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理论与动态

第一章 理解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决策以来，人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热门话题。从这些林林总总的谈论中，可以梳理出大致两种文化软实力概念：一是对文化软实力作广义或宽泛的理解，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环境保护等统统纳入文化软实力范畴中；二是对它仅仅作狭义的理解，认为文化软实力其实就只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不宜扩大化。到底哪种理解更契合其原意？鉴于这种理解不仅牵涉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表述，而且更牵涉到对它的持续的调查研究乃至政府决策，因此，有必要在此首先就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内涵作一初步的分析和阐释（当然，谈论“国家文化软实力”同谈论普通的“文化软实力”之间，还是存在国家视角与个体视角、国家利益与个人关怀之间的不同的）。

一 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来源

文化软实力理论不是突然间产生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实际上，在中外都可找到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西方，韦伯关于“卡里斯马”（Charisma）及其统治类型的社会学研究、葛兰西的“霸权”论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等，实际上都为“软实力”的提出和发挥影响作了理论铺垫。我国古代老子就主张“柔弱胜过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些思想恰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宝贵的中国本土资源，值得在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予以认真总结和传承。

不过，文化软实力理论的较为直接的理论生长点，可以说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下的战略对策需要。199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在论文《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国际政治的“文明冲突论”，表明文明或文化问题在国际冲突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1]亨廷顿正是根据这一观察，得出了一个判断：“冷战后时代的世界形势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由于如此，“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2]这种以“文明冲突论”取代原有的“政治冲突论”的观点，已经内在地孕育着一种文化软实力视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的硬性较量正在逐步让位于文化与文明的软性实力较量。

但真正明确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概念是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1937- ）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90年《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两种实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并认为由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实力元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力量的动力元素是软实力。2004年，他在新著《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实力就自然以增强。”^[3]在他这里，软实力被归结为一个国家由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而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感染效果。与硬实力（经济、军事）通常依靠直接的“施压”、惩罚或收买而迫使他国非自愿地接受不同，软实力则通常是依靠间接的“吸引”而得到他国的自愿认同的。“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人们对这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整体看法。

这一软实力概念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各界学者理解和运用软实力理论的一个共同理论源头，尽管实际上人们由此引申出的结论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二 中国国家战略中的文化软实力

要研究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首先需要明确这种研究的理论依据何在。这种直接的权威依据显然就在胡锦涛总书记于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该报告第七部分题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首次以国家战略的方式明确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是“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可以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对外提升“综合国力”。可见，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其效果就在于首次明确了文化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功能集中表现在两方面：对内凝聚和创造，对外吸引和感染。这可以简称为“内凝外吸”。

这里的“内凝外吸”之说，突出的是对文化的功能的新理解，但对文化本身的内涵没有明确界说。而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第14部分“软实力也是硬道理——为什么要推进文化创新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获得了如下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4]尽管这里明确地把“文化软实力”看作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六种力，即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但在具体阐述力的构成时，同样没有对文化本身作出界说。

三 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

这样，要理解“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对其中的“文化”一词做出理解。事实上，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说和阐释，迄今为止已经多种多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没必要求得公认一致的唯一正确结论，但出于进一步调研的需要，我们还是应当对文化概念作出一种较为明确的操作性界说。

最先面对的问题是理解“文化”概念，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思索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文化”（culture）在西文中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也指人类通过劳作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知识财富的总和。不过，按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归纳，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第一是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5]

而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1919- ）则采取了略有不同的三分法：“我在书中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阐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第一种文化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第二种文化以英国贵族学者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的文化观为代表，指“个人完美成就”，这对贝尔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第三种文化是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结果，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试图以想象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6]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的领域。贝尔明确指出：“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7]

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虽然也认为存在三种文化定义，但在具体理解时与威廉斯和贝尔有同有异。其一，文化是指“个性的形成或个人的培养”，这大致对应于威廉斯的第一种定义和贝尔的第二种定义，即阿诺德代表的狭窄的贵族文化观。其二，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属于人类学概念，这显然又与威廉斯的第三种定义和贝尔的第一种定义大体相同。其三，文化是指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的“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娱乐活动。第三种文化概念尤其能体现杰姆逊自己专注于其中的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文化是指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消除了雅俗文化界限的日常闲暇中的娱乐活动。这确实体现了杰姆逊的特殊立场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或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大众文化^[8]。西方学者的论述自有其针对性，不能简单照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略加参照，借用其来分析文化软实力状况及其特点。

比较再三，我在这里倾向于采纳小于人类一切活动和大于日常娱乐生活的中间含量的文化概念：文化是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包括制度系统、行为系统、知识与观念系统等，以及更为具体的象征形式领域如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就本文开头提出的有关文化软实力的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概念来说，这里的文化概念体现了某种居中或折中的意味，既要顾及宽广而深厚的制度系统和行为系统等的深层影响力，又要考虑艺术等象征系统领域的符号感染效果，可以说体现了把上述两者融合起来的思路。

四 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及其层面

可以说，文化软实力，是指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所呈现的柔性吸引力。从我国国家战略决策出发、并为这种决策的实施提供咨询服务，是我们理解和探讨文化软实力概念内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实际上，上文界定的文化软实力概念，同十七大报告所规定的具有特定语境内涵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又恰恰是基本一致的。这样，根据我们的理解，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特定国家的各种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向外部释放的、柔性而又厚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种含义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哪些具体内涵？仔细解读可以发现，正是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第七部分的特定语境里，“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为四层含义。稍作整理，就可以获得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四个层面：

第一层为核心价值系统的吸引力。其具体内涵即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核心价值体系有四大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第二层为社会行为模式的凝聚力。其具体内涵为“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需要通过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去加以弘扬，包括社会正气、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诚信意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第三层为传统典范及遗产的影响力。其具体内涵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层主要涉及中华文化传统如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问题。如何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第四层为文化传播机制的感染力。其内涵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这一层要求大力推动文化创新和传播。主要包括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等。

上述四个层面代表了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层面，当然还可以增列一些层面，但主要的不外乎这四层。显然，谈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从事调研，是不能脱离这四个主要层面的。过分广义的和过度狭义的理解，都不能完整地涵盖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王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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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 同上书，第8-9页。

[3]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文中“软力量”一律改译为“软实力”。

[4]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5] ［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企鹅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103页（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Penguin,1961,pp.100-103）。

[6] ［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58页。

[7] 同上书，第30页。

[8]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