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间格局与产业模式

（一）城区结构与瓷业生态

景德镇是四面环山的盆地结构，昌江穿城区而过，属于典型的“封闭—开放”式地理特征。周围的群山既为景德镇提供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又为瓷业生产提供丰富的燃料和原料。同传统中国其他著名瓷业产区对比，景德镇窑后来居上，集中国瓷业制作之大成，与地理环境也有紧密的关系。北宋末年，北方长期战乱，景德镇相对封闭的空间吸引大量窑工到此进行瓷业生产，在融合各方瓷业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景德镇制瓷业迅速崛起。南宋末年，大批吉州窑工逃亡景德镇，又再次促进其瓷业发展。元朝，景德镇已经成为中国瓷业生产中心，并依托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将其生产的瓷器销售到东亚、中东等地区，并间接和欧洲联系起来。为了加强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管理，元至元三十年，元朝政府设立浮梁瓷局，专门负责皇家用器的生产。“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3]这也就意味着，由于产品质量的提高，景德镇瓷器不仅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成为皇家用瓷。明清时期，在元朝瓷业发展基础上，景德镇瓷业进一步繁荣，并依靠产品质量，构建其全球地位与影响力。

同中国其他产瓷区相比，独特的地理环境是维系景德镇千年瓷业发展且长期不衰的核心要素。“一里窑，十里焦”证明了瓷器烧造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包括原料和燃料。景德镇森林覆盖率达60%^[4]，周边地区祁门、婺源等地均盛产木材，这保证了景德镇瓷业烧造所需的燃料。而周边山区独特的瓷土资源更是宝贵财富。尽管学术界还无法证明北方的定窑、汝窑和钧窑等的衰落与原料缺乏有什么样的紧密关系。但从人地关系来看，原料的缺失对这些传统瓷区生产就是灭顶之灾。同这些地方相比，景德镇并不缺乏上述因素，相对稀少的人口以及丰富的资源保证了景德镇制瓷业能够持续发展。此外，如上所述，封闭的空间格局也是在社会动乱情况下吸收瓷业技术人员的重要因素。而大量优秀窑工来到景德镇，既保证了瓷业生产的需要，又能不断推陈出新。

化解封闭空间的不利因素，保证景德镇瓷器贸易与运输的重要因素还有其发达的水系。昌江，又名鄱江，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境，全长182千米。一支自北境的大洪岭，一支为东境的西坑，二水南行注入皖赣边界的倒湖，此段称之间江、祁门江或大北河，流入江西境内的始称昌江。^[5]尽管昌江发源于安徽祁门，但上游山高水急、河道狭窄，最宽处也仅适合小船通过，但到了下游水道就变宽，最宽处达350米，适合大帆船和中小客轮常年通行，这段主要集中在景德镇境内。昌江从祁门经兴田而下进入江西，流经景德镇市的峙滩、福港、新平、旧城、竟城、吕蒙、鲇鱼山诸乡镇，进入景德镇城区，把景德镇分为东城和西城两个部分。市境内干流长约110千米，50多条支流呈网状分布，主要有东河、西河、南河、北河。除北河（又名小北港河）外，其余诸支流都接近城区，形成了四水环城之势。景德镇发达的水运模式，不仅能够满足瓷器贸易的需要，也为瓷业原料加工与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瓷土与釉料加工均要依靠水碓来舂碎，而昌江支流相对平缓的水流满足了原料加工的需求。因此，原料开采以后会依照地形，就地加工，然后运输到景德镇。在传统的运输体系中，水运是最适合瓷器运输的交通模式，既相对便宜，又安全。作为沟通外界的唯一通道，昌江承载了景德镇瓷器运输的重任。“每年在这条河上运输量是巨大的：瓷器、食物、原材料等的运输都要从这条河上过。这是条为数不多日夜有船只穿行的河流。”^[6]以昌江为核心，沟通鄱阳湖，并通过赣江、长江等水系，实现瓷器运输的南下北上，进而构筑世界性的瓷器运输线路。

明朝之前，景德镇并非瓷器烧造的核心区域。由于生产规模小，瓷器烧造分散在周边山区，比如湘湖、瑶里和南市街等地，景德镇更多充当瓷器贸易中转站的角色。明朝，因为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瓷器烧造能够脱离地形限制发展起来，由于景德镇地理位置相对便利，瓷器生产便向此处迁移。此外，16世纪兴起的巨额瓷器需求，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向规模化发展，形成了较为精细的分工模式。周边地区不再进行瓷器制作，仅提供原料、燃料和劳动力，以景德镇为核心，形成了早期瓷业集群化生产体系。

“封闭—开放”的空间格局以及拥有丰富的原料资源，让景德镇瓷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单一的瓷业生产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景德镇自然环境的体现，也是人地关系充分协作的反映。拥有独特的地理空间，并将其合理运用，是景德镇瓷业长期繁荣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瓷业生产体系与社会形态的地理要素。

（二）地域特色与行政关系

景德镇是瓷业生产重镇，明清时期更被称为商业四大名镇之一，制瓷业非常繁盛，对外贸易发达。“离县二十里许，为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盛，甲于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7]明清时期，景德镇财政收入惊人，根据梁淼泰的推算，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生产年值三百万到四百万两白银，主要商品额折银五百二十万到六百万余两，……相当于十八世纪法国出口商品值的三分之一强。”^[8]但依照中国传统的行政编制，景德镇是一个不入流也无法进行行政定位的商业城镇。“景德镇属浮梁之兴西乡，去城二十五里，在昌江之南，故称昌南镇。其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9]瓷业生产的繁荣与行政地位的巨大反差也恰恰是景德镇城市格局的映射。由于四面环山，城区发展受限，景德镇城区规模非常小。因此，造成了景德镇人口拥堵与街道狭窄。“景德镇狭窄的街道，像一根根细绳延伸出去，纵横交错。整个城市的地面显得非常拥挤。一座座房屋紧挨着，街道也太狭窄了。”^[10]此外，由于昌江是瓷器外运和原料运输的重要通道，景德镇也以昌江为轴，形成了城市发展格局。与昌江平行的两条主要街道，即如今的中山路和中华路，是景德镇瓷器销售中心区域，道路两边是瓷器和日用品贸易的店铺。以昌江和两条道路为核心，形成了密密麻麻里弄且通向昌江，保证瓷器生产和运输。因此，景德镇有“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一百零八里弄”的说法。在瓷器生产贸易最繁荣时期，这个南北长13华里、东西最宽处约3华里、最窄处为0.5华里的城区，人口数量超过十万人。

经济贸易的繁盛与政治地位所形成的二元反差，也造成景德镇不同于行政中心的城区结构。同传统政治中心相比，景德镇没有城墙，没有常设性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书院，是一个单纯从事瓷业生产的经济和商业区域。这种开放性的地域结构为各方移民生产提供便利，意味着生产技术在景德镇社会关系中占据重要的角色。只要拥有生产技术就能在景德镇生存下来，并实现其自身利益。但这种地域模式也有其弊端，在社会混乱时候，不设防的城区模式与高度发达的商业，让景德镇成为各方攻击的首选目的地。

（三）城市空间与行业布局

空间在权力运作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吉登斯认为“一切社会互动都是由各种社会实践组成的，存在于时间—空间，并由人的力量以一种熟练和有见识的方式来组织”^[11]。这也就意味着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展示权力与各方角逐的舞台。这种局面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也有着明确的体现。

御窑是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的场所，其地理位置是景德镇最佳的开阔地。从地理空间来看，御窑距离昌江位置适中。这种地理空间一方面有利于原料和燃料的运输；另一方面又能躲避昌江每年的水患。对于景德镇狭长地形而言，很难找到这种绝佳的地理空间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为皇帝服务的御窑在占据最佳地理空间的同时，也昭示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在御窑厂内部建造中，处理满足瓷业生产的各种工序，还包括官方管理机构和神灵信仰之地。尽管景德镇并非行政中心，但御窑厂无论在地位还是影响力方面，均和官方结构非常相似。根据清嘉庆时期的景德镇地图可以得出，御窑厂前面分别建有饶州分府和巡司署，也专门建造了景德镇行业神信仰的佑陶祠。这也就意味着，御窑厂既是生产的核心，也是信仰和权力的核心。从地理格局来观察，无论从哪个视角，御窑都是景德镇的核心。以御窑厂为中心，形成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空间格局，构筑了良性的中心与边缘互动模式。尤为重要的是，在权力空间展示方面，以御窑厂为核心，景德镇瓷业匠人编织了最具影响的产业销售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的最顶端是以皇帝为主的核心权力层。凭借皇权的巨大影响力，景德镇将瓷业推销到全世界，并保持千年兴盛。

由于御窑厂特殊的象征意义，围绕御窑厂就形成了景德镇民窑精品瓷生产的核心区域，在御窑厂东边的东门头一带，瓷窑集中的区域。明朝末年，御窑厂生产压力大，被迫采取“官搭民烧”制度，其生产就在东门头这片区域。而御窑厂西边的瓷器街，是精品瓷器贸易区域。并以此为原点，成为各方移民在景德镇主要集中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会馆，包括苏湖会馆、南昌会馆、天后宫等。在御窑厂核心区域的外围，以瓷器贸易为核心建造了瓷行，主要集中在大、小黄家弄等地方。而靠近昌江边上，也就是整个空间的边缘地带，是从事破旧瓷器买卖的黄家洲的洲民。这些人多是都昌等周边区域的民众，本身没有多少资金从事瓷业生产，是属于游街买卖的群体。此外，以御窑厂为核心，向整个城市东面扩展，包括进行瓷业加工的红店街和其他生产的辅助部分，比如瓷用毛笔、颜料和匣钵制作等，形成整个城市空间格局。

尽管景德镇不同于中国传统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城市空间格局，但在其生产空间中，依旧能够明晰地展示出空间与瓷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瓷业生产空间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多地体现出权力运作的意味，而这种空间上的格局也昭示了政治权力、文化发展与产业格局之间的关系。

（四）城乡互动与产业协作

景德镇是瓷业专业城镇，在世界瓷器制造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外向型产业模式，并以瓷器生产为核心，形成了世界瓷文化圈，此文化圈包括瓷器制作圈、原材料供应圈和商品销售圈。以瓷器贸易为基础，景德镇将制瓷技术与瓷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构筑其世界瓷都的地位。

制瓷业生产是瓷文化圈的第一表征，但直到明朝才真正形成以景德镇为核心的瓷器制作文化圈。景德镇瓷器烧造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但这一时期的景德镇是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如前所述，唐至五代时期，并非所有瓷器生产都集中在景德镇，还包括湘湖、杨梅亭、寿安、瑶里等周边方圆100千米的区域。宋朝，景德镇瓷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盈田、杨梅亭、白虎湾等地，均发现了堆积层高达几十米的瓷窑遗址。但从生产区域来看，这一时期，制瓷业生产已经呈现出向景德镇集中的趋势。到了元朝末期，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景德镇地理优势愈发体现出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瓷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景德镇传统瓷业烧造模式是采取槎柴烧造的阶梯窑（也称为龙窑），即依照地形特征逐阶修造的瓷窑。到了元末明初，景德镇已经能够修造出不再受地形限制的馒头窑。窑炉技术的进步意味着瓷器生产能够摆脱地理环境约束，转移到更为理想的生产贸易地区。二是景德镇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瓷业生产提供了条件。同周边地区相比，景德镇地理位置更为优越，且依托昌江便利的水运条件。因此，景德镇也逐步演变为生产中心和贸易中心。明朝时期，景德镇完全取代周边瓷器生产，成为瓷器生产的核心区域。三是昌江水运发达。以昌江为中心，构筑了瓷业生产贸易的“一条龙”模式，即原料开采、加工与运输、瓷器烧造与运输。“制陶地的兴衰与运输的便利与否密切相关，景德镇由昌江—鄱阳湖—长江，水运便捷。……装好的瓷器运到景德镇西南，用河舟向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饶州，换民船横穿鄱阳湖三百九十里，达到湖口，进入长江，再向东或向西，需外销的瓷器则先运输到上海，再换沙船。（沙船是海洋运输最大的帆船）运到天津、芝罘、营口、福州、厦门、广东等地的瓷器则由九江运输到天津。”^[12]

图1—1 景德镇瓷器水路运销路线和主要城市
资料来源：Robert Tichane Ching-chen：Views of A Porcelain City，The 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Glaze Research，1983，p.179。

以景德镇为核心形成的城乡良性互动，是瓷文化圈第二表征，也是保证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基本要素。明清时期，瓷器贸易繁荣，景德镇成为世界制瓷业中心。这对景德镇而言，既是巨大的机遇，也面临挑战。因为巨额瓷器生产，需要大量的原料和燃料，如果缺乏相应的基础保证，景德镇也无法维系其瓷业生产。在此背景下，以景德镇为核心，在周边200—300华里的范围内，形成了景德镇瓷业生产原料和人力的供应圈。这些区域主要有：余干、九江、祁门等地的瓷土，浮梁、乐平、万年等地的燃料，都昌、南昌、抚州等地的制瓷人员，徽州的商人等。

以瓷器贸易为基础，以技术和文化交流为主导，构筑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影响，是瓷文化圈的第三个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景德镇影响下，许多地方学习景德镇制瓷技术，模仿瓷器式样，著名的代表有广彩、日本伊万里瓷器和欧洲瓷器等。宋朝时期，景德镇瓷器得到社会认可，瓷器贸易逐步兴起。元朝，随着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瓷器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若夫淛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13]明末清初，大量欧洲商人也希望制作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瓷器。这对景德镇来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方面是因为景德镇瓷器处于“卖方市场”地位，瓷器产品供不应求，无须围绕欧洲小众需求来运行；另一方面，瓷业工人也不了解欧洲文化，无法生产出其满意的产品。在此背景下，为了生产出迎合欧洲市场的瓷器，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的广州商人开始从景德镇进口白胎，并进行彩绘加工，生产出具有欧洲色彩的广彩瓷器，主导了后期的欧洲瓷器贸易。日本伊万里瓷器风格也深受景德镇影响。从16世纪中期，伊万里开始仿制景德镇瓷器，并出口到欧洲。但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价格，日本瓷器均无法同景德镇产品进行竞争。但在16世纪末期，由于中国战乱和闭关政策，亟须瓷器的欧洲市场便开始从日本进口瓷器。从仿制中国瓷器到生产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瓷器，日本伊万里瓷器在世界瓷器贸易市场上活跃了近百年时间。但由于景德镇瓷器生产再次恢复，伊万里瓷器生产就衰落下来。同广彩和伊万里瓷器相比，欧洲瓷器生产更是景德镇影响的体现。大量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引起欧洲社会各界的狂热，出现了一个个对景德镇瓷器崇拜的个案。为了生产出类似中国的瓷器，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景德镇长时间生活，最终发现了瓷器生产的秘密，将其详细记录下来并寄回欧洲。欧洲人也因此掌握了瓷器生产秘密。并成功烧造出自身文化特色瓷器。无论是广州、日本伊万里或者是欧洲瓷器生产均受到景德镇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景德镇瓷器不仅改变了许多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还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在前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景德镇瓷器也是最早全球化的商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