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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一的帝国：新文学环境之形成
公元581年（开皇元年），北周静帝禅位于已完全掌握国家权力的大丞相、隋国公杨坚，隋朝建立。此前，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基本上统一了江淮以北。开皇八年（588年）冬，隋军挥师南下，次年春，陈朝投降，分裂了三个多世纪的国家重新统一。
统一的帝国为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境遇。所谓新的文学环境，是相对于旧的分裂格局而言，因此统一与分裂就成为其最大的区别。西晋覆亡后，原来的疆域内出现很多地方性政权，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方的汉族政权和北方众多的异族统治区。南方政权更迭历经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后，由北魏统一，遂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北方后来又分裂为西部的西魏——北周和东部的东魏——北齐，于是又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个分立的政权逐渐演化出各自的政治制度体系、利益集团、文化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陇、山东、江左三大政治文化圈[1]。各文化圈都存在自己的文学活动，并且相互之间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进行交流，但是这种存在与交流是在敌对的状态下进行的。政治统一对文学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凡是能作用于文学的各种社会因素——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事行动、文化教育、宗教传播等——无不受到影响。本章重点探讨两个内容：第一，文化状况。厘清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存在的文化二元倾向。一方面在上流阶层日常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北朝胡化倾向；另一方面在意识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存在南朝化倾向。第二，文人汇聚。统一对文学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原来各文化圈的文人学士被政治和地域隔绝，需要通过各种特殊的方式才能进行交流。如今，隔绝与限制被消除，各方士人汇聚长安，出现了“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2]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文化学术交流。
第一节 文化整合的趋向：南朝化
——兼论唐长孺、陈寅恪相关论断的内在一致性
中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期，经过南北朝的变化发展，到隋唐时期开始确立新的范型。隋唐制度实际上是对南北朝制度的统和。对这方面的历史，前辈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和唐长孺先生的相关论著，惠泽后学，影响深远。虽然侧重点和表述形式有所不同，但两位先生对文化的统一趋势之认识是一致的。
唐长孺先生在探讨从南北朝到唐代的历史发展规律时，曾经说：“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3]由于隋唐制度的传承性，学界一般认为隋唐“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4]。但是唐先生的论断是针对唐代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具体分析中他指出，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南朝化”到中唐才开始，隋代及初唐则是明显的“北朝化”[5]。比如最关键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隋及唐初实行的正是北魏以来的均田制，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才彻底废除，南朝式的庄田制普遍实行；兵役制度方面，隋及初唐实行的都是北周的府兵制，自唐玄宗时南朝式的募兵制才开始大量推广[6]。这说明南朝化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从这两项制度来看，其“北朝化”乃是历史的必然，对于维护刚实现的统一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均田制在当时战乱频仍，人口减少并大量流离（文帝朝人口一度得到极大恢复，但是隋末战乱再次大量消耗），土地荒废严重的形势下，有实践的可能性和维持稳定的必要性。而府兵制对保持关中的军事安定和关陇集团的政治优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北朝化”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对文学的直接影响不大，那么与文学环境形成密切相关的其他文化典章制度之“南朝化”趋势就非常明显了，这一点在隋代即有充分的体现，其具体情况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析之甚详。如果仔细分辨陈先生所说的隋唐制度之三源，不难发现“南朝化”的结论实际上已经隐含其中。
“三源”是：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讫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及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也就是说，除了“河西文化”的影响外，山东一源的主体实际上是南朝前期的文化成果，由王肃等人输入北魏。而西魏、周即关陇一源，“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是“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在三源中“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7]。因此可以说，影响隋唐文化制度形成的主体因素是南朝的因素，也就是唐先生所说的“南朝化”。
文化的“南朝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关陇集团采用的田制和兵制，可以使他们具有高效的适于耕战的国家机器，并最终统一了全国。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稳固，维系一个政权还需要其他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文化认同上的合法性。胡族文化远远落后于汉族，永嘉之后，汉族文化的中心又转移到江左南朝。三源之中，关陇一系在文化上落后于另外二者，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在军事胜利后必然开始文化上的建设，而可供采用的先进文化系统就是南朝文化的成果，包括前期输入到北方的成分；可以用来进行文化建设的人才也只有已经在北魏、北齐经过先期南朝化的士大夫们和南朝人物。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南朝化”的历史进程，并使东魏、北齐的文化水准得到极大的提升。即使是这样，北齐的统治者仍旧感受到南朝的文化威胁。北齐创始人高欢曾经对杜弼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8]南朝文化优势所造成的政治威胁竟与西魏强大的军事压力相当，“正朔所在”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支持合法性的恰恰是文化因素。天下可于马背得之而不可于马背治之，要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还得依靠士大夫阶层。而要想获得士大夫的支持，文化的向心认同所取得的效果远远超过威逼利诱。既然士大夫所认可的“正朔”是南朝文化，那么政治统一后“南北文化的重新统一，南方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9]就顺理成章了。
当时的学术风气就是普遍的南朝化。以学术主流——经学为例，南北分治以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研究路数，大抵如《北史·儒林传序》所言“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0]。南北经学的交流在南北朝后期已经开始，并显示出南学北渐之势。至隋代，如皮锡瑞所言：“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11]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易》学，“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书》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春秋》学，“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而南学于《左传》恰恰重视杜预注，北学则重服虔注兼修《公羊》、《穀梁》之学。由此可见南朝经学在隋代经学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再考察《隋书·儒林传》中学者的地域分布及受学渊源，其中出身江左者七人：何妥、萧该、褚辉、顾彪、鲁世达、张冲、元善；出身山东者六人：包恺、房晖远、马光、刘焯、刘炫、王孝籍；出身关陇者仅一人：辛彦之。这组数据表明：仅从数量而言，江左经学家就占据了隋代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山东儒学也很兴盛。尤其是刘炫、刘焯，“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但此二人身为北人“而染南习”[12]。归根到底仍然是南朝学风占了主流。
整体的文化环境决定了文学的发展趋向。“文化依赖于符号”，而语言文字“是符号表达的最重要的形式”[13]。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比其他文化形式对文化的动向更敏感。较之典章制度、学术思想，“文学的南朝化则更早也更显著”[14]。早在北齐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处境，“导致了盛极一时的模仿南方文风的风气”[15]。当时北齐最负盛名的文人魏收和邢劭相互指责对方偷学南朝文人沈约和任昉[16]。西魏北周的文学底子最为薄弱，所谓“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17]。王褒、庾信羁留长安后，他们所带来的南朝文风“扇于关右”[18]，无论鲜卑王公贵族，还是汉族士人都争相师法。杨勇、杨广兄弟酷爱庾信的作品，杨勇曾命魏澹为庾信的集子作注，杨广一度用“庾信体”写作文章[19]。平陈之后，两人身边都聚集了一批南朝文学之士。南朝文学的“北征”，尤其是对语言的美感追求，新格律形式的采用，各种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运用等，极大地提高了北朝文人的文学技巧和艺术感受能力，从而为北朝文人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和生命体验创作出优秀作品提供了可能性。在整体文学素养得到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国势的强盛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新的文化范型的形成，终于迎来中国文学的辉煌巅峰——唐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