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挑战

然而，建设和践行“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只是简单地制造概念和提出想法。“新型大国关系”真的要落到实处，是一个艰难的中美关系的磨合过程，是彼此外交理念和运作模式需要转型的过程，更是两国关系的话语体系、思考和制定过程需要重新契合的过程。在面对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各执一词”、利益竞争越发明显和外交政策背后的话语体系与支持系统都存在重大隔阂的情况下，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只是提出原则那么简单。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来看，有三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习总书记讲中美关系需要“不冲突、不对抗”。但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绝对不可能“不冲突、不对抗”，问题究竟是外交冲突还是军事冲突，是两国面对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民众，以可控的防护进行政治性的对抗，还是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不惜引起新的地缘战略分裂的冲突和对抗；是两国之间在人权、市场和贸易等问题上话语冲突、政策和目标竞争，还是将经贸领域内的冲突和摩擦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应该惧怕两国之间的竞争、对立和政策性的冲突；最重要的是，两国是否能够在处理和看待中美两国之间难以摆脱的竞争关系的同时，对这种竞争关系首先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战略定位。例如，美国从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直接定位为“美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把中国直接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从克林顿总统以来的美国政府还是坚持对华接触政策。因此，美国对华政策中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牵制和接触这两个面，经过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对华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 against China）相对比较成型。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转身亚太战略”以来，以中国为目标，加强了全面防范和制衡中国的战略内涵。未来，美国的中国政策和战略都会继续调整和变化，但总体趋势来说，美国对华政策反应中的军事要素和战略要素会持续走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中如何来定位美国？传统外交话语中的“反霸”、“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等用词用语，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构架中如何适用？至少，多极化趋势的概念有联合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含义。但问题是，今天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并非明显。以往世界政治中的“极化概念”或者“一超多强”等简单的描述性语言并不能很准确地解释今天世界体系中权力结构的现实。在21世纪这样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世界里，单纯以政府权力来衡量世界权力结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内容如何来反映今天世界政治变革的新现实？中国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战略能够有什么样的新概念来定义和定位？和美国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992年哈里·哈丁博士提出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的关系。从那时以来，中国对美国的主流认识一直停留在“非敌非友”要么是“亦敌亦友”这两种其实内涵高度重叠的概念认识上。从1992年以来到现在20多年间，美国的国家战略文件有关中国的定位发生了至少3次重大的调整。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美国认知”能不能也“与时俱进”，面对21世纪中美关系新的战略需要，能够及时、准确而又具有前瞻性地提出新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中美应该是什么关系的目标，但对中美关系能否成为这样一种理想型关系的观念设计和政策解读的创新，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其结果，“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到现在的一年多的时间，尽管中美双方都在谈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但中美关系的内在紧张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摩擦和冲突，都在明显上升。

“新型大国关系”到目前为止，提出了这一关系“应该是”什么，但远远没有解决中美关系究竟“能做什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主体依然还比较贫乏。

第二个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得以确立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世界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国家往往“说一套、做一套”。用通俗的话来说，桌面上微笑，桌底下踹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如何能够一定程度上超越难以避免的大国竞争和战略猜疑，“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需要中美两国都能拿出一些新办法和新东西。2013年6月安娜伯格庄园的“习奥会”虽然是中美两国首脑间的工作会晤，但两国元首直面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抛开各种烦琐的外交礼节，真诚对话、努力交流。这一次习奥会，也被称为形成了中美关系的“安娜伯格精神”，那就是对困扰中美关系的各种关注和议题，两国元首愿意通过加强高层沟通、互商互谅的方式来应对。问题是，洋溢着“安娜伯格精神”的、非正式的、重在让领导人直接深度交流的“安娜伯格习奥会”能否形成机制，能否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有“安娜伯格精神”，那接下来两国的一系列做法其实都在“说一套、做一套”。例如，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决定当然合情合理，但为什么不能事先寻求和有关国家之间的沟通，以便尽可能增信释疑。而美国在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之后，对中国的这一举动的反应不仅“上纲上线”，而且直到今天都不承认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2月奥巴马政府加大在南海问题上打压中国的力度，2月21日不顾中国的严正反对，在白宫第三次会见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达赖喇嘛。这些例子都说明，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热情，如果不能转化为各自要更好地、更细致地处理好两国关系的内在政治共识和社会热情，“新型大国关系”即便可能一时“讨口彩”，但恐怕也仅仅只是“嘴上热闹”而已。中美双方政治人物和政府人士其实都需要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问题上想清楚，如果各自真的想要建设和践行“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关系如果不建立在彼此都有实实在在的信心去改变点什么的意愿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关系即便宣布建立，也是无法真正持久的。

第三个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和认识，如何同具体的政策实践相结合，如何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行动。“新型大国关系”不是简单地描述中美关系应该有的目标和期待，而是确实能够为双方日常关系中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注入动力，这个问题也远远没有解决。

第三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互为关联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之所以充斥权力的竞争，正是因为大国之间很难将政策建立在对方会“说什么”，而是更多地看和找对方在“做什么”。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果前景广阔，必须将共同的愿景和判断或多或少地转化为政策行动，或多或少地在重大的安全关注上能够考虑到对方的担心。如果“新型大国关系”老是停留在嘴上热闹，而无法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哪怕是一个有选择的政策领域让中美产生具体的合作成果，那么，这样的“新型大国关系”肯定是缺乏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