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所的筹备经过和早期的工作

李方

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门非常特殊的重要学科,并且在中外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春秋时期孔子设坛讲学时就设有“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政治学占有显著地位，并且也是先秦许多著作中所广泛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率先系统地研究了政治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并且有由他所著的辉煌巨著《政治学》八卷流传下来。不过，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那样，历史上搞政治的人从来不学什么政治学。而此后研究政治学的人，除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等少数人之外，也很少是真正能够搞政治的。所谓“哲人政治”、“学者治国”，只不过是柏拉图等少数学者的空想而已。

至于在新中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学跟心理学一道，曾被斯大林等人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遭到禁止。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学的政治系都被取消。虽然一般学校也开设政治课程，但那时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等，与当代世界各国所谓政治学的联系不多，舍弃了各国政治学所研究的主要部分。当代各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府体制、国家法治、行政管理、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民主自由人权的行使和保障、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问题、非暴力斗争的作用和威力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全人类福祉的种种重大问题，它的研究内容是日渐发展和充实的。

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由于基本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研究的范畴应该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这类问题的态度、观点和解决方法而已，不能因为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或其他政策，而对这些内容加以回避。

二 “文革”后社科院奉命筹建政治学研究所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各个方面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危害最重的是无政府主义和随意使用暴力，法律失去效用，法制观念荡然无存。揪出“四人帮”之后许多工作都需要恢复或者重建。在痛定思痛之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曾经说过，当初中国要是有一些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法制观念，“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来，并指示要展开对政治学的研究。

1978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先准备筹建政治学研究所。我一向与外界很少联系，至今也没有搞清政治学所筹备的全过程。只知道最初是由早年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过“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较有名气的政治学者、1949年以后改行作红学家的吴恩裕教授主持其事。我的中学好友、北大政治系毕业的冯惠溢同学介绍我参加筹备。我因此跟吴恩裕老师见过几次面，讨论怎样开展工作，物色和约集一些对政治学略有根基的人员，以便共同从事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工作。因为这时老一辈的政治学教授和学者，不是已经作古，就是早已改行，例如吴老师自己就改行研究红学；钱端升、龚祥瑞等则改教法律去了。当初的学生也早已散失。吴老师还说中国政治学界与西方世界失去联系已经许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发展情况。因此准备派我们这些学过政治学的中年人出去做一些考察工作。后来政治学所刚成立之际，积极支持王云琨同志出国学习，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王云琨1952年北大政治系毕业，由钱端升通过他早年与斯卡拉皮诺（A.Scalapino）的关系（抗战时钱端升在美国讲学，斯卡拉皮诺是钱的助手，后来成了美国研究东亚问题的权威），推荐王云琨同志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念硕士研究生。王在该校表现优秀，毕业后回国成为政治学所骨干研究人员之一。

开过几次交换意见的会议之后，不久就没有动静了。后来得知原来是吴恩裕教授病重，并且很快就逝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但是我没有打听政治学所的下一步筹建工作将如何进行。暂时没有动静，主要是因为另起炉灶需要选定新的负责人和考虑有关筹备的具体事项。

紧接着1979年上半年，我得知主持其事的有张友渔、杜任之、梅关华、丁健吾、许立华等人。最初并没有任命筹备组长，而是由张友渔主持其事，具体工作多由丁健吾执行。其后严家其、张宝训等人加入筹备组，严家其任组长，并调来历史所林英参与其事，许立华负责办公室的行政工作，还时常邀请社会上与政治学有些渊源的龚祥瑞、赵宝煦、杜汝辑、许崇德等人参加，我也是经常参加的人员之一。开过许多次座谈会，所讨论的大多是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先抓哪些方面的问题；其次是建立一些什么样的机构，以及物色和推荐可以延聘的人才，等等。但这些都是咨询性质的座谈，并没有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

最后1985年7月，院方下达任命严家其为首任所长的任命书，7月5日政治学所正式成立。正式成立得较晚，主要是所长人选难定的缘故。当时竞争者甚多，较难取舍。院领导意属当时的新生力量严家其而又觉得其资历不够，所以要多多酝酿。

在参加过若干次座谈会后，经过许立华等同志的邀请，我于1980年11月正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这时正式算作政治学所成员的有：做政治与行政工作的有丁健吾、许立华等；做业务工作的，先后有严家其、胡家聪、谭健、王云琨、张宝训、袁岳云和我，随后又先后调来了林英、陈荷夫、陈东凡、刘庆民、徐功敏、潘世强、白钢、吴英增、李黎、沈蕴芳、杨海蛟及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杨百揆、丁中柱、陈绍刚、张昌东、方觉、耿小曼、谢地坤、胡杰、李培华、蓝燕等多人；做图书管理等工作的有杨蕙兰、马德荣、祖佳、南红、李宏等。以后人员日渐充实，活力充沛，先后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

三 早期的主要工作和影响

当时社会上因为政治学久经废止，而今一旦重新建立，各方面积极性很高，要求甚多，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但早期的政治学所，因为人力有限，一时难以对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工作全面铺开，而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展开工作。

为此我们必须先从舆论宣传和人才培养着手，然后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展开对国家体制改革的探讨，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主要项目。后来人手多了，才开展对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和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工作，以及理论刊物的创办等。

当时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一）举办有关政治学的讲座

在恢复或者重建我国政治学的消息传出之后，各方面积极性虽然很高，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政治学是什么，并且急于探讨应该怎样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学的问题。为此特由政治学所（筹备组）牵头，并与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合作，举办一系列有关政治学基本知识的讲座，费用主要由政治学所（筹备组）承担。所约请的讲课人，多是一些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政治学界学者，如夏书章、周世逑、潘念之教授等人。但是因为当时各方面都正着手筹建政治学系和研究机构，因而所讲都是些入门性、概论性的东西，如什么是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应该如何发展等。由于这是当时有关政治学的首创活动，所以参加听讲的人很是踊跃。杨百揆、王沪宁等都是当时的学员。这些听众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各地政治学有关机构的骨干。

政治学系1986届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二）培养研究生

政治学所草创之初，人力非常缺乏，真正对于当代政治学有过某些接触的人很少，至于做过某种系统研究的人则更少。各单位参加筹建政治学机构的成员，大都是一些曾经做过马列主义和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或学习过外语的人。因此，为了有计划有系统地展开政治学领域内各科的研究，应该首先大力培养学习本专业的人才。除了积极支持王云琨同志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念硕士研究生外，最要紧的是应该赶紧自己培养一批研究生，作为科班出身的新生力量。

经过商量，我们便在正式建所的前一年即1984年就报请上级批准，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政治学系，由李方兼任系主任。先后计招生三次近二十人，并且代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等院校培养研究生约十余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如学院院长、教授、司局长、省委组织部长、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等。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当时没有把申请设立培养博士生点的工作做完就中途放弃了，以致十多年后，新的所领导费了许多周折才取得培养博士生的资格。

政治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该算是全国开展得最早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单位。

（三）大力展开有关行政管理的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除了展开关于国家体制等宏观问题的讨论外，最迫切而实际的问题，莫过于改进行政管理和建立公务员制度的问题。为此政治学所和当时的劳动人事部门密切配合，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因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一时成为政治学所研究工作的重点。

1.举办多次行政学培训班

关于行政管理和公务员制度的问题，当时不只社会上知之甚少，就连行政部门本身、甚至劳动人事部也了解不多。

在具体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时，可以说，当时主要是由于劳动人事部和政治学所的首倡，以及地方有关部门的紧跟，才引起全国对行政管理和公务员制度的重视。其时代背景是，1949年之后，中国旧的行政管理传统被抛弃了，新的制度又没有正式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事工作可以说是没有正规的制度。机关进人凭介绍信乃至个人开条子，也没有资格方面的规定，缺乏科学的考绩和升迁制度，真个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什么“公务员制度”、“公务员考试”、“职务分类”等问题，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既然要改革人事制度，广大干部当然十分关心自己将来能不能继续当公务员和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公务员，等等。所以全国广大干部对于行政改革非常重视，热心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只有个别人反对，觉得建立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公务员考试制度，是给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进入政府部门大开方便之门云云。

李方在给研究生上课

为了大力传播这方面的知识，特由政治学所联系，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了两位专家：第七巴黎大学副校长蒂姆希特（Timsit）和另一位联合国官员坎贝尔（Campbell）来华讲授“文官制度”，全国有关单位都派骨干成员参加听讲，效果显著。

紧接着，政治学所又单独或与有关省市举办了多次“行政学讲习班”，各地踊跃派学员前来参加，影响很大，也给本所增加了一定的收入。

各地自己举办这类培训班时，也经常邀请政治学所派人去给他们讲课，一时真可以说是应接不暇。

2.具体参与劳动人事部关于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工作

当时劳动人事部门在建立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中，但凡有关条例的拟定，如公务员的考试制度、职位分类、考绩考勤办法等，都邀请或正式聘请政治学所的有关专家参加。

（四）积极参加政治体制改革工作

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活动挺多，政治学所经常派人参加，发表讲话时听众大都非常认真听取，想从中揣摩出中央改革的意图，因为当时盛传政治学所某某人是中央的智囊团成员云云。

政治学所还有人担任当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学会”的常务理事。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各方面举行的有关座谈会，特别是派人参加了1982年新宪法的讨论工作。我国最早的“五四宪法”，经过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修改后，早已面目全非，充满“文革”精神，因之拨乱反正后，必须重新起草。在新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关部门曾经约请政法方面的知名学者，在人民大会堂对草稿进行了多次讨论。政治学所曾派副研究员以上的多位专家，认真参加讨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五）展开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工作

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由白刚研究员牵头，撰写了分量很重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以便古为今用，供当前和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参考。此书曾获院科研部门的高度评价。

此外胡家聪同志在“管子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发表过不少有关论文，深得有关专家的好评。

陈东凡同志对于老庄哲学也很有研究，可惜尚未整理出书便英年早逝。

（六）出版工作

1.出版了两种有关政治学的刊物

《中国政治学》，是当时国内仅有的大型政治学刊物，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国外政治学》，是当时介绍国外政治学的内容与动态的主要窗口。

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小型报刊《政治学研究》。

2.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

当时由于政治学处于开始恢复或重建阶段，参考资料十分缺乏，有分量的著作尤其罕见。政治学所研究人员努力写作，出版了若干在当时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

《行政管理学纲要》，是第一批这方面的著作，一版、二版共销售了数十万册；

《行政管理学》，英译中，上下册。内容全面而简明，很受欢迎；

《首脑论》；

《文化大革命史》；

多种文官制度参考资料；

以及前已提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此外，当时“中国电视大学”开设有“行政学讲座”，有由政治学所研究员讲课的录像磁带一套。

（七）筹建全国政治学会

研究政治学的机构在国内全面铺开以后，有关方面为了加强联系和交流经验，迫切希望成立全国性的政治学会。政治学所（筹备组）顺应舆情，牵头筹建中国政治学会并承担主要费用。

中国政治学会于1980年12月正式成立，张友渔同志当选为首任会长，历届秘书长也都由政治学所推荐有关同志担任。

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引起了国际政治学会的重视。该会主席于1984年正式邀请中国政治学会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并与张友渔会长谈判有关中国政治学会的入会事宜。谈判的主要结果是：中国政治学会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并且进入理事会。台湾政治学会只能作为“联系会员”加入，并且不得进入理事会。后来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会通过了这个方案。

1985年世界政治学会在巴黎召开大会时，中国曾派代表团参加。团长赵宝煦，团员有王云琨、尤春梅、李道葵、王沪宁、杨祖功。

不料1989年国际政治学会换届时，新当选主席违背原有协议，允许台湾政治学会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中国政治学会乃于1991年宣布退出。此后国际政治学会曾试图再度邀请中国政治学会加入。经请示院领导，始终未给予积极回应。故至今中国政治学会仍未再度加入国际政治学会。

此外，美国政治学会也曾多次来访。

政治学所研究员王云琨先后担任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在协助张友渔会长与国际政治学会谈判交涉及密切与美国政治学界的联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八）未竟之业

至于从建所之初就曾反复交换意见的、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学的根本问题，由于题目太大，难度太深，有些问题难以作出有分量的显著成果。例如关于代议制度，对于“为什么不能够搞三权分立？”没有写出有影响的著作或文章，仅出版过一本有关资本主义国家议会议事规则的参考资料。所里曾经委托研究人员撰写《政党论》，也因对于我国的民主党派应该如何界定而争论甚大，加以当时“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尚未形成，因之此书没有拿出出版。又关于什么是“人权”的问题也未展开深入研究。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国际上就人权问题对我国攻击甚厉。于是所内有人曾写文章声称“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所谓天赋人权，而只有人赋人权”，以进行反驳，这就容易陷于被动。后来论者才改为：“共产党一直重视人权，只不过我们认为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共产党在改善人权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做了许多艰巨的工作。”这种提法才使得我们在人权方面变被动为主动。

今后似应在以上这些根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多下功夫。

以上只是个人在离休之前所亲身经历的政治学所早期工作的一些情况。这里仅举其大略，仅供参考。

（李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