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与士人群体的命运浮沉
当三个[1]原来敌对的政治集团被重新整合到一起，彼此之间频繁而惨烈的军事较量结束了，但利益博弈却始终存在。在同一个政权体系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利益分配依然很激烈。“关中本位政策”[2]决定了关陇集团有着无可比拟的政治军事优势，占据权力的绝对核心地位，文帝朝尤为突出。山东、江左集团在政治上的处境，完全取决于关陇集团对他们的认可程度。山东、江左集团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参与新的统一政权，以及关陇集团如何调整与二者的关系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恰恰是这一点与文学的主体——士人之命运关系最大，从而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不同个体的际遇因与关陇集团权贵的关系亲疏而会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整体，三大集团的成员命运又具有某种群体性的相似之处，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群体性轨迹。
第一节 北周及隋文帝朝关陇集团对山东士人的压制
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山东集团最先被关陇集团纳入自己的体制内。从总体上说，关陇集团一方面要利用山东士人的社会文化优势为之服务；另一方面“关中本位政策”的采用，又使他们对山东集团保持足够的警惕，进行有意识的压制。中古是士族势力最盛的时期，山东尤其是河北的士族最具代表性，他们对政治文化（包括文学）资源具有垄断性的地位[3]。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河东薛氏等在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影响力非常大，北朝的汉化程度越深，他们的力量越强大。任何政权要想在山东稳固其统治，获得山东士族的支持必不可少。尽管北魏早期和东魏、北齐时常有反对汉化和汉人士族的事件发生，但是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还是不断加强。所谓山东集团的主体就是这些士族。同时，由于北朝特殊的历史环境，北朝士族不同于南渡的士族，他们“始终具有深厚的宗族乡里基础”，具有实际的政治才干甚至军事才能，“始终拥有地方实力”[4]。像李德林本来以“文笔”著称于北齐，北周武帝之所以重视他，并惊为“天人”，主要也因为其文学才能。但在隋周易代之际和文帝朝，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并成功打入关陇集团的核心层中[5]。再如薛道衡也是以文学知名，号为文帝朝后期之“一代文宗”。虽然由于关陇集团的打压，未能进入权力的核心层，但是在平陈战役中，向高颎提出很有价值的建议，高颎忻然曰：“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6]承认薛具有高明的政治战略眼光。山东士族具有的文化优势、政治才干和地方实力对他们自己和关陇集团而言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从关陇集团的角度来看，要想很好地稳固在山东的统治、笼络人心，囊括更多的人才为统一政权服务，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品位和必需的文化建设，都必须利用和使用山东士人；但是山东士族的政治文化资源对关陇集团的地位和利益又可能构成极大的威胁，再加上山东人几次表现出来的离心倾向（详见下文），致使对山东集团的压制成为关陇集团政策的主导[7]。
从北周平齐开始，山东士人就不断以各种方式进入政权体制内。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正月平邺，周将尉迟勤获北齐后主及幼主于青州，北齐国亡。当时已仕北齐的一批名士随即被征召入长安，据《北齐书·阳休之传》云：“周武平齐，（阳休之）与尚书袁聿修、卫尉卿李祖钦、度支尚书元修伯、大理卿司马幼之、司农卿崔达拏、秘书监源文宗、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李孝贞、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徳林、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陆乂、中书侍郎薛道衡、中书舍人元行恭、辛徳源、王劭、陆开明十八人同征，令随驾后赴长安。”十八人中多为山东旧族，也是北齐政治文化精英。同年三月壬午“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秋七月己丑“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九月壬辰“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8]。这一系列措施意在将山东士人纳入统一后的北周政治体系内，为之服务，但是这些山东士人对北周政权的态度却并不积极，其中，卢思道入周后的一系列反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作为河北著姓范阳卢氏的杰出人物，卢思道对北周“新朝”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被征召长安后，与阳休之等人唱和而写作了《听鸣蝉篇》一诗。这首诗“前半叙客愁乡思，流露着士族离散的悲哀；后半讥长安权贵，揭露出北周政治的混浊。最后以归耕田园作结，暗寓厌恶新朝的情绪”[9]。这种被迫与乡里根基隔离的悲愁，对新政权的不满和对关陇权贵的鄙视应该是此次唱和的共同主题，也是其所以为庾信“深叹美之”的重要原因之一[10]。它折射了山东士族政治利益和文化尊严受到的严重损害。不久，卢思道“以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卢思道直接参与这次由山东士族发动的、针对北周的军事叛乱。在叛乱被镇压后，本当处死，只因其久负盛名，又展示了自己的文才，方得以幸免。虽然后来卢思道还是加入北周政权，并获得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职位——掌教上士，但他对北周政权的反感始终未变。隋周易代后，卢思道又创作了《齐周兴亡论》的宏文。文中对北齐、北周统治者虽都有批判，但情感倾向是截然不同的。对北齐的前几代君主给予较高的评价，重点批判后主朝的佞臣何士开等，而对北周的历代君主均大加鞭挞。可以说，在征召到长安的这批山东名士中，对北周关陇集团的抵触情绪最为强烈的要算卢思道了。
山东士人对北周政权持抵触情绪，而北周统治集团对山东士人也有意识地压制。同入长安的十八人中，除了李德林能有实际的政治地位外，像阳休之、袁聿修等在北齐已居高位者，往往被授予如仪同这样的荣誉头衔。而大多数人被安排一些虚职，相当于被圈养在长安。李孝贞授仪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薛道衡被引为御史二命士，辛德源为宣纳上士，陆开明授宣纳上士，王邵入周后居然没有授职。这对于在北齐享有实际政治权利和广泛社会影响，且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山东士族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薛道衡后来干脆回到乡里。其他山东知名士人如魏澹也只授纳言中士，崔儦、杜台卿、房彦谦等人齐亡后都回归乡里。即使是李德林，更多也只是用其文才，并作为笼络山东士人的象征。由于李德林名声实在太大，所以“及周武帝克齐，入邺之日，敕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朕本畏尔逐齐王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又向他“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从驾至长安后，“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之所以对他待遇优厚，一方面由于李德林文名久盛，对文化水平落后的关陇集团来说，急需这样的人才装点门面。周武帝曾经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透露出他的得意。这段话当着李德林的面说，并不尊重，所以用鲜卑语。另一方面，还由于李德林不是赵郡李氏而是博陵安平人，并非山东高门士族，没有以宗族为背景的政治基础，相对来说比较放心[11]。
隋周易代之际，最高统治者换了家族，但是“关陇本位主义”的基本国策未变。山东士人群体在对待杨隋政权的态度上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积极地参与新政权，主要是那些北周时期已经进入长安朝廷的成员；而留在山东的士族则利用北周旧臣尉迟迥反杨之机，群起附和，后者的行动对文帝朝的山东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帝执政之初，三方构难[12]，以李德林为代表的一些山东士人站在杨氏一方，并得到了文帝的回报。李德林在宫廷内部斗争最紧要的关头，及时地表达了为杨坚效命的忠心，由此成为文帝在长安最重要的助手。“以徳林为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动逾百数。……（平尉迟迥时进奇谋——引者）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版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李孝贞“从韦孝宽击之（尉迟迥——引者注），以功授上仪同三司”[13]。薛道衡“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摄卭州刺史”[14]，并且迎合文帝的意旨，游说梁睿上表劝进，解除了文帝的隐患[15]。李谔“见高祖有奇表，深自接纳。及髙祖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髙祖深纳之。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16]。就连没有参与政权更迭的卢思道也表现出在北周时从未有过的政治热情，写了一系列总结北齐、北周兴衰成败历史教训的政论式文章，似乎心情一下子顺畅了许多[17]。根据前文所提到的山东士族对北周政权的态度，这部分山东士人在易代之际所体现的政治取向，一方面出于对原来北周皇室的不满，毕竟使他们饱受亡国之痛和背井离乡之苦的是宇文氏，且宇文氏属于鲜卑胡族，杨氏取而代之，最起码是恢复了汉室江山。另一方面对关陇集团的内部调整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抱有较高的期望值。而作为关陇集团内部纷争的一方，杨氏也有必要适当借助外来力量对抗宇文氏经营多年的政治根基。
然而，对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关系影响更深远的事件，是山东人（主要是留在原籍的山东人氏）在易代之际表现出来的离心倾向。《隋书·高祖纪》云：“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山东人积极参与尉迟迥兵变，并不是由于对宇文氏政权的拥戴，更可能是想乘此时机脱离关陇集团的统治。尉迟迥的军事行动很快被杨氏扑灭，历史文献对此事的后续发展没有更多的记载，所以不便对此设想作进一步论证。但是此事件使得以杨氏为首的关中集团对山东士族始终保持极强的戒备和防范心态，由此决定了山东集团在隋代政权体制中的悲剧命运。辛德源本属于最早入长安的十八人之一，尉迟迥事变时，“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迥作乱，以为中郎。徳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髙祖受禅，不得调者久之，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辛德源拒绝与尉迟迥合作，只因身不由己，涉嫌参与，使得当权者不能释怀。后来辛徳源因“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徳源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18]，可见朝廷对山东士人的猜忌防范到了何等地步。根据《文馆词林》所载文帝时的一封诏令，由于尉迟迥事件，文帝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少从山东选拔新的政治人才[19]。同时山东士族在中央权力体制中发展的难度较之以往更大，据《金石萃编》卷四十三《房彦谦碑》，隋代“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这意味着山东士族无论其门第高下，从政必须从最底层做起，使他们原有的政治优势荡然无存。
开皇十二年，发生了一起涉及上百人的政治变故，并与尉迟迥事件有直接关联。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即使那些已经进入较高权力阶层的山东士人，他们的处境也并不安稳。《资治通鉴》卷一七八云：“（开皇十二年）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就第；卢恺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关陇集团的重要人物苏威也因之获罪，但实际上“这是对朝廷内山东士族的又一次清洗”[20]。事件的起因是国子博士何妥与苏威之子苏夔发生分歧，双方“各有所持。于是夔、妥俱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也！’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等共为朋党”[21]。经朝廷查证属实，遂酿成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所谓朋党之事，关键人物是卢恺。出身范阳卢氏的卢恺属于山东第一流高门士族，随父入关较早，依附于关陇权贵，所以仕途顺利。当时以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可谓位高权重。朝廷调查朋党之事，对卢恺的结论是：“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曲相荐达，累转为海州刺史。又吏部预选者甚多，恺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诣吏部。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卢恺的罪状主要有两条：第一，任用尉迟迥之党房恭懿；第二，徇私提拔苏威的亲戚。房恭懿属于山东士族的清河房氏，参加过尉迟迥兵变，朝廷的政策对这些人是禁止任用的[22]。卢恺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本传又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23]所谓“选无清浊”，是指西魏、北周打破旧的门阀士族在选举上的特权的改革，隋代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并进一步废除传统的州郡辟举和九品中正制[24]。这些措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积极方向，但对山东士族的实际利益打击最大，所以他们往往利用机会与该政策对抗。陆彦师开皇初曾任礼部侍郎，在他的任上“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25]。卢恺、薛道衡、陆彦师这样做“恐怕主要就是启用山东人士”[26]，而其目的无非是增强山东集团在权力体系中的分量，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但是他们的努力被执政的关陇集团无情扼杀，苏威次年即被重新启用，历文帝、炀帝两朝不衰，而卢恺就此除名，病死家中。薛道衡也被除名，“配防岭表”[27]。朝中山东集团的势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山东士人在隋代最为显赫者当属李德林。从前文所引文献不难看出，他的显达在于其及时建立了与文帝良好的政治附属关系。李德林可以算作文帝的“最高级顾问”之一[28]，曾进入过权力的核心圈子。但恰恰在他的仕宦生涯中，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权力之争体现得最为明显，并充分说明山东士人要进入以关陇本位主义为根本的权力核心是多么困难，而那种个人间的政治关系又是多么脆弱。在文帝身边的核心圈子中，李德林的地位和官职最低，他所参与的决策之重要性和发挥的实际政治影响力远远不如高颎、苏威、杨素三人。文帝禅代之前，决心将宇文氏全部诛杀，李德林却迂腐地与文帝争执，致使文帝“作色怒曰：‘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登阼后论功行赏时也因此“品位不加，出于高、虞（虞庆则，力主尽诛宇文氏者——引者注）之下，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如果这件事还可以视为文化冲突，那么《隋书》本传所载李德林在隋代的经历，主要就是一部被关陇集团打压的历史，几乎没有参与重要的政治决策。开皇初，李德林在改革律令和设置乡正的问题上与苏威发生冲突，尽管朝中官僚多同意李德林的看法，但是高颎附和苏威，并在文帝面前“称德林狠戾，多所固执”，于是文帝“尽依威议”。苏威和高颎是关陇集团政治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绝对不愿意李德林这样的山东士人分享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李德林一直积极主张伐陈，开皇八年隋军开始南下行动，文帝取德林方略以付伐陈统帅晋王广，并对他许下诺言：“待平陈讫，会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东无及之者。”平陈之后，文帝本欲“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赏物三千段”。但此时“有人说高颎曰：‘天子画策，晋王与诸将戮力之所致也。今乃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颎入言之，高祖乃止”。所谓君无戏言，但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文帝更多地考虑到关陇集团的意见和利益需要。开皇九年又因苏威进言其违规占地害民，使李德林遭到文帝的斥责和嫌恶。开皇十年因重提置乡正之事，惹怒文帝，加上他人又进谗言，导致李德林彻底失去文帝的信任，贬为湖州刺史转怀州刺史。后又为考司所贬，卒于任上。尽管死后享受了殊荣，但是回忆起开皇五年李德林奉命编撰《霸朝杂集》后，文帝对他所说的话——“必令公贵与国始终”，不禁让人感慨万千。不同于高颎、贺若弼等人功高主忌，李德林的最终遭遇纯粹是受关陇利益集团的排挤而致。由于在关陇集团中“找不到天然盟友”[29]，虽然依附于文帝而取得信任，李德林终究没能“贵与国始终”。与李德林命运类似的还有薛道衡。薛道衡在文帝朝还是比较受赏识的山东士人，曾任内史侍郎这样重要的机要职务，文帝多次称赞他“做文书称我意”、“称职”。尤其是上章曾提到的，关陇权贵杨素与薛道衡私交非常密切，杨素对薛的感情很真挚。饶是如此，薛道衡在文帝朝仍两次遭到贬谪，后来还因文帝对杨素的猜忌而被迫离京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