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谈到文化，人们总会想到人类生活中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恰如英国思想家阿诺德所说：“我们需要的是更充分、和谐地造就人性，让思想自由地作用于习以为常的观念，我们需要意识的自发性，需要美好与光明。文化所产生的所培育的正是这些。”文化的宗旨在于培育和造就人性的完美状态，让人臻于“美好与光明”的境界。它让我们“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1]简要地说，文化的作用在于让人变得完美！

如果这样的表述过于严肃和庄重，那么，更多的时候，文化则常常被人们想象为那些与坚硬、沉重、固态的物质相对应的东西——宛如柔软、轻灵、流动的物质，也就是风。它自由自在地畅行于宇宙天地之间，给栖居与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们送去季节更替、冷暖变换的意义，提供人生需要的不同物质、气温、湿度及景色等馈赠活动。文化的形象及含义当然远不止此，其实际构成的形态更是多姿多彩，但文化如风这一颇为感性的联想，很难被改变。

文化如点彩之风，给世界涂抹上姿态万千的样态。它总是依季节更替而变换色彩，分别给大地送去春暖、夏雨、秋色、冬寒，调节自然的节律和韵味，使人生宛如节气变化，成为有节律、有韵味之人生。想想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对“春色满园”的称道，就不得不感慨王安石心中对“春风”的期盼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当然，风也会有无情的另一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风会适时吹落那些盛期已过的色彩，变换主导色彩，绝无怜惜之情。

文化如本真之风，吹拂掉人类生活中那些虚假之物，导引人们返回生活的本真状态。它告诉人们，真正的人生价值其实是去掉伪善或虚饰，返回生活原生态，恰如李白和元好问先后想象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和“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之四）一样。

文化如自然之风，其作用于人的方式恰恰不在于人为建构，而在于平易或自然生成。正如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所说，让人在非强制中受到熏染。

这样的如风的文化，当是人生中尤其重要的东西：人无文化不兴，人以文化而立。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功能向来为人称道。

文化如风，在于它可以无形地吹拂、感荡生活于世的人们，正如雨露涵濡万物一般。在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可以见到，故都北京的城市文化，无一不在滋润着主人公姚木兰：“她是在黄琉璃瓦宫殿与紫绿琉璃瓦寺院的光彩气氛中长大的。她是在宽广的林荫路，长曲的胡同，繁华的街道，宁静如田园的地方长大的。”在那座洋溢着厚重的历史韵味的城市里，石榴树、金鱼缸、露天茶座、松柏树下、藤椅子、茶馆儿、戏院、饭馆子、市场、灯笼街、古玩街，等等，都给她无穷的滋养。吃热腾腾的葱爆羊肉，喝白干儿酒，逛每月按期的庙会，“看见旗装的满洲女人和来自塞外沙漠的骆驼队，以及雍和宫的喇嘛，佛教的和尚，变戏法儿中的吞剑的，叫街的，与数来宝的唱莲花落的乞丐”，各色人等个个“各安其业，各自遵守数百年不成文的传统规矩”。北京城打动她的，还有“街巷小贩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串街串巷的剃头理发匠的钢叉震动悦耳的响声，还有串街串到各家收买旧货的清脆的打鼓声，卖冰镇酸梅汤的一双小铜盘子的敲振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妙”。

正是在这样的如风如雨如露的文化氛围中，姚木兰被形塑成了：“木兰是在北京长大的，陶醉在北京城内丰富的生活里，那种丰富的生活，对当地的居民就犹如伟大的慈母，对儿女的请求，温和而仁厚，对儿女的愿望，无不有求必应，对儿女的任性，无不宽容包涵，又像一棵千年老树，虫子在各枝丫上做巢居住，各自安居，对于其他各枝丫上居民的生活情况，茫然无所知。从北京，木兰学到了容忍宽大，学到了亲切和蔼，学到了温文尔雅，就像我们童年时在故乡生活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北京城的文化是通过北京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仿佛如春风拂面似地渗透进姚木兰内心的，从而以不知不觉而又有力的方式影响她，直到形塑她的外貌和内心世界。温和仁厚、宽容包涵、温文尔雅等性格与品质，正是北京城对她的恩惠。

北京城的文化给予姚木兰的，不仅有这些美德，而且还有想象力：“木兰的想象就深受幼年在北京生活的影响。”而想象力的来源并不神秘，恰恰就在北京城的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她学会了北京的摇篮曲，摇篮曲中对人生聪敏微妙的看法也影响了她。她年幼时，身后拉着美丽的兔儿爷灯笼车，全神贯注的看放烟火，看走马灯，看傀儡戏。她听过瞎子唱曲子，说古代的英雄好汉，古代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听把北京话的声韵节奏提高到美妙极点的大鼓书。从那些说白的朗诵歌唱，她体会出语言之美，从每天的说话，她不知不觉学会了北京话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从摇篮曲到唱曲子，从大鼓书到北京话，这些北京地域文化形式都在塑造着她。

当然，给予姚木兰以深刻影响的，还少不了古都北京特有的皇家氛围：“北京的紫禁城，古代的学府、佛教、道教、西藏喇嘛、回教的寺院及其典礼，孔庙、天坛；社会上及富有之家的宴会酬酢，礼品的馈赠；古代宝塔、桥梁、楼阁、牌坊、皇后的陵寝，诗人的庭园，这些地方的每块砖，每片瓦，都充满了传闻、历史、神秘。这些地方的光怪陆离之气，雄壮典丽之美，都已沁入她的心肺。”可以说，北京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宛如轻柔的和风，无形地“沁入她的心肺”，潜移默化地形塑着姚木兰的外貌与内心，情感与思想，认知与想象。

问题在于，当人以文化而立时，文化又以何物为自身的生长范型呢？有意思的是，《京华烟云》写道，就连北京城的节日，也在默默地塑造着姚木兰的内心：“由一年的节日，她知道了春夏秋冬的特性，这一年的节日就像日历一样由始至终调节人的生活，并且使人在生活上能贴近大自然的运行节奏。”^[2]这些节日的设置，并非为了证明人可以凭借文化而高于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恰恰相反，是为了“人在生活上能贴近大自然的运行节奏”。可见，像节日这类文化仪式之所以被人创造出，终究还是为了能让人回归于自然的本来节奏！真正的臻于至高境界的文化，并非胜于自然，而是归于自然，顺其自然。原来，文化以自然而美！

谈到这里，不禁令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旋风”：“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3]这里的旋风具有运动雪花，使其呈现出“如粉”、“如沙”等不同形状的神奇功能。同时，这旋风还能让万物“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并且“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显然，在鲁迅眼里，“旋风”不仅是赋予万物以形体的形塑的力量，而且还是使万物旋转、升腾和发光的强大动力。这样的“旋风”，不正相当于人们眼中的文化么？文化如风，可以化育万物，也可以化育人类。

在一位当代作家的想象中，也可以看到：“一小股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带起了许多的尘埃，在废墟上旋转。在土司们统治的河谷，在天气晴朗，阳光强烈的正午，处处都可以跟到这种陡然而起的小小旋风，裹挟着尘埃和枯枝败叶在晴空下舞蹈。”神奇的是，这种“旋风”居然具有甄别高下的力量：“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4]这样的“旋风”令人想到文化之力或文化力：它可以帮助人们分清“看不见的”与“看得见的”，区分轻盈、空灵的东西与笨重、板滞的东西。正是如风的文化，让人能够区分人生境界之高低。

这样的奇异如旋风的文化，确实可以化成天下。对一个民族及其他民族而言，文化可以强化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也可以向外部其他共同体释放出吸引力，从而产生“内凝外吸”的效果。正在建设文化软实力的中国，既需要内凝，也需要外吸，形成内凝与外吸的良性循环。

文化如风，其实也正契合“文化”这个词的本义。在汉语中，“文”的本义是自然中原本存在的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而指人为的创造物，如语言文字等符号表意形式，及其具体化而成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还有人的品德修养，以及与美、善、德行等词语相近之义。而“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及造化，是指事物形态或性质发生改变，引申而指代人的内在德性的改变。当“文”与“化”合并使用时，“文化”代表了“以文教化”这一动态过程，表示对人的内在品德、德性的涵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合词语本身就包含从自然之文到人为之文、再回返自然之文的循环互动之意。古往今来，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古今内涵固然曾经发生颇大的变化，但其如下意义当是古今贯通的：文化来自自然，还得回归于自然。回归于自然，正意味着人回归于自然本身的生生不息的节奏。说文化如风，也如同说文化如雨、如露、如水、如雪一样，或者说，真正的文化当如自然一样。

文化如风，人以文化而立，文化以自然而美。这，或许正是今天谈论文化软实力的部分内涵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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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7页。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3] 鲁迅：《雪》、《野草》，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181页。

[4]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