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外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状况

第一节 国外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内容

国外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是体育服务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体育政策的形式体现出来。体育服务产业不仅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产业类型，也是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手段。国外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一方面为体育服务产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拉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以体育服务产业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服务性，坚持对体育服务产业的扶持或者给予财政优惠。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在内容上会与群众体育政策、学校体育政策和竞技体育政策等密切联系、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

国外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所使用的主要政策手段为税收政策、融资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对于经营性体育服务产业经营主体多采取税收政策和融资政策，对于具有公共服务特点的体育服务产业较多使用财政补贴政策，甚至是政府直接投资政策。也有使用管制性的审批和许可政策，对一些特殊体育服务业的经营也会采取适当限制，如占地面积庞大的高尔夫球产业在日本就设立了非常严格的审批政策。

一 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若干内容

（一）体育服务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

英国是现代休闲体育的发源地，举世闻名的温布尔登网球赛、高尔夫球赛和英超足球等在英国体育产业中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英国体育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体育产业在英国经济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到目前为止英国有5万多个足球俱乐部，约有500万人从事网球运动，约有2000家高尔夫球俱乐部，这与英国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有很大关系。在17世纪，英国早期的业余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服务活动常常面临资金短缺现象，这些组织主动向政府部门申请给予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18世纪，体育经营活动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经营者认为体育本身具有公益性，且盈利空间比较小，在没有盈利空间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关证明，确定其开展的活动具有公益性或者慈善性，就可以申请到财税方面的优惠，一般都能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3]到了20世纪，英国政府意识到本国第三产业的创新动力不足，通过政策鼓励发展本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体育创意产业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类型被给予税收和财政上的支持。[4]目前英国文化产业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文化产业超过了任何一种传统制造业所创造的产值，而体育是创造文化产品的关键要素之一。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外交、文化管理、旅游、画廊、博物馆等部门协调配合，运作效率很高。英国文化政策强调文化艺术产品面向大众，鼓励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为民众提供尽可能多的参与机会，为文化艺术产业不遗余力地培养消费市场，这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理念非常吻合。

美国体育商业的发展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育产业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美国的体育产业结构一般分为职业体育、健身娱乐体育、体育用品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体育产值就达到了全国GDP 的1%,90年代中期达到了2%。美国较高的人均 GDP（2007年为46280美元）水平使公民形成了良好的体育消费意识。美国体育产业被称作“永远的朝阳产业”，美国有方便舒适、遍地皆是的体育健身场所，长盛不衰的休闲体育等都是美国体育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美国体育长期以来贯彻的体育服务产业特殊政策具有一定关系。美国体育产业政策对体育产业的发展一直坚持税收优惠政策，美国的职业联赛一直享有垄断豁免权，保证了职业联赛商业价值的提升；在美国很多州的社区体育俱乐部都是免税的，大大减少了俱乐部的经营成本[5]；美国很多户外体育娱乐场所、体育公立公园服务和对其设施的保养，都有专门的政府拨款政策。[6]美国政府认为，体育服务产业与其他产业部门有很大差别，并不创造有形财富，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体育服务产业难以产生利润。[7]美国公共体育在产业化运作中不仅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还可以获得财政补贴，如果美国的大学生体育联赛、中学生体育联赛、业余体育联赛在产业化运作过程中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小，政府一般会给予财政上的补贴或者税收倾斜政策，但是由于各州政府政策的差异，政策倾斜程度会有所不同。[8]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职业联盟、学校体育联盟等组织管理权力较大，内部规范对体育产业的保值、增值效应明显，也有些专家认为美国体育联盟内部的规划或者规范也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体育产业化”“体育文化和富裕程度”以及“体育产业振兴和地区经济振兴”等概念。日本在相关政策中强调，体育服务产业是搞活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指出“保健、体育、时尚、娱乐、音乐等领域有望将市场扩大到全球范围的环保产业”。日本通过政策鼓励体育经营者成立非营利性组织，以在发展过程中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减少经营压力和防止企业破产。[9]韩国将体育健康服务产业列为新增长动力产业的范畴，从政策上指出新动力产业发展应该注重长期成果、重视源头技术，不同部门之间应该减少竞争和增加合作。韩国1975年的《观光振兴法》指出政府应致力于发展文化、体育、休闲、自然生态等观光基础设施，鼓励开发各种体育旅游商品。政府可指定观光特区，并为观光特区提供多种财税支持[10]。澳大利亚体育局和旅游局联合制定体育旅游发展政策，将体育旅游作为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特色旅游项目。他们利用悉尼奥运会的发展机遇，推出澳大利亚体育旅游发展战略、体育旅游市场推广计划和澳大利亚旅游白皮书等。

（二）若干具体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

各种体育服务产业类别是体育服务产业的细胞，这些细胞的集合构成了一个国家体育服务产业的整体，这些具体的体育服务产业类型往往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政策来引导和规范。

1.高尔夫发展政策

高尔夫是一项古老的运动，迄今为止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已成为现代体育运动中发展最快的项目之一。目前，全世界有3万多家球场，美国占59%，欧洲占19%，亚洲占12%，其他国家和地区占10%[11]。许多国家首先关心的是高尔夫球场用地与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其次是高尔夫球产业的高度膨胀会不会造成高尔夫球产业结构的剧变，导致高尔夫球产业迅速衰退和造成大量沉没成本。目前美国高尔夫球场已经开始倒闭，日本大多数高尔夫球场也难以赢利。

尽管美国高尔夫球场数量位居全球最多，但球场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61‰。大力开发高尔夫球场对美国来说没有任何土地资源压力，但是美国的高尔夫球产业经营状况并不乐观，进行高尔夫消费的人群已经饱和甚至下降，倒闭的高尔夫球场不断增多，亚洲国家应科学判断高尔夫将来的市场状况，制定合理的高尔夫发展方案。

日本的国土面积为中国的1/25，由大量的山体构成，较适合开展高尔夫运动。2003年数据显示，该国高尔夫球场用地占国土面积的5.30‰，是球场密度最大的国家。每1万平方公里平均有66.17个，中国只有0.32个，美国有20.06个，韩国有17.12个。由于日本一度急于上马、盲目集资和投资，导致球场供过于求，经营面临困境，据专家分析，现在日本的高尔夫球场数量，比实际需求多了约1/3，目前80%的球场经营状况严峻，约800个球场出现财产纠纷而诉诸法律。[12]目前在日本建设高尔夫球场，必须得到所在地区政府的许可。无论是建设时期还是经营期间，日本高尔夫审批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护环境。申请建设前，投资者要进行可行性调查，从调查、申请到开发建成，平均需要10年。[13]

韩国土地面积只有中国山东省面积的一半，韩国虽然土地资源少，但是依然鼓励高尔夫球场建设和经营。截至2007年年底，韩国已经投入营业的高尔夫球场达280多个，而2008年一年已经完工或者正在兴建的高尔夫球场达122个。[14]因为韩国属多丘陵地区，平坦地区不到国土面积的15%，地势环境起伏复杂，适合高尔夫球的发展。[15]韩国禁止利用平坦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允许丘陵地区建设高尔夫球场，并严格禁止占用农用土地。韩国很多大学里也都有室内高尔夫球练习场地，不仅本校学生可以选修高尔夫球课程，社会人员也能交费学习。韩国高尔夫国际冠军也是刺激韩国高尔夫消费群体增加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培育和发展一个体育项目的产业，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的。但是韩国过度膨胀的高尔夫运动需求和国内高昂的高尔夫球场消费价格已经不协调，导致韩国人到国外打高尔夫球的现象越来越多。

2.健身会所发展政策

目前世界上最成熟、最发达的健身服务市场是美国，美国人去健身房健身的比例占总人口的12%左右。美国健身房按照类似于酒店的五星级标准分为高档、中高档、中档、中低档和低档，年费也在数年内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可以逐月从消费者的信用卡里划拨[16]。美国中低档健身会所多处于社区，由于这些社区健身会所侧重于健身功能，因此会享受到税收减免或贴息政策。社区健身会所也因此收取很低的费用，确保到健身会所健身有较大的人口数量。

2010年德国大型健身俱乐部已超过6000个，会员首破700万人，比2009年增加了50万人，如果算上200平方米以下的1000个小型健身俱乐部会员数，将达731万人，占总人口的8.9%[17]。德国健身俱乐部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良莠不齐，缺少规范的发展过程，但是现在已经形成了档次由高到低的金字塔状态，高端健身俱乐部价格高服务好、中低端健身俱乐部价格低服务质量相对较低，但是都能保证基本的健身功能和安全水平。体育是德国人日常生活的重心之一，吃饭、睡觉、工作和运动是居民生活的必需事项，健身养生市场参与人员（俱乐部会员）和全国总人口比例保持在1∶16。[18]

鼓励更多的人去健身房健身是推动健身房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日本的健身行业常常和某些保险行业捆绑在一起，日本的健身费用可以到保险公司报销，不仅不会增加保险公司的负担，还会减少公司的成本。[19]德国的健身消费也可以在医疗保险公司报销，德国还推出鼓励人们增加锻炼的口号。如“德国，动起来”的全民健身活动，鼓励群众每天参加体育运动，还通过名人做宣传，引导大家多参加体育活动。[20]

3.体育赛事产业政策

在很多发达国家，体育赛事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很大商业价值的文化现象，也被认为是对当地经济具有较大拉动力的产业类型，同时还被认为是激起人们从事一般健身活动的发动机。因此国家或者地方政府一般都给予很大的政策支持，这对体育赛事特别是职业体育赛事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如美国针对职业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给予体育运动一些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特殊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对职业体育联盟和职业运动队的商业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1]如反垄断法与美国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保证了美国职业联盟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使职业体育联盟有权确定职业运动队的分布和数量，保证了职业体育的整体利益。再如职业体育中一些税收的减免、对职业体育比赛节目的版权保护等促进了美国职业体育商业价值的提升。[22]由于赛事对提升城市形象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国外很多城市积极投入体育场馆建设吸引球队或者引进赛事，且在场地使用上给予很多优惠政策。或者设计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体育场地建设[23]，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市政方面的方便直接引进大型赛事。[24]

4.体育彩票业政策

在国外，体育彩票不仅成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要经费来源渠道，还是拉动体育赛事产业的主要动力。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一半以上的体育经费都来源于体育彩票。英国的体育博彩业以发行体育彩票、赛马彩票、自行车彩票等为主要渠道。英国体育博彩业不仅帮助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对体育赛事的发展和群众体育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5]体育博彩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以本国体育赛事为竞猜对象的博彩业吸引了大量的彩民，并成为球迷或者体育赛事的痴迷观众，大力拉动了体育赛事的发展。

国外体育彩票政策对彩票的发行机构的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查和同意才能进行体育彩票的经营，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在彩票资金的使用方面同样具有严格的政策规定，而且具有严格的机制对之进行监督，如有舞弊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二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常常以补充市场失灵被加以讨论，在不同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对产业政策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从全球整个研究状况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产业政策关注的专家比较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产业政策的关注开始减少。因为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如同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而且政府失灵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不容忽视。但是面临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各国在采取金融和财政措施的同时，依然运用各种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支援，如美国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和低碳产业政策、德国和法国的信用保证、日本产业财政动员政策等。政府和社会对产业政策的关注又开始高涨起来。实证研究表明，创造和扶持新产业或新企业是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动力。但是新产业达到自立需要很长时间，需要采取长远的政策措施[26]，体育服务产业被很多发达国家称为永远的朝阳产业，也被称为新型服务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是引导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很多政策内容可以直接引导和规范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最先被日本专家提出，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也产生于这个时期。日本当时经济水平相对较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赶超欧美发达国家，并在实践中证实了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并将产业政策运用到许多具体的行业，包括体育服务产业[27]。但是从产业部门和政策部门提出体育产业政策是在20世纪末期才被提上日程的（广濑一郎，2004）。21世纪日本的产业由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过渡，但是也依然需要产业政策，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日本是使用产业政策比较成功而又谨慎的国家。日本为了发挥民间力量，坚持市场公正性和政策的透明性，使市场本身顺利地发挥作用，对体育服务产业扶持政策主要侧重于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体育服务产业。而对于一些商业性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使用较少，主要担心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会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是以采取培养体育服务产业消费群体的途径促进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

从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中后期，英国一直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休闲体育却快速发展起来。因为英国人口数量降低导致消费下降，因而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休闲体育成为新的消费类型和经济增长点，并因此调整产业政策，鼓励支持休闲型消费，英国体育休闲产业因此得到发展。20世纪末英国的文化产业受到重视，并成立文化体育部，把体育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共同研究和开发，给予多项政策倾斜政策。很多能够被列为创意产业行列的体育文化产业或者体育产业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英国体育活动如果是非营利性的则可以享受减税政策，如果得到慈善委员会批准为慈善机构的话，可以享受免税政策。公共服务外包是英国的一项特殊的产业政策，作为公共服务的体育事业进行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了成功。比如，爱丁堡市把提供服务的市营设施的职员全部转到了成为受托方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些职员转到非营利性组织的时候，曾经得到许诺：如果非营利性组织破产，可以重新恢复市政厅职员的身份。因为政府许诺：即使非营利性组织破产，也必须继续为市民提供体育服务，会依然录用原来的职员继续为市民提供服务。但是爱丁堡市的体育设施提高了服务质量，设施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效益转好，职员的工资也在上涨，非营利性组织并没有破产。

20世纪初，美国专家提出应该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快速实现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但是美国政府不承认自己实施了产业政策，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在起作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产业政策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并引起了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如国家应该支持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达到什么目的引起了关注。经过争论，美国选择了多层次性、非规划性和干预的间接性政策，充分适应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环境，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28]而美国体育服务产业所享受的政策优惠程度强于国家其他很多产业类型，享受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服务产业对其他经济的强大带动力，另一方面是基于体育的公共服务功能。美国在职业体育方面的反垄断豁免政策和社区体育优惠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其公共性的特征。

日本在公共体育发展中采取的外包政策既是发展公共体育，同时也是发展体育产业，而且还对外包政策进行前期的评估，如对城市人口、公共体育供给能力和承包主体能力给予评估，实现有计划有步骤的承包。一些专家提出体育行政部门和经济产业部门共同设计外包政策，以便提高政策执行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20世纪6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仅仅利用30年的时间就成了一个受人瞩目的发达国家。这和韩国实施的“压缩型”产业发展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韩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韩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发挥了极大作用，此间各种推进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压缩”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澳大利亚不断借鉴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经验，开始重视本国体育产业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并运用到体育服务产业实践中。

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由于体育工作者习惯了长期接受政府的资助，体育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动力明显不足。许多体育组织仍过度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并期待政府给予引导和政策支持。在一些体育经营活动中，每个全国性体育组织和省级组织，以及许多社区体育俱乐部都试图独立经营，而不是与其他体育组织合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益，这与加拿大长期以来高福利性的国家制度有一定关系。目前加拿大政府利用各种政策和手段不断提高体育参与的产业效果还没有充分体现，或许随着政府的引导和疏导，体育的商业性会有所提高，加拿大的体育服务产业会有大幅度提升。

三 体育政策视角下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

发展体育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责，而发展体育服务产业是推动和发展体育的重要途径。体育政策是推动体育发展的有效措施，几乎每个国家的体育政策中都含有体育服务产业的政策内容，这些政策内容对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国家，政府主要采取放松性、扶持性政策，因为体育服务产业具有公共服务性质，且对其他产业的波及效应显著。在体育政策制定前，一般充分考虑体育服务产业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建议，确定政策具体方案，以提高政策的执行力。美国的体育政策主要由《美国业余体育法》（1978年、1998年修订）统领，各州在这项法律下制定本地区的体育政策。美国一些州的社区、文化、环境、公园等相关机构也参与体育健身娱乐或者体育休闲政策的制定，这使得体育服务产业更容易获得一些政府财政补贴。美国非政府体育组织有非常强的自治性，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内部组织政策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范畴，例如，一些州协会有权制定比赛规章。这些权力范围各州不尽相同，多数州协会在州内提供体育竞赛的统一标准，确保体育比赛公平、安全和符合体育道德。

20世纪中后期，英国大量的公共体育设施催生了庞大的体育消费群体，场地设施却满足不了群众需求。政府开始设计场馆设施能够充分利用的政策，通过体育公共设施外包的形式使更多的场地设施得到充分利用。[29]1995年的《体育：发展游戏》、2000年的《大众的体育未来》和2002年的《游戏计划》都规定商家可以竞标经营体育公共服务业，体现出公共服务产业化运作的理念。20世纪中期英国推出的《体育：在比赛中提升》和《奥运会计划》等政策充分体现了重竞技体育的倾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体育政策体现不出体育服务产业的特点，但是英国的体育政策直接融入英国的国家政策体系，英国的法律习惯和法律环境决定了体育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重要事业。英国的公共体育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的促进作用比较大，如《体育与休闲活动的空间规划》（2004）确定了一些体育休闲计划，力图改善地方居民的健康和经济状况，这些公共体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保证了体育参与人口的增长，刺激了体育消费的增加，推动了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体育行政部门还积极与旅游部门、创意产业部门协调配合制定出服务产业政策，对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都具有较大推动作用。

但是最近几年英国大力倾向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英国为了在世界上取得好成绩，在2004年推出优秀运动员资助计划（TASS），政府直接向在校学生运动员的训练进行投入，并组成很多项目的国家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参与到体育训练当中。[30]相对于以前大部分专业选手自己出资或者依靠商业赞助来训练和比赛的现象，英国削弱了很多商业性，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具有创造学校体育联赛商业价值的积极性。但是这些竞技体育的投入与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衔接较好，在提高体育消费群体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对体育服务产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31]

英国一直以发展群众体育为首要任务，英国政府认为体育活动对降低青少年犯罪和减少医疗开支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政府极力动员所有国民运动起来，但是靠政府自身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全民的需求的，社会发展体育服务产业是英国发展体育服务产业的有效途径。英国大量的群众性体育政策，培养了国民体育消费的习惯，培育了大量的体育消费人口，进而推动了体育服务产业的繁荣发展。可以说全民普及体育政策是发展英国体育产业的基础政策，英国体育服务产业的繁荣，是英国长期以来群众体育政策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的竞技体育较晚被重视，英国的竞技体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坚实的群众体育基础促成的，而英国的职业体育又是由英国较高的竞技体育水平和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培育出来的。英国的群众体育发展政策对英国职业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中介等各种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传统的“体育政策”代表的含义是“体育行政”。而在现代社会里，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逐渐增多，也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1961年日本的《体育运动振兴法》并没有体现发展体育服务产业的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努力为广大国民创造参与体育运动的条件，以达到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32]随着体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推进，日本政府逐渐出台《关于面向21世纪的体育振兴策略》（1989）和《体育振兴基本计划》（2001—2010），鼓励地方建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或泛区域体育中心，并配置一定的发展基金，明确规定对俱乐部基本配套设施给予补贴帮助，如资助建设体育俱乐部的浴室、休息室等。体育中心在支援和支持体育训练、信息传播和科研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同时大力宣传政策内容，使社会各界充分获取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信息，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体育服务产业。日本政府认为体育既有交给市场较好的部分，也有不能交给市场的部分。从“公共服务”的观点考虑，体育教育和增强体质的基础体育是不能交给市场的，能够提高较高档次和高质量体育需求的内容可以交给市场。日本非常推崇英国的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模式，即将群众体育作为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根基，又不丢失体育服务产业的公共性质，做到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获益的三赢模式。

1997年以来，韩国政府和学者开始频繁使用“体育产业政策”,但是在政策中都没有脱离产业政策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和宗旨，而且这些产业政策都是从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政策中体现出来的，如体育发展规划：《国家体育促进总体计划（1993—1997）》中涉及了体育服务产业促进政策；在第三个《国家体育促进总体规划（2003—2007）》中，提出建设体育文化网络信息基础结构。1999年韩国体育服务产业产值约15.3亿美元，占体育产业总产值的17%，但是国家依然对体育场馆和设施有很多优惠政策，鼓励民间体育场馆的建设，进而为体育表演和体育观赏等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在体育健身娱乐和培训方面，韩国采取不干涉、不管制的自由发展政策，形成了韩国层次不同、种类齐全的各种体育健身和培训主体，满足了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

澳大利亚认为体育事业不单单是体育行政部门的事，也需要其他多个部门的合作才能使体育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达到最大化。澳大利亚强调体育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的共同开发，实行体育部门、旅游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体育资源，并共同分享资源开发带来的各种利益。如《澳大利亚体育旅游发展战略》（2000）、《体育旅游市场推广计划》（2001—2002）和《澳大利亚旅游白皮书》（2003）等，都充分体现了体育事业与旅游事业共同发展的内容，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都为体育服务产业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加拿大体育政策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政府在体育方面的大量投入，国家体育基础设施很充足，体育参与程度较高。但另一方面，体育组织过度依赖政府拨款，不能积极引用公共体育服务外包或者使用“官民”合作发展的模式，使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活力不足，没有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由于加拿大政府对群众体育的投入比较充足，也导致一些商业性体育服务市场空间相对较小。随着国家体育财政的不断削减，加拿大各体育部门逐渐意识到它们优先考虑的体育事业并非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它们已经不再过分依赖政府，开始学会和商家沟通，获得资助。但是政府依然会在群众体育上通过调税给予政策上扶持或者倾斜，如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接受企业赞助时不需要交所得税。[33]一些国家资助的公司或企业也会积极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如加拿大广播公司一直支持加拿大草根体育项目。

四 影响国外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其他政策

在很多发达国家，有大量的政策不是以促进体育服务产业为目的的，但是在其执行的过程中确实对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对体育服务产业的促进作用成为这些政策的非目标政策执行效果，这些政策的发展经验也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这些政策主要指发展体育事业的体育政策，如群众体育政策、学校体育政策和竞技体育政策。

英国是一个以发展基础群众体育带动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典型国家，1894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条例》和1906年实施的《公共场地开放条例》，要求地方政府为体育和娱乐活动提供一切室内或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各级政府投资兴建了大量的体育场地设施，并全部向公众开放，还专门为足球兴建了大型体育场。政府非常关心国民的身体素质，鼓励人们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提高国民身体质量。1935年成立了英国身体训练与娱乐中央委员会，并于1937年颁布了《身体训练与娱乐条例》、1972年政府制定了《体育供给计划》、1975年出台了《体育的白皮书》（主要是体育和休闲的内容）、1982年制定了《未来十年体育规则》、1988年制定了《90年代的社区体育》。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英国积极引导群众多参加体育活动，为国民尽可能多地提供各种健身场所。英国政府对学校体育课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历经了从“体育训练”到“体育教育”再到凸显“运动”的体育发展过程。[34]2002年英国政府发起了“体育、学校竞赛运动与俱乐部联合国家战略”行动，以提高参加高质量体育活动的学生比例。[35]英国学校体育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能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有疯狂的观众，但是英国大、中、小学生对体育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英国体育的氛围非常浓厚，体育社团非常发达，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选择加入1—2个体育社团。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共同发展，造就了英国巨大的体育消费人群，也孕育了巨大的体育消费市场。

美国的体育事业就是一项产业，几乎所有的体育概念都可能成为体育服务产品，美国的中学体育、大学体育和竞技体育训练都是体育服务产业的重要内容。美国必然会对这些具有公共性质的体育事业给予政策上的扶持。美国中学体育可以产生大量的体育赛事，并产生商业利益，因此校际体育比赛项目的数量很多。州高中体育协会努力对校级比赛制定各种政策，通过这些政策规范校际比赛，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是大学校际体育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大学校际体育中一个明确的管理机构，协会制定各种大学体育联赛的政策或纪律，以促进大学体育联赛的开展，大学生体育联赛已经融入电视广播、体育赞助、体育中介等各种体育服务产业中。这些政策或纪律有时也不被认为是政策，但是它对学生联赛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某一学校在联赛中因为比赛成绩不理想而导致学校亏损，政府会适当给予一些补助，以维持学校体育的正常开展，也会促进学校联赛的正常进行[36]。美国的每个社区基本都有自己的活动中心或社区体育中心。美国的社区体育被看作是美国的体育公共事业，这些公共场地设施一般都免费或低价向社区居民开放。“健康公民2000年”计划把增加社区体育中心的数量作为一个重要指标。1932—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其经济最不景气的大萧条时期依然投资15亿美元用于社区体育设施建设。1965年起，通过《土地与水资源保护法》，联邦政府每年拨款7.8亿美元用于大众体育设施建设。[37]美国政府对社区体育的财政支持培育出了极大的体育消费群体，而社区体育经营者并没有完全依赖政府的拨款，它们利用这些机会广泛开展各种商业活动，既保证了参与人群的数量，也创造了一定的商业价值。

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别国成功经验的国家。日本借鉴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经验，从发展群众体育为基础，提出终身体育的概念；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各种政策推进体育服务产业发展。1961年6月颁布的《体育振兴法》，起初是为了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后来逐渐重视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大力发展地区体育，1964年颁布了《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对策》,1972年颁布了《关于普及振兴体育的基本策略》。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1980年提出“终身体育”的口号，促成了大量的体育参与人群，进而提高了进行商业性体育消费的人口数量。1976年的《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法令》大力推动了日本体育人口的增长和体育服务消费人群的增加。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行政机构难以应对越来越多的体育服务需求，并借鉴了英国体育服务外包模式，逐渐把管理和经营托付给团体。日本群众体育的普及、学校体育设施的开放、场馆管理的外包等政策培育了日本体育服务产业消费市场和供给市场。2006年，日本出版的《日本体育白皮书》反映了日本整个体育事业发展规划，而其中的每一类体育事业都与体育服务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也都包含体育服务产业的要素。

韩国汉城奥运会期间，提出“发展竞技体育，全面普及大众体育”指导方针，在成功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将竞技体育转为积极倡导体育俱乐部制，将可以商业化的项目或热门项目移交给民间市场，对难以商业化的项目仍依靠政府进行扶持和管理。同时，通过扩建大众体育设施、发展普及大众体育活动项目、培养大众体育指导者和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措施，普及全民体育活动，不断提高大众体育活动的参与率。[38]这些政策的实施为体育服务产业夯实了基础，强烈的体育需求使体育服务产生了商业机会。随着体育利润的增长和体育参与的增加，职业体育不断流行、体育项目不断商业化，体育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体育产业快速发展。韩国借鉴英国和日本的“草根发展模式”，大力在各个城市建设公共场馆，建立大众体育健身中心，还在学校和社区开设各种大众体育讲座，培养大众体育指导员。韩国还与民间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对民间体育器材设施实行免息或者贴息贷款，对于公共场馆和小规模体育经营个体不收任何税费。韩国体育基金的使用比较均匀地分布在竞技体育、大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地方体育设施方面，形成了韩国各阶层、各年龄段所有国民爱好体育的繁荣局面。[39]培育出了约50%以上的体育人口，形成了强烈的体育需求，大力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受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影响很大，政府采取主动在体育与休闲方面进行群众性直接投入的政策，2000—2001年，澳大利亚政府对体育与休闲活动投资约21.24亿美元，其中中央政府投资约1.989亿美元，州和区政府投资约8.752亿美元，地方政府投资约10.501亿美元，政府财政投资人均约110.21美元。最终产生大量的体育消费人口，进而带动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因此公益性体育产业开发始终受到政策扶持和帮助。体育产业开发的同时还要保证不能对公共服务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当体育产业开发可能与环境或者其他公共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政策的出台就不那么顺利，常常受到媒体的关注和监督，如澳大利亚引进大型体育赛事时，媒体积极监督赛事是否会对国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加以干预。

加拿大在体育事业发展政策上似乎难以看出对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联邦、省和市政府的基金在群众体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加拿大有成千上万个社区体育俱乐部，它们是加拿大体育事业的核心部分，但是尽管在一个区域内有大量的社区体育组织，但它们很少联合起来通过市场来创收。它们与城市的公园娱乐部门、学校体育部门很少联系和合作。不仅造成了很多管理上投入的浪费，还削弱了很多市场价值。这与加拿大一直采取政府投入体育的政策有关，很多组织和机构习惯了这种模式，缺少创造市场价值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