憾。

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奠基作，其对中国现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的传播经验、基本理念甚至根本体制都可以追根溯源，在延安《解放日报》中找到直接的根源和影子。虽然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语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延安《解放日报》，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根本性质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新闻传播事业，党性仍然是其核心属性，这就使得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业和延安《解放日报》保持着某种血脉相传的关系。然而，这种渊源性对中国当代新闻传播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使得延安《解放日报》所确立的党的新闻传播业的一些基本属性在当代被更加牢固地确立，进而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张扬。另一方面，由延安《解放日报》所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党的新闻传播的某些特征，在一些特殊的时段产生了负面的效果，甚至是悲剧性的灾难，因而引发了对当代新闻传播的反思。比如，党的新闻传播管理体制的问题，新闻传播中自由和社会责任、政府监管与媒介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新闻传播中下向控制和逆向监督的问题，典型化传播的发展与演化问题，甚至是党的新闻传播特性在当代新闻传播语境中的承继与发展问题，等等。其中，有些是对延安《解放日报》本身较为理性的反思，而有些则是因后来对延安《解放日报》的不当继承和放大，进而导致的对延安《解放日报》迁延性的批评，本质上是抛却客观历史环境，对延安《解放日报》的苛求和不当指责。这种矛盾不仅关系到延安《解放日报》的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传播事业根本属性的重大问题，急需研究和解决。

进一步讲，如果不能解决延安《解放日报》新闻传播传统经验在当代媒介环境下的渊源性考察和化变性思考，我们就无法科学地看待由延安《解放日报》所形成的党的新闻传播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语境之间的继承与矛盾问题，也无法更好地解决党的新闻传播业如何在历史与当代的交接中化变求新的问题。

现代传播学理论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空间，可以有效地深化和推进。如何继承与化变，如何反思与践行，当是本研究面对延安《解放日报》，面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现实所秉承的基本立场。

这对延安《解放日报》乃至对党的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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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穆青：《延安〈解放日报〉史·序》，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同上书，第2页。

[4]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目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5]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后记》，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6]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231页。

[7]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同上书，第2页。

[9]童兵：《序：深化科学研究，推进媒介化社会建设》，马凌、蒋蕾主编《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0]同上。

[11]张骏德：《试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2]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13]［美］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5]同上。

[16]宁树藩：《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杨琳：《论“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生态特征——以传播主体与受众分析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