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21世纪是生态世纪，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生态建设的中国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源自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一致性，源自于社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地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有优良的自然环境生态、优良的经济生态、优良的社会生态、优良的文化生态，更离不开优良的政治生态作为支撑，离不开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谐稳定等政治生态文明作为生态制度体系保障。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生态五位一体，相得益彰，其中，政治生态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立体坐标轴。政治生态化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尤其是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更是增强了对政治生态化的诉求和对变革传统政治社会体制的动力。以生态视域和方法观察、模拟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模式，正是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是对传统政治的反思和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探索。

“科学的未来是生态学的综合。”[1]借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我们研究分析政治现象、观察政治生活的一个全新视角。作为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渗透交叉特征的政治生态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起源于西方的生态运动，产生于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对生态学的进一步认识。政治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方面是生态学走出纯生物学的圈子，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盟，并最终形成了生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现代政治学自身生态化发展的结果和必然趋势。“生态政治学作为一种‘未来政治学’和‘希望政治学’，在种种挑战下更加凸显了她的现实挑战力度与变革潜能。”[2]

政治生态学偏重于运用系统思维方法，借用生态理论和生态智慧来模拟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系统分析政治生态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意义，以及学科地位和理论价值等。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政治生态模型，重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等政治范式和政治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学要有效地解释各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政治体系这一概念可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而“政治体系也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生态学研究法的好处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较大的政治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对政治做出合理判断，必须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4]政治生态理论开创了用系统的、全面的、有机统一的生态学观点研究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它把整个政治系统视为一个“有机体”，并且注重这个“有机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互动性”、“关联性”。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整体性、协同性、关联性、有机性和动态性等特征，不仅有利于统筹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各相关领域的改革，而且有利于推进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彻底性。

历史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如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缺乏系统思维和通盘考虑，必然会造成改革的“单兵突进”，左右摇摆，顾此而失彼，甚至会造成改革行为相互冲突打架，产生“内耗”效应，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因此，必须要善于运用政治生态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法，将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等生态法则普遍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善于把中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放在世界大背景下思考，站在全球大系统发展的高度，全面分析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崛起新的历史机遇，找准历史方位。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要充分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善于运用多向思维，全方位地思考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把中国的改革、建设与发展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工程来考察，把政治、经济和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来认识;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优势条件与劣势条件、阶段目标与长远目标等一系列的复杂关系。关联性和协同性要求我们善于从系统的相关性出发来把握事物的局部，从局部与局部的相关性中来把握它们的整体，把局部和整体有机联系起来，统筹兼顾，举一反三，放眼整体，总揽全局，在更高的层次和水平上把握事物，推进改革。

当前，中国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深化改革必须要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政治生态化发展思维正好适应了这一改革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生态意蕴，渗透和折射了系统性、整体性、多元性的思维方法与辩证逻辑精神，透射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生态化价值取向。在这种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改革时代和政治生态化发展元年的正式来临。

但是，要对政治生态理论进行正确的掌握与运用，并以生态理论科学指导政治改革实践，以生态智慧有效破解改革中遇到的难题，离不开对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入考察与论证分析。只有对政治生态基本原理和基本机理的深刻掌握和科学运用，才能以此为指导来观照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现实坐标和分析样板。那么，能否打开政治生态建设的内部“黑箱”，探究出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秘籍”呢?本书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和相关原理出发，分析其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政治生态的结构功能特征，试图构建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和分析标准，总结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生成的原因，尝试揭示政治发展中所隐含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倾向等问题，探寻影响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和生态机理。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生态化的中国政治建设路径，逐步完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成效(政治产品或政治作为)评价体系，从而为推进政治生态化发展提供自我诊断的工具，为优化政治生态、增强政治体系的积极功能、提高“政治生产力”、建设负责任政治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