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构与蔓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

抗日战争时期集中于延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在面临毁灭性打击后的重构时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偏于西北一隅，却建构起了一套十分成熟和完善的政治符号体系，特别是建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灾难又是契机，使得中国共产党绝处逢生。不论是从手段还是从目标而言，共产党必须增强它的军事实力，扩大它的根据地面积。抗日不但是一个真诚的意图，而且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号召。[52]中共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态度在1935年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于所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变更，即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变化。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毛泽东则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53]1935—1945年间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口号的民族主义化[54]。这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革命策略，更多的是由革命形势的变化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这样做，否则会面临灭亡的危险。

依靠自身的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利用一切现有因素增强军事实力，应付各种政治现实，放弃各种书本教条，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的这个转变促成了瓦窑堡会议上政策范畴的转变。[55]但在瓦窑堡会议上抗日与反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瓦窑堡会议决议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同时视为反对的目标，蒋介石被轻描淡写地贴上一个民族叛徒的标签”[56]。后来，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其革命策略。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在《抗日反蒋不能并提》一文中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57]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政策开始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则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的权宜政治实践被当作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不是高唱革命的抽象教条。这标志着一个基本思想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甚至比任何单纯的实际事务显得更为重要。”[58]

正当中国共产党采取逼蒋抗日之时，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为中国共产党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建立起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1月3日，《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就指出：“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党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应该成为共同纲领最坚决的执行者，成为民族革命领导的核心。”“过去党的十大基本纲领目前应该为统一战线纲领所代替。目前力争统一战线纲领的实现，正是为了要在将来能够实现十大基本纲领。但已经实现苏维埃革命的区域，则不改变已成事实。”“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变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59]为此，中国共产党已对自己的政策策略作了许多调整和让步，甚至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原先的许多政治符号形式。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0]。这是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重大让步，中国共产党不惜把自己“屈尊”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放弃了苏维埃制度，同时还把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红军番号撤销，但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其政治符号内质。1937年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彻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能够执行这样的政策。”[61]

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对自己政策作出调整。1937年4月5日，《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62]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1944年访问延安时就目睹了当时延安的场景，他在《北行漫记》一书中指出：

偶然，我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肖像：但这些像一个革命的过去时期的古物一样。在每一个马克思或列宁肖像之外，我发现几百张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肖像。这四个人的肖像悬挂于各处——于官署中，于商店中，于兵营中，于农民的茅棚中。斯大林的肖像挂在那儿，不是为共产主义的领袖，而是当为联合国首领之一——联合国家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一员。[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区域里已不再张贴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肖像，开始张贴传播与抗日有关的领导人图像，甚至是蒋介石这一过去政治对手的肖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自己过去的革命政策作出了重大让步和调整。

但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这种政策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作出应对声明。1937年4月3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中就提到：“在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他表现与另一种政党同化，成为尾巴主义。”[64]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其策略作出具体解释和说明。1937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中则提出：“马克思列宁史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并且要求：“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彻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需要关键。”[65]对此，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一段论述解释的十分精彩：

放弃苏维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仅仅是一种战略措施呢？在延安，人们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是用一种非常理智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变动。几乎每个延安人都接受了这场大变动。因为在他们眼中，苏维埃的取消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不过是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革命，本是要从土地革命阶段发展到反帝阶段的。[66]

当然，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形式上作出了很大的变更，有的甚至与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相同，如革命军队中的番号、军旗、军服等，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的国旗、国徽、宪法法律、土地政策等，一些革命主张、革命纲领、革命标语口号等，都接受了中华民国的许多政治符号，但这并未改变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本质。如1937年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确已经取得了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时，我们也切不要因此就放肆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教条赤裸裸的搬出来，在那里大夸其马克司列宁主义。这种‘赤化’在今天完全不需要，而且只有害处。”“我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应该以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司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我们现在常常说要拿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国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暂时放弃马克司列宁主义，而正是要以马克司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来教育中国人民。也只有马克司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解放。”[67]

有意思的是，一边是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性，一边正是按照国共两党合作要求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形式上的改造。1937年7 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提出：“（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68]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政治生态的政治定位，通过政治符号形式的转换，取得了革命的主动权。正如1948年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所指出的那样：“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内战）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69]

政治符号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关键的是在抗日的大环境下如何建构自己的政治符号来引领未来革命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在民族主义这一大旗帜下独立自主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符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 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到：“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70]这很好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做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特色”的政治符号，同时也不失“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国际特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偏爱对“三民主义”中民族和民权弘扬和肯定的缘由。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71]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72]即使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抗日大旗之下，八路军的活动也遮盖不住中国共产党一贯政策和主张，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八路军区别于其他的国民革命军。1937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关于我军应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加强统战教育问题》：“八路军应带符号，从新规定证章，凡无此据者，应一律取缔，并将规定报阎及通报友军及地方行政机关，出布告发表谈话登报。”[73]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抗日潮流之下，中国共产党也担心其所领导的八路军被趋同了，也设法在本身已经相同的番号上作出区别，在政治符号形式的共性中寻找个性，避免被老百姓同等看待，完成抗日所赋予的任务的同时彰显其个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很多人以此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抗日的洪流之下逐渐消解变成一个民族革命的政党，其所主张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等都会被消解。王明甚至主张“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听从国民党的指挥和安排。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名称，很多人也主张改名，其中不乏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党内也存在类似议论。“在感情联想朦胧模糊的区域里，如果一个好的名字引起的联想是相当下意识的，那么，这个名字就有真正的政治价值。相反，政党的反对者们力图给它加上一个会引起反感的名字。”[74]毛泽东曾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于共产党名称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毛泽东认为：“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75]“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76]当王稼祥从苏联带来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和承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消息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在抗日这个大环境下建构自身政治符号，最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党，并开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77]这为中国共产党建构自己政治符号产品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解释的缘由。

“在各个变动的时代中，某些人所创作的象征符号能够比其他符号更为有效的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就会成为领袖人物，他们所设计的符号便为群体所采用。因此，在政治领袖人物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天才艺术家，借着各种演说、文告、标语和策略，运用各种既有的符号，或是另创新的符号。当这种创作确实是原始新作的，它又能帮助形成新的群体和新的关系时，我们称这个符号的创作者是‘具有超凡魅力的’。”[78]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才能逐渐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毛泽东思想也逐渐发展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很多时候人们把“毛泽东”这一名称符号代替了整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理论原则的代名词。[79]“毛泽东，从一个人的名字演变为现代中国社会的超级政治符号，早已不是今天的事情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后，到中国共产党‘七大’，‘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一个时代或一种社会政治体系的象征。被看做‘太阳’和‘救星’。”[80]然而，“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符号，他既没有像孙中山那样被尊称为‘国父’，更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称为带有明显派系特征的‘校长’，而是直接地与‘天’对应，与浩瀚神秘的宇宙秩序相联系，被看作‘太阳’和‘救星’。从《东方红》一曲的形成经过看，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中国农民与宇宙上天直接‘对话’的结果”，“带有更为明显的‘东方象征主义’的神秘色彩”[81]。之所以这样还得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

由于人们从政治符号中所吸取的东西主要是精神庇护和心理慰藉，是在寻求力量和保护，是为了“驱”现实中的“鬼”和“压”内心中的“邪”，因此这个人们依赖的符号必须具有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大智大勇、大慈大悲、甚至以恶惩恶的无人与之相比拟、相匹敌的“全能”。只有这样，“力量”和“保护”才有实在的依据，“庇护”和“慰藉”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不言而喻，这是只有“神明”才能达到的境界，只有“天使”才能实现的功能，而且它越“神”，被保护人的心理依据就越加充分，它越不可思议，人们从中获得的安全感、充实感、慰藉感也就越加牢靠和真实。就这样，一个本身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并且人们普遍承认这一点）的国家和党的领袖，在人们的意识、观念特别是心理上，变成了一尊高深莫测、通天地之变、辩红尘之术、知古往今来、晓未来前景的“全能神”。[82]

延安时期，毛泽东符号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它包括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正是所说的是“全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之所以能形成毛泽东这一政治符号，更主要的是在抗日战争这一艰苦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阿普特在“话语—权力”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时期”看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符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延安时期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变成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作用，它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宇宙创始代理人”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感召力。[8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这一完整的政治符号体系是抗日战争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治同居”期间收获的最大成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