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

三百余年前，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了偏居赣东北的景德镇，从事传教事业。在景德镇居住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的法国人，通过自己的耐心观察和详细记录，将景德镇制瓷秘密寄回法国，打破了欧洲对中国独有的文化产品——瓷器的想象，也开启了欧洲人多年来无法领悟制瓷秘密的困惑。或许对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欧洲人要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千辛万苦也要到景德镇这样一个中国偏僻的地域去传教。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东方帝国，可以选择的地方很多。根本没有必要选择这个人口不多、经济不发达且社会文化落后的地方进行“开启民智”的传教活动。但如果了解当时中欧贸易和文化交流史，或许对殷弘绪这个决定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正是中国的瓷器引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疯狂，也让欧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法国人传教的目的，是在以传教为依托背景下，全力寻求中国瓷器制作的奥秘。从传教的意图来看，殷弘绪或许也拯救了几个他认为需要拯救的灵魂，其效果和目的无疑是难以尽如人意。但从寻求景德镇瓷器秘密的视角来看，勤劳朴实的景德镇手工匠人给他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让整个欧洲人熟知了中国制瓷技术的秘密。因此，在坊间，将殷弘绪看作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间谍”之一。这位长眠地下的18世纪伟大的法国人，不知道在一百年以后，欧洲人以“种族优越论”研究人类发展演进历史的时候，会有何感想？如果上述表达属于中国人“自我想象”的话，我们真的无法从这位传教士的口中洞悉其真实的想法，至少当时景德镇的匠人们没有这样想，他们只是把他看作能够带给他们智慧或者生存希望的人，抑或把他看成和自己不一样的怪人。但如果当时在每一个瓷业生产工序上的瓷工能够像今天一样，通过新媒体技术了解世界变迁，相信他们的想法和上述表达会有类似的地方。

（一）瓷源中国

如果要将上述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还是有必要对世界陶瓷发展史做一简单回顾。从世界制陶史来看，至少有两万余年的历史。当时陶器制作呈现出类似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说法。古老的非洲和美洲大陆，也都发现了一万年前的陶片，在亚洲的中国更是如此。如果说火的使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那么器物制造就可以认为是人走向文明的象征。无疑，陶器是最早、最为关键性的器物。陶器的发明促使人们农耕定居生产的常态化。在人类近两百万年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最近一万余年的发展速度特别快。器物的发明与使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随后，由于陶器制作技术日渐成熟与完备，开始出现各种作为精神象征的装饰性纹饰，开始了文明时代。

如果陶器是人类共有的发明创造，瓷器则是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产品。同陶器相比，瓷器烧造工艺和制作技术要求更高。如果从瓷器的产生问题入手，许多学者曾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只有中国发明瓷器呢？在从陶器出现到瓷器发明近九千余年的历程中，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瓷器的出现？尽管有许多答案，但各方依旧没有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但如果从世界古老文明发展变迁历程来看，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如果器物制作工艺的突变是在不断渐进基础上的话，或许中国是最具可能生产瓷器的国家，无疑最后的结果也恰好证明了上述论断。

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复杂，如上所述，在各种合力之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成功制造瓷器的国家。最晚在宋代，中国的制瓷技艺已经非常成熟，瓷器也成为普通民众均可以购买的价格低廉产品。从瓷器的优点来看，无论是对身体健康的提升或者新型的饮食习惯，都有促进性的影响。从物美价廉、实用性和补益性的视角去观察，或许我们可以说明中国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生活器物的根本性变化与大众化使用，提升了生活的质量，进而在早熟的中国文化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瓷都景德镇

由于手工业城镇资料相对缺乏的原因，要回答景德镇陶瓷文化的起源？景德镇为什么会名震天下？在中国众多窑口中，为什么偏居江南一隅的景德镇会脱颖而出，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对象？等等，诸多问题与回应为什么中国是发明瓷器的国家一样难以处理。可能与上述的回答模式一样，景德镇具备了所有成为瓷都的优势，诸如自然环境、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瓷业生产地。但这种回答并不能让大多数有这种疑问的学者和民众信服。回溯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或许能够探析景德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陶瓷产区的一些因素。2013年，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包括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两万余年前的陶片，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陶片”。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而万年距离景德镇非常近。但文献资料，关于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记述比较简略。“新平（浮梁县旧称新平县）冶陶，始于汉季。大抵坚重朴茂，范土合渥，有古先遗址。”^[1]具体而言，根据《浮梁县志》的记载，在汉朝时期，景德镇已经从事陶瓷生产，也有大量的考古遗址。但如同笔者描述的那样，在当时中国许多窑口就从事陶器制作，景德镇无法在中国众多窑口中脱颖而出。但这种局面到了后期，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有所改变。“陈至德元年（583年），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雕镂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2]上述的记录表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已经在中国南方产生了影响力，且注重雕刻，但陶瓷质量有待提升。“唐武德二年，里人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3]唐朝时期，水路交通发达，因此景德镇的瓷器有通过水路运输的可能性，随后也逐渐得到了进一步的认知。能够将瓷器运输到西安，且上贡朝廷，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表明景德镇已经形成了瓷器生产规模。这种情况到了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即应公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咸知有‘景德瓷器’矣。”^[4]从宋朝开始，景德镇瓷器已经具有自身的影响力，即便在当时北方五大名窑的压力下，景德镇依旧可以依靠自身瓷器生产的优势获得社会认知，本身对各方面自然条件不占优势的景德镇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如前所述，至今学术界还无法对景德镇瓷器被认知给出可信的答案。但结果是，通过自身不断努力，景德镇瓷器成为了精品的代称。

无疑，北宋时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南北方水路交通的便利，为景德镇瓷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尽管无法从现存文献中探究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数量和生产规模。但从目前景德镇大量宋代时期的窑址也能反映出宋朝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规模非常庞大。这种巨大的生产规模也恰好与宋朝时期中国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瓷器制造技术相当成熟相吻合。景德镇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不断实现自身的革新，造就了其瓷业生产在全球瓷器生产中的独特地位。

（三）瓷文化圈与景德镇瓷器贸易

从宋朝景德镇陶瓷生产名扬天下开始，景德镇瓷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得天独厚的瓷业生产技术也成就了景德镇。宋朝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处于“四方八邬”的分散生产模式。这可能与当时瓷窑烧造模式与瓷业生产有关特征有关。唐宋时期，景德镇瓷窑烧造主要采取依山而建的龙窑，这种烧造特色对山体坡度有一定要求。这也就意味着瓷业生产会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因此，宋朝以前，以瓷窑为核心，会形成一个规模不等的生产中心。但无论如何，这个生产中心必须包括比较便利的水路交通、便利可取的原料和燃料。但到了后期，这种生产格局，由于窑炉技术的改进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元之交，景德镇已经可以使用葫芦窑进行瓷业烧造。这也就意味着，离开地理位置的约束，也可以进行瓷器烧造。这样，地势相对平坦且水运方便的景德镇就有了各方面便利的条件，原本在周边的瓷窑开始向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新的生产中心。如果在宋朝以前，景德镇被称为瓷业中心的话，更多的是瓷器贸易的中心。而到了元朝时期，景德镇真正成为瓷业生产和贸易中心。根据蒋祈的《陶记》记述，景德镇的陶瓷已经销售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形成了产业优势与影响力。“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荆、湘之所利。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浦唇、弄弦，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择焉者。炉之别：曰猊、曰鼎、曰彝、曰鬲、曰朝天、曰象腿、曰象奁、曰桶子；瓶之别：曰觚、曰胆、曰壶、曰净、曰栀子、曰荷叶、曰葫芦、曰律管、曰兽环、曰琉璃，与夫空头细名，考之不一而足，惟贩之所需而。两淮所宜，大率江、广、闽、浙澄泽之余，士人货之，谓之‘黄掉’。”^[5]对景德镇而言，瓷器贸易的扩展，保证了经济规模的扩大，也促使大量原本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并行劳作的人员，脱离原有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的产业工人的模式。

对景德镇而言，元朝是巨变时期，来自波斯的青花钴料输入景德镇后，改变了景德镇瓷器贸易的方式，也为景德镇瓷业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机会。青花瓷制作技艺的成熟，让景德镇在瓷器制作成功率上高于其他竞争对手的窑口，最后脱颖而出。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出口已经通过泉州等港口的海路，大量将产品输出到中东地区的波斯等国。而与波斯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相近的青花瓷器更是成为波斯最受欢迎的产品。无论是偶然，还是有意识的发明创造。青花瓷的出现既改变了世界的贸易，也最终促成了景德镇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瓷都。并以青花瓷贸易为主导，开启了早期全球化的新阶段。

明朝建立以后，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在原有对东亚以及周边地区持续影响的基础上，航海技术的进步更是促进了中国瓷器对外的传播。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成为景德镇瓷器发展历史上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根据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游记的记述，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与部落非常喜欢青花瓷器。瓷器和丝绸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商品，尽管在历次航海中，瓷器贸易量难以统计。但仅有一次，政府就吩咐景德镇烧造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瓷器。^[6]证明了瓷器贸易量的惊人程度。在被海外市场接受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精英也逐步接受了青花瓷作为装饰品的价值观，开始了景德镇的青花瓷时代。在元朝基础上，明朝时期景德镇瓷器国内贸易也进一步扩展，开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谋大利。”^[7]此外，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一个人类新的时代。尽管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发达，逐步取代了原有以西安为中心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但明朝时期，达到了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国家垄断性的贸易运营体系，明朝政府中断了曾经的航海目标，依然将发展的重心置于内陆的发展方面。而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进行着巨大的改革与创新，且不断地向全世界范围内扩张。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转向，昭示了人类近代五百余年发展历史的转向。

1492年，一心向往东方世界的哥伦布实现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尽管他的船队最终并没有达到亚洲，但开启了欧洲发展的时代。随后，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船队达到亚洲，开始了欧亚直接贸易的时代。1557年，葡萄牙占领澳门的时候，中西之间的直接贸易已经非常普遍。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生产的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并影响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无疑，景德镇也真正开启了“世界瓷都”的历程。对景德镇而言，在全球化的贸易中，真正进入了其千年瓷都最为辉煌的时期，但也预示着其发展的灾难。由于在欧洲受到追捧与欢迎，瓷器成为中欧贸易的最为重要的商品。从大量海底沉船考古发掘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一点。16世纪末期，南方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为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此外，瓷器生产技术的成熟以及价格方面的优势，成就了景德镇在各方面的辉煌。

对欧洲人而言，尽管在16世纪之前已经出现了中国瓷器，但这一时期，除了极少数的君王和主教，普通民众很难拥有这种装饰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的时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告诫他，务必带回来西方最为渴望的两种商品：香料和瓷器。^[8]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无疑，达·伽马是成功的。在经过千辛万苦以后，达·伽马为葡萄牙国王带回了他所期盼的物品。随后在直接的三百余年的中西之间贸易中，中国瓷销往欧洲的达到三亿件之多。在长时段中西巨额贸易中，景德镇成为最大的赢家。其制作的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商品，更是欧洲社会身份的象征。如果再次将视野拉开，在以中国为核心的瓷器贸易和文化传播中，景德镇由最初的边缘走向了世界瓷文化的中心，形成了以景德镇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圈。

综而论之，以景德镇为核心的瓷文化圈包括初创、发展与辉煌期三个层面。南宋时期，由于政权南移，景德镇瓷器凭借价格与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开始在东北亚产生影响。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青白瓷开始输入到朝鲜半岛和越南地区。朝鲜半岛和越南地区在中国影响下，掌握了瓷器的烧造技术。元朝时期，国土面积的扩大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阿拉伯商人的加入，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青花瓷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朝中后期以来，在西方航海贸易主导下，大量景德镇瓷器出口到欧洲，形成了以景德镇为核心的世界性的“瓷文化圈”。在此发展变迁过程中，不仅景德镇瓷器商品对世界产生重要的作用，其制瓷技术也直接影响到世界的瓷器制作。

（四）官民互动的辉煌历史

在不具有任何自身发展优势的情况下，景德镇作为后发的瓷业产区，成为享誉世界的瓷业生产地区，有其独特的原因。换句话说，景德镇在具有各种优势的情况下，才能成就其瓷业发展地位。回顾景德镇瓷业发展辉煌历史，在瓷业生产过程中，均能探析到官方主导和民间互动的身影。宋朝时期，景德镇瓷器受到宋真宗赏识，进而名扬天下。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皇家永远是最好的宣传主体之一。因此，在官方的支持下，景德镇瓷器生产进一步增长。元朝时期，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景德镇瓷器生产的管理。至元十五年，元朝政府就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名。”^[9]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也就是在元灭南宋前一年，元朝统治者已经占领江西景德镇，并迅速在浮梁设置管理瓷业生产的官员，可见其瓷业生产在元朝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从上述记述来看，浮梁磁局设立的目的主要是管理瓷器的烧造。相关学者认为是两个因素促使了浮梁磁局的设立：一种观点认为瓷器是元朝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在不断战争过程中，元朝政府希望通过加大税收来支持政权的运作；另外一种观点是元朝政府非常重视景德镇瓷业生产，已经将其作为官方用瓷的生产所在地。依笔者的观点看，两种因素更兼有之。“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10]

如果将景德镇瓷业发展置于整个中国窑口发展历程中，就景德镇瓷业勃兴初级阶段来分析，就能更为全面地认知景德镇的发展变迁历程。北宋时期，五大窑口中有四个在北方，尤其以都城东京为中心的附近地区。但南宋时期，政权南移，北方的窑口先后衰落，这一时期以都城附近地区的杭州和哥窑名声较大。但对景德镇而言，即便没有进入官方的核心视野，但地域上相对偏僻的位置恰好是其免于战争破坏的重要因素，依旧能够依照自身的发展模式去发展，并在逐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模式。元朝建立以后，从官方设立的管理瓷业税收和作为官方生产的地域而论，景德镇已经超过了其他窑口，逐步形成了自身独尊的地位。元朝景德镇生产的枢密瓷的实物以及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景德镇已经成为皇家瓷业生产的供应地。“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供，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11]上述这则史料是元朝时期不多的关于元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专门烧造的文字资料。而大量实物资料也能佐证元朝政府在景德镇专门烧造皇家和政府用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的史料中，还很难发现其他窑口有专门进行瓷器烧造的窑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元朝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已经奠定了在全国的地位。而真正将这种地位进一步巩固的是，在官方以税收和贸易为主导的情况下，景德镇形成的完善民窑生产体系。

明朝建立以后，在景德镇设立专门生产皇家用瓷的御器厂，至清朝灭亡。在持续五百余年的时间内，景德镇成为皇家瓷器唯一官方指定的生产地，真正确立了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瓷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世界陶瓷发展史来看，无论是中国北宋时期的五大名窑，还是德国的迈森和英国的威治伍德，均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但唯有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生产皇家瓷器的窑厂，且保持长时期生产。这一在全球发展历史中唯一的个案成就了景德镇瓷业辉煌的历史地位。如果将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生产同元朝时期相比，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御窑生产的产品专供皇家使用，属垄断性产品。此外，为了加强对窑厂的管理，皇帝专门设立管理御窑厂的官员。明朝时期，最初由江西地方官兼管，到了后期又有皇帝派出的中官管理。清朝时期，政府也派出专门管理御窑厂生产的官员。对于景德镇而言，不同于其他的府县，具有双重管理属性。御窑厂的生产相关方面的问题，在皇帝的统筹下，由相关的官员管理。御窑厂也成了皇帝的代表和象征，尤其是在社会繁盛时期清朝中期更是如此。而景德镇的地方事务则由江西饶州府来管理。这两种平行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景德镇社会治理带来麻烦。对于督陶官而言，只要生产出皇帝满意的瓷器就是最好的职责。但如果地方出现民变或者动乱，势必会影响瓷业生产，进而影响御窑厂瓷器的生产与制作。如何在两种并轨的路线上正常运营，保证景德镇瓷业社会的常态化运作，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也是关键性职责。这也就意味着在景德镇，地方官员的核心任务是保证瓷业生产的运作。如果能够完成这一目标和任务，官员就能保证其自身影响力和地位。而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且不说其梦想难以实现，就是自身生存也是巨大的问题。

官方的重视与御窑厂的设立，推动了景德镇瓷业生产达到了顶峰。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在明朝御器厂烧造模式上，采取的是根据产品种类进行分别烧造的模式。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明隆庆以后，景德镇御器厂就分为二十三个作坊和六种不同类型的窑炉，在生产中采取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意味着瓷业生产的工匠要在产业链上进行协作。尽管没有史料证实在景德镇是民窑还是官窑开始进行分工协作生产模式的。但官方这种精细的产业分工模式无疑为景德镇瓷业生产提供了非常好的模板。其次，在生产中追求精益求精的产品质量保证的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提升。在生产过程中，优质产品甚或是百里挑一，“龙缸花瓶之类，百不得五，谓之难成”。^[12]一方面皇家用瓷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精品瓷也成就了景德镇的地位，二者的良性地位造就了其他产瓷区难以企及的高度。最后，官搭民烧制度促使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和复兴。明朝嘉靖时期，由于官方烧造压力增大，而民间瓷器生产由于贸易兴盛，窑炉烧造技术进一步提升，其烧造能力不在官窑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官搭民烧制度。“今遇烧造，官窑户辄布置民窑，而民窑且不克事也。斯官匠独习惯其制，悬高价以市之，而民窑益困匮也。”^[13]用民窑负责部分瓷器烧造至少证明景德镇民窑生产水平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官方对精品瓷垄断地位的丧失。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历史背景下，民窑烧造技术进一步提升和发展，民窑烧造能力至少是官窑的三倍以上。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景德镇形成的规模化生产以及精良的产品质量成为景德镇制造畅销海内外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在后来官方生产力量削减的情况下，民窑生产力量进一步扩展。由于民窑生产力的极大提升，清朝建立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继续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经过康熙以后持续百余年盛世瓷业生产的发展，景德镇瓷业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也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瓷业生产体系。

（五）瓷都的没落

巨额的瓷器利润以及工业革命的开展，诱发了欧洲君主对中国瓷器制作秘密的疯狂思考。仅瓷器生产方法就引起了欧洲社会各种不同的文化想象。这一巨大的想象群体既包括当时著名的文人，也包括欧洲上层社会贵族。在工业革命机器制造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人在模仿景德镇瓷器制作技术和样式的基础上，开始寻求生产瓷器的方法。1712年，德国最终发明了类似中国瓷质的瓷器，开启了欧洲独立生产瓷器的历程。而在此之前的一千余年时间内，中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瓷器生产技术。

如果回溯人类发展历史，我们也可以探究更有意思的人类发展现象。从二百余万年前出现非洲猿人算起，人类发展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但直到掌握人工取火，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工具的技能以后，人类心智才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的主导。如果再将最近一万年细分的话，最近五百年的人类变迁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此前所有时间取得成就的总和。在工业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欧洲和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并引领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瓷业发展也不例外。在欧洲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意识到瓷器的巨大利润以后，开始了机械制瓷的革命。并进而通过自身的改革，在制瓷技术方面逐步超越中国，开始引领世界陶瓷业的发展。尤其是以英国瓷器大王威治伍德为著名代表。在逐步占领原有的中国瓷器市场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出口他们生产的瓷器。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在精心挑选的礼物中，来自威治伍德的瓷器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好奇。如果根据已有的历史研究得出结论，英国使臣带来的礼物在更大层面上有炫耀的成分。这也就意味着，英国人认为自己瓷器生产技术已经超过了瓷国中国的瓷器生产技术。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791年，英国已经决定停止从中国进口瓷器。

如果从16世纪和欧洲直接接触算起，中国通过瓷器、丝绸和茶叶等的物质体系在欧洲构筑了东方大国的形象，也在欧洲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器物体系”。在这一体系构筑过程中，景德镇的瓷器无疑扮演了最为耀眼的角色。瓷器的出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进而促使欧洲形成了新的思维方式，并最终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辉煌到了18世纪末期戛然而止。欧洲社会开始通过其自身生产的瓷器，进而通过其自身的文化构筑了其瓷器优越地位的标识。这一情况和欧洲社会逐步兴起的“欧洲中国观”和“白种人优越论”的理念是同步进行的。欧洲人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入手，来说明中国的落后。而真正对中国器物出口带来致命一击的是，欧洲各国利用新型的科技理念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瓷器包装方法、生产技术、画面装饰是滞后的，也是对身体有害的。甚或通过各种带有政治意味的宣传试图说明，没有来自中国瓷器的技术，欧洲人也能独立生产出瓷器，也能构建自身的器物文明体系。在欧洲文化全世界风行的历史背景下，景德镇瓷器开始收缩，并进而成为落后的代言词。

对于景德镇而言，将瓷文化圈从亚洲和非洲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意味着其瓷业生产达到了鼎盛时期，也产生了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但如上所述，这对景德镇而言，也是巨大的灾难。在欧洲掌握瓷器生产技术以后，开始通过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推销工业产品，包括瓷器。以英国和德国为中心，形成了新的瓷文化圈，把他们制作的瓷器推销到全世界，甚至中国。如果转换为相对平和的心态，将景德镇发展和崛起置于中国瓷器产区的兴衰背景去看，也可以接受和理解。在中国千年瓷业发展过程中，景德镇的不断复兴乃至辉煌，也正是其他瓷器产地的灾难。也或许可以这样表达，当世界其他地区逐步掌握瓷器生产技术的时候，景德镇日用瓷都之地位必然受到挑战。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当地物美价廉的瓷器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景德镇不可能持续维系其长久的辉煌地位。

（六）转变的艰难

16世纪大航海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世界史进程，传统东方大国中国也卷入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如前所述，尽管在大航海的初期，中国曾经通过丝绸、瓷器、茶叶构筑的“三位一体”的器物体系，影响到全世界。但在西方社会迅速模仿和学习的历史背景下，在大机器生产的推动下，欧洲社会迅速实现了反超，也一直希望通过和中国的贸易实现以他们器物制造体系的反超。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运营制度，一直难以兼容西方社会以竞争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不可否认的是，以欧洲为主导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不能认为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但中国固有的发展理念很难接受来自异样文化的影响。可能许多人会为这时古老东方大国错失机会而惋惜，但中国也一直向欧洲学习。因此，马戛尔尼访华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英两个大国最后一次和平交流的机会，因为中国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能力能够继续维系中国的辉煌。在马戛尔尼的回忆录中提到为了展示大英帝国的形象，专门带了代表英国工业象征的产品，其中就有威治伍德生产的瓷器。作为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象征，英国认为其生产的瓷器是文明生活的象征，也是理性主义的代表，因此在带来自己产品的同时，威治伍德认为这将带给英国人征服北京的快乐。事实上，在英国人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对于精于品鉴瓷器的中国官员而言，欧洲的瓷器还是吸引了他们关注的目光。“所有的眼睛都盯住……这些瓶子。他们是威治伍德艺术的上乘之作。对于瓷器，每个中国人都是行家。欧洲制品之美的实例展现，获得举世公认的赞美。”^[14]

无论上述的史料是否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已经不再重要，核心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瓷器席卷全球，并带来了新式的制瓷技术和理念，进而彻底击垮了中国的器物体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1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白银流量的负增长。尽管当时中国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种局面。但随后的历史让整个中国陷入恐惧之中。如果从中西之间贸易算起，在持续三百余年的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有利地位。而如果以中国与亚非其他国家的贸易算起，在持续近两千年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器物制造的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欧洲的科学理念彻底击败中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科学制造的狂热崇拜。1840年，英国人通过战争实现了其一百年前的目的：征服中国，向全世界宣告英国器物时代的到来。

如果欧洲发动的对中国的战争还难以撼动中国的根基，推动中国人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的话。1894年的日本甲午侵华战争彻底激起了中国人革新的理念。随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商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进行“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而根据各国同中国签订的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其他各国自动取得日本所拥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陷入了恐慌。一方面，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失败以后，中国社会也就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整个工业生产体系在遭遇破坏以后，再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在相对恐惧的心态下，中国开始了寻求自强之路。而瓷器和景德镇作为中国器物制造的代表和象征自然引发了各方的关注。1896年，张之洞上奏设立新型瓷业公司，并呈请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开启了近代景德镇瓷业改变的历程。但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可能是因为曾经的庞大帝国一直在文化和发展中拥有优越感，突然的衰退让中国无所适从。而在中国人看来，遥远欧洲的迅速崛起正是学习的模板。至少许多中国人看到日本学习西方以后迅速成功，更是激发了中国人改变的决心和勇气。在近代这种非常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自我改变，本身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转型更多是被迫的转变。

但在模仿与学习过程中，景德镇瓷业现代化遭遇了一些难以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就现代性起源来看，最初从英国开始，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科技化席卷整个世界。但在其扩散过程中，尤其与中国文化相遇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当时的改革者始料未及的。这在景德镇瓷业改革过程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从康达创办瓷业公司到民国末期孜孜不倦地提出新型改革理念，机械化生产模式在近代中国社会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难以形成真正的影响力。如杨美惠论述的那样，中国的现代性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触发的，帝国主义侵入了早已危机四伏的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15]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政治控制力下降，伴随的是中国经济的衰退。在这种双重困境下其效果必然会大为削减。而此时，其竞争对手是处于鼎盛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一正一反的对比，也就昭示着在同其竞争中，中国难以再占到任何便宜。即便我们承认，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对促进近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有一定的帮助和意义。但如果从竞争的视角来看，中国追赶式的现代化没有多大的作用。

具体就景德镇瓷业而言，在固有模式中，得到生产效率最大化和合作模式最优化的情况下，改变也非常地艰难。如同亨廷顿论述的那样，在生产达到鼎盛时期，进行改变是非常艰难的。毕竟，在其几百年的发展时期内，已经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发展模式。采取何种形式的融合，如何去进行融合，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都是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而在近代中国多变的历史环境下，这极有可能会削减改革的有效性。仔细探究，在发展过程中景德镇面临如下的艰难问题：

首先，现代性生产体系建构背后的话语体系的变迁。作为瓷业手工业产业城市，景德镇在长期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身固有的产业模式与话语体系。而新式生产体系的引入必然会引起传统模式的抗拒。而在中国转变的艰难过程中，很难运用产业中的优势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在官方控制力下移，但总体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很难形成固有的生产体系与发展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在生产优势难以体现的情况下，依靠官方推动力建构的体系难以在社会发展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形成发展合力。

其次，如果从长时段去探究景德镇瓷业发展，会更为理性地分析看待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在漫长的瓷业发展过程中，景德镇维系其辉煌地位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瓷业手工精细化生产体系在同其他产区竞争中拥有决定的优势。在明末景德镇陷入战争的情况下，日本伊万里瓷器取代了中国瓷器市场出口到欧洲。而当景德镇恢复生产，日本马上衰退下来，市场被景德镇重新占领。二是瓷器产品的垄断性。当景德镇瓷器出口到亚洲和非洲，随后出口到欧洲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生产能力。而当其他国家掌握了瓷器生产能力以后，景德镇出口量的下降，换言之，景德镇的衰落就是可以接受的事实。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更为明显，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掌握了日用瓷的生产能力，而作为日用瓷之都的景德镇很难将瓷器出口，尤其是以器物为依托的文化已经成为“落后”的代称。但即便如此，在失去了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市场后，景德镇依旧可以凭借其产品优势在中国的大部分区域，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销售制作的低端产品。

最后，现代化生产模式的有限性。传统景德镇产业模式是小型生产分工与协作，其特点是资本投入少、人员紧密分工协作。机械化生产模式引入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巨大的资本投入意味着传统生产者难以融入。而投资以后，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新式机器是否与景德镇瓷土成分、加工模式相吻合。现实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这种问题。这是现代性生产者始料未及的。而多种“难以融合”遭遇近代多变的历史背景，就难以实现其生产的发展与促进。