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生活在两宋之际社会变乱纷争、内忧外患交加的时代，其人生与诗歌创作也随之起伏跌宕。世事巨变和人生跌宕使他的心态、创作视野、审美取向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再加上诗人阅历、艺术经验的不断积累，其诗歌创作在不同的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于陈与义诗歌的创作历程，历来论家都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陈与义去世后，与其同时代的葛胜仲在给他的诗集所作的序中写道：“会兵兴抢攘，避地湘广，泛洞庭湖，上九疑、罗浮，随流离困厄，而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尤工……号为新体。”[16]可以看作是两期说的滥觞。南宋晚期，刘克庄认为陈与义的“《墨梅》之类，尚是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遂以诗名天下”。[17]楼钥也说：“参政简斋陈公，少年在洛下，已称诗俊；南渡以后，身履百罗而诗益高。”[18]明确地提出了“两期说”。清人邓显鹤说：“少陵诗至夔州而始盛，简斋诗至湖峤而亦昌。”[19]谢启昆也说陈与义“南行万里眼见宽”。[20]以上种种说法大同小异，都强调靖康之难对陈与义创作的影响。当代学者钱锺书、程千帆、莫砺锋以及各种通行的文学史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21]。
从陈与义诗歌的总体风貌看，靖康之变确实是其诗歌创作变化的一个关键点。南渡后陈与义诗歌的取材、情趣、风格较之于南渡前有了巨大变化，大体而言，“两期说”是恰当的。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陈与义南渡前的诗歌，以贬谪陈留为界，题材和风格也有明显的变化；南渡后，以到达会稽行在为界，诗风也有明显的改变。贬谪陈留前，陈与义的诗歌以唱和应酬类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写景抒怀诗，诗风与当时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江西诗派诗风基本一致，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可以看作是其创作的初期。贬谪陈留后，他的创作主要以写景抒怀诗为主，诗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取向有了明显的转变，在取材和艺术上开始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风格，可以看作是他诗风的转变或创作的自立期。南渡后，在初期逃难的五年中，他除了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抒怀诗外，又写了很多雄浑悲壮的战乱诗，题材和审美风格巨变，标志着陈与义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到来。到达会稽行在后，陈与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朝廷任职，之后又有短期的闲居，生活也相对稳定，其创作又有变化，创作量明显减少，取材和内容又变得比较狭窄，进入了诗歌创作的衰退阶段。除了诗歌以外，这一时期还写了一些颇有艺术水准的词作。如此，则“两期说”就显得有些笼统，靖康之变这一天塌地陷的变故，影响到了同时代绝大多数诗人的创作，不只是陈与义一人，此说看到了社会巨变对诗人创作的影响，而忽略了诗人自身独特经历对其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如果把陈与义放在两宋之际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并结合他的人生轨迹来考察其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我以为在两期说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阶段。南渡前的创作可以贬谪陈留为界分两个阶段，分别为因袭期和转变期；南渡后的创作也可以到达会稽行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高峰期和衰退期。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这样划分的主要标准是陈与义诗歌取材和风格的变化，以他的仕履为划分标识，主要是从其生平的视角表达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想说明人生遭际对其创作的影响。第二，诗歌风貌特征在不同阶段的时限划分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不能像诗人生平那样以某一事件为标志，可以分为独立的阶段。因为诗人遭际变化虽然直接影响其取材，但其心态变化、审美情趣的变化要有个过程。因此，其诗歌风貌的变化往往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后一阶段的诗风必在前一阶段有所酝酿，前一阶段的诗风又会在后一阶段有所延续。所以，这种划分只是一个大体的时间界限，而不是要把诗人的创作一刀切开，分为几个不相关的阶段。
第一节 辗转京洛：陈与义创作的因袭期
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从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到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陈与义被贬陈留之前，共12年时间。这一时期，陈与义大部分时间辗转京洛等地，担任一些低级官吏，在诗歌创作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因袭了当时诗坛上盛行的江西诗派诗风，取材狭窄、用典繁复、风格生硬。
陈与义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洛阳，崇宁五年（1106年）17岁的陈与义进入太学，政和三年（1113年）及第入仕。[22]他入仕前的事迹史料记载很少，《宋史》本传和张嵲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都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楼钥也说他“少年在洛下，已称诗俊”[23]。陈与义在自己的诗中也说“少年多意气”（《冬至二首》），“少日争名翰墨场”（《感怀》），由此可以看出他少年时就颇有文才，但是陈与义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基本没有保留下来。
陈与义传世的作品，有年代可考者，始于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这年3月，陈与义以上舍及第，授文林郎，8月，授开德府教授，开始踏上了他的仕途生涯，在开德府任上所作的诗歌，全部都是和谢文骥、刘宣叔、吕钦问，周绍祖四人的唱和之作，这也是其诗集中有编年可考的最早作品。政和六年（1116年），陈与义解教授之职，归京闲居，宣和元年（1119年）任辟雍录，他在诗中所说的“四岁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马帝王州”（《若拙弟说汝州可居已约卜一丘用韵寄元东》），指的就是上述这段经历。这期间他所创的诗歌，基本都是与其表兄张矩臣、张规臣，弟弟陈与能，家叔陈振，以及其同年进士陈公辅、胡松年等人的唱和之作，也有少量题画和写景抒怀诗。宣和二年开始，陈与义忧居汝州三年，期间被知州葛胜仲所赏识，并有较多的交谊。陈与义与葛胜仲兄弟、富直柔、陈恬、席大光、天宁寺僧人觉心长老等人写了很多唱和之作。总的来看，陈与义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或身居卑职，或闲居守孝，仕途并不顺利，他诗中所说的“浮生万事蚁旋磨，冷官十年鱼上竿”（《抒怀呈送十七家叔》），概括了这十年的生活状态。宣和四年（1122年）春，陈与义归洛阳转京师。第二年初任太学博士，七月，经葛胜仲和王黼推荐，因《墨梅》诗得徽宗赏识，授秘书省著作佐郎[24]，宣和六年（1124年），转司勋员外郎，擢符宝郎，这是陈与义南渡前仕途最得意的三年，受到皇帝的青睐，也让他有点喜不自禁，这在他的诗中有明显的流露：“云叶垂鸡竿，雪花眩鸾旗。一天丰年意，飘入万寿卮……天公一笑罢，未觉风来迟。小儒惊伟观，到笏不敢吹。归家得细说，平分遗妻儿。”（《端门听赦咏雪》）诗歌把徽宗颁发敕令比作兆丰年的瑞雪，结尾四句中对自己仕途得意的喜悦之情也流露得非常明显。但好景不长，陈与义就被卷入了王黼和蔡京的党争中，宣和六年（1124年），因王黼罢相之累[25]，被贬为陈留酒税，成了党争的牺牲品。陈与义创作的第一阶段也到此结束。
陈与义登上诗坛的时候，已经是徽宗统治的中期，北宋社会呈现出一派衰敝之象，诗坛普遍笼罩着浓烈的末世颓废情绪，严酷的党锢文禁更让诗人们心存畏惧。陈与义入仕之前的几年就在太学读书，自入仕以来，也主要辗转于京城周边，一直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与诗坛状况相当了解。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陈与义的创作心态与当时诗坛总体趋势基本相同。衰敝的现实让他看不到人生希望，他在诗中写道：“人生本是客，杜叟顾未知。今年我闻道，悲乐两脱遗。”（《冬至二首》）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虚无的人生观念。严酷的党锢文禁更让他提心吊胆，“试数门前客，终岁几覆车。”（《抒怀示友十首》其六）就传达出他的这种心声。当时官场腐败钻营成风，而陈与义又不屑于蝇营狗苟，他在《十月》一诗中写道：“十月北风催岁阑，九衢黄土污儒冠。归鸦落日天机熟，老雁长云行路难。欲诣热官忧冷语，且求浊酒寄清欢。孤吟坐到三更月，枯木无枝不受寒。”表达自己在污浊的官场，以名节立身而遭受冷落的处境。现实社会政治的腐败和个人仕途的困顿，使他常常产生退隐的想法，“陶潜迷路已良远，张翰思归那待秋。”（《若拙弟说汝州可居已约卜一丘用韵寄元东》）这就是他此时的基本创作心态。
这个阶段，陈与义共有诗歌190多首。就题材看主要可以分为抒怀、写景、咏物、题画四类，不同类型的诗作在艺术上也各有特点。其中抒怀诗最多，有110首左右，占这一时期作品总量的3/5，又多以赠达、唱和（包括次韵）的形式出现，用典繁复，风格趋向于江西诗派瘦硬一路；写景诗51首，数量仅次于抒怀诗，风格相对清新；咏物诗17首，题画和题亭台诗16首，往往寄托深远；另外还有其他题材诗10多首。从内容上看，陈与义这一时期诗歌内容狭窄，主要局限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在卑微官位上孤寒自守的人生旨归，极少有作品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情感基调低回幽怨，主要反映诗人身处末世，在严酷党锢文禁之下的悲怆情怀、虚无观念和噤若寒蝉的末世心态，以及消极避世、颓废人生态度，时而也隐讳地触及当时衰败的现实。陈与义此时的作品，如果按照内容又大致可以分为影射腐败的现实，反映仕途人生的困顿，抒发遁隐思想，风物情怀四类。下面就以此为线索，具体分析陈与义这一时期的创作。
一 影射社会现实
陈与义入仕的时候，北宋已经进入朝纲大乱、士风大坏、内外交困的末世。缘于诗人之义，他不忍不言，可在当时党锢文禁严酷的环境中，诗人又不敢明言，只得含糊言之。在陈与义这一时期的诗中，没有单独以这一主题为创作目的的作品，更多的见于一些作品的片段中，往往以叙述自己或朋友贫困缘由的形式出现，写得比较隐晦。他的古体诗《食齑》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君不见领军家有鞋一屋，相国藏椒八百斛，士患饥寒求免患，痴儿已足忧不足。伯龙平生受鬼笑，无钱可使宜见渎。但当与作谪仙诗，聊复使渠终夜哭。诗中有味甜如蜜，佳处一哦三鼓腹。空肠时作不平鸣，却恨忍饥犹未熟。冰壶先生当立传，木奴鱼婢何足录。颜生狡狯还可怜，晚食由来未忘肉。
这首诗主旨是写诗人身处末世的窘困，但是开头六句，以典故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北宋末年败坏的政坛风气。“领军家有鞋一屋”典出《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26]“相国藏椒八百斛”典出《新唐书·元载传》说元载“及死，行路无嗟隐者。籍其家，钟乳五百……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27]第三句的“痴儿”也是用典，据《五代史·马胤孙传》记载崔居俭话“昭序痴儿，岂识事体？”说的是晋王戎聚钱，不知纪极，昼夜计算，常若不足。诗人不厌其烦，累用典故，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此时正是王黼执掌相权，朝廷高官生活极尽腐化奢侈。据《齐东野语》说：“王黼盛时，库内黄雀酢自地积至栋，凡满二楹。”[28]其情形与陈与义诗中所言何其相似。更可怕的是当时的官员们普遍如此，军队将领贪婪，朝廷上下贪污享乐成风，就连蔡京、朱勔等人的家奴，也以金玉为玩物，那些高官就更不必说了。即便如此，贪官们仍然像“痴儿”一样不见满足。与这些贪官相比，那些寒士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连求得免于饥寒之患的起码生活要求也无法做到，还要被他人嘲笑。诗中五、六两句“伯龙”一典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南史·刘粹传》“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少而贫薄，及长历位尚书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贫窭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伯龙叹曰：‘贫穷固有命，乃复为鬼所笑也。’遂止。”[29]这种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风气，让人心寒。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写道：“儿时学道逃悲欢，只今未免忧饥寒。浮生万事蚁旋磨，冷官十年鱼上竿。竹林步兵亦忍辱，长安闭门出无仆。”（《抒怀呈送十七家叔》）正是写自己刚入仕途身居下位时的贫困。从他写给与自己同样处境的僚友们的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寒士们几乎人人如此。陈与义笔下的个人生活正是当时广大寒士生活的缩影。作品涉及现实的诗句，虽然仅有短短的六句，却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把官场的腐败和寒士的贫困写得入木三分。
与《食齑》作于同时的《古别离》也非常值得关注。“东门柳，年年岁岁征人手。千人万人于此别，柳亦能堪几人折，愿君遄归与君期，要及此柳未衰时。”杨柳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多是离别的代名词，取《诗三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之意。陈与义这里也用此意，但不是泛指普通的离别，而是特指“征人”之离别，杨柳不堪千人万人之采折，充分说明当时战争之频繁，当时北宋与金、西夏战事不断，各地民众起义也风云而起，身在行伍之人疲于奔命，与家人离多聚少，这正是此诗所指的现实。
党争引发的政坛纷争是北宋末年政坛最为突出的现象，也是当时最为敏感的问题，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仕途人生影响也最大。陈与义的诗涉及这一问题时，就显得更为谨慎，除了在少数诗中借咏物隐晦地加以讥讽外，多数情况是一笔带过，不敢多言。《柳絮》就是借物以讽的代表作。
柳送腰肢日几回，更教飞絮舞楼台。颠狂忽作高千丈，风力微时稳下来。
——《柳絮》
就浅层意义看这首诗是咏物，传神而富有理趣。如果结合当时的创作背景看，作品所指就没那么简单了，当时蔡京、王黻、童贯等人为争夺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旦某人得势，便尽力提拔安插自己的党徒亲信，那些钻营之徒，也见风使舵，攀附权贵，以图仕进，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一旦自己的靠山失势，他们也就跟着落马。据《靖康要录》卷九录太宰徐处仁的札子：“昔京用事之初，恶元祐臣僚之不右己也，首为党锢以锢之。既而京与郑居中、王黻相继当国，各立说以相倾，凡二十余年。缙绅士大夫……既各有所因，以进其身，则凡议论之间，各党其所善，而以众寡为胜，故其一罢，士大夫连坐而去者数十百人。及其复用，则又源源而来。”[30]诗中所写的“颠狂忽作高千丈，风力微时稳下来”不正是当时官场的这种态势的写照吗？他在《题画兔》中也说：“碎身鹰犬惭何忍，埋骨诗书事亦微。霜落深林可终歳，雄雌暖日莫忘机。”兔子担心被鹰犬击杀，藏身深林中以便逃脱鹰犬的捕杀，但还要时时担心猎人布下的机关，这里所写的重重杀机，正是当时士大夫身处党锢文禁与激烈派系倾轧现实环境的真实写照。《萤火》一诗也说：“翩翩飞蛾掩明烛，见烹膏油罪莫赎。嘉尔萤火不自欺，草间相照光煜煜。却马已录仙人方，映书曾登君子堂。不畏月明见陋质，但畏风雨难为光。”诗中将萤火虫与飞蛾两物对比，把现实中那些因热衷官场而罗祸的冒进之徒比作扑火的飞蛾，萤火虫又代表了当时很多士大夫全身远祸的冷落心态，借以讽刺官场的混乱。陈与义在诗中还有不少作品批评当时酷烈的党争，但大多是一笔带过，如：
试数门前客，终岁几覆车。
——《抒怀示友十首》其六
倾身犯火斋，顾自以为戏。
——《同叔叔易观我斋分韵得自字》
两途俱寂寞，众手剧云雨。
——《次韵谢文骥主簿见寄兼示刘宣叔》
众手剧云雨，唯山不暇疵。
——《寄题商洛宰令狐励迎翠楼》
这里所说的“终岁几覆车”，指的是北宋末年，以蔡京、王黻、童贯等六贼为首的各集团之间明争暗斗的时代多数官员的政治命运。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以赵挺之为相；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赵挺之罢；大观三年又罢蔡京，何执中入相；大观四年何执中罢，张商英为相；政和元年（1111年）张商英罢；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致仕，何执中入相，童贯为太尉。[31]短短的六年时间，执政大臣竟然更换了四次。宰相接连不断的更换，他们又各营私党，政坛其他官员也是走马灯一样更迭。《宋史》就说：“时蔡京、王黻更秉政，植党相挤，一进一退，莫能两全者。”[32]这和陈与义的诗正好可以互为注脚。陈与义从崇宁五年（1106年）入太学开始，到贬谪陈留前的这段时间里，都在京城或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任职，对这些官场激烈的争斗情况当了如指掌，诗中所说的“覆车”正是指官场的翻云覆雨的变换。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诗中两次写道“众手剧云雨”，就是指责掌权者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行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六月五日臣僚言，自崇宁初蔡京辅政，首乱旧章，排斥异己，汲引同类，待以不次，朝脱冗散，暮翔严近。常情鲜克自重，于是枉道求合，汩丧靡耻，靡然成风。凡所厚善，不独显荣其身，又及其子孙；不独及其子孙，又及其亲戚故旧。阴相倚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而纪之间，门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贪残苛刻，远近告病……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凌替，权门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33]正因为这样，进入官场少有能全身而退者，陈与义才将官场比作“火宅”，把进入官场看作是飞蛾扑火，形象地道出了当时政坛的腐朽。
尽管陈与义这期间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但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北宋末年混乱、衰败不堪的社会格局，体现出诗人的忧患意识。这种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又体现了在党锢文禁的政治高压下，诗人畏惧避祸的心态。不论从内容还是表达上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与义南渡后那些反映战乱，关心国运社稷的作品，正是他这种关注现实政治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充分反映，也表现了陈与义一贯的思想情怀。
二 抒写仕途困顿
陈与义少富才气，心怀壮图，本希望有所作为。他的诗句“我梦钟鼎食”（《抒怀示友十首》）、“梦回鹓鹭出朝端”、“一官违壮志”（《又和岁除感怀用前韵》）等诗句，都流露出这种意思，但他生逢末世，自入仕以来大部分时间身居教授、著作佐郎等闲职，在变乱纷争和衰风四起的时代，已是难有作为，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抒写仕途人生的困顿，就成了他此时诗歌创作突出的主题之一。
陈与义有诗句云“足钱便可不须侯，免对妻儿赋百忧。”（《次韵答张迪功坐上见贻张将赴南都任二首》）“百忧”二字概括了他此时人生仕途的困顿，既包括生活饥寒之忧与仕途网罗之忧，也包括上文所说的他对多艰时代的忧虑。他此时的诗中几次出现“忧饥寒”、“忧网罗”、“忧冷语”就具体地反映了人生仕途的种种窘困。如《述怀呈送十七家叔》：
儿时学道逃悲欢，只今未免忧饥寒。浮生万事蚁旋磨，冷官十年鱼上竿。竹林步兵亦忍辱，长安闭门出无仆。门前故人拥庐儿，政坐向来甘碌碌。君不见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风波。垂露成帏仲长统，明月为烛张志和。尘中别多会日少，世事欲谈何可了。胸中万卷已无用，劝公留眼送飞鸟。两翁观光今几时，赋归有约时已稽。未暇藏身北山北，且须觅地西枝西。愿从我翁归洗耳，不用妓女污山水。肩舆亦莫要仆夫，自有门生与儿子。
这是诗人进入官场十年后的感慨，也可看作诗人对自己十年官场劳顿的小结。久在官场仍身处卑位，微薄的俸禄还不能解决衣食之忧，诗人不禁感慨“浮生万事蚁旋磨”，“利名溺人甚风波”，“胸中万卷已无用”，“尘中别多会日少”，慨叹十年辛劳，就像蚂蚁处于旋转的磨盘上，劳而无功，不得升迁，像阮籍、韩愈、仲长统、张志和一样，仕途困顿，生活窘迫，满腹才学而无用武之地，耽于尘杂的官场，不能与亲人团聚，诗人不愿碌碌于官场，要和家叔一起归耕山林，自食其力。再如《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四首》其一：
一官专为口，俯仰汗我颜。顾将千日饥，换此三岁闲。冥冥云表雁，时节自往还。不忧稻粱绝，忧在罗网间。绝胜杜拾遗，一饱常间关。晚知儒冠误，犹恋终南山。
诗的开头就说了自己身居闲职卑官，不能解决饥寒的尴尬和痛苦。然而这还不是诗人最痛苦的事情，接下来诗人以大雁为喻，说饥寒并不是最大的忧患（不忧稻粱绝），网罗之祸才是最可怕的祸患，这里所说的网罗，指的当时严酷的党争中官场上残酷的倾轧和无情的攻讦，正是因为这种畏祸心理，诗的结尾表达了对杜甫晚年“儒冠误身”看法的认同，欲归隐而不问世事。他的《书怀示友十首》其六所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
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百年堂前燕，万事屋上乌。微官不救饥，出处违壮图。相牛岂无经，种树亦有书。如何求二顷，归卧渊明庐。曝背对青山，鸟鸣人意舒。试数门前客，终岁几覆车。
全诗总体上说的也是自己身居冷官，连饥寒都不能解决，有违当初为官的心愿，欲效仿陶渊明而归隐的想法。结尾“试数门前客，终岁几覆车”也深深地道出官场倾轧风气之严重，以及诗人对此的深切恐惧。他在《夏至日与太学同舍会葆真二首》中也有诗句云：“门前争夺场，取欢不偿悲。”“忽看带箭禽，三叹无奈何。”诗人用隐喻的手法说明的是官场的危险和不测。当时严酷的党锢、文禁以及攻讦成风的政界，就是一张无形的大网，身处其间往往会无过受祸，诗人把进入官场看作“倾身犯火斋”（《同叔叔易观我斋分韵得自字》）。因此，白敦仁先生说：“于仕路艰险，常怀忧畏，不惜一再言之。”[34]即使身居官场而又无所事事，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碌碌着青袍”（《书怀示友十首》其二）。《十月》一诗中又表达了诗人对“冷语”的畏惧：
十月北风催岁阑，九衢黄土污儒冠。归鸦落日天机熟，老雁长云行路难。欲诣热官忧冷语，且求浊酒寄清欢。孤吟坐到三更月，枯木无枝不受寒。
本诗作于宣和元年（1119年）诗人担任辟雍录期间，“欲诣热官忧冷语，且求浊酒寄清欢”一联是本诗的关键句。“热官”是指当时有权势的权臣，“冷语”属于用典，据宋人吴箕的《常谈》引《外史梼杌》语：“孟蜀时，潘在廷以财结权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语冰人耳。’”[35]当时正是王黼当权，积极为自己网罗党羽，士大夫无行义者争附之，或立至通显。热衷于功名利禄者无不拜谒钻营，这也是北宋末年官场的一时风气。陈与义在另一首诗中就写道“衮衮诸公车马尘”，（《次韵家叔》）也是讥讽这种现实。此处说自己不愿意趋炎附势，不顾尊严巴结高官，更不能忍受其冷语与慢待，所以只能以“浊酒寄清欢”，聊以安慰失落的心灵。故他在同时的一首诗中也说：“诸公自致青云上，病客长斋绣佛前。”（《题小室》）说别人可以趋炎附势青云直上，自己仕途无望只能以佛禅来寻求心灵的慰藉。诗中结尾一句“枯木无枝不受寒”也深有寄寓，俗话说树大招风，诗人身居冷官，正如没有了枝叶的枯树不会招风一样，不会罗祸上身了，与《北风》一诗中“千年卧木枝叶尽，独自人间不受寒”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如此则首联中“九衢黄土”深层的隐含意义指的是官场有污士行的钻营投机之风气，接下来的“老雁长云行路难”也就应该指的是自己在官场的困顿与艰辛，以及长年不见重用的冷遇。
陈与义诗中直接写自己生活和仕途窘境的还有不少，如：
去国频更岁，为官不救饥。
——《年华》
黄纸红旗意未阑，青衫俱不救饥寒。久抛三径未得返，偶有一钱何足看。
——《张迪功携诗见过次韵谢之二首》其一
二十九年知已非，今年依旧壮心违。
——《以事走郊外示友》
少年意气多，老去一分无。
——《冬至二首》
前两例说的是自己生活上的饥寒之困，后两例说的是自己仕途上的困境，最后一个例子尤其值得体味，作者此时才30多岁，已经没有了一点少年时的进取之意，说“老”是对空度岁月人生的哀叹，对人生前途的失望，是心态的衰老，是人生仕途窘困给诗人带来的心理变化。
三 表达遁隐思想
社会的腐朽和仕途人生的困顿，使陈与义对为官感到深深的失望厌倦，面对严酷的党锢、文禁，还要时时提防罗祸上身，这些都使陈与义产生了强烈的离开官场，全节远祸的思想。因此，遁隐情怀就成了陈与义此时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突出主题。上文在论析陈与义抒发仕途困顿时所引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弥漫着这种情绪。
遁隐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历官场周折，仕途失意，或社会混乱衰败无道时常有的共同心态。与一般诗人不同的是，陈与义自进入仕途起，就有浓烈的归隐思想。现存他在开德府任上的四首作品，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强烈的归隐思想，而且是这四首作品共有的主题，其中以《次韵谢文骥主簿见寄兼示刘宣叔》最为突出。
断蓬随天风，飘荡去何许。寒草不自振，生死倚墙堵。两途俱寂寞，众手剧云雨。坐令习主簿，下与鸡鹜伍。遥知竹林交，未肯一时数。翩翩三语椽，智与谩相补。髯刘吾所畏，道屈空去鲁。子才亦落落，倾盖极许予。四夔照河滨，一笑宽逆旅。堂堂吾景方，去作泉下土。未知我露电，能复几寒暑。思莼久未决，食荠转觉苦。我不逮诸子，要先诸子去。不种杨恽田，但灌吕安圃。未知谁善酿，可作孔文举。十年亦晚矣，请便事斯语。
诗的主旨就是抒发诗人的归隐情怀，原诗题下注有“来诗有十年之约”，从诗中的语气看，对方的来诗就是相约十年后归隐。开头六句是化用韩愈诗句“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从仕》）感叹自己和诗友身居卑位闲职、功业不成、生活困顿的处境，充满了寂寥与无奈之情，从语气上看这也是谢文骥来诗所述归隐的缘由。“众手剧云雨”暗示了当时蔡京及其党羽在官场翻云覆雨的时局，深切揭露了自己和诗友身陷窘困的缘由。接下来的六句借典故肯定对方来诗相约归隐之意。据《晋书》载：习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后来，桓温因习凿齿见事高明，称赞说：“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36]诗中习主簿就是习凿齿，因谢文骥与其同为主簿，故诗中借来指代谢文骥。言下之意是说，谢主簿归隐的建议和习凿齿见事一样高明，颇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遥知竹林交，未肯一时数。翩翩三语椽，智与谩相补。”四句诗承接此意而来，进一步肯定对方的归隐之约，称归隐之建议与当年“竹林七贤”相约归隐一样，是明智之举。接下来的12句，以已经归隐“泉下”的刘宣叔逍遥守节和自己屈居官场的窘困落魄相比较，表达出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也是间接对谢文骥相约归隐意见的肯定。诗歌最后8句，表达了归隐的决心，说自己不能像汉代的杨恽那样逗留官场[37]，因文字得祸，要像吕安那样安心终老田园，或像孔融一样，与好友以酒为乐，舒心无忧地生活[38]。并说十年后归隐已经太晚，要立即去过闲适的隐居生活。诗歌着重表达自己退隐思想，也隐约可以看出他对生活、仕途困顿的不满，对党祸文禁的恐惧。全诗忧虑、失望、恐惧、无奈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世纪末的颓废，这种归隐思想正是北宋末年烂透的社会现实在诗人心里的折射。
崇宁五年（1106年），陈与义进入太学，正是北宋末年党锢文禁最为严酷的时候，当权者不仅对官员进行严格的禁锢，还对官员的预备队伍——太学生也实行严格的控制。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就说：“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着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为诗。”崇宁元年诏令“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39]。这些举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生徒的控制。太学生的言论或科举时的文章，被认为是讥讽朝政者，轻者被黜落，禁止若干年参加考试，或被取消学员资格，重者也会被治罪。如邓肃在北宋末年为太学生时，作《花石纲》十一章讽刺当局，就被逐出太学。陈与义身在太学，处在国家权力中心的京城，也是党锢文禁最为严酷的地方，应该对此非常了解。他刚刚进入仕途，就有如此强烈的遁隐思想，表明他对当时政治气氛的高度敏感和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如此，遁隐情怀始终贯穿于陈与义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一欢玄发水东流，两脚黄尘阅几州。王湛时须看《周易》，虞卿未敢着《春秋》。不辞彭泽腰常折，却得邯郸梦少留。有句惊人虽可喜，无钱使鬼故宜休。
——《元方用韵见寄次韵奉谢兼呈元东二首》其二
这首诗作于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1119—1121年）陈与义忧居汝州期间，元方、元东指其表兄张矩臣与张规臣，是陈与义这一时期重要的唱和诗友。诗歌首联中的“黄尘”与上文所列陈与义《十月》一诗中所说的“九衢黄土”同义，指的是官场的种种丑行。这两句是感慨自己入仕若干年，奔波于污浊的官场，徒劳无功，只换得了白发横生，写多年官场的困顿与人生伤感。颔联两句各用一典，王湛是晋代乱世的隐者。《晋书》记载“（王湛）初有隐徳，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为痴。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40]王湛所说的“体中不佳”是指自己身处乱世的纷乱情怀。陈与义赞赏他以隐居的方式保全于乱世的人生态度，也流露出想和王湛一样以读书来寄托人生的想法。虞卿是战国时赵公子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因对平原君有功被封为虞侯，平原君死后遭到冷落，不被见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魏齐已死，（虞卿）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41]诗人将两人对举，说自己不仅不能像王湛那样逍遥于官场之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在官场的处境还比不上被弃置的虞卿，虞卿被弃置后还可以自由著书立说，甚至讥讽朝政，而自己做文章还要时时留意不能触及时政与现实，表达对文禁的恐惧与不满。颔联反用陶渊明和《枕中记》两个典故，说自己不能及时抽身，不仅仕途困顿，也没能保全人格尊严，功业理想只是一场昙花一现的黄粱梦而已，表现出对人生仕途虚无化的思想。尾联承接上两联，说自己虽然富有诗才，可对于只认金钱不顾才学的现实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这和他在《述怀呈送十七家叔》一诗中所说的“胸中万卷已无用”，是同样的意思。全诗传达出来一种浓浓的弃世归隐、固节保全的思想。陈与义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
俗子令我病，纷然来座隅。贤士费怀思，不受折简呼。城东陈孟公，久阔今何如。明月照天下，此夕与君俱。不难十里勤，畏借东家驴。似闻有老眼，能作荐鹗书。功名勿念我，此心已扫除。
——《书怀示友十首》其一
西来金衣鹤，书落汝水湄。云霞映道路，中有迎翠诗。遥知五斗粟，未办买山资。政要百尺楼，了此浮天眉。森然诗中画，想见凭阑时。朝曦与暮霭，百变皆令姿。君方领此意，簿书何急为。众手剧云雨，唯山不暇疵。当年四老翁，视事轻于芝。坐令山偃蹇，不受人招麾。谁欤楼中客，俯仰与山期。顾要君折腰，督邮真小儿。因之感我意，故岩归已迟。便携灵运屐，不待德璋移。
——《寄题商洛宰令狐励迎翠楼》
第一首诗作于政和七年（1117年）解开德府教授后寓居京城期间，第二首诗作于宣和四年（1122年）入京任太学博士前后。诗中用王凌（折简呼）、陈遵（陈孟公）、商山四老、陶渊明、谢灵运等隐居高士的典故，表达了自己不愿折节屈居于腐化、遍布网罗的官场，而欲抛弃功名的退隐思想。陈与义表达放弃功名，归隐山林的诗句更是比比皆是。
鹄飞千里从此始，骥绝九衢谁得留。
——《元方用韵见寄次韵奉谢兼呈元东二首》其一
我策三十六，第一当归田。
——《抒怀示友十首》其五
功名大槐国，终要白鸥波。
——《送张迪功赴南京掾二首》其二
功名一画饼，甚矣痴儿计。……但持邯郸枕，赠客一觉睡。
——《同叔叔易观我斋分韵得自字》
南北东西底非梦，心闲随处有真游。
——《次韵答张迪功坐上见贻张将赴南都任二首》
中间共作老莱戏，世上乐复有此不。问梦膏肓应已瘳，归来归来无久留。
——《寄若拙弟兼呈二十家叔》
舟中过客莫敢侮，闲伴长江了今古。
——《题唐希雅画寒江图》
在诗人眼里，功名就是一场虚幻的美梦，是不能充饥的纸上画饼，是痴儿作计，像鸿鹄一样远走高飞，解甲归田，享受“心闲随处”的“真游”才是最佳的人生选择。这些都是对现实官场失望后的隐士情怀。
陈与义这一时期的诗歌有浓烈的遁隐思想，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归隐，这种思想是对现实与困顿生活的失望与无奈，是诗人当时的心态与情绪，反映了一个被末世吞噬了功业理想，沉沦下僚诗人内心深深的忧伤，一种充满对现实失望的颓废和痛苦。这种情绪又多借助唱和的形式来表达，实际上是面对朋友感发的牢骚之言，是北宋末年诗人普遍存在的末世心态，体现了时代风气对诗人以及诗歌创作的影响。
四 描写风物山水
人生仕途的失意，使得陈与义产生了浓烈的隐退思想，可真的要放弃仕进又是何其难哉，尽管牢骚满腹，他还是踯躅辗转于尘杂遍布的仕途，“两脚黄尘阅几州”便是他此时真实的生活写照。所以，陈与义表达归隐情怀的诗多是一些唱和之作，其实就是面对朋友时的一种牢骚话，一种身处末世的失望、颓废心态。没有朋友相伴的时候，他便以风物景致来安顿自己伤感无奈的心灵，描写风物情怀也就成了陈与义诗歌又一重要的内容，体现这一内容的主要就是陈与义这一时期创作的50多首写景诗。由于内心的勃郁不平，陈与义在写景中经常寄托着强烈的情感，也是陈与义写景诗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42]用来评价陈与义此时的写景诗是非常合适的。如果说陈与义的唱和之作是面对朋友感发牢骚的话，写景抒怀诗则是诗人面对景物的内心独白，同样也反映了诗人身处末世颓废、冷寂的心态。
由于仕途馆阁生活的局限，陈与义诗中所写之景多为雨雪、节气，以及池台亭榭，极少涉及自然山水、田园风光，这也是陈与义此时诗歌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陈与义对带有凄凉色彩的雨景和秋景有着特别的偏好，写雨是他风物情怀数量最多的一类，而写秋雨又是其中最佳者。方回的《瀛奎律髓》卷十七共收录写雨诗135首，其中选陈与义的五言、七言律诗达26首之多，超过了杜甫的24首，数量居唐宋诗人之冠。出于诗人的偏好，陈与义的写雨诗经常和秋景结合，下面两首诗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风雨破秋夕，梧叶窗前惊。不愁黄落近，满意作秋声。客子无定力，梦中波撼城。觉来俱不见，微月照残更。
——《风雨》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
——《秋雨》
两首诗都作于政和七年（1117年）陈与义无职寓居京城期间。第一首诗首联写风雨交加的秋夜景致，诗中没有正面写风和雨，而是写风雨中窗前梧桐树叶的情态，以一个“惊”字道出了风雨来势之猛烈。颔联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写出了风雨中秋景的凄凉。其中“秋声”二字值得注意，这是中国古代悲秋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亦称“商歌”，经常是诗人某种悲凉伤感情怀的代名词。杜甫就有诗云：“别君谁暖眼，将老病缠身。出涕同斜日，临风看去尘。商歌还入夜，巴俗自为邻。尚愧微躯在，遥闻盛礼新。山东群盗散，阙下受降频。诸将归应尽，题书报旅人。”（《与严二归奉礼别》）又：“滥窃商歌听，时忧卞泣诛。”（《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两诗都以商歌指代诗人晚年在战乱漂泊中的悲凉情怀。陈与义在另一首诗中也写道：“尘起一月忧无禾，瓦鸣三日忧雨多。书生重口轻肝肾，不如墙角蚯蚓方长哦。少昊行秋龙洒道，风作万木皆商歌。”（《秋雨》）很明显，上一首诗中的“秋声”和这里的“商歌”指代诗人身处末世的忧伤悲凉的情怀。诗中的秋声具体指代什么？诗人没有明言，结合诗人当时的处境看，我们可以做一种合理的推测，“秋声”在本诗中应该是指诗人闲居中百事相乖、仕途困顿的悲哀。诗的颈联写诗人在风雨交加秋夜的感受，“定力”本是佛家用语，“以禅定智慧力”、“以定力故出生死”本指佛家经修炼形成的一种超越世俗喜怒哀乐，甚至是摆脱生死痛苦的心性修养，诗人借以说明自己无法超脱的仕途困顿所带来的悲伤。其中的“撼”字下得精准，传神地表达出了诗人当下情感之激烈程度。刘辰翁就评价此句说：“造奇。”[43]概括出了“撼”字的传神之处。结尾一联应用了点染法，将这种情思加以升华。诗中黯淡的月色，残败的星辰，是写景，也是抒怀，借助凄凉残败的景色，将诗人冷落漂泊的身世之感，在广阔的空间蔓延开来，达到强化抒情的效果。
第二首诗与第一首诗是姐妹篇。祝融是夏神，这里用来指代夏季。诗的首联写夏去秋来的季节变化，诗人抓住季节变化中萧瑟阴冷的秋雨这一带有标志性的景观暗示出秋天来临之冷寂，诗中没有提到冷、凉等字眼，读来却能感觉到凉意陡生。本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但在诗人笔下却变得富有诗意情趣。颔联具体写秋天到来风物的变化，没有全面铺排，而是抓住飞离的燕子，梧桐落叶两个意象，传达出秋天无限凄凉的氛围，有“一叶知秋”之妙。诗中“经年”二字，又暗示诗人的某种遐想，离去的燕子要经年才能回来，暗示着下一个春夏到来之遥远，梧桐树在一夜睡梦之中变得面目全非，意味着寒冷的冬天不久也要来临。纪昀就说“三、四妙在即离之间。”高度称赞诗人用笔之灵妙传神，诗人着笔于眼下的景致，思绪已经延续到了未来，延伸到某种带有指向性的情绪，这种处境就是由秋日凄凉引发的人生感慨。诗的第三联笔锋转入对自己处境的感伤，其中“恩”是“反语”[44]，承上而言是指秋天阴冷让人感到渗骨的凉意，启下而言则是指诗人困顿的处境所带来的无限悲凉。陈与义此时正穷居京城，“事多违”三个字，概括地点出了自己处处碰壁，事事不顺的窘境。结尾一联写出繁华京都里，诗人独自在深秋的西风中漂泊的孤客形象，颇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45]的意味，其中的孤独和凄凉不言自明。
这两首诗的共同特点是写景注重整体氛围的营造，而很少对景物进行正面具体细致的刻画，全诗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诗中的景物描写服务于抒情，凄清的景物与凄凉的情感融为一体，亲密无间，营造出一种凄凉幽冷的意境。全诗语言平实简洁，意蕴深长，明显有向唐诗回归的倾向。清人查慎行在《瀛奎律髓》中读到《秋雨》时，就感慨地说：“诗学杜，中又自出手眼，言浅而意深。集中登选者甚多，无出此上者也。”[46]认为该诗是方回所选陈与义诗中最佳者，其“言浅而意深”的评语道出了陈与义这类诗的突出特点。陈与义贬谪陈留乃至南渡以后的山水诗，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子发展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雨是苍天洒泪，在文学中，尤其在诗歌中，雨往往具有一种悲情色彩，这在上面的两首诗中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陈与义的大多数写雨诗就是这样，他钟情雨景，有时一场雨竟然写几首诗，《连雨书事四首》就是例子。
九月逢连雨，潇潇稳送秋，龙公无乃倦，客子不胜愁。云气昏城壁，钟声咽寺楼。年年授衣节，牢落向他州。
风伯方安卧，云师亦少饕。气连河汉润，声到竹松高。老雁尤贪去，寒蝉遂不号。相悲更相识，满眼楚人骚。
寒入薪刍价，连天两眼愁。生涯赤藤杖，契分黑貂裘。乌鹊无言暮，蓬蒿满意秋。同时不同味，世事剧悠悠。
白菊生新紫，黄芜失旧青。俱含岁晚恨，并入夜深听。梦寐连萧索，更筹乱晦冥。云移过吴越，应为洗余腥。
这组诗从内容和手法上都和前面的几首诗相类，借秋天凄风苦雨的描写叹老嗟悲。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首诗的结尾，还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失望与担忧。“世事剧悠悠”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现状不满，结合陈与义此时的处境，其内涵不难理解。“云移过吴越，应为洗余腥”两句则是由事感发。此诗写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正值朝廷平定吴越方腊起义的时候。宋人胡稚给陈与义诗歌作注时就说，这两句“盖指庚子年事。”[47]即宣和年间的方腊起义，方回也持这种说法。[48]诗人站在官员的立场上，希望能平定方腊起义，消除起义的影响，恢复社会的安定，表现出对江山社稷的担忧。四首诗重在写诗人自己冷落失望的漂泊情怀，同时表达了士大夫深切的忧国意识。
写节气也是陈与义风物情怀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类。主要包括写季节和写节日两种。写季节的如：
十月天公作许悲，负霜鸿雁不停飞。莽连万里云山去，红尽千林秋径归。病夫搜句了节序，小斋焚香无是非。睡过三冬莫开户，北风不贷芰荷衣。
——《十月》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叶尽，却愁无处着秋声。
——《秋夜》
写节日的如：
卷地风抛市井声，病夫危坐了清明。一帘晚日看收尽，杨柳微风百媚生。
——《清明二绝》其二
忆看梅雪缟中庭，转眼桃梢无数青，万事一身双鬓发，竹床欹枕数窗棂。
——《春日二首》其二
人生本是客，杜叟顾未知。今年我闻道，悲乐两脱遗。日色如昨日，未觉墉阴迟。不须行年记，异代寻吾诗。东家窈窕娘，融蜡幻梅枝。但恐负时节，那知有愁时。
——《冬至二首》其二
这些作品都有强烈的节序感，感叹时间流逝，人生渐老而无所作为的悲哀。《十月》、《秋夜》都是借对秋景的描写，抒发诗人浓烈的悲凉与失望的情绪。《清明二首》、《春日二首》相对写景的成分较多，但是其中的悲凉情绪也不难体味。陈与义诗中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夏日》、《秋日》、《夏至日与同舍会葆真二首》、《冬至二首》、《九日赏菊》、《道中寒食》等，基本上都是在对凄冷的场景描绘中，抒发功名难就，欲以诗酒终老人生的无奈情怀，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诗酬岁月，无梦到功名”（《道中寒食》）。还有一些作品，如《西风》、《茅屋》、《年华》、《北风》、《寄题兖州孙大夫绝尘亭二首》等，虽然没有明确地以节气为题目，但其中也有强烈的节气感，抒发的情怀也和这些作品大致相类。
此外，陈与义这一时期一些纪行记游题材、抒写馆阁情致的作品以及咏梅诗作，也较好地体现了他的风物情怀，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部分作品的重点放到了对景观的描写上，而抒怀的成分相对较少。如他的纪行诗《中牟道中二首》其二和《襄邑道中》如：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匹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中牟道中二首》其二作于宣和四年（1122年），陈与义服除被擢为太学博士的归京途中，[49]写诗人在路途中的所见所想。首联写杨柳随风飘动，蜻蜓翻飞，忽然到了马头前，相互都为之一惊。善于抓住自然界富有诗意的一瞬间，敷衍诗篇，细致而富有情趣。可是随风而起的沙子又让诗人感慨不已，前面讲到陈与义诗中的尘沙多指官场的污浊，此时诗人服除起用，对于闲居而又希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而言，正如夏日的一股凉风，令他快意，但想到当时官场的现状，难免心有余悸。感慨中寄托了诗人在走向官场时某种难以言明的期望或臆想。《襄邑道中》写卧船而行所见的美好风光，诗人深深地被两岸似火的繁花和碧绿的榆荫吸引，借着清风，百里的水路半日就到达，结尾一联又富有理趣，显示出宋诗的某些特色。这两首诗都是写路途中的景观，相对前面所述的几种写景诗而言，诗人的目光有所扩大，由原来的城郭、馆阁池台走向了大自然，景致格局相对较大，诗歌的主要篇幅都用来写景。
陈与义此时的记游诗，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游葆真池上》一诗：
墙厚不盈咫，人间隔蓬莱。高柳唤客游，我辈御风来。坐久日落尽，淡淡池光开。白云行水中，一笑三徘徊。鸭儿轻岁月，不受急景催。试作弄蒿惊，徐去首不回。无心与境接，偶遇信悠哉。再来知何似，有句端难裁。
诗中用白描的手法，极力刻画葆真池的恬淡优美，身处其境，诗人的心灵也得到了淘洗和净化，信手戏弄着水中悠闲戏水的鸭子，那一刻心灵与物境得到了沟通，进入一种恬静、物我化一的状态。其中“无心与境接”也是化用佛家语而来，流露出一种逍遥山水，洗脱凡俗尘杂的情怀。此外陈与义的记游诗还有《游玉仙观以春风吹倒人为韵得吹字》、《归路马上再赋》、《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荫生画静赋诗得静字》等作品也大致如此。
陈与义在担任开德府教授、太学博士、著作佐郎等官职时，还有不少抒写馆阁情致的诗。如：
细读平安字，愁边失岁华。疏疏一帘雨，淡淡满枝花。投老诗成癖，经春梦到家。茫然十年事，倚杖数栖鸦。
——《试院书怀》
这首诗主要写官场十年而事业无成，只能以诗来打发岁月，人生渐老，岁华渐逝，个中愁苦如同梦魇，挥之不去。颔联写景工致，亦值得称道，胡仔就引此联为例，称赞“陈去非诗平淡有工”[50]，方回也对此联颇为肯定，并以胡评为是。[51]此诗的抒情与写景结合融洽，呈现出一种清简老成的意蕴，纪昀也评此诗“通体清老，结亦有味”[52]。这些评价都称赞这是陈与义写景抒怀诗的佳作。值得注意的是，陈与义此时才30来岁，诗中说自己“老”显然是失望消极，是一种典型的末世心态，这在陈与义的很多诗中都有表现。
陈与义这一段时间还创作了20首咏梅诗，通过赞美梅花的高洁，来寄托诗人自己的品行，是其风物情怀相对有特色的一类。如《同家弟赋腊梅诗得四绝句》：
朱朱与白白，著意待春开。那知洞房里，已傍额黄来。
韵胜谁能舍，色庄那得亲。朝阳一映树，到骨不留尘。
黄罗作广袂，绛沙作中单。人间谁敢著，留得护春寒。
一花香十里，更值满枝开。承恩不在貌，谁敢斗香来？
第一首诗的首句既写梅花靓丽的色泽，也写出了梅花的繁盛。第二句写梅花对美好春天的向往与等待，赞美梅花对美好时光的执着。第三首诗从更精细的角度刻画了梅花婀娜的形貌，赞美梅花美妙绝伦的幽姿和它傲寒怒放的品性。第二和第四首诗赞美梅花举世无双的韵致和芬芳，以及其从外到内一尘不染的高洁。诗人赞美梅花，实际也是自己情怀的抒发与人格的寄托。四首诗相互关联，写出了梅花的意蕴风神，又深有寄托。陈与义咏梅诗比较有名的还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首》，我们来看第一首：“巧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纵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墨梅指的是北宋名画《墨梅图》，这本是一组咏画诗，[53]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梅花的喜好和赞美。陈与义也因此诗得到了徽宗的赏识。其中“纵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奴仆”一联深有寓意，诗人将梅花和桃李相比，赞美梅花的高洁品格和韵致，也寓托了诗人在孤寒中高洁自守的人格追求。
总体上来说，陈与义抒写风物情怀的诗，取材虽有所差别，基本写的是馆阁、寓所的所见，取景格局较小。写法上也是注重营造一种与心境相适应的凄美场景，这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有极大关系。大多作品更偏重抒情，忽略景物描写，只有几首记游诗和写馆阁情致的诗写景的成分相对较多。这些诗虽然内容比较狭窄，艺术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准。这些作品又大多作于宣和元年（1119年）以后，与陈与义刚入仕途那些繁复的唱和之作相比，风格趋于简洁平远一路，表现出陈与义诗风趋变的方向。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这样概括陈与义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第一，取材比较狭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主要写的是北宋末年诗人辗转卑位的悲怆、颓废的末世情怀，以及严酷的党锢文禁中的畏祸心态。反映了北宋末年末世氛围中正直士人压抑悲怆的情怀和虚无避世的颓废心态。迫于政治的压力诗人几乎没有正面触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这也是北宋末年一代诗人的普遍创作倾向。反映了在政局混乱，党锢和文禁酷烈时局下，诗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基本状态。正因为取材和思想内容的狭窄和单调，很多作品在内容上给人一种重复的感觉。第二，从艺术风格上看，陈与义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不同的题材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唱和类的作品喜欢堆砌典故，强调技巧，也有卖弄才学，斗巧逞能的嫌疑，风格显得生硬，与当时诗坛主流江西诗派的诗风是一致的，这也是陈与义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导风格。而写景抒怀诗则很少用典，诗风趋向清新自然。但两类作品的情感基调却是一致的，呈现出低回悲凉的特点。关于陈与义诗歌的艺术特点，下文有专门的论述，为了避免重复，这里就点到为止。第三，这一阶段的前后取材和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前期唱和之作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这个比例在不断减小，到宣和四年（1122年）后，写景抒怀诗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唱和之作，可以看出陈与义诗风演变的轨迹。
总的来看陈与义此时的创作无论在取材还是艺术上都和当时占诗坛主流地位的江西诗风基本相同，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个性，是其创作的因袭阶段。但从其前后创作的差异又可以看出陈与义诗风的演变趋向。
第二节 谪居陈留：陈与义创作的转变期
宣和六年（1124年）底，陈与义受王黼罢相之累，[54]由宝符郎贬谪为监陈留酒税，在他人贺岁的爆竹声里，凄惨奔波于贬谪的路上，于第二年初到达陈留任上，开始了他的贬官生涯，一直到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爆发。贬谪陈留期间，陈与义在诗歌创作上有了相对集中的题材，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可看作其创作的转变期与自立期。
贬谪给陈与义心理带来很大的打击，这里有必要来考察一下陈与义受累的详情。王黼罢相实际上是当时激烈党争的结果，《宋史纪事本末》记曰：“李邦彦素与黼不协，阴结蔡攸共毁之。会中丞何□论黼奸邪专横十五事，遂诏黼致仕，其党胡松年等皆罢。”[55]《宋会要辑稿》记载：“（宣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龙图阁直学士之成都府王复，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显谟阁待制知邓州葛仲胜，提举江州太平观，并落职……皆王黼党也。”[56]可见葛胜仲是王黼的党羽无疑。很多论者认为当年陈与义因葛胜仲缴纳墨梅诗，被徽宗赏识任用，也因为葛胜仲的牵扯被归入王黼党羽，有些语焉不详，值得进一步考察。据陈与义墓志铭记载“始公为学官，居馆下，辞章一出名动京师，诸贵要人争客之，时宰相者横甚，强欲知公，不且得祸。公为其荐达，宰相败，因是得罪”[57]。陈与义于宣和四年（1122年）入京，任太学博士，这时正是王黼担任宰相。那么这则材料所透露的信息就非常值得注意。其一：当时政要各自为政，拉拢士人以树立自己党羽的风气严重，陈与义因为才学出众，也是被拉拢的对象之一。其二：向徽宗直接推荐陈与义的人应该是王黼，而不是葛胜仲。墓志所云“强知”或许有虞墓之嫌，因为王黼被看作乱世的“六贼”之一，说“强知”有为简斋讳之意。但陈与义以王黼推荐受到徽宗赏识的事实应该是可信的，这样陈与义被看作王党成员，“坐王黼累斥去”[58]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陈与义身不由己地卷入党争，成了激烈的党争和政坛倾轧的牺牲品，这对陈与义的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之前，陈与义得到徽宗的赏识，不断被提升，也曾让他对仕途充满希望。他在贬谪后的诗中说道：“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将赴陈留寄心之前老》）“我行有官事，去作三年痴。”（《赴陈留》其一）对三年京官念念不忘，“梦破”一词更是透露出他当年的热切希望，也道出他希望破灭后的痛苦。贬谪前后的反差，让他对人生更加失望。虽然陈与义早就对政坛和官场的纷争有比较深的认识，对官场充满强烈的恐惧、无奈、失望和厌倦，但毕竟他自己还是没有陷入其中，没有亲身体验。此时他自己无端被卷入其中，亲身经历让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党争的酷烈和官场的无常，经过贬谪也让陈与义对北宋末年烂透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两个方面都使得陈与义的心绪遭到强烈的冲击，让他对个人的官场仕途以及当时的社会彻底陷入了绝望，这就是他此时的基本创作心态。
由于人生仕途轨迹和心态的改变，陈与义贬谪陈留后的诗歌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他之前的诗歌创作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陈与义此时的创作出现了个别深刻揭露北宋末年严重腐败现实的作品，虽然数量极少，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当时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他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第二，此时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贬谪之前他对自己仕途失意和生活困顿主要是一种抱怨的心态，而贬谪后的绝望让他产生了彻底摆脱官场桎梏的想法，这时的作品明显表现出放浪山水，甚至是寄情佛禅的倾向。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比之前超脱了，实际上内心更加痛苦，这种超脱实际上表现出诗人更强烈的虚无观念，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生仕途的绝望，是比之前更为颓废的一种心态。此时他的山水之作的大量涌现，正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第三，也许是因为他被划入了遭受禁锢的党派，陈与义不再与他人有过多的交往，没有人再敢和他有太多交往，以避免结党之嫌，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唱和作品完全消失。这一时期创作的约35首诗作，全部都是写景与抒怀诗。这些作品和之前的作品相比，取材上也有明显的变化，之前的写景诗多写馆阁、寓所景观，此时的写景诗多描写自然景致。因此，虽然陈与义贬谪陈留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略多的时间，作品数量也不是很多，但就其诗歌创作的历程来看，可以划为单独的一个时期。
总体上看，陈与义此时的诗作，除了《放鱼赋》等极少数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意味外，其他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写景抒怀诗，如果按照思想内容划分，又可分为抒写贬谪情怀之作与谪居中的闲适情怀两类。
一 批判现实
陈与义此时批判现实的作品主要就是《放鱼赋》，其他一些作品中的个别诗句也有这种意味，但都不及《放鱼赋》深刻尖锐。这首作品向来被论家所忽略，虽然从体裁上看不属于诗，但就反映现实角度和陈与义创作心态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样的作品不仅在陈与义南渡前的创作中是仅有的，在整个北宋末年的文坛上也是少有的。
仲冬良日，二客过予，请观鱼于窦氏之陂。摄衣而兴从客往，嬉曰：澹寒郊木影陆离，顾道旁之洫，异于他日，浩如潮之方滋。客曰：“是殆水师不仁，将平地以尽鱼，空其池而寓之斯也。”至则水不肤寸矣，而百万之鳞，瀺灂声沸，金横玉偃，失据狼狈。赤手下捕，易若拾块。翻倒窟穴，不遗细碎。问其所以得取，则输金钱以买诸窦氏。噫嘻！是鱼之爱其生，与我无异也。奈何使充牣之性命，带险喁而就脔割，才以易一朝之费……念宇宙之伟事，或偶成于戏，岂特为今日之一快！吾将候风雷于他夕也。众客欣然，三绕而退。归泚我笔，以记斯会。庶几窦氏子闻之，为来岁之戒。
原作过长，这里只节录其中直接体现作品主旨的部分。作品表面上写日常琐事，细细读来方觉其中寓意之深刻，其中几次简短的议论，非常值得深思。当诗人看到群鱼“而百万之鳞，瀺灂声沸，金横玉偃，失据狼狈”的景象，和渔人“翻倒窟穴，不遗细碎”的做法时，第一次感慨地说：“噫嘻！是鱼之爱其生，与我无异也。”显然是将作品的主题提高到了感慨社会人生的境界，这也是陈与义咏物诗的一贯手法。中间所未引用的部分，大意是诗人不忍群鱼受死，买数条放之于大泽。之后诗人再次感慨：“念宇宙之伟事，或偶成于戏，岂特为今日之一快！”这里更是将主题提高到了感慨宇宙人生的哲理高度，远远超越了单单记述日常琐事的层次。这样看，结尾处“庶几窦氏子闻之，为来岁之戒”，其中的“戒”意也应该从社会人生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了。
当时朝廷上下享乐成风，为了满足徽宗及其官员荒淫奢侈的生活，各地官府对百姓的搜刮不计死活。方腊发动起义时就说：“天下家国，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绩，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59]这里所说的是当时官府在东南搜罗“花石纲”的情形，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东南，举国之内都是如此，历史记载内侍出身的杨戬和其继承人李彦之在京西括田，使得民间“破产者比屋”。
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筭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擢公才为观察使。宣和三年戬死，赠太师吴国公。而李彦之继其职，彦之天资狠愎，密与王黼表里，置局汝州，临事愈剧。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别州。京西提举官及京东州县吏刘寄、任辉彦、李士渔、王浒、毛孝立、王随、江惇、吕坯、钱棫、宋宪皆助彦为虐，如奴事主，民不胜忿痛。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皆责办于民。经时阅月，无休息期。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如龙鳞薜荔一本，辇致之费踰百万。喜赏怒刑，祸福转手，因之得美官者甚众。颍昌兵马钤辖范寥，不为取竹，诬刊苏轼诗文于石，为十恶。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当时谓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60]
朱勔靠搜罗“花石纲”起家，臭名昭著。这里把杨戬、李彦之、王黼和他相提并论，可见杨、李搜刮之苛刻。当时种种历史事实与陈与义作品中所写的窦氏竭泽而渔的情形是何其相似。这样看，陈与义在《放鱼赋》结尾所“戒”者，当是对官府、对朝廷苛刻搜求之“戒”，如此，才可称得上是“宇宙之伟事”。这样严肃的主题，诗人却要以“嬉曰”这样一种戏谑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为了避免文字狱的打击，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见客深藏舌，吟诗不负丞。”（《寄新息家叔》）就体现了这样的创作心理，体现出当时文禁之严苛，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社会之腐朽。
陈与义其他一些作品也有一些指斥现实的诗句。如：“世故剧千猬。”（《初夏游八关寺》）以隐晦的方式言当时社会之糜烂与多艰。“千猬”是化用典故，《新唐书》云：“（隋）炀帝失徳，天丑其为，生人吁辜，群盗乘之，如猬毛而奋。其剧者，若李密因黎阳，萧铣始江陵，窦建徳连河北，王世充举东都，皆磨牙摇毒以相噬螫。其间亦假仁义，礼贤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气腥焰，所以亡隋。”[61]北宋末年社会亦是如此，当时民众起义纷纭而起，极大地动摇了北宋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而其根本原因正是统治者的失德，他的《放鱼赋》所指也正在于此。陈与义用了“千猬”一词，在陈与义看来当时的社会危机，比隋末更甚，虽只有短短五个字，却道出北宋行将败亡之际朝廷失德，天怒人怨的现实。他在《八关僧房遇雨》中说的“世故方未阑”指的也是这种社会现实。从这些诗句看，陈与义此时颓废失望的心态，不单是因为自己受到了贬谪，对糜烂现实的深刻认识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二 贬谪的痛苦
陈与义这一时期初始的一些作品，主要是抒发自己面对贬谪这一突如其来变故时的心绪。如《将赴陈留寄心老》：
今日忽不乐，图书从纠纷。不见汝州师，但见西来云。长安岂无树，忆师堂前柳。世路九折多，游子百事丑。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来时西门雨，去日东门风。书到及师闲，为我点枯笔。画作谪官图，羸骖带寒日。他日取归路，千里作一程。饱吃残年饭，就师听竹声。
这是陈与义遭到贬谪，即将赴陈留时给自己的老友，天宁寺觉心长老的别留诗。起首一联开门见山，表明诗人面对贬谪的痛苦心态，其中的“忽”字，说明贬谪来之突然，诗人没有料想到，也没有心理准备。“世路九折多，游子百事丑。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两联感叹世事多艰，官场风云莫测，使得自己百事不遂。本来在这之前的三年，陈与义得到徽宗的赏识，看到了前途的希望，而贬谪让希望化成了一场虚幻的梦，理想变为了泡影，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从梦中惊醒，“梦破”二字表明他对仕途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羸骖带寒日”，以妙笔勾勒出了一幅潦倒凄凉的“谪官图”，其实是想象之词，想象自己在残冬赴贬谪之地路上凄凉、孤独、窘迫、狼狈的情景，反映出诗人遭受贬谪后低回悲凉的情绪。结尾处说愿意追随觉心长老归隐山林，混饱肚子，闲度残生，可以看出此时他对仕途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再如《赴陈留》其一：
草草一梦阑，行止本难期。岁晚陈留路，老马三振髻。自看鞭袖影，旷野日落迟。柳林行不尽，想见春风时。点点羊散村，阵阵鸿投陂。城中那有此，触处皆新诗。举手谢路人，醉语勿瑕疵。我行有官事，去作三年痴。遥闻辟谷仙，阅世河水湄。时从玩木影，政尔不忧饥。
本诗可以和前一首参看，诗人开门见山，首联直接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认为仕宦出处就像一场梦，行止变换难以预料，可以看出贬谪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灵冲击和他对仕途幻灭的感受，奠定了全诗的基调。接下来写赴陈留路上的情形，也深深地笼罩着这种情绪。在贬谪的路上自己是形单影只，于岁末年尾残阳西下之时，骑着瘦弱的老马独自行进在旷野中，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自看鞭袖影”与李白“独酌无相亲，对影成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写实，更是写心。邓郯就评“自看”一联“尽低回顾怀，凄凉淡薄意。”[62]其实这也是全诗的情感格调，眼前走不到尽头的柳林，虽然能令人联想到春天美好的景色，可在当时残冬的季节里，肯定是一片孤寂，还有散落归村的羊群和落坡的鸿雁，都充满了凄凉的气息。诗的结尾认为继续做官是一种迂痴，而欲修炼道术，免除饥寒，隐居山林，冷眼观世，了却人生。与前一首诗结尾表达的思想相类，流露出对仕途的失望。陈与义的这两首诗分别表达了自己初闻贬谪和贬谪途中的心绪，他的另外一首诗《客里》又写了他初到贬谪之地陈留的心态。
客里东风起，逢人只四愁。悠悠杂唯唯，莫莫更休休。窗影鸟双度，水声船逆流。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河头。
开头四句用了四个典故，表达了诗人初到贬谪之地的复杂情怀。起首一句是暗用季鹰见东风起而怀归的故事，道怀乡之情；次句用张衡四愁诗的旨意，[63]道仕途不遇之恨；第三句是化用唐代蒋俨责田游严典故[64]，借以说自己身为贬官，处处都要谨小慎微，唯恐再罗祸上身的难为处境；第四句是化用唐代司空图的词句，司空图有歌云：“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叹息自己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诗人，空度岁月的悲哀，表达诗人对闲居无所事事的不安。三、四两句结合起来是说在党锢严酷的环境中，自己虽然一再小心，但还是没有逃脱党祸，遭受贬谪，无所事事，表达出诗人被贬谪后深切的痛苦与无奈，刘辰翁评这两句：“十字开合，有无涯之悲。”[65]“水声船逆流”一句虽是写景，实是抒情，以逆水行舟比喻自己仕途不顺，暗示自己时运蹇劣。陈与义不想只做一个庸庸碌碌的诗人，而命运却偏偏就让他做诗人，从现有的资料看，他在谪居陈留期间，除了作诗别无他事。本诗的结尾可以看作诗人对自己人生的小结，觉得自己在每个官职上都没有什么可以说道的功业，只留下一些可能随时会被岁月浪潮湮没的诗卷，流露出对人生命运和当下贬官生活的无奈。他另外两首诗《赴陈留》其二和《至陈留》，也表达了和以上几首诗相同的情怀。
三 谪居的无奈
陈与义这期间抒写谪居情怀的诗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纪行诗，一类是反映贬谪闲居生活的诗作。先来看两首纪行诗：
五更风摇白竹扉，整冠上马不可迟。三家陂口鸡喔喔，早于昨日朝天时。行云弄月翳复吐，林间明灭光景奇。川原四望郁高下，荡摇苍茫森陆离。客心忽动群鸟起，马影渐薄村墟移。须臾东方云锦发，向来所见今难追。两眼聊随万象转，一官已判三年痴。只将乘除了吾事，推去木枕收此诗。写我新篇作画障，不须更觅丹青师。
——《初至陈留南镇夙兴赴县》
竹舆声咿哑，路转登古原。孟冬郊泽旷，细水鸣芦根。雾收浮屠立，天阔鸿雁奔。平生厌喧闹，快意三家村。思生长林内，故园归不存。欲为唐衢哭，声出且复吞。
——《入城》
两首诗的前半部分都是写行途中的景色，后半部分写诗人自己的感想。第一首诗的前面六联写早晨五更到日出的景色变化过程，由下文“两眼聊随万象转”一句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兴致欣赏眼前的景象，“只将乘除了吾事”明确地说明是要借山水来了却人生。结尾两联可以看出诗人就景赋诗只是用来消磨贬谪时光，写出了谪居中消沉的心态。当然，这首诗写景的篇幅占有很大比重，作为写景诗来看也不失为佳作。第二首诗前半部分写孟冬入城途中凄清的景色，也折射出诗人凄凉的心情。诗歌的后半部分转入抒情，说自己本不喜欢官场的喧闹，而乐意逍遥于宁静的乡村，但此时身受羁绊欲归隐故园也不可能，显然是化用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意，是诗人身处困境的故作之辞。结尾用唐衢的典故，寄寓深刻，据《旧唐书》记载：“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易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斥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66]陈与义所面对的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士风日下，盗贼蜂起，强寇屡侵的现实，社会祸患之深重，大大超过了唐衢生活的中唐时代，诗人悲痛之深可想而知。他自比唐衢，实不为过。更痛心的是，唐衢还可以痛快地哭出来，而诗人面对严酷的党争和文禁，欲哭而又不能，一联之中道出了无限悲痛，写景中寓托身世之悲和国事之恨。陈与义这首诗虽然学陶，但内心并不能达到陶渊明那种安贫乐道的境界，他此时的学陶诗都表现出类似的特点。
陈与义贬谪陈留时，心绪较坏，时常去八关寺散心，他此时的几首记游诗，写的都是游八关寺。我们来看其中的两首：
闭门睡过春，出门绿满城。八关池上柳，絮罢但藏莺。世故剧千猬，今朝此闲行。草木随时好，客恨终难平。寺有石壁胜，诗无康乐声。扶鞍不得上，新月水中生。
——《初夏游八关寺》
脱履坐明窗，偶至情更适。池上风忽来，斜雨满高壁。深松含岁暮，幽鸟立昼寂。世故方未阑，焚香破今夕。
——《八关僧房遇雨》
第一首诗的前两联写游览见到的景色，首句同时也暗示了诗人此时烦闷的心情。从第三联开始，即景即情，抒发诗人内心的感受。第三联表达面对社稷危机的无奈。具体含义上文已经有过说明，主要指的是北宋末年多艰的社会时势，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但诗人身为贬官只能闲居，不能为之效力，无奈、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即使眼前的美景也不能让他忘记贬谪他乡的痛苦和对现实的焦虑。面对与谢灵运同样景致，[67]却写不出像谢灵运那样能令人忘却痛苦的诗篇，一直到了月出夜阑的时候诗人还临池徘徊，沉溺于困苦之中。他虽然想借山水之乐，忘却仕途失意的痛苦，可是国家行将败亡，让他忧心忡忡，无法释怀。第二首诗写寺观的雨景，给人一种凄清冷寂的感觉。从结尾一联看，诗中景物也是诗人自己主观情感的投射。据历史记载，当年秋天，金人大举进攻北宋，童贯从太原败逃而归，郭药师举燕山之地投降，金人占领大片北方的土地后，继续南进，徽宗慌忙将风雨飘摇的皇位传给了钦宗。[68]这应该就是诗中“世事方未阑”一句的所指。现实国运使诗人心境焦虑不安，故而彻夜焚香以坐。除此外，陈与义记游诗还有《再游八关》、《游八关寺后池上》两首，写景抒情都与这两首诗相类。
陈与义谪居时的纪行与记游诗，虽在取材上有所差别，思想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反映诗人谪居他乡的孤独、愁苦和思乡之情。再者，当时北宋正处于即将灭亡之际，内忧外患交织，他在一些诗中也流露出对世事的重重忧虑。
反映贬谪闲居生活的诗，是陈与义此时创作数量最多的类型。在北宋末年，贬官受到很多限制，多数情况下也不能参与政事。陈与义无端被卷入党争，遭受贬谪的打击，闲居贬所，无所事事。人生仕途的失望，使得他对数百年前的陶渊明产生了较强的认同感。就诗人当时的处境，他只能以种竹、赏园、读书、饮酒和咏物吟诗来消磨时光，借山水草木之美，慰藉孤独失落的凄凉心境，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这些也是他谪居陈留时期的诗歌主要创作倾向。
东风吹雨小寒生，杨柳飞花乱晚晴。客子从今无可恨，窦家园里有莺声。
海棠脉脉要诗催，日暮紫绵无数开。欲识此花奇绝处，明朝有雨试重来。
不见海棠相似人，空题诗句满花身。酒阑却度荒陂去，驱使风光又一春。
三月碧桃惊动人，满园光景一时新。剩倾老子尊中玉，折尽繁枝不要春。
一尊相属莫辞空，报答今朝吹面风。自唱新诗与明月，碧桃开尽曲声中。
——《窦园醉中前后五绝句》
这是一组以山水、诗酒寄情的组诗。我们先来看第一首：春天的傍晚，东风吹雨而落，小有寒意，雨过天晴柳絮飘飞，柳荫深处又不时传来莺鸟清脆的鸣叫声，写景有声有色，优美之中又带有几分清冷与凌乱。体现了诗人身遭贬谪的观景眼光，景色之中的清冷与凌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诗人内心情感在景物上的投影。诗中虽然说有此美景可以慰藉贬谪闲居之愁恨，有此美景从今可无恨，但恰恰写出心中难以抹去的愁恨，诗人想借眼前的景致消除贬谪的闲愁，实际上却无法做到。第二和第三首诗写诗人把酒面对海棠的情思，面对繁盛艳丽的海棠，酒阑兴起，诗人不禁诗兴勃发，笔落诗成，却不觉愁从中来，花儿能尽情开放，展示自己生命的艳丽，而自己却穷居一隅，在无情流逝的岁月中空度人生。第三首诗的结尾处，借春光的流失感叹人生韶华渐逝。刘辰翁就评此联说：“无不恨恨。”[69]准确地抓住了诗人心中的愁恨。第四首诗借园中盛开的桃花，写空度岁月的愁恨，笔调与第二、第三首诗相似。正因为感慨岁月空度，诗人才借酒消愁，想借酒精的麻醉来忘却人生的不快。结尾一句“折尽繁枝不要春”寄寓尤深，害怕看到春光流失，更害怕人生岁月空度。第五首则完全是抒情，也是组诗抒情的高潮，人生无寄，诗人只能在狂饮买醉中，以孤独的吟咏来了却人生。“自唱新诗与明月”充分写出诗人的孤独，与李白《花下独酌》[70]的诗意十分相近，欲借诗酒来寄寓人生的无奈。“碧桃开尽曲声中”一句借桃花落尽，写自己在无谓的吟咏中消耗生命的悲哀，一种人生韶华逝尽的感慨油然而生。刘辰翁说这两句“写得耿耿”[71]其所说的“耿耿”正是诗人耿耿于怀，难以忘却的贬谪之愁与空度人生之恨。陈与义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写景诗都是借景物来寄托自己这种悲怆的情怀。他在《秋夜咏月》也有诗句云：“推愁了此段，卷我三间帘。黄花墙阴远，白发露气严。平生六尺影，随我送凉炎。踏破千忧地，投老乃自嫌。”其中炎凉二字，并不是自然山水之炎凉，而是社会人生之世态炎凉，全诗充满了凄凉和孤独之情。特别是其中“平生六尺影，随我送凉炎”一联，将悲凉的情怀推到了极致。此外《同杨运干黄秀才村西买药》、《同二子观取鱼于窦家池以钱得数斗置驿西野塘中圉圉而逝我辈皆欣然也》、《招张仲宗》、《宴坐之地籧篨覆之名曰篷斋》等诗作的写景抒怀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陈与义贬谪期间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学陶渊明的倾向，欲以诗酒风流或田园山水来消磨和寄托人生。上面所举的《初夏游八关寺》等记游的诗作，也表现出这种倾向。他在另一首诗《雨》中也写道：“沙岸残春雨，茅檐古镇官。一时花带泪，万里客凭栏。日晚蔷薇重，楼高燕子寒。惜无陶谢手，尽力破忧端。”诗中描绘的凄寒景象，寄寓了诗人谪居异乡，陋宿茅屋凄凉情怀。结尾一联乃自谦之辞，谓自己没有陶谢的诗才，不能写尽自然山水之美，尽寄人生的失意。他和陶渊明一样，看透了官场的黑暗，想退出官场，退居田园山林，保全自我，心态与陶渊明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他闲居中的创作经常是刻意学陶，也想像陶渊明那样把山水和诗酒当作是安顿人生失落的精神家园。如：
野马本不羁，无奈卯与申。当时彭泽令，定是英雄人。客来两绳床，客去一欠伸。市声自杂沓，炉烟自轮囷。莺声时节改，杏叶雨气新。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自题西轩壁，不杂徐庾尘。
——《题酒务壁》
竟夜闻落木，雨歇窗如新。披衣有忙事，檐前看归云。初阳上林端，鸦背明纷纷。我亦迫经课，日计在一晨。再烧结愿香，消洗三生勤。群公持世故，白发到幽人。幸不识奇字，门绝车马尘。谁能共此窗，竹影可与分。
——《早起》
第一首诗极力称道陶渊明安贫乐道的人格，写景状物也力摹陶诗，其中“佳句忽坠前，追摹已难真”与陶诗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联极为相似。第二首的诗意和陶渊明“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的诗意也很相似。表达了官场失望后，欲在乡间田园安度人生的愿望。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南山合归耕”（《种竹》）。此时，陈与义确实把陶渊明看作了异代知音。
手把古人书，闲读下广庭。荒村无车马，日落双桧青。旷然神虑静，浊俗非所宁。逍遥出荆扉，竚立瞻郊垧。须臾暮色至，野水皆晶荧。却步面空林，远意更杳冥。停云甚可爱，重迭如沙汀。
——《晚步》
陈留春色撩诗思，一日搜肠一百回。燕子初归风不定，桃花欲动雨频来。人间多待须微禄，梦里相逢记此杯。白竹扉前容醉舞，烟村渺渺欠高台。
——《对酒》
种竹不必高，摇绿当我楹。向来三家墅，无此笙箫声。皇天有老眼，为闭十日晴。护我萧萧碧，伟事邻翁惊。同林偶落此，相向意甚平。何须俟迷日，可笑世俗情。明年万夭矫，穿地听雷鸣。但恨种竹人，南山合归耕。他时梦中路，留眼记所更。苍云屯千里，不见陈留城。
——《种竹》
竹君家多才，楚楚皆席珍。成行着锦袍，玉色映市人。惠然集吾宇，老眼檐光新。曲生亦税驾，共慰藜藿贫。不待月与影，三人宛相亲。可怜管城子，头秃事苦辛。按谱虽同宗，闻道隔几尘。诗成聊便写，一笑惊比邻。
——《食笋》
在以上几首诗中，陈与义力求像陶渊明那样，以一种旷达超脱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但这种旷达显然是故作之辞，难以掩饰内心的痛苦，没有能达到陶诗那样内心的平静，相反却常常表现出类似谢灵运诗歌那样的凄凉感。第一首、第二首诗的开头两联和第四首诗的结尾两句，就流露出诗人在无奈中，努力以山水、诗书求得解脱的心态，陶渊明在山水中找到了返归自然，任性逍遥的另一种人生真谛，一种与官场不同的生活境界，与山水在精神上达到了冥合。而对陈与义来说，山水只是他求得暂时解脱的工具，他内心深处对国运民瘼的担忧，使他无法达到陶渊明那样超脱的境地。陶在山水中找到了官场上失落的人生希冀，而陈与义却没有，他内心仍然沉溺于痛苦。
世故生白发，意行无与期。平生木上座，临老始相知。月中沙岸永，岁暮河流迟。留侯庙前柳，叶尽空离离。百年信难料，剩赋奇绝诗。
旋买青芒鞋，去踏沙头月。争教冠盖地，着此影突兀。树寒栖鸟动，风转孤管发。月色夜夜佳，人生事如发。梦中续清游，浓露湿银阙。
——《夜步隄上三首》其一、其二
第一首诗的开头和结尾都流露出人生世事虚幻难料的叹息，不似陶诗中那种悠然自得的情怀。第二首诗中寒树栖鸟的景象也不类陶诗中景色之宁静与恬淡。这种凄凉的情感和凄寒的精致，正是陈与义独居贬所，精神无所皈依的真心流露。他的《寒食》诗更能体现其创作的这一特点。
草草随时事，萧萧傍水门。浓阴花照野，寒食柳围村。客袂空佳节，莺声忽故园。不知何处笛，吹恨满青尊。
由于时局混乱，诗人无端被贬往僻乡，寒食佳节，对酒独酌，忽然传来的莺鸟啼叫声，让他陷入了对故园深深的思念之中，偏偏就在此时，不知何处又传来了撩人心扉的笛声，更让诗人情不堪忍，对酒释杯恨不能饮。他的《窦园醉中前后五绝句》其一也和本诗相类，诗中“客子从今无可恨，窦家园里有莺声”说窦家园里的莺声，可以让他忘却思乡之恨，实际正说明思乡之深。刘辰翁就评结尾一联“极是恨意”[72]，准确地点出了诗人的情怀。值得注意的是陈与义在这里用的都是“恨”，而不是愁或忧，这种恨意，和陶诗中超脱旷达的情味大不相同。其中寄寓了深切的贬谪之痛。他的《感怀》就将这种情怀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少日争名翰墨场，只今扶杖送斜阳。青青草木浮元气，渺渺山河接故乡。作吏不妨三折臂，搜诗空费九回肠。子房与我同羁旅，世事千般酒一觞。
开头一联今昔对比，陈与义当年被称为洛阳“诗俊”，昔日文场义气十足的诗人，如今已经变成了在残阳中神色衰韵竭的老翁。这里是否是实写另当别论，却表露了诗人真实的心态。下面三联就分别道出了诗人思乡之情，仕途失意之痛，以及自己与张良相类的谪居之恨。陈与义这时候虽对个人前途和官场几乎不再抱有幻想，他毕竟还身在官场，国家和社会纷乱的现状，常常使他忧心忡忡。
人间睡声起，幽子方独立。倚杖看白云，亭亭水中度。十月雁背高，三更河流去。物生各扰扰，念此煎百虑。聊将忧世心，数遍桥西树。
——《夜步堤上三首》其二
人们都进入酣睡，而诗人自己却倚杖独立，时至三更还是百虑煎心，为天下众生和纷乱的时局思虑不安，显示了他深深的忧患意识。陈与义这一时期身在贬谪，他的诗歌不论什么题材都表现出一种孤独的情怀。贬谪是陈与义仕途的不幸，却给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他贬谪陈留前的诗歌主要是写馆阁、寓所的生活，由于视野的局限格局较小。此次贬谪外放，看到了城中馆阁没有见到的景致，他在赴陈留的途中，就被以往城中不曾见到的景致所触动，面对眼前的景致感慨道：“城中那有此，触处皆新诗。”（《赴陈留》其一）大自然的景致让诗人眼前一亮。他在另一首诗中也写道：“柳林横绝野，藜杖去寻诗。不有今年谪，争成此段奇。”（《游八关寺后池上》）表现出诗人有意识地去发掘山水之中的诗意，体现出一种审美情趣的变化。如贬谪途中所作的诗句“日落河冰壮，天长鸿雁哀。”（《至陈留》）这样壮阔的景象，是他在馆阁中无法写出来的。再者，贬谪也让他对人生的体验更加深切，丰富和扩大了创作视野。贬谪让他痛苦，但使诗人对人生社会的体验更加深刻、更加丰富，在这种以意义上讲，贬谪又成就了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主观审美趣味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改变，再加上更丰富的人生体验，共同促成了陈与义诗风的改变，陈与义这一时期诗歌的取材、思想内涵和风格，相对第一个阶段都有了明显的差异，以山水为主要题材，以意境营造为主要的抒情手段，成了这一时期创作最主要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点形成了其诗歌上相对独立的审美特点，也开启了其后诗歌创作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